从华尔特·惠特曼到罗伯特·勃莱

 



沈方

  再一次走近勃莱,是在《世界文学》上读到勃莱的一首诗《梦见弱智儿童》:“那天下午,我独自一人垂钓/……我远离家乡。/后来,我几次在鹅鸣中醒来。/我梦见弱智孩子们玩耍,有一个走近我,/还有她的老师,单纯的脸,浅色的头发。……醒来时,我感到自己多么孤单。……”我以为我已经远离诗歌,落入尘网,淹没于日常琐事中。我感到了一种震动。“我就象水靠近雷声那样颤抖,就象在地球板块移动时水井那样颤抖,或象五十只鸟儿同时飞离时树那样颤抖。”

  重庆的董继平先生,是热心介绍勃莱的翻译家,勃莱的《从两个世界爱一个女人》就是他的译著。这本诗集,可以说是勃莱诗歌世界的一个典型文本。董继平先生曾给我看过一张勃莱的照片,那形象使我想象到,勃莱在明尼苏达的农场上骑马,或者到处弹琴朗诵的情景,不免会令人神往。诗歌首先是一种生存形式,是一种脱离了现实、超越了现实的生活。试图从一种理念出发,在现实中寻找、发现诗歌,必然是笨拙的,同时也是伪善的。那样的诗,不过是偶然的机遇,是零碎的片断而已。诗歌存在于诗歌世界之中,勃莱存在于勃莱的世界。庞德说过,大诗人的诗不可能每一首都是好诗。庞德的话可以这样理解,一个诗人生话在他的诗歌世界里,诗歌从那里象植物一样生长出来,但是不可能每一种植物都开出花朵。勃莱在一首诗中,有这样的诗句:“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相倚而坐;因此他们呼吸他们喂养那我们不认识的某人,我们认识的某人,我们从未见过的某人。”在这里,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产生了一种新的事物,你没有办法从现实中找到它的形象。甚至围绕在我们身体四周、渗透在我们的呼吸里的空气也不可能是这种事物,空气毕竟仅仅是空气。勃莱的感受是“某人”,这首诗的标题是《第三躯体》。

  我曾经狂热地把惠特曼当作偶像,贪婪地阅读《草叶集》,试图以惠特曼的方式来写我的江南风光。我如此写道:“我伫立于江南,瞻望古老的帆船航过了温柔的湖泊/而多年以后,如果我是一滴水,成为浪潮的元素/那时我在这边会看到什么风景呢/由远而近的浪潮哟,枯了又绿的芦苇哟/修船的木锤哟,父兄们的背脊/象上岸的船只渴望升帆哟/我曾经充满仰慕”。但是那既不可能是惠特曼,也不会是我自己。我收集了《草叶集》或《草叶集》选的多个版本,还有两种《惠特曼传》、一种《惠特曼研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楚图南翻译《草叶集选》和李野光先生补译而成的《草叶集》全译本中,分别有两幅照片。一幅就是那张著名的,曾出现在《草叶集》初版中的惠特曼画像,他头戴草帽,衬衫领子敞开,双手插在裤袋里,纯粹是一个落拓不羁的形象。另一幅是鬓发苍苍的惠特曼晚年肖像,大概是在《草叶集》出版临终版之后了。看了这两幅照片,对于理解《草叶集》是有帮助的。诗人写诗,一方面是由于诗意的自然流露,另一方面为了表达的方便,常常会出现“我”如何如何。惠特曼的“我”,是“一个宇宙,曼哈顿的儿子,粗暴、肥壮、多欲、吃着、喝着、生殖着,不是一个感伤主义者,不高高站在男人和女人的上面,或远离他们”。把惠特曼说成是南北战争前后美国的时代主旋律,显然是幼稚的。反过来,我们也不能把《草叶集》中的城市、乡村、黑人奴隶、林肯、布鲁克林、巴门诺克、蓝色的安大略湖当成了那个时代的美国。两者都是错误的,很容易就会进入歧途。惠特曼是这样的诗人,他是一种精神,是不能从技术上进行操作的另一个世界。我们甚至可以借用史学的用语来表达,惠特曼是人类精神世界历史上出现的一个文明。我们唯一可做的就是,通过阅读吸取一种力量。我们不可能完全进入《草叶集》的世界,假使是惠特曼本人也已经不可能再一次进入其中。历来许多关于诗歌是什么的理论,是一些在诗歌的外在形式上绕圈子的、近乎盲人摸象的概念。与其十分勉强地、可笑地对诗歌下定义,不如用排除的方法来剥落贴在诗歌上面的种种伪象,倒有可能比较接近诗。在金斯伯格的《加利福尼亚超级市场》中,“今夜想起你思绪万千,华尔特。惠特曼,那天我走过小巷从树下穿过带着心底的隐痛遥望浑圆的月亮。忍着饥饿的疲乏购置意象我走进霓虹水果市场梦想着你一一数点过的一切。”在当代美国,金斯伯格面对公路上的蓝色汽车,梦想着曾有过爱而今一去不复返的美国,惠特曼成了他亲爱的父亲、胡须灰白孤单苍老勇气的导师。

  卡尔。桑德堡和芝加哥诗派是效法惠特曼的一些诗人,他的《芝加哥》一诗是这样开始的:“世界的屠夫/工具匠,小麦商/铁路的运动家,民族的运输工/暴躁,魁梧喧闹/宽肩膀的城”。惠特曼的时代过去了。诗歌的列举法,几乎已经完全被惠特曼占有。有人把惠特形容作讲演、歌剧、海洋。惠特曼的诗歌形式,象不可抵挡的灵感激流,同时也泥沙俱下。桑德堡试图在豪放与婉约,雄辩与抒情之间找到一种新的平衡。尽管桑德堡说:“美国人民……从我血管里走过,就象是语声嘈杂地从大街上走过。”但是,除了在吸收技巧、尝试形式方面,有些小小的变化之外,更多的是对惠特曼的重复。芝加哥诗派,成了惠特曼的空洞的回声。

  还有哈特。克兰据说也是惠特曼的追随者,他化费七年时间写了毕生的力作《桥》。在希望与失望之间,哈特。克兰心中的“美国神话”实际上已经不再存在。“我在桥墩上,在你的影子下等待,在暗处你的影子变得十分清晰。”哈特。克兰得到了一些影子,最后这位极有才华的诗人投海自杀。

  威廉。卡洛斯。威廉斯是从惠特曼那里寻找力量的人,他在诗中写作中坚持本土的口语,用简明清晰的意象,用松散、自由的短句,反对复杂沉重的内部结构和象征体系。“要事物不要思想”。惠特曼成为威廉斯与学院派抗衡的武器。我们很难进入威廉斯的长诗《斐德森》,相反,对于《去传染病院的路上》,我们感受到“冷风──从东北方向/赶来蓝斑点点的/汹涌层云。远处/一片泥泞的荒野/野草枯黄,有立有伏”。《贫贱的老妇人》在威廉斯诗中的出现:“在街上啃着一颗/梅子手里还提着/一袋/味道对她来说真好/味道真好/对她来说味道/对她来说真好”。威廉斯比惠特曼更具体一些,不过已经与惠特曼大相异趣。

  我们可以这样来看,金斯伯格是惠特曼在现代美国社会的一个变形体。金斯伯格的意义在于“我看见这一代最杰出的头脑毁于疯狂”,他只有对着向日葵嚎叫,或者在“曼哈顿闹市区,清彻的冬天下午,……一夜未眠,谈啊,说啊,大声颂读《祈祷》”。金斯伯格并非是一个堕落者,他同样会象惠特曼那样躺在树下享受宁静的阳光,他在一首诗中写道:“这是什么棕色的小虫左拐右拐地/爬在沐着阳光的白色苏东坡诗叶上/飞吧,小虫,尽管你是娇嫩的小生命--我拿起书将你吹进目炫眼耀的空间”,他进入一种宁静状态。晚年的金斯伯格曾经无私地帮助过一些刚刚起步的年轻人,最后他只带了极少的几件日常用品,离开了他的住所,重新一无所有地走在惠特曼的大路上。

  在读过这许多诗人之后,勃莱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对个人生活的抚慰,就显得清新而亲切。勃莱的道德力量,使我们平静下来。勃莱是从一个激进主义者走过来的,但是在他流畅的诗中,柔和的“深度意象”是一种个人性的生存体验。就连他的《反对富人之歌》也已经排除口号、放弃嚎叫,“我活着,天天都有汪洋般的光明/升起,我仿佛看见/石头噙着泪水,好象我的眼睛在地下面凝视”。勃莱是飞翔的快乐,“一天早晨我觉得会长生不老,我裹在兴高采烈的肉体中,好比小草裹着一团团青绿”,他把握了一个世界。勃莱的诗是同勃莱的生存方式结合在一起的,而勃莱并没有制造勃莱的生活,勃莱本人就是诗歌。对勃莱的阅读,具有一种消毒作用。

  正如海德格尔说的:“诗意地生活在大地上”。明尼苏达的勃莱在某一时刻会这样来表达自己:“我们将是两粒果核,并且不会被种植。我们停留在房间里,关上门,灭掉灯。我与你一起流泪,没有羞愧,也没有自尊。”勃莱达到的高度,是天然物成的实在,又是不可捉摸的幻象。“我现在一个人独处,树黑黑的,英雄的时代结束了。夜风把我拖出来,我从白日中被拉走;我象一只欲睡的软木塞,浮于水流,平静和疯狂之中”。没有谁能够侵犯勃莱,“我将留在这儿,你将在你留下我之处找到我”。要勃莱就有勃莱,不要勃莱就没有勃莱。

  勃莱诗歌中的爱情也是勃莱式的,“一个女人向我低语,催促我说实话。‘我怕你对我不诚实。’……我企图找到;我十岁时把我的某些部份丢掉了,二十岁时丢掉了别的部份,二十八岁时丢掉了很多部份。我想自己变得象钢丝那样纤细。我现在剩下的足够诚实吗?”。

  甚至勃莱是大胆的,“我是在蕨群中认识到了永恒。你的腹下有一个卷曲之处。通过你我学会了去爱那岸上的蕨,去爱那鹿蹄留在沙土里的曲线。”勃莱始终是透明的,是一种没有杂质的水晶状的物质,同时又是朴素的。是两个世界爱一个女人,而不是从一个世界爱两个女人。

  当然,勃莱不是可以被操作的。勃莱不可能被复制。阅读的勃莱的意义,在于形成自己。在我阅读勃莱的过程中,不存在所谓借鉴之类的东西。形式消失了,留下的只是一种精神、一个世界。形式或者勃莱提出的“深度意象”,不过是勃莱的生活习惯。这就是我对勃莱的认同的所在。在我与勃莱之间,有渐渐靠近之处,也始终会存在不可逾越的距离。阅读勃莱是一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