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10期
浅析《雷雨》中周朴园的复杂人性
作者：沈维琼
关键词：周朴园；复杂人性；需要层次；自我冲突
在三十多年的中国现代文学各体文学创作中，话剧作为一种从西方引进的文学样式，其发展经历了一个严格的照搬、模仿、幼稚创作到成熟的过程。众多剧作家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天才的曹禺无疑是将话剧快速推向艺术成熟道路的伟大作家之一。
曹禺的第一部话剧《雷雨》，不仅彰显了他非同凡响的创作才华，而且毫无争议地成为现代文学令人惊叹的杰作。它既是曹禺的成名作，也是标志现代话剧成熟的经典之作。
在《雷雨》的创作中，曹禺借鉴了西方戏剧 “三一律”的创作原则，并进行了一定的变通，用“回顾”的方法将过去和现在的情节相交织，让“过去的悲剧”由“现在的悲剧”的发展而逐步引出，使故事在紧凑的结构中得到妥善安排。
在这部杰出的现实主义剧作中，剧作家的目的就是为了“暴露大家庭的罪恶”，[1]通过八个人物间前后30年的错综纠葛揭露出封建家庭不合理关系所造成的罪恶和灾难。
故事在长达30年的时间跨度上展开；在历史的积累和酝酿中，悲剧冲突被一点点建构。由周朴园和鲁侍萍繁衍下来的两个家庭、八个人物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和巧合的联系，作者通过这些巧合，深刻地揭示出个体生命的残酷性和人类命运的宿命性。在这场悲剧中，所有罪恶均缘于家庭的核心人物——周朴园，而他也没有逃脱命运的惩罚，成为悲剧人物之一。人们在唾弃他的同时又或多或少地对他有所同情，使这个人物显示出非同一般的复杂性。
在众说纷纭的评论中，常常以阶级分析的角度定义周朴园的阶级属性，认为他是资本家形象的代表，亦或认为他身上具有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双重阶级特征。然而，这样的标准很容易使人物流入单一化和概念化。本文试图抛开人物表层的阶级属性，仅从普通个体角度分析其身上所显示出的人性特征中的共性意义。
一﹑安全需要与爱与归属需要必须层次性满足
对人物进行严格的阶级划分可能会因为害怕混淆其资本家的本性而不敢承认其感情的真实性。回归作品，可以看出周朴园对鲁侍萍的感情无法一刀切。30年前，周朴园把侍萍赶出家门迎娶名门闺秀，多半是来自于家庭压力和家长意志。此后他一直用各种方式怀念鲁侍萍——以正室身份为其过生日、保存她的一切习惯喜好等等，这绝不仅仅是对年轻荒唐行为的赎罪。30年后再度重逢，他表现出极端的冷酷，展现了他爱的虚伪与虚妄，矛盾的辉映显示了人物丰富的戏剧性和生活性。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认为人类个体有五个层次的需要：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
生理的需要是最基本的需要，如衣、食、住、行等。安全的需要是保护自己免受身体和情感伤害的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也称为“社交的需要”，包括友谊、爱情、归属及接纳方面的需要。马斯洛认为，人是一种社会动物，人们希望在一种被接受或属于的情况下工作，属于某一群体，而不希望在社会中成为离群的孤岛。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有两个基本出发点。一是人是有需要的动物，需要取决于他已经得到什么，还缺少什么，只有尚未满足的需要能够影响行为。另一个基本论点是人的需要有轻重层次，后一层需要须等到前一层需要满足后才会出现。在特定时刻，人的一切需要如果都未能满足，那么满足最主要的需要就比满足其他需要更为迫切。只有前面的需要得到充分的满足后，后面的需要才显示出作用。
在《雷雨》中，从周朴园对待鲁侍萍的前后态度上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理论的合理性。
年轻时的周朴园对侍萍的感情除了人类本能的生理需求外，也产生于普通青年男女之间对“爱”的追求与释放、对异性的神秘感的好奇与追踪。他后来的两个太太的结合，一个建立在“有钱有门第”的基础上，一个建立在对对方年轻美貌的贪恋上，相互之间缺乏基本的情感交流和回报，所以，周朴园自然会把感情寄托在曾经对他付出真感情而他自己也有所付出的鲁侍萍身上。他用封建家长作风强行保留当年风貌，以此弥补现在生活和情感上的寂寞与空虚。当然这种保持既为周萍的身世找一个合理的说法，也能保持自己的家长尊严。在安全需要得到保障的前提下，归属与爱的需要也就能够有所寄托和实现。
当然，他对侍萍的怀念是具有特殊性的，即他真正怀念的侍萍已是“白马非马”了。人一旦在现实中得不到向往的东西，美好的经历就很容易清晰地重现于大脑中，并被无限制地放大，直至取代真实经历。深受大家庭生活秩序和观念左右的周朴园无法在正常渠道中实现爱的欲求必然会以这种方式得以消解。
于是当侍萍再次出现在周家时，又老又丑的现实样貌彻底颠覆了往日的美好幻影，加之其夫鲁贵为人和荒唐情事的真相使周朴园清楚地感受到威胁——对封建大家庭家长权威的威胁、对社会名流身份的威胁、对目前受人尊敬的现状的威胁，甚至是对其人身安全的威胁，这些现实的威胁让周朴园极为迅速地做出反应——放弃对爱的幻想，守住目前的安宁。这种选择无疑是一种本能，是一种无法用阶级关系解释的自我保护。它充分表明人类的基本需要必须依次实现，当安全需要受到威胁时，爱与归属的需要就需退居二位。
此时，周朴园的爱真不真实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作为普通个体的基本需要是否符合人性逻辑。
二﹑挣扎在自我欲求与现实冲突中
学者威廉·詹姆斯是关注自我研究的最坚定的早期倡导者，他将自我经验分为三个部分：物质我（与周围物质客体相伴随的躯体我）、社会我（关于别人对自己的看法的意识）以及精神我（监控内在思想与情感的自我）。[2]
任何个体均无法摆脱社会价值观与自我情感之间斗争，也就是说人类的欲求总是要依附于一定的社会中，并被这个社会的价值观左右。
周朴园在经济链条中是一个资本家，可在家庭中他要求的是封建家庭的“秩序”。社会身份的确定与自我感情归属间产生了巨大的差异，造成了这个生活方式已经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家庭处处为维护封建主义家长制而产生分歧和摩擦。
《雷雨》中的周朴园在显贵的家庭中显示着封建家长威严。他自认为自己的家庭是“最圆满”、“最有秩序”的家庭，而这种“圆满”和“秩序”无非就是唯他独尊。资本家的社会身份根本没有改变他本能的内在精神归属。
留过洋并有实业的周朴园并没有被资本主义所倡导的“自由与民主”改变，多年的资本家的生活和发财史只是让他的优越生活得到保障，他固守的依然是封建的正统思想和作风。他控制儿子、妻子及身边的所有人，不要独立思想和自由意识，只要绝对服从。
另一方面，他用自己的方式纪念侍萍，并给大儿子起名叫萍，用以教育儿子，从而将“念旧情、重道义”作为自己在面对社会和家人的身份标签。这完全是受自身本我欲望的驱使，在本我产生需求时，个体需要立刻获得满足。因此，从支配人性的原则而言，支配本我的是唯乐原则和为我原则，周朴园也不会有所差别。
周朴园一心一意要维护自己的尊严和家庭秩序，这一欲望成为他一切行动的内驱力，而专横暴戾﹑刚愎自用、冷酷无情是他达成目的的手段。当人被欲望的炽火淹没时，人就会失去清醒的决断而变得没有理智，自我也就完全不能自主行动的方向了。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