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9期
浅谈史前莒地古文化
作者：马瑞娟
关键词：史前莒文化；科学资料；历史遗产
莒文化，顾名思义，是指莒地域之文化。莒文化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各界专家学者，通过对古莒地域特定的地理环境，历史状况，古文化遗存及相对独立的文化特征，自成体系的考古发现等，经深入研究探讨而命名的区域性文化。考古发现已证实，莒地实属东夷文化之中心，有学者认为莒文化应是东夷文化的主体和典型。莒地域丰富的考古资料和有关甲骨、金文，知其商实初居今费县一带，西周迁都于介根，今胶州市西南。春秋时徙迁于莒，今莒县城，并定治于此。至战国时期被楚国攻灭，历时六百余年。莒在强盛时，疆域东临大海，西接内陆，南至江苏赣榆，西北到齐穆关一带，所辖今莒县、沂水、莒南、沂南、诸城、安丘、五莲、日照、胶州、胶南等市县诸地间。莒在山东古国中存世时间长，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
莒之早期文化纵向发展的最早源头应是沂源猿人和沂沭流域的旧石器文化。80年代初，沂源猿人的发现将莒地人类历史推进了数十万年。随之在沂沐河中上游山岭地带，沂水、沂源、蒙阴等地相继发现旧石器人类文化遗存。其后，地处古莒地域的沂、沭河中游丘陵地带的临沂、沂水、菖县、郯城等市县，陆续发现众多的细石器地点和遗址。这些各期旧石器文化遗存的发现，说明该地区存在着一个漫长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体系。它们不仅填补了我国旧石器时代文化地理分布上的空白，揭示了早期人类分布与发展状况，同时也勾划出莒地境内早期人类文化发展序列，这对研究莒文化的起源和发展，也显得尤为重要。
丰富的考古资料证明，新石器时代是莒地史前文化的繁荣时期，今在沂、沭河流域发现这一时期遗址已有数百处。文化序列连绵不断，分别为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该地大量岳石文化的发现，填补了莒地古文化发展史上的空白，是新石器文化和青铜文化有机的连接起来，形成了完整的文化谱系。这也为研究峡带文化，民族关系尤其是夷夏、夷商关系及历史文化状况提供了系统科学的资料。
新石器时代，莒地有着发达的制陶业和制玉业，其延绵发展直至秦汉。丰富的陶器品种，造型各异，红、白、黑色泽不一，质量之高，是同时期其他区域文化中所少见的，这也说明在陶器制作方面东夷莒人是处领先地位的。莒地大汶口遗址中出现的轮制技术，表明制陶技术已渐向专业化发展。制作精美酷似鸟形的双錾白陶鬻及白陶杯、盂、觚、高柄杯，背壶、大镂孔豆等均为陶中精品，又是代表之作。龙山文化时期的制陶业更是达到了很高水平，通体磨光，黑中透亮，制作精细的黑陶器，亦是制陶技艺中的上乘佳品。尤以素有“薄如纸、硬如瓷、明如镜、黑如漆”之美誉的蛋壳陶杯，造型优美，质地细腻，堪称为原始制陶中的精品之作。
莒地域大汶口，龙山文化中广泛存在着玉、石、骨制品，从生产工具，礼器、武器到普通用具，丰富多彩无所不有。琢磨制作精细，造型美观实用，纹饰繁缛，均已达到了至高至精的水平。骨器的制作更为精细，直径仅有一毫米的古针上还能穿上细小的针孔。繁杂的玉、石品种，精湛的制作工艺反映出莒地先民超凡的技艺和制作业的空前发展。陶、石纺轮的广泛存在和骨针的发现，证明早在大汶口时期莒地先民已学会纺线织布了。玉、石质砭石的出土，表明了东夷人在原始医学中独特的建树，也印证了《内经》中：“东方之域，天地所始生业，鱼盐之地，海滨傍水，其民食鱼而嗜咸，皆安其处美其食。鱼者使其热中，盐者盛血，故其民皆黑色硫理，其病皆为痈疡，其治宜砭石故砭石者亦从东方来。”的记载，反映出莒地先民早在原始社会就与疾病抗争，在漫长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发明了原始的针灸医疗技术，因此，可以说东夷人也是最早创立原始医学的先民之一。
在酿酒方面，东夷莒人也是发明者之一。从莒地众多大汶口遗址中出土的陶尊，陶盆及形体硕大的酿酒滤缸和与之相应而存的成组或成套大量饮酒器皿等，确凿无疑的证明当时已大量酿酒。同时，也反映出当时农业生产相当发达粮食有了剩余，为酿酒提供了条件和保障，使酒业生产广泛发展起来。这些考古发现比文字记载的酿酒历史早得多，以往认为中国的酿酒起源于龙山文化时期，据目前发现足以证实，大汶口文化时期酿酒业已蓬勃发展了，推测其起源时间还要早。因就可以去风、祛邪、祛病延年，此俗在中国由来已久。莒地先民不仅将酒作为饮料，也把酒作为医疗保健品。遗址中发现了笛柄杯，据研究，笛柄杯能吹出四个不同的乐音，音响清脆，悦耳动听，与现代横吹竹笛不贴膜时发现的音响相似，此是迄今已发现的中华民族最早的也是唯一的陶制横吹管乐器。这也证明东夷莒人最早发明了原始乐器。酒和歌舞，早在五六千年前就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了。
从莒地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遗址的发掘资料所知，当时墓葬规模大小不一，随葬品多寡悬殊。大小墓葬按区域而分布，各自集中在一起，明显反映出当时社会出现了贫富分化，私有制已开始萌芽，阶级社会正孕育产生。陵阳河遗址中一大型墓葬随葬着大量酒具，刻有图像文字的陶尊和象征身份权力的玉钺、陶质牛角号等，它充分体现出墓主人生前的特殊身份，推测他极可能是当时部落的军事首领。伴出的陶制牛形角号，吹之声闻数里，这是目前我国大汶口文化以前考古发现史上唯一的发现，极为罕见。它的出土，表明氏族中的权威人物已开始吹响具有阶级统治意味的号角。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财富出现剩余，私有观念逐渐产生，导致部落间的掠夺征战，应运而生的集权首领随之出现，特权阶层产生，贫富分化日益悬殊。战争和集权加速了人类社会的变革和进步，早在大汶口时期，莒地先民就吹响了由蒙昧向文明社会进步的前奏曲。
文字的产生是社会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它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和感情交流的工具。目前莒地大汶口文化中已发现刻于陶器上的图案文字八种类型二十多个。该陶文自大汶口文化中期出现，晚期发现渐多，说明延续时间之长，是有着发展传承关系的。就字体的工整、严谨和熟练苍劲，说明这些文字已不是处于萌芽阶段了，而是经长期酝酿而产生的。莒地陶文一经发现，即蜚声国内外，引起中外学者专家的关注，业已成为争相研究的重要课题。莒地陶文中有的结构与我国古代甲骨文和青铜铭文上所刻象形文字十分相似，很多学者研究认为，它们是创造发展中国古汉字最早最直系的源头，使成为后来的甲骨文、金文、小篆、汉隶直至现存汉字的来源之一。莒之陶文时代之早，发现之多，与丰富的制陶、制玉及酿酒、医疗和乐器等诸发现，都应是东夷莒文化对中华文明发展的重大贡献，也证实了这一地域是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
祖国传统文化是由各区域的优秀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相互碰撞、相互渗透和相互交流统一融汇而形成的。诚如众多专家所言，中国文明不是源于一处，是众多的源头，各自创造自己的文化，交相辉映，向四方传播，最终促成中华文明大格局的形成。莒文化作为辉煌灿烂的地域历史文化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一笔丰厚的历史遗产。今天，作为华夏文化的一支源头，已得到海内外越来越多的关注，对莒文化的研究探讨必将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