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8期
《旧五代史·乐志》综述
作者：张月月
之法推之，得十二律管。以为众管互吹，用声不便，乃作律准，十三弦宣声，长九尺张弦，各如黄钟之声……十二律中，旋用七声为均，为均之主者，宫也，徵、商、羽、角、变宫、变徵次焉，发其均主之声，归乎本音之律，七声迭应布不乱，乃成其调。均有七调，声有十二均，合八十四调，歌奏之曲，由之出焉”。而当时使用八十四调的整个过程，作者归纳为得一复一废一复的过程：
得八十四调：“梁武帝素精音律，自造四通十二笛，以鼓八音。又引古五正、二变之音，旋相为宫，得八十四调”。
复为八十四调：“隋朝初定雅乐，群党沮议，历载不成。而沛公郑译，因龟兹琵琶七音，以应月律，五正、二变，七调克谐，旋相为宫，复为八十四调”。
八十四调废：“隋高祖不重雅乐，令儒官集议。博士何妥驳奏，其郑、万所奏八十四调并废。隋氏郊庙所奏，惟黄钟一均，与五郊迎气，杂用蕤宾，但七调而已，其余五钟，悬而不作”。
八十四调复见：“唐太宗复古道，乃用祖孝孙、张文收考正雅乐，而旋宫八十四调复见于时”。
八十四词剩一调：“梁、后唐，历晋与汉，皆享国不远，未暇及于礼乐。以至于十二矮钟不问声律宫商，但循环而击，编钟、编磬徒悬而已。丝、竹匏土，仅有七声，作黄钟之宫一调，亦不和备，其余八十三调，于是乎泯绝，乐之缺坏，无甚于今”。
最后，《旧五代史·乐志下》提到鼓吹十二案。何为鼓吹十二案?在《乐府杂录》中称为“熊罢部”。《文献通考》卷一百三十九云：“熊罢架十二，悉高丈余，用木雕之，其状如床，上安版，四旁为栏，其中以登”。它主要用于宾、嘉、军三礼的重要礼仪场合。宾礼主要是见于皇帝于太极殿；嘉礼是于太极殿举行皇帝纳后，皇太子纳妃仪式。它起于何时?崔豹《古今注》云：“因张骞使西域，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增之，分为二十八曲。粱置鼓吹清商令二人。唐又有垌鼓、金钲、大鼓、长鸣、歌箫、笳、笛，合为鼓吹十二案，大享会则设于悬外。此乃是设二舞及鼓吹十二案之由也”。《义镜》云：“常设氍案，以氈为床也。今请制大床十二，庆容九人，振作歌乐，其床为熊罴貙豹腾倚之状以承之，象百兽率舞之意。分置于建鼓之外，各三案，每案羽葆鼓一，大鼓一，金錞一，歌二人，箫二人，笳X。十二案，乐工百有八人，舞郎一百三十有二人”。
在《旧五代史·乐志上》中并没有具体的鼓吹十二案演奏的记录，详细参见《新唐书》。鼓吹十二案是朝会宴享的重要乐制，可见统治阶级在规范礼乐的同时不忘满足自己享乐的需要。
三、结语
该乐志作为中国音乐的重要历史文献，只是以雅乐为中心，针对宫廷仪式音乐的记录。这就把音乐的范围给局限了。统治阶级只认识到“古之王者，礼定制礼，功成作乐”，仅仅把“礼乐”作为统治人民的手段，即“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沿袭效仿历代的“礼乐”，规范用乐制度，进行重修，但无创新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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