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6期
论《诗经》的史诗特征
作者：张海坤
【关键词】《诗经》；周部族；史诗；农业文明
“一个伟大民族的记忆总是首先保存在其歌谣之中，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就是华夏民族最瑰丽的史诗。”史诗是“叙述英雄传说或重大历史事件的叙事长诗”。用这两点来衡量《诗经》中的篇章，似乎一个也不符合，甚至连黑格尔都说“中国人是没有民族史诗的”。那么《诗经》算不算史诗呢？《诗经》为什么没有发展成规模庞大的英雄颂歌或创世神话？是什么造成的呢？本文主要从以下两方面谈一谈：
一、《诗经》一经形成就呈现出一种快速定型的状态
第一，《诗经》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正是这种崇高到近似神圣的地位，影响了它的自由发展。这主要分为两个时期：
第一阶段：当《诗经》还是《诗》时。《诗经》原名“诗”或称“诗三百”，最后编定时间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分为风、雅、颂三类，《诗经》采编的目的是多重的，既有政治功利目的，又有娱乐目的。《诗经》中的作品，最初主要用于典礼、讽刺和娱乐，是周代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广泛应用于祭祀、朝聘、宴饮等各种场合，在当时的政治、外交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当今有关学者经过对上博简《孔子诗论》和郭店楚简、安徽阜阳双古堆《诗经》汉简的深入研究，确认“《诗》是先秦公卿大夫的必修课，引《诗》言事和赋《诗》明志的风气，在春秋时期已相当流行”。那就是说至少在春秋时代，《诗》是专供周王朝贵族使用的乐典，其使用均有等级的限制。
周朝是个礼乐文化发达，等级制度森严的时代，一切皆有定制，如有僭越便是大逆不道。《诗经》在上层社会中流行，是教化贵族子弟的工具，就决定了它不能广泛流传于民间，决定了《诗经》不可能像《荷马史诗》一样受到来自民间力量的改造而最终形成完整的故事和情节。
第二阶段：《诗经》位列“五经”之首后。汉朝武帝时，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据说经过孔子整理的书，都称为“经”，作为常法，尊为经典。于是《诗》成为《诗经》。一旦成为经典，便成了庙堂里的神圣之物，更是一字不可更改，否则便是亵渎。汉降以来的朝代都继承了这一尊儒的传统，故此历朝来解释《诗经》的作品虽汗牛充栋，《诗经》本身却再无改动。
第二，《诗经》的作者和编者的身份的特殊性。关于《诗经》的作者，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说：“《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郭店楚简的《性自命出》里有这样一段论述，比较明确的回答了《诗经》作者的身份问题：“诗、书、礼、乐。其始出皆生于人。诗，有为为之也；书，有为言之也；礼乐，有为举之也”。由此可以看出，“诗书礼乐”都是由王朝贵族阶层中的“有为”者“为之”、“言之”、“举之”而产生的。
有关《诗经》的编辑，历史上有“献诗”、“采诗”、“删诗”之说，但都已经没有明确的记载，而周代公卿列士献诗、陈诗，用以颂美或讽刺，却是有据可查的。最后这些诗应该集中在周朝的乐官手里。历史记载显示，周代的乐官制度非常完备，《周礼春官》中详细列举了周朝乐官的职掌：“大师掌六律六同，以合阴阳之声。……教六师，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小师掌教鼓，鼗，柷，敔，埙，管，弦，歌……，瞽矇掌播鼓，鼗，柷，敔，埙，管，弦，歌，讽诵诗，世奠系，鼓琴瑟。掌九德六诗之歌，以役大师……”。分工如此之细，体制如此完备的编辑队伍，是其他民族史诗形成过程中所不可比拟的。这也意味着《诗经》的编定最终是由官方来完成的，《诗经》从产生之日起就带着官方性和正统性。
第三，中国史官制度的发达和历史散文的出现。中国历来有“重史”的传统，史官制度起源非常早。唐刘知几说:“盖史之建官，其来尚矣。昔轩辕氏受命，仓颉、沮诵实居其职。至于三代，其数渐繁。”他认为黄帝时已有史官，当然，这只是一种传说。但有可靠证据表明，最晚在商代，我国已出现了史官和官方记事制度。甲骨卜辞中便有“作册”“史”“尹”等史官名称。《尚书·多士》谓“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指的就是当时官方记载和保存文书之制。及至西周，史职更加细化，出现了太史、中史、内史等多种名目，史官制度初具规模。虽然古代史官的职责还不单纯，但记载史事无疑是其基本工作。
我国古代史官文化的发达，又使记载历史事件的叙事散文在散文史上首先成立。我国散文的源头，最早可以追溯到甲骨卜辞。这些占卜之辞，短的只有几字，长的有百余字。有的卜辞时、地、人、事齐全，叙述较为详细，已经具备了叙事要素，可看作是先秦叙事散文的萌芽。同样未经后人加工的商周铜器铭文，反映了我国早期记事记言文字由简至繁的发展过程。商代铭文记事简单，形式一律。周代铭文不仅字数增加了，内容也复杂了。除了有记事文字，还出现了与《尚书》诰命类似的记言文字。例如，以记事为主的《曶鼎》，而像《毛公鼎》等侧重记言的铭文，其中的训诰，已和《尚书》没有什么区别。
西方历史学起源于古希腊，而古希腊最早的史迹却是靠《荷马史诗》流传下来的。公元前430年左右，希腊历史学家才写下一部被认为是比较完备的历史著作——《历史》，比孔子的《春秋》要晚四五十年。即便是《历史》，许多地方仍带有天命论和宿命论色彩，还夹杂着许多不足为据的神话传说和无稽之谈。直到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出现后，古希腊才进入信史时代。并且在古希腊的史学中，很难找到史官制度的痕迹，其他古老民族，如古埃及，古巴比伦和亚述，古犹太国家等，虽然也有类似官方记事制度，但都因故中断，只有中国的史官制度历经数千年而昌盛不衰。
这样，因中国史官制度的发达和专门记事记言的历史散文的较早出现，有能力反映当代的事件，所以“诗”与“史”在职能上很早就各自为政。当“诗”减去了肩负历史的责任，不再必须承担记录历史的职能时，《诗经》也失去了发展为现代意义上的史诗必要性和必然性。
二、周朝农业文明的现实决定了《诗经》所表现的内容
人们在研究《 诗经》时，往往只把《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等这几篇列入史诗研究的范围。无疑这是周人史诗的主体，讲述周人的起源史、农事史、迁徙史、西周开国史，是《诗经》中为数不多的叙事诗，但我们也不应忽略其他诗篇所提供的信息。《诗经》作为整体，虽然没有有宏大的叙事结构，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丰满的人物形象，但它同样用一个个特写镜头和细节为我们描述了一副广阔而全面的周朝农业文明史画卷。
1． 从《诗经》中的农事诗来了解古代的土地制度和等级制度。农业在周人的生活中始终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农事诗在《诗经》中占有重要分量。这些诗歌有的描写农业生产，有的描写生产中的各种祭祀仪式，如春夏的祈谷，秋冬的报祭等活动，所以又把农事诗分为农业生活诗和农业祭祀诗。
农业祭祀诗中的典型有《周颂·噫嘻》和《小雅·楚茨》《小雅·信南山》等，从中我们不但可以了解到周人进行祁福时的宗教活动仪式以及相关的风俗礼制，还可以从中探求周人农业生产的规模以及组织方式，比如井田制，耦耕方式。这些材料虽被历代学者所引用，却缺少史籍的直接证据，而在《噫嘻》、《大田》、《七月》等诗篇里却有比较全面的反映。
农业生活诗反映了周朝社会中更基层的成员的生活面貌，再现了当时的阶级差异。从《七月》中，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到了当时的阶级关系，还知道当时周人已经开始按照时令节气安排农业生产和周人种植的各种农作物，这为我们了解西周的农业发展提供了很重要的史料。
2． 燕飨诗中的周贵族。燕飨诗是直接反映嘉礼中飨礼、燕礼等礼仪活动的诗，也称为礼仪诗或宴饮诗。在内容上主要反映了奴隶主贵族阶层的生活，是周代礼乐文化的直接产物。这类诗歌的写作目的，是告诫人们要遵从燕飨礼仪，其政治作用是联络情谊、巩固统治。
燕飨诗在当时有重要的政治价值，在今天则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其中记载的许多燕飨之礼的程序和仪式，是我们研究周代礼制的重要史料，如《小雅瓠叶》中记载的三爵之礼，就是古代燕飨中必经的程序。这些燕飨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周代贵族的生活状况，是研究周代礼制的重要史料。
除此之外，《诗经》中反映爱情和婚姻的诗歌，如《关雎》、《桃夭》、《氓》等，这些对世俗生活的描写，给了我们一个认识了解上古婚姻制度的机会。
以上我们可以看出，《诗经》中的篇章为我们展示了周朝社会生活的不同层面，不同场景，对于缺乏史料，时代久远的夏商周三代的制度与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从世界范围看，史诗是史学的源头，古希腊的历史以就是《荷马史诗》为开端的。我国的《诗经虽然》没有最终形成规模庞大的史诗，却仍为史料匮乏的夏商周历史保存了宝贵的史料，可以说是中国史学的开端。总之，《诗经》不仅是文学瑰宝也是历史长卷，我们应充分认识和利用它的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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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江侠庵．先秦经籍考[M]．上海文艺出版社，1937．
【作者简介】张海坤（1980- ），男，河南信阳人，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