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5期
文化学视域下的狮探析
作者：杨玉荣
【关键词】中国狮；文化学；狮文化
狮，本生于西域、印度等地，中国不产，但中国的狮文化却丰富灿烂，美轮美奂。中国狮与西方狮迥然不同，它不是生活中的真狮，而是一种充满着浓郁民族特色的“文化之狮”。所以，对于中国狮不能从生物学上求解，而只能从文化学的角度进行解析：狮，由“殊方异物”而演变成为华夏文明吉祥的象征，登上了“瑞兽”的宝座。
一、狮之起源：天外来狮
狮子本非中原所产，而是来自西域，这一观点在历代正史和文人笔记中屡见不鲜。晚清学者文廷式在经过周密考证后，在《纯常子枝语》中认定：“三代之前若果有之，则诗、书记载必不称犀象而转遗狮子。”因此，“狻猊（有时写为麑，笔者注）即狮子，非中国兽也。”[1] （卷二三）
的确，在中国上古文献和考古资料中，我们至今尚未找到“獅（狮的繁体字，笔者注）”的踪迹。直到班固的《汉书·西域传》中才有“乌弋地暑热莽平……有桃拔、師子、犀牛” [2]（九六上）的记载。这是我国目前最早的有关“狮”的材料，说明西域乌弋出产“師子”。该篇还写道：“遭值文、景玄默、养民五世，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巨象、師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2] （九六下）可见西汉时已有狮子传入，当时的狮子被认作“殊方异物”。随后，狮子传入中国的记载不胜枚举，《后汉书·章帝纪》载：“月氏国遣使献扶拔、師子。”[3]（卷三）《后汉书·顺帝纪》又载：“疏勒国献師子、封牛。”[3]（卷六） 《后汉书·班超传》还载有：“月氏常助汉击车师有功，是岁贡献珍宝、符拔、師子，因求汉公主。”[3] （卷四七）可见，月氏、疏勒等西域诸国都曾向中国贡奉“師子”，这里的“師子”应为狮子。因为根据三国孟康对《汉书·西域传》的注释，“師”为“似虎，正黄有髯耏，尾端茸毛大如斗”，与汉代辞书《尔雅》所阐释的狮子几乎如出一辙。《尔雅·释兽》记载：“狻麑，似虦猫。食虎豹。”[4]“虦猫”就是浅毛的老虎。郭璞在注释中直接点明：“（狻麑）即師子也，出西域。”[4]所以，“狻麑”就是“師子”，至少在《汉书》《尔雅》中是这样。根据《辞源》的解释，“師子即獅子。獅，古作‘師’”。[5]（P977）因此，“師子”就是狮子，是汉代以贡品的方式进入中国的。
二、狮之本相：文化之狮
中国人虽然喜欢狮子，但并不喜爱真狮。在他们看来，真狮“无用而伤财”，正如明代陆容所言：“此无用之物，在郊庙不可为牺牲，在乘舆不可被骖服，宜勿受。”[6]（卷三二二）所以贡狮在中国命运多舛，或被遣返，或被囚禁，如北魏孝明帝时波斯赠给中国一头狮子，六年后狮子就被遣还。虽然活狮在中国不受欢迎，但中国上至宫廷下至民间，处处闪现着狮的踪影。这一奇特现象表明，中国人喜欢的不是凶猛的西方真狮，而是臆想中的、经过中国化改造的理想型狮子——中国狮，即中华民族创造的文化之狮。
中国狮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这一过程实际就是西方狮的中国化历程，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果。狮形的演变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神异化→写实化→世俗化。
自汉代狮子传入中国后，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狮形主要处于神异化阶段。由于真狮是外国的贡品，所以数量十分稀少，一般养于禁中,百姓难得一见，但狮子威猛的形象民间还是有所耳闻。尤其是佛教传入中国后，狮子更被视为“护法灵兽”，法力无边，因此民间艺术家在狮的造型艺术（雕刻、绘画、剪纸、表演等艺术）中往往依据道听途说的一些传闻，加上自己的超常想象而创造出许多活灵活现、独具中国特色的狮子。汉代东方朔的《十洲记》说：“西海聚窟洲在西海中，申未之地，地方三千里。北接昆仑，二十六万里······有狮子，辟邪巨齿，天鹿长牙，铜头铁额之兽。”[7] （卷六）把狮子说成是传说中辟邪和天鹿的结合体,十分神异。而在河南、四川等地出土的东汉末期的镇墓狮，虽有西方真狮的痕迹，却徒添了许多中国色彩。它们或头顶双角，或肩长双翼，似麒麟，似辟邪，也似天鹿，形象怪异，不过仍可认定为狮。后世喜爱狮子的文人越发渲染狮的神威，几乎脱离了狮的本来面目。如在初唐虞世南的《狮子赋》中“（狮子）倏来忽往，瞋目电矅，发声雷响，拉虎吞貔，裂犀分象，碎随兕于龈腭，屈巴蛇于指掌，践籍则林木摧残，哮呼则江河振荡”。[8]（卷二十九）虞世南笔下的狮子威风神异，与西方狰狞的狮貌相差甚远，但这些神似而非形似的狮子，正反映出中国狮的特色——人们按照中国独特的审美标准在创造中国化的狮子。
隋唐的统一，使西域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更加密切，西域狮大量涌入中原。真狮数量激增，使唐代狮形向写实性演变。例如，西安唐大明宫东内苑遗址于1956年出土了一头走狮，它体貌威武，毫发毕现，神采奕奕，而在六朝就难以找到如此惟妙惟肖的作品。
虽然唐代狮形趋于写实，但人们仍按本国的审美理念改造狮形。一方面，中国狮子造型由“吐赤白舌”改造成咧嘴露齿。佛教在南朝的盛行，使印度风格的狮形——“吐舌石狮”风靡中国。所以南朝梁代平忠侯萧景墓前的石狮，就是口吐长舌。但中国人以舌为“灵根”，忌讳暴露。于是唐代修改了“吐舌”狮相，使狮子仅咧嘴露齿而已。由“吐赤白舌”到“咧嘴露齿”的转变，是中国狮形成的关键一步，为中国独创。另一方面，中国狮形抛弃了外来狮相的兽性，更具“人性”特征。唐代的佛狮，造型大都柔媚温驯。如初唐版刻的《金刚经》的狮子图中，狮子就像小猫一样蜷伏于地，神态妩媚，威严丧尽。佛经还记载了狮子友爱、老成持重、修身养性等优良品质，与人类性格极为相似。我国民间艺人在狮子造型中，充分汲取了佛教狮的内涵，实现了中国狮形人性化的转换。这标志着中国狮的正式形成。它彻底摒弃了西方狮子威猛剽悍的特点，以威严祥和的面目出现，展示了中国狮雍容大气的王者风范，极富民族特色。这种狮形在唐代阎随侯的《镇座石狮子赋》中有详细描摹：“威慑百城，褰帷见之而增惧。坐镇千里，伏猛无劳于武张。有足不攫，若知其豢扰；有齿不噬，更表于循良。”[9]（卷一五二）这是一副庄重雍容的盛唐狮相：雄健有力、威而不怒。这一形象被明清工匠奉为圭臬，所以后世狮形无论如何精雕细镂都脱离不了“唐狮”基本范型。
唐狮的绝世风华终随着“安史之乱”而灰飞烟灭。五代十国的动乱更使中国狮文化的神采日趋黯淡。当中原战乱导致了西方贡狮数量的锐减乃至中断，当相对封闭的宋文化哺育出一个世俗的社会时，狮子形象也被抹上了世俗的色彩。它们挂铃铛, 吊红缨、悬绶带,其形象更为柔和动人。与此同时，狮子的人情味也愈浓，人狮日趋“和谐”。从唐宋到晚清，几乎家喻户晓的“狮子戏绣球”图，可谓人狮和谐的艺术表现。而明清时期达官贵人宅前的石狮更富人情味。一般门东边的狮子，脚踏一只绣球，俗称“狮子滚绣球”；门西边的狮子则抚弄一只幼狮，俗称“太狮少狮”，俨若人间亲密无间的母子。在狮子世俗化的过程中，群狮造型举世无双。这种造型描绘了大狮、母狮和幼狮温馨和睦的家族生活，体现了中国“家本位”的思想。虽然现实中狮子大都群居，但这种现象并未体现在西方狮文化中，却表现在我国的文化艺术中。如金世宗时期卢沟桥上就是群狮造型。卢沟桥的每根石柱上，都蹲着一个大石狮，大狮或背或抱或踩着小狮，其乐融融。这种家族化造型，充分显示了中国“家文化”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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