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5期
同源异流的原因探析
作者：杨志功 杨 凡
【关键词】同源异流；傣族；缅甸掸族
对于中国傣族和缅甸掸族同源研究问题方面，学术界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分布在今天中国的傣族、缅甸的掸族到底是同一个民族的不同支系，还是不同的民族；第二，他们是从一开始就分布在现在的居住地，还是后来才迁移去的。
中国的傣族和缅甸的掸族本为同一民族。与中国傣族称谓一样，缅甸的掸族也自称是傣，掸族是缅族和其他一些民族对他们的称呼。从历史记载来看，今天缅甸掸族的先民一度皆为中国的臣民，其居住的区域也均属中国的版图。今天我们所见到的缅甸掸族，是随着中国西南边疆的变迁和缅甸封建王朝的北扩而导致这个民族群体中的一部分被缅甸统治以后才逐渐形成的。但是，对于中国傣族与缅甸掸族的具体历史过程形成及分化的原因仍有必要进行系统的论证。
一、同源问题的考证
中国傣族和缅甸掸族之所以是同源关系我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的：
第一，从史料上看，在比较可靠的记载中，大约在中国唐代以后，傣——掸族这同一民族群体的先民便已经居住在他们的后人今天居住的这些地区了。樊绰在其《蛮书》卷四中记载说: “黑齿蛮、金齿蛮、银齿蛮、绣脚蛮、绣面蛮，并在永昌、开南，杂种类也”。一般都认为，这些“黑齿蛮”、“金齿蛮”、“银齿蛮”、“绣脚蛮”、“绣面蛮”等，即是当时人根据傣语民族先民的习俗特征对他们的称呼。[1]
公元13世纪初期，北方蒙古族势力兴起。1253年，忽必烈率领蒙古兵攻破大理国，并于1276年设立云南行中书省。《元史·地理志》中记载云南诸路行中书省有蒙光路军民府。蒙光即位于今缅甸克钦邦中部的密支那西南部的孟拱，元朝设置的蒙光路就驻在那里，管辖的区域与西天接界界线显然即今缅甸北部与印度分界的那加山。当时，这一带地区的傣族仍在中国元朝的管辖之下。因此，元代，今天境外缅甸的绝大部分掸族同云南的傣族一样，依然在中国中央王朝的控制范围内。
第二，从语言学上看，对于中国傣族与缅甸掸族的族属源流，较为权威的大型工具书《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载：“中国傣族、壮族以及缅甸掸人等同源，和中国百越有密切的渊源关系，掸人，使用掸语，属汉藏语壮侗语族”。[2]由此可见，掸傣民族源于百越，语言上同为汉藏语系壮侗语族。据专家研究，傣语、掸语在语言、语法和词汇方面基本都是相同的。以上是掸傣民族具有共源关系，即共源于古代百越的语言学证据。
第三，从文化上看，在缅甸掸邦的掸族中都流传着和中国西双版纳傣族同样的叙事长诗，如：《恒勐拉》、《恒恨迈》、《阿銮三达》、召树屯、《兰嘎西贺》、《沾巴西敦》、《乌沙玛洛》等民间故事，在掸傣民族中其情节也都大同小异。此外，天文历法也同样有很多共同点，如西双版纳现行的傣历“祖腊萨哈”与缅历、完全相同，都把公元638年定为自己的纪元元年。
以上的论述已十分明确，掸——傣民族是同源民族，都与古代的百越民族有着族属渊源的关系。但却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尤其是步入近代以来大大加速了这一民族的分化，中国的傣族不断地汉化，缅甸的掸族却不断地缅化。
二、异流问题的分析
16世纪上半叶，当明王朝逐渐放松了对一些傣族地区事务放松管理之时，恰值缅甸东吁王朝兴起。东吁王朝兴起时，而怒江、伊洛瓦底江一带的傣族却正处各土司互相争夺仇杀的动乱时代。公元1555年，缅甸东吁王朝统治者莽应龙便开始向今缅甸掸邦地区和我德宏境内侵扰。先后夺去了木邦，侵占了陇川、干崖、孟养等地。莽应龙死后，莽应里继续为东吁国主，进一步向傣掸民族地区进犯，并一度侵入内地。公元1594年，明将陈用宾为防御东吁侵扰，在三宣之外沿边修筑八关。此后，三宣以外诸土司，即今天缅甸北掸邦一带的傣族上层，和明廷的关系就较以前更加疏远了。[3]东吁王朝的统治时期，同时又占据了今缅甸南掸邦地区。
尽管，东吁王朝时期，缅甸曾一度控制我国的西双版纳。但缅甸最终并没有真正能够控西双版纳，并对其实行有效的管理。对于缅甸雍籍牙王朝的不断入侵，清朝廷于1764～1770年间，进行了两次征缅战争。这两次征缅战争，在领土方面虽无太大的收获，但却暂时压住了雍籍牙王朝侵犯我边境地区的这股凶焰。此后，缅甸雍籍牙王朝再也无力组织对我边境地区的大规模侵扰。但是，缅甸雍籍牙王朝的入侵，使缅甸对自东吁王朝以来对许多傣族地区的控制进一步稳定，也使傣民族大体上形成了今天这种分别属于中缅两国的傣掸民族的格局。被缅甸封建王朝控制的那一部分傣族，尽管依然自称为傣族，但是，缅甸的统治者一直把他们叫做掸族。后来，人们把他们控制下的傣族地区也统称为“掸族诸邦”，简称“掸邦”。到缅甸最后一个封建王朝雍籍牙王朝末期，掸族的居住地的绝大部分地区已经为缅甸王朝牢牢控制，成了后来英国组建的“英属掸邦”的基础。[4]尽管后来的中缅边界还有所调整，但中国傣族和缅甸掸族这种跨国境分布的格局从这个时期开始便已经永久地形成了。
三、分化原因的阐述
（一）历届政府的管理
封建统治加强对傣族地区的控制，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战时征调和经济上的摊派影响，为了行使对少数民族地区的主权，中央王朝对土司规定了若干义务，其中最主要的一项就是“供征调”。所谓“供征调”，就是中央王朝有战事时，土司必须奉命征调军役为中央王朝服务。这种征调包括出兵、出粮饷、出军械、出战具（如战象、战马、船只）等。经济上的摊派主要形式有差发、朝贡等。差发就是朝廷对个土司按年征取一定数目的金银，朝贡是周边国家或民族在承认中国中央王朝的宗主权的前提下同中央王朝保持友好往来的一种交往方式，对于周边少数民族，中央王朝便把这种方式看成是一种控制手段。中央王朝通过这些措施不仅加强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控制，而且，也促进与周边少数民族地区人们之间的交往联系加快了傣人汉化的进程。第二，移民的影响，早在汉代，就有内地人民移入云南，明代，出现了内地人民移居云南的高潮。明代移居云南的人民成分，除自由迁来的商人、农民和手工业者外，数量最多的还是政治移民。明代凡官吏军士谪戌云南的，多数指定谪戌金齿。明朝廷的这些举措客观上促进了傣族和汉族的融合，加快了云南傣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同时，也有利于傣族的汉化。第三，“改土归流”的影响，清朝统治者以武力占领云南时起，就开始进行了“改土归流”。清代在云南最初进行的改流就是傣族地区，最后进行改流的也是傣族地区。明永历帝入滇后，李定国团结了云南各民族抗清，元江的那嵩是忠于南明的一个主要支柱，吴三桂集中全力攻打元江，那嵩抵抗失败后全家殉明，世袭了400多年的元江土官至此绝嗣。清军即革元江土官而设流官，并将西双版纳北部土地，今普洱地方，划属元江府流官管辖，这是清朝在云南“改土归流”的首次记录。接着，清廷有废永昌府属之凤溪、施甸二长官司。康熙四年，革除教化、王弄、安南三长官司，诛杀三司土长官，将三司地建为开化府，设立流官。又景东土府设流官掌印同知；革蒙化土知府，设流官知府及掌印同知等。到雍正时，更把“改土归流”推到一个高潮。一些被保留下来的土官土司，朝廷又通过分化削弱的办法，加委了许多小土司，使之互相牵制，因此，云南的土职名称及人数竟比改流前增加了许多。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