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3期
山西省运城舜帝陵庙独特的上庙习俗初探
作者：常海燕
【关键词】舜帝陵庙；迎神赛会；民间信仰
在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原安邑县，古属河东郡地）西北三十里建有舜帝陵庙，舜帝陵冢据安邑古县志记载始于夏，另外从庙内光绪二十六年的《鸣条古柏录存》记载来看，舜帝陵庙原有大柏树五十余株，有几十围粗，“肃深古茂，几千年物，凡所以护帝陵，表圣迹也。”可知陵墓年代极早。又据安邑古县志所载之唐开元《重修碑》（此碑已毁于明嘉靖乙卯地震）和现残存的唐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83年）为建造舜帝庙的守陵寺而刻的《佛菩提经幢》碑文记载可证实，唐开元建舜帝庙。而在此笔者对舜帝陵的年代和舜帝究竟葬于何处的问题暂不作深究，只对围绕陵庙周围的几个村落形成的独特习俗进行初步考察。
以此陵庙为中心，周围环绕分布着四个村落，在其东北方向是西曲马村，正东方向是东曲马村，东南方向是杨包村，西南方向是张贺村。其中张贺村最大，东曲马最小。解放后行政村划分时张贺村又分为东张贺和西张贺两个村。在农业社时期，这几个村落曾合为一个农业社由一个领导共同管理，机构就设在舜帝庙内。可以说这几个村落不但地缘关系极为密切，同时历史联系也颇为紧密。
围绕舜帝陵庙分布的这四个村子很早就形成一个独特的迎神赛会的风俗。虽然现在已经衰弱，根据一些六七十岁以上的老人的回忆，这一风俗至少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还很兴盛，最晚解放前夕还举行过两次。具体的仪式为每年的阴历二月二这一天上庙，全村人都放下手里的活参加庙会祭拜，四个村落都要抬着各自村落的神像上（舜帝）庙，每村尊奉的神（村民称为“四大名王”）都是固定的，张贺村尊尧，杨包村尊舜，东曲马村尊禹，西曲马村尊汤（后来改奉关公），由本村的十六个后生抬着神架，从村里一直到庙里，乏了不能喊叫，累了不能抱怨。谁家小伙子不上庙，会被村内的庙首告知给父母，以示其过错。社火队伍从自己村落出发到舜帝庙，有打执事伞的，敲锣的，打鼓的，杂耍的，不亚于正月十五闹元宵，过山门前的神道时，社火队伍都要表演，有耍伞的，扭秧歌的、踩高跷的、背台阁的，最热闹的还是“关爷上庙”，很多老年人至今回忆起来小时候的庙会，都说过神道时其他几个村都稳稳（“文文”）的抬着，只有西曲马村抬关公像的舞（“武”）来耍去。因为除了西曲马村其他三村的神像尧舜禹都是以“文”治闻名的君王，只能慢慢抬着上庙，只有西曲马村的武将关公神像是木头做的，所以小伙子抬上便在神道上专门横冲直闯的飞速快跑，有时碰倒了神道两旁摆摊的人和货物，摊主也不敢说什么。神像都进殿后，按照神位的顺序依次进享殿放下，官员要祭拜上香，之后戏才能开，并且只要开戏后从早到晚就不能再停。庙会结束后，神像都放在庙内，第二年二月初一下午再由各村迎回，放在村里的神棚下面。
这就是围绕舜帝陵庙村落的独特信仰活动的大致情况，由于年代久远，又很少有人对此作文字记载，因此对它的研究只能依靠现存于庙内的28通碑刻资料和村民的口述史为主。
一、晋南上古贤君国家祀典的变迁
原始社会末期，河东地域又是上古帝王最早活动和建都之地。在《史记》《五帝本纪》《夏本纪》及其注文中有尧都平阳（今山西临汾）、舜都蒲坂（今山西永济）、禹都安邑的记载。平阳、蒲坂、安邑都在山西南部地区，并且在此地域内流传着不计其数的上古帝王的传说故事和庙宇遗迹。尧舜禹作为开创中国文明的上古贤君在各地都受到敬仰，而晋南的民众更是尊崇有加。这在某种程度上为河东乡民提供了信仰的思想基础。
“据文献《续博物志卷六》记载，唐三年一享帝喾氏于顿丘。享唐尧于平阳，稷契配。享虞舜于河东，咎繇配。享夏禹于安邑，伯益配。宋太祖乾德元年诏曰：‘历代帝王，国有常享，五代乱离，卒多坠废。匮神乏祀，阙礼甚焉。其尧庙在临汾县，以稷契配；舜庙在河中府，以皋陶配；禹庙在夏县，以伯益配，每三年一享，仲春月行事’。”从文献记载看，由于战乱，唐以后代表国家政权对山西南部尧舜禹的典祀出现过中断和荒废的情况。但宋太祖时得到恢复，宋后祭祀的具体情况相对缺乏，庙内现存一通金大定二年皇帝诏令该守陵寺为大云寺的碑刻，但也从中可看出典祀并无废弃。
据现存《舜帝陵庙重修寝宫碑记》记载的史实：明正德初年，陵庙年久失修，毁损严重，里中贡士杜美协年老乡民王聪上书奏请修复，把原作典祀之殿的旧殿作为寝宫，在寝宫前另建新殿祭祀，即现在的正殿。以使其能“与尧、禹、汤三祠并盛于天地间”。可见到明正德时，陵庙已经破败，典祀已经不被重视。
到乾隆二十八年又有《重修有虞帝舜陵碑记》载：“只自明迄今数碑，并无元宋，勿论汉唐矣，意皆或于腐史，葬于苍梧之说，历朝祀典，皆以苍梧为正，以故存而不论欤。”“夫邑有舜陵传，无明文，不若湘南之载《史记》，累代禋祀可据。第故老相传，土人岁时伏腊奔走荐享，以志没世不忘之思，延久勿替，当非妄指一垄而缪称之者。况商汤已有三陵，一在蒲之荣河，一在毫，一在曹，皆不废阙祀，何独疑舜而必喋喋诘辩其是非？”由于《史记》之“舜葬于苍梧说”使得河东舜帝陵的国家祀典趋于衰落。
其后，又有嘉庆二十年河东大地震后的《有虞帝舜陵庙重修碑记》和光绪三十三年的《斗捐花用报入庙碑记》都是因陵庙凋敝，祭奠废弛，一些官员和地方乡绅多方筹资重修陵庙以正祀典的史实记载，可见国家祀典在清代就一直处于衰微趋势。
然而，由于当地僚属（主要是本邑官员和生员）、乡绅和民众（主要是四村的乡绅与村民）的共同倡导、呼吁和协作，从明代后期直至民国三十五年民间捐资参与庙宇管理的程度越来越重，使淡出的国家祀典随之被民间祭拜取代。
二、民间对舜帝陵庙祭祀的重新整合
根据调查中杨包村一位80岁的离休干部郑先生的回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庙会上请戏班唱戏的费用由守陵寺的和尚支付，和尚把山门外东边的土地租种给村民，收缴的租子就用于庙会唱戏，这样村民就可以在庙会上不花钱看戏。日本人来了以后，寺里的和尚走的走，死的死，寺庙也毁坏了。后来迎神、送神，请戏、点戏等各村轮流值年。这时期舜帝陵庙会的管理和维修活动由一个专门的“公区”组织负责，这个组织由每个村推举三四个有文化、有威信、有财力的人组成，一共二十多人，每年的活动四个村轮流负责。从管理到修缮民间的力量已经完全渗透到舜帝陵庙的方方面面。
随着庙宇的重建修缮以及管理的权利不断下放到民间，民间开始有自己的操作、管理和运营模式。它不同于官方的政治性、祀典性、教化性的主导方式。
（一）祭拜日期的推源——与远古的农业祭仪杂糅
就民间祭祀而言，其有历史记载为清代。在乾隆二十八年的《重修有虞帝舜陵碑刻记》中就提到“土人岁时伏腊奔走，荐享以志。”光绪三十三年的碑刻中又载：“春秋演戏，一切花费，尚从四村公排。”碑刻未提具体的春秋祭祀的日期。但是从岁时伏腊的常祀已固定在春秋两季。然而在民间不知何时起，舜帝庙会的时间固定为每年阴历的二月二和九月十三，当地老百姓大都说二月二是舜帝的生日，九月十三可能是舜帝的忌日。
从二月二“龙抬头”这个独特的岁时节日作为古代帝王的诞日来看，是很有意义的。二月二与上古春秋祭祀龙星的礼仪有密切的关系。龙星即位于东方苍龙星宿中部的房、心二星，被视为天帝的“明堂”（明堂是古代王者观测天象，祭祀天神、颁布时政的场所），房、心二星即通常说的大火星就象征着“天帝”。在古人心中，龙星（即大火星）是天神的化身，它由翻云覆雨的神力，人间的农事全依赖它的襄助。因此人们在龙星初升与下沉时对它特别关注，春分与秋分是春生秋成的时节，‘春二月雩，秋八月亦雩。春祈谷雨，秋祈谷实’，人们为求得天时流转的顺畅，风调雨顺，更重视此时的祭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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