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10期


浅谈吉祥语、禁忌语所承载的文化信息

作者:陈琼丽




  【摘要】语言是人类交流思想感情的工具,是记录和承传历史文化的载体,文章以吉祥语、禁忌语为窗口,探视语言所承载的文化信息。
  【关键词】吉祥语;禁忌语;文化信息说话是一门艺术,有的语言人们喜闻乐听,比如吉祥语,有的语言人们避之惟恐不及,比如禁忌语。
  
  一、吉祥语
  
  人以一生渴求美好。总喜欢听讲美好祝福的话,不喜欢听到不美好的话。遇上喜庆事儿,总希望别人再说些祝愿的话语,锦上添花。比如升迁,那么,“鹏程万里”,“鸿运当头”就会使听者更觉前途一片光明;再如结婚,“百年好合”、“白头偕老”、“比翼双飞”会使新郎新娘备感幸福无比。这样,说者乐意,听者欢喜,就会更添喜庆之气,其乐融融也!即使遇上不如意的事情,也还是想要听好听话。汉人以为,吉祥语具有逢凶化吉神秘莫测的力量,在逆境中听到吉祥语,有如黑暗中见到一丝光亮,让自己觉得还有盼头,“走过去,前面是个天”。于是,“塞翁失马,焉知祸福”、“吃一堑,长一智”、“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之类的话语便应运而生。
  语言是交流思想感情的工具,是记录和承传历史文化的载体,语中的词汇必然会留下深深的历史文化印记,于吉祥语,亦然。中华民族受儒家思想的影响,重人生、讲伦理,崇尚世俗理性,强调克已敬人,推崇乐观进取,渴望自我实现。且在思维方式上,较少抽象的思维,而是多形象的想象。他们常把情感和观念与现实人生融合,使人的内在欲求获得满足。当这一切表现到言语行为中时,则反对出语伤人,“多栽花,少栽刺”,乐得友好相处。这便是以祝福为主要内容的吉祥语的文化背景。这等同于西方社会中被普遍接受的“真理需要装饰”的观念。
  祝福最早的用途是祝颂和祈祷,古人由于生产力落后,对一些自然现象感到恐惧,而日常耕作又依赖于自然,因此经常进行祭祀祈福。清朝王兆芳《文体通释》中阐释:“祝者,祭主赞辞者也,祭神祈福之辞也。又不祭而祈神福亦为祝也。主于陈信之诚,不杂沮酬。”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祝辞的祈祷功能渐至弱化,而祝颂功能强化,终于演变成今天以祝愿为主要内容的礼仪语言。
  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在生日、过年过节的特殊日子里,人们会通过同音或谐音手段创造吉祥语。在南方,春节的时候,几乎每家每户都要买盆桔子树放在厅堂里,以示吉祥如意;潮汕地区春节拜年时,客人必带双数的大桔,主人在客人离去时,必送一对大桔,表示双方在新的一年里万事大吉;甚至孙子打喷嚏,老奶奶会立即接上一句“大吉利是”,源于该地区“吉”音与喷嚏打出来的音相似;若有人不小心摔破了碗碟,马上念“岁岁(碎)平安”或“落地开花,富贵荣华” ,祈寄可化不利为有利。在北方,过年的风俗则是门上倒贴一个大福字,取“福到”之意,或是贴一张白胖娃娃骑鱼像,表示“年年有余”。潮汕人在布置房子时,有讲究的会在前院摆一盆松树,在后院种一丛竹子,因地方方言“松”与“成”,“竹”与“得”同音,取“前成后得”之意。
  广东与港澳地区,年三十晚吃团圆饭时,必不可少的菜式是发菜、肉丸、鱼、皆取“发财、团圆、有余”之意;干杯说成“饮胜”,因水是财,所以忌言“干”。海陆丰地区,“梅菜扣肉”有个独特的叫法,称“福肉”或“笑肉”,源于“扣”“哭”在方言里是同音字。在潮汕地区,年夜饭有个别致的叫法,称“围炉”,也是象征一家人团团圆圆和和气气的喜乐气氛。
  人们对吉祥语的喜爱程度,还体现在与好字眼谐音的数字。比如“8”,在粤语里与“发”谐音;“6”,有“六六大顺”之意;“9”,表长久永恒……这些数字被人们所重视,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们依然存在的迷信因素,但更主要的,在数字上面,依附了人们希望博个好彩头的愿望。
  有的吉祥语是一个富有感情色彩的词语。海丰话不忌言蛋,送礼时却把蛋叫“春”。“春”比“蛋”多了一层积极的感情色彩,春,喻生机勃勃。凡办喜事,左邻右舍就会送“四粒春”祝贺。
  老百姓认为,吉祥是一种天赐,有“天官赐福”之说。古人创造一个“福”字,以为凡福事必依赖神明,每到春节,家家户户用红纸写上福字贴于门墙上,实际上这是一种精神寄托。这些皆可看出寄寓吉祥语的历史文化烙记。
  
  二、禁忌语
  
  莎士比亚曾说:“名字里面有什么呢?一朵玫瑰花用任何别的名字,还不是一样馨香。”意即语言是人们用来区别事物的一种符号,这种符号是具任意性的。但是,古人常常把语言与事物等同起来,迷信语言的魔力。在原始社会,由于很多人们不愿意出现的现象出现,于是感到神秘。或是基于自身局限的认知水平,无力解释雷电风云等自然现象,便导致了恐惧,便禁忌说某些话,认为这样话语后面所隐藏的事物就不会出现,直至今天,很多地区还保有这种习惯。如以出海打鱼营生的渔民,吃鱼是不翻鱼身的,而且汤匙也是不倒放,因为翻船是他们最禁忌的,以致生活习惯也刻了烙印。
  在社会生活中因忌讳而使用委婉词语的现象十分普遍,今天的文明社会,还是充满了禁忌,有的出于迷信心理,有的由于主观愿望,社会生活中还有许多不能说的话,有许多不能做的事,这时候,委婉便派上了用场。
  委婉,做为一种修辞手段表现为用婉转含蓄、曲折迂回、闪烁暗示的话来表达不宜直说的本意,其交际气氛和谐融洽,表达效果文雅得体,给人以思索、回味、联想的余地,避免了直露与粗俗,减弱了言语的刺激性。这是一种历史悠久而普遍的汉语修辞现象,它体现了汉民族含蓄深沉的心理特点。
  想起鲁迅先生举的一个例子,说是一家财主,晚年得子,其子满月之际,置办酒席、大宴宾客。席间,把子抱出,以示众客。一君曰:“此子眉清目秀,此后必饱读经书,官运享通。”主喜。一君不甘落后,“此子天庭饱满,必将大富大贵,长命百岁。”主愈喜。此时,又一君步上前,端祥一番,曰:“此子终将必死。”主脸色顿变,召来家丁,痛打此君。其实,三个人中,只有最后一个讲了大实话,人谁无死?前二者的话能否实现,无从得知,就如人们见面互道“恭喜发财”一样。日常会话需要交谈双方合作,才有可能顺利进行,并达到预期效果。双方相互尊重,尊重对方的风俗习惯,这是合作的基础。不尊重对方的习俗,话语犯忌,就不能说是取合作的态度,则难免妨碍会话的顺利进行。
  “死”字的委婉语就很多。尽管生老病死是人生的必然过程,但人的本能总想多活几年,于是人们想象在冥冥世界中一定有一种神秘的力量主宰着人的命运,只要忌言“死”字,似乎死神就不会降临到自己身上。从古到今,“死”是人们最忌讳的字眼,在汉语发展史上,有很多关于死的同义委婉语。古代用“沉没”比喻死亡。“没,沉也”、“没,终也”(《说文》),“没”即死的委婉语。比较有趣的是由古至今,对“死”,各阶层皆有自己的委婉语:信奉孔孟之道的儒士们,由于维护封建等级制度,视皇帝为至高无上者,对其死的委婉语是极多的——“崩、崩殂”、“驾崩”、“山陵崩”等等;而老庄们,认为只要修身养性,万事看透,死后便会成为神仙,化为仙鹤,于是,便以“仙逝”、“羽化”、“化鹤”、“仙游”代言“死”;信奉佛教的人,虔信行善积德,死后就会成佛或进入“西方极乐世界”——“圆寂”“升天”“涅槃”应运而生;信奉基督的,自然是“见上帝去了”。现代汉语里有关死的同义词更多,有“病故”、“逝世”、“去世”、“永别”、“决别”、“身亡”、“作古”、“夭折”,甚至简单的“去了”、“死了”亦可表达。部队里以“光荣”、“牺牲”代替。还有一些地区,有自己独特的说法,象海陆丰一带,就以“过身”、“老了”、“老父老母”代“死”。
  禁忌语还存在地区的差异,例如上海人探病不宜带苹果,因苹果与“病故”谐音;鲁西称呼人不叫“大哥”叫“二哥”,因那里出过武大郎,谁也不想当戴绿帽子的矮子;在广州话里,“空”“凶”同音,人们便把“空屋”改称“古屋”或“吉屋”,反映了人们避祸求吉的心理。在广东的陆丰地区,数字“53、67、69”被视为骂人的数字,因此,一些餐馆收费时总会避开这些数字,以示尊重客人。而很多商铺在给商品定价时尾数多取“6、8、9”以求财求顺。
  在禁忌语方面应讲究的是“入乡问礼”、“入境问禁”、“入国问俗”,这样,在“不能说又不得不说”的场合中能较轻松应付。
  吉祥语和禁忌语是语言的一种,它们也是一种文化现象,表达了社会成员的能力和习惯,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地传载这个社会的文化信息。它们会穿越时空,积淀历史,又“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地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