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雨巷》外的风雨

作者:耿林莽




  戴望舒在中国新诗发展历程中,有过重要贡献,在格律诗向自由诗过渡间,他的诗提供了成功的实践经验,仿佛不经意间便不露痕迹地完成了这一过渡性的转换。更重要的是,他在新诗民族传统与借鉴西方这一重大的历史课题上,做到了成功的融合。这是由于他深厚的中西文学修养与艰辛的创造性劳动取得的成果,那些令人折眼的优秀篇章,至今仍有其典范性的参考价值。
  望舒的诗美,美得精致、细腻、淡雅、清丽流畅,而又蕴藉深厚。无论有韵无韵,格律体自由体,都自然舒展,没有造作痕迹,有韵亦觉是无韵,无韵亦觉是有韵,其语言功力,其音乐节奏感的圆熟,其情绪贯串的内在潜流,形成独特风韵,虽然他主张“诗不能借重音乐,它应该去了音乐的成分”,而他的创作实践,却与之恰相背离。我还是看重于实践的真实效果,而不盲从于“去音乐成分”的主张。
  我是爱读他的诗的,常不无遗憾地想,如此优美的诗笔,何以不写点散文诗呢?在他的《诗论零札》中曾说:“韵和整齐的字句会妨碍诗情,或使诗情成为畸形的,倘把诗的情绪去适应呆滞的、表面的旧规律,就和把自己的足去穿别人的鞋子一样;愚劣的人们削足适履,比较聪明一点的人选择较合脚的鞋子。”我认为这段话不仅是从实践中发现的自由诗优于格律诗的真理,也可视为散文诗的生存合理性和艺术优越性的有力论据,但是,他为什么没有留下散文诗呢?
  在“踏破铁鞋无觅处”的渴望中,终于从最近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经典散文诗》(王光明、孙玉石编)选本中,读到了望舒的两章散文诗,真是惊喜万分,原以《山居杂缀》为总题、首发于台湾《中国时报》的《人间副刊》的诗作,是遗作,且不止这两章。写作时间,想是他蛰居香港的四十年代。
  这两章散文诗,与他的诗风一致,委婉细腻,有很大的情绪感染力和音乐渗透力。这是真正的艺术珍品,是散文诗的典型的柔荚篇章。
  先看《山风》。带着潮湿与山涧中的水沫扑面而来的山风“来叩我的玻璃窗了”,诗人怀着喜悦之情接受她的爱抚。“抚过云的边缘,抚过崖边小花……”,诗人通过一系列的“抚过”将山风“充实”为大自然的使者,以“你现在来轻轻地抚我了”一句,道出了欲与大自然相拥抱的一往情深。但如果仅止于此,不免浅近了些,诗人用一句“说吧”反质于风,便翻出了新意:我——一个生活于现代都市繁华中的人,身上是否还有云啊花啊岩石啊泉流啊那些自然之美的神韵呢?这一反质使诗“跌入深谷”却又升上新的诗意的奇峰。诗人以山风的感觉归结为“这是一个奇异的生物”的结语,很突兀,显示出构思的奇巧,不经意间暗示了“人的异化”的悲哀。
  《雨》则更见晶莹纤巧,着墨不多,只不过“叮叮地响着,给梦拍着柔和的拍子”,已足够引发诗人怀乡之思的幻觉,仿佛已置身于西湖舟中。然而这种陶醉是短暂的,突然,笔锋一转:“香港的倾盆大雨又降下来了。”“梦里不知身是客”,在放与收之间的精炼,显示了他的艺术功力。骤然急转的“刹住”,刹住了他的怀乡之思,失落感尽在不舍中了。诗的无限张力得以展现,这是大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