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0期

新中国10位党外部长上任揭秘

作者:刘仰东




  
  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毛泽东主持下召开第三次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对政务院组成人员的任命,其中21位政府部长中,有10位是党外人士。他们是:轻工业部部长黄炎培、邮电部部长朱学范、交通部部长章伯钧、农业部部长李书城、林垦部部长梁希、水利部部长傅作义、文化部部长沈雁冰(茅盾)、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司法部部长史良。
  
  新政府传递出的信息
  
  建国前夕,毛泽东曾在各种场合一再提到,要安排党外人士在即将组建的新政府中担任职务。
  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指出:“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我们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他们诚恳地、坦白地商量和解决那些必须商量和解决的问题,给他们工作做,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使他们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在从西柏坡进驻北平途中,毛泽东又对周恩来说:对作过贡献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应该在政府里安排职务。
  新中国成立后,在政务院组成人员中,党外人士确如毛泽东所说,占了相当的比例,这当中就包括前面提到的10位部长。
  
  他们是怎样走马上任的
  
  担任政府部长的10位党外人士,来自不同的方面,也有着不同的阅历,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他们或在各个历史阶段对党的事业有过这样或那样的帮助,或对新中国的诞生做出过这样或那样的贡献。那么,他们是怎样走马上任的?当中的一些细节,应该能引起关注这段历史的读者的兴趣。
  茅盾作为著名作家,原本无意担当政府职务。他是在毛泽东的亲自劝说下就职的。还在建国之初,周总理动员茅盾出任文化部长时,他就婉言推辞,说他不会做官,打算继续他的创作生涯。后来,毛主席亲自出面找他谈话,说文化部长这把交椅是好多人想坐的,只是我们不放心,所以想请你出来。毛主席又说:“听说你不愿意做官,这好解决,你可以挂个名,我们给你配个得力的助手,实际工作由他去做。”……这样,茅盾就当上了文化部部长,一干就是15年。
  梁希的心态与茅盾有些近似,林垦部是在他的提议下成立的,但他并不想当部长。梁希是著名的林学专家,建国前长期担任中央大学森林系教授。1949年9月,在一届政协会议上,梁希提议成立林垦部。周恩来采纳了他的意见,并提名他为林垦部部长。梁希当场写了一张条子递给周恩来:“年近七十,才力不堪胜任,仍以回南京教书为宜。”周恩来看后,也提笔写了一句话:“为人民服务,当仁不让。”梁希看了回条,颇为激动,又写下“为人民服务,万死不辞”的条子,交给周恩来。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就这样走上了林业领导岗位,并倾注了全部心血,为新中国林业建设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黄炎培以前曾多次拒绝担任旧政府的高官,新中国成立后,他依然无意当官。周恩来亲往其家中拜访,诚恳地请他担任中央人民政府的公职。黄炎培仍初衷不改地说:“1946年我才68岁,已觉得年老了,做不动官了。如今72岁了,还能做官吗?”周恩来说:“在新政府任职,不同于在旧社会做官,现在是人民的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为人民服务。在全国政协会议上,由全国各党派一起千斟万酌制定的《共同纲领》,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剧本’,我们编了‘剧本’,自己怎能不上台唱呢?”经过两个小时的恳切交谈,黄炎培终于松口,表示要考虑一下。第二天晚上,周恩来再次登门听取黄炎培的答复,黄炎培这次明确告诉周恩来,愿意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
  李书城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同盟会会员,中共“一大”就是在他家召开的,后来他也做过不少进步的和有益于革命事业的事情。周恩来提议他担任农业部部长时,有些人疑惑不解。周恩来亲自做工作,介绍他的经历,说明这样安排,体现了照顾民主人士的各个方面。经周恩来协调,李书城担任了新中国第一任农业部部长。
  在担任部长的党外人士中,傅作义是唯一一位起义将领,大概也是唯一一位主动“请缨”的部长。他自告奋勇出任水利部部长,因为他深知中国人民对治水的渴望,他在绥远驻军时,曾大力倡导水利。
  
  有职 也有权
  
  在共产党打下的天下当部长,对于党外人士而言,做得到有职有权吗?还是只能成为具有象征意义的“摆设”?这恐怕是许多人心中的疑问。
  从国民党将领到新中国的水利部部长,傅作义的“行业跨度”应该是最大的,他也是首任部长中任职时间最长(23年)的一位党外人士。他每年有大约1/4的时间到现场去,到水利工程工地去,到水灾严重地区去,仔细了解规划、设计和施工情况,慰问受灾地区群众。他发表的有关水利的意见,既综合了大家的见解,又有自己的构想。有一次,毛泽东听完傅作义的工作汇报后,对他说:“你钻进去了。”针对“民主人士只是一块招牌,有职无权”的说法,傅作义曾站出来现身说法:“我这个部长就是有职有权,水利部党组李葆华同志非常尊重我,我也尊重李葆华同志,我们互相商量,肝胆相照,没有什么隔阂。”
  卫生部部长李德全上任后,迅速打开局面。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前身——中央防疫委员会,就是在李德全的直接提议下成立的。在她任职期间,在全国范围内先后消灭了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霍乱、天花、鼠疫、性病、血吸虫病、麻风病等主要流行病,全国在较短的时间里新增数以万计的病床。有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事例:当年山西平陆61个农民集体中毒,生命危在旦夕,李德全得悉求援电话后,深夜起来召集会议,组织紧急救援措施。经有关部门的协助配合,出动飞机夜间投药,使中毒农民得以及时脱险。后来被拍成电影的《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再现了这一场面。显然,这不是一个“挂名”部长需要去做或所能做到的事情。李德全去世后,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徐运北回忆说:“她当的是实职的部长,既不是有职无权的挂名部长,也不是与党争权。她很尊重党组,党组也尊重她。”
  早在北洋政府时期,马叙伦就做过教育部次长,可谓资深教育家。他上任几个月后,就创办了《人民教育》杂志,一年多后又创办了旨在推动扫盲运动的《学文化》半月刊。应马叙伦之请,毛泽东分别为这两个刊物题了词和刊名。毛泽东曾多次给马叙伦写信或复信,就相关工作交换意见。看得出来,毛泽东作为党内最高领导人,对担任部长的党外人士,正向他自己说的“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给予了充分的信任、充分的尊重和充分行使职能的权利。
  (摘自《新晨报》2008.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