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期以后的文学 (上)


 扑朔迷离的现代小说

  二十世纪中期以后美国小说的发展,同美国的社会现实及美国社会道德观念的变迁紧密相关。首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人民精神的摧残,引起了美国人民对现存道德标准和人生观念的怀疑,特别是数百万犹太人在德国法西斯集中营里惨遭屠杀和1945年8月两颗原子弹在日本广岛和长琦爆炸给日本人民带来的毁灭性灾难这两件事对美国社会影响最大。战争消耗了人们的精力,也形成了人们毫不含糊的明朗态度。对于生存的洞察力和对于未来事物的预见,促进了各种新思潮的诞生。此外,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以物质文明及人的精神空虚为主要特点的“群体社会”的产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益冷漠,人们只注重自身的精神小天地,于是以描写和刻画个人精神的发展与演变为主要内容的“心理小说”随之兴起。这些作品的主人公往往是受到战后风气感染的“反英雄”形象,他们出身中产阶级,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准,但他们思想矛盾、精神迷惘、内心复杂,又没有独立的社会根基,只得听命于垄断集团控制的社会的摆布。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犹太作家索尔·贝娄六十年代的名作《赫尔索格》是一部犹太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精神悲剧,作品的主人公赫尔索格是一位美国社会文明的受难者、一个落难的英雄,他的复杂思想的演变过程和坎坷的生活经历集中代表了当时美国广大知识分子在社会意识的打击下精神濒于崩溃边缘的痛苦。此外,象卡森·麦卡勒斯的中篇小说《伤心咖啡馆之歌》和约翰·厄普代克的长篇小说《兔子,跑吧》中的主人公艾米莉亚和哈利都是属于这类带有明显时代烙印的病态人物。他们都是些畸形儿,精神上的叛逆者,所谓“反英雄”的含义即是指这个意思。在这些作品中,作者力图探讨人们精神蜕化、演变的根本原因,并希望读者也去思索产生这些现象的社会根源。赫尔索格的精神崩溃、艾米利亚的生活悲剧和外号叫“兔子”的哈利的几次离家出走,尽管各有各的具体情况,但造成他们这些结局的原因都来自于社会的侵蚀,社会的压迫和社会的堕落。对人物命运的关注也是二战以后小说主题的核心,从这一点来说它们与现实主义小说并无根本区别,只是随着时代差异的增多,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主要是这些人物性格的异化,他们的精神状态恰恰反映了美国社会严重的思想危机和道德危机。

  五十年代,以“麦卡锡主义”为代表的法西斯势力猖獗,掀起迫害进步人士的反共运动。慑于统治集团反共政策的淫威,一部分美国人沉默了,他们循规蹈矩,不敢有越轨的举动,遂造成美国文坛的萧条沉寂。有些评论家称这一时期为“怯懦的五十年代”或“沉寂的五十年代”。但年轻的一代由于对虚假的现实的反感,继续发起叛逆和挑战,用他们认为适当的方式来反抗社会,于是诞生了“垮掉的一代”及其文学。在这些作品中小说占绝大多数,它们反映了这些年轻一代的美国人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心情,对于 “美国生活方式”提出了大胆的否定。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的动乱几乎没有停止过,从朝鲜到越南一连串的战争、大十年代的古巴导弹事件、肯尼迪被刺、黑人暴动和全国性的反对侵越战争高潮、七十年代的“水门事件”和尼克松的辞职、以及多次地下爆炸、对自然环境的蹂躏、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各种各样的政治抗议等等,这一系列政治事件必然影响到千千万万美国人的心理、思想和精神状态的变化,使一种危机感持续下来。这是没有一个作家能够完全忽视的。反映到小说创作中则是黑色幽默小说、荒诞小说、反现实主义小说、存在主义小说等等流派小说的产生,一般人把它们合称为“后现代派小说”。所谓“后现代派小说”大都是用荒诞的、隐喻的、超现实的笔法,以曲折的形式来达到揭露现实、反映人们内心世界的目的;它们的作者几乎都厌恶这个社会,甚至抱着绝望的心情。这个流派的小说家们不惜用夸张、讽刺以至歪曲现实的“愤世嫉俗”之笔来揭示世界的本质,而结果往往以荒谬隐喻真理,以丑陋代替美感,把一切都颠倒了。

  “黑色幽默”在这方面最具典型性。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以非正常性的描写给人造成一种强烈的印象:作品中那些似乎疯疯颠颠、混混浊浊的人物不正是美国现代社会实质的象征吗?显然,作者的心绪并不愉快。“黑色幽默”作家们认为,在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里,好象“人全疯了”。不仅“黑色幽默小说”如此,其他如“犹太小说”、“南方小说”也都反映出美国社会这种实质性的内在因素。诺曼·梅勒的长篇小说《裸者与死者》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美军内部的种种矛盾,突出地反映了权欲使人丧失理性,战争使人变得更加贪婪的现实,这样就造成了指挥混乱,上下对立,人与人之间关系紧张。犹太作家杰罗姆·戴维·塞林格的长篇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主人公霍尔顿,是当时美国青年中失望一代的典型。他看不惯一切又丢不掉坏习惯,他想靠劳动养活自己又找不到出路。流浪、徘徊、苦闷,终于造成精神崩溃,被送进精神病院,只能躺在床上回想他那些乱七八糟的经历。

  总的看来,二十世纪中期以后的美国作家陷入了对“美国生活方式”的信任危机。他们的美国之梦经常被梦魔所代替,这就不可避免地使他们对其国家及其前途产生茫然之感,否定和批判的声音成为小说创作的主旋律,作家的才华和想象力在人物的悲剧性命运及其精神世界之间纵横驰骋。而“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喜剧和悲剧、事实和象征,全都通过难以捉模的形式相混合,象当代现实生活一样扑朔迷离。” ([美]伊哈伯·哈桑《当代美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