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独立时期文学

  1912年,遭受土耳其统治五个世纪的阿尔巴尼亚,终于获得了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从这时候开始到民族解放战争前夜的文学,被称作民族独立时期文学。这一时期文学的发展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1912—1924年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的文学,主要继承了民族复兴文学的进步传统,歌颂爱国志士为建立民主制度而进行的斗争,仍然是中心主题。1924—1934年的十年为第二阶段。在这一阶级里,索古皇帝的独裁统治,使进步文学遭到了极大的摧残和破坏。1934—1936年为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里,革命与反革命、进步与倒退的斗争非常激烈。在文学领域里,一批新生力量在同旧势力的搏斗中成长起来,诗人、作家米吉安尼是新手力量的杰出的代表。许多青年作家团结在米吉安尼周围,形成了著名的“1935年的一代”。他们中间著名的人物有威里·斯塔发(1915—1939)及其弟弟契玛里·斯塔发(1921—1942)、依达·布尔卡 (1908—1967)、谢弗契特·穆萨拉依(1914—1989)、迪米特尔·舒泰里奇 (1915—)、彼特洛·马尔科 (1910—)、阿列克斯·恰奇 (1916—1988)、安德列·瓦尔菲(1914—)等。这批青年作家以在科尔察创办的《新世界》为阵地,同消极的浪漫主义、颓废主义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他们主张:文学应当是现实主义的,应当成为反映社会现实的镜子和推动社会前进的工具。他们坚决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

  这批青年作家的作品具有强烈的批判现实主义的色彩,它们愤怒地揭露黑暗的现实,大胆地展望光明的未来。

  米吉安尼是米辽什·吉尔吉·尼古拉(1911—1938)的笔名。他生于斯库台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很早就丧失了父母双亲,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悲惨遭遇,对他的创作有很大影响。米吉安尼年轻时受到了俄罗斯进步作家和苏联革命文学的熏陶,逐渐认识了封建道德和宗教的虚伪性。离开玛纳斯蒂尔的东正教讲习班之后,米吉安尼在斯库台城郊当了教员,与农民兄弟保持密切的联系,深刻地了解了农民的贫困和愚昧。1935年春,米吉安尼回到斯库台,写完了诗集《自由的诗》,后来与《新世界》密切合作,发表了许多诗文。1934—1936年,是米吉安尼创作的盛期,发表的作品包括诗集《自由的诗》和大量的散文。

  《自由的诗》由《复兴之歌》、《贫困之歌》、《西方之歌》、《青年之歌》和《最后的歌》五部分组成。在卷首诗《序言的序言》中,诗人以唯物主义世界观为指导,大声地向世界宣布:人们再也不相信上帝,再也不被 《圣经》的神话故事所欺骗,表达了他愿为人类的自由和正义事业而献身的决心和意志。

  《复兴之歌》由《新时代的儿女》、《让人诞生吧……》、《觉醒》、 《火星》、《青春颂》及 《未唱出的歌》六首诗组成。在《新时代的儿女》中,诗人写道:“兄弟们在黑暗中诞生、成长”,从前的受苦人,如今也懂得了自己的伟大,并且要投身到新的战斗中,以此表现他对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同情。在《觉醒》中,他号召人们“粉碎往日的枷锁”,他所痛骂的发疯的泰坦们(《即外国侵略者》),也包括阿尔巴尼亚国家的统治者。在《未唱出的歌》中,他把新兴的苏联比作太阳。在《青春颂》中,诗人在青年一代身上看到了解放祖国的希望。

  《贫困之歌》是诗集《自由的诗》的第二组诗。其中的第一首《贫困之歌》,细致地描绘了城市贫民艰难凄惨的生活画面。《对上帝和宗教的咒骂》中,诗人抒发了自己对“矗立在我们低矮房屋之上的清真寺的钟声”、“封建主义千百年来的堡垒”以及其他压迫者无比愤恨的感情,揭露了宗教的虚伪性。

  米吉安尼的可贵之处,不在于他对黑暗现实的揭露,而在于他对美好未来的呼喊与歌唱。在《未唱出的歌》中,诗人表示他的歌在“等待着最幸福的日子降临,到那时候,它将毫无畏惧地从心里迸发出来,自由飞扬。”在第三组诗《西方之歌》里,他痛斥了那些拜倒在西方颓废文化面前的知识分子。《旅行者的心灵里》以及其它一些诗篇,充分地表达了诗人对无产者的同情。他明确地指出:在西方国家里,“钢铁和烈火”的“烟黑”,正在准备一场新的扩军备战,污染了天空,而“工厂的汽笛”和无产阶级也在大声疾呼:反对这种扩军备战。第四组诗 《青年之歌》以激越奔放的旋律,歌唱了纯洁的爱情、美好的未来和生活的欢乐。诗人在《神魂颠倒的春天》这首诗中,欢呼“春天已经来到人间”。这里的春天指的是共产主义的春天。诗集的最后一组诗《最后的歌》表达了诗人对祖国美好未来的向往。

  米吉安尼的散文作品可以分三类:一、讽刺小品;二、描写城市生活的散文作品;三、描写农村生活的散文作品。

  米吉安尼早期创作的讽刺小品,揭露、控诉了宗教、卖国知识分子、统治阶级和法西斯主义的罪恶行径,如《是受苦受难的花鹿还是心满意足的蠢猪》一文,无情地嘲讽了社会的伪善。《悲剧还是喜剧》一文,猛烈的抨击了宗教和法西斯主义者所宣扬的各阶级之间“和平”的欺骗性、虚伪性。《收获》是一篇酷似寓言的短文,深刻地揭露了法西斯穷兵赎武的罪恶以及他们的侵略政策给人们的心灵造成的创伤。这些讽刺小品,都充分地表现了米吉安尼追求真理、坚持正义的革命进取精神。

  米吉安尼描写城市生活的散文作品告诉读者:黑暗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必将被光明的合理的社会制度所代表。这类作品中的名篇有《我们城市的复唱曲》、《在教堂里》、《禁果》等。它们大都描写城市乞丐、失业者的悲惨遭遇,真实地反映了1935年前后尚未很好地组织起来的阿尔巴尼亚无产者的状况。 《一个女人的故事》和《每天请给我们吃的》,揭示了旧社会给无辜的人民群众造成的深重灾难。《家里的大学生》展示了被侮辱被损害的人们的种种不幸,揭露了斯库台资产阶级家庭的荒淫无耻。这些作品无疑表现了作家盼望革命早日到来,消除人间痛苦的真诚愿望。

  几篇农村题材的散文和作者根据在普克镇任教期间的生活经历写成的短篇小说,是米吉安尼全部作品中最优秀的一部分。其中家喻户晓的有 《玉米的传说》、《小留利》和《泽奈力》。《玉米的传说》表现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制度给山民们带来的奇耻大辱。 《大人,你要木炭吗?》描写了一个普通卖炭者悲哀与酸辛的经历。《樱桃》通过对一个贫苦而可敬的妇女与美丽的樱桃的巧妙对比,寓意深刻地表现了连樱桃都吃不上的穷苦人,一生只能在贫困中生、贫因中长的命运。《小留利》以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和感人泪下的人道主义精神,描述了穷苦的农民孩子一贫如洗的可怜状况和孩子对老师纯真的爱。特别要指出的是,米吉安尼还深刻地揭示了造成农民悲惨命运的原因。那就是:灾难来自于索古王朝专政时期的统治者和议会,他们才是穷人最凶恶的敌人。

  米吉安尼一生写下了不少诗文,这些作品有的属于浪漫主义,有的属于批判现实主义。有的两种因素皆有,不能绝然发开。米吉安文笔犀利,清清隽永,作品具有强烈的战斗性。他善于巧妙地运用幽默、讽刺、象征、寓意、对比等艺术手法,使作品的主题思想表现得非常深刻。

  米吉安尼对后来的作家和阿尔巴尼亚文学具有巨大的影响,正如作家、文学评论家克利斯塔奇·都都拉尼所说:“米吉安尼给我们的国家带来了诗歌的新风气。从各方面讲,都是新颖的:新的主题,新的表现方法,新的视野,新的旋律。”

  在这一时期里,除革命诗人、作家米吉安尼之外,文学成就较大的作家还有范·诺里(1882—1965)、弗乔·波斯托里(1889—1927)和契玛里·斯塔发 (1921—1942)。诺里是一位诗人、文学家、历史学家。文学作品主要有诗集《影集》(1947)和《在河岸边》(1930),传记文学《斯坎德培传记》(1921)。波斯托里是一位小说家,主要作品有《为了保卫福国》(1919)和《记忆之花》(1921)。斯塔发是阿尔巴尼亚最早的共产党人之一,也是 “1935年的一代”的重要成员。主要作品有散文集《秋怨集》(阿尔巴尼亚解放后出版)。另外,舒泰里奇的诗集《觉醒的歌手》、《致阿尔巴尼亚》,布尔卡的诗集《当夜莺哭泣和欢笑的时候》,恰奇的诗集《我的理想》,瓦尔菲的诗集《被压迫者的呼声》等,也都在不同程度上揭露了索古政权的腐败与反动,反映了人民的贫穷与灾难,描写了尖锐复杂的阶级矛盾,表达了人民群众对封建资产阶级制度与统治者的不满与愤恨,歌颂了共产主义运动和爱国斗争,谴责了法西斯主义、反动宗教和帝国主义战争,表现了对阿尔巴尼亚美好前途的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