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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和奥地利的失败以及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波兰获得了独立。资产阶级的国家民主党在这里建立了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但在1926年5月，波兰社会党前首领毕苏茨基发动军事政变，在推翻国家民主党的政府后，又成立了他所领导的萨纳奇亚政府。可是在他的政府统治下，波兰国内矛盾更趋尖锐化。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波兰经济危机严重，这个政府开始对左派和民主力量进行镇压。1935年5月，毕苏茨基病逝，但是萨纳奇亚又对德国法西斯侵略波兰的阴谋长期丧失警惕，终于导致波兰于1939年 9月被德国法西斯灭亡。波兰人民由于法西斯的侵略和压迫，遭到了空前的灾难，这期间，波兰共产党人和人民坚持抵抗，1942年1月成立了波兰工人党，组织了人民近卫军，和当时一个流亡伦敦的资产阶级政府领导的国家军一起，同希特勒侵略者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最后配合苏联红军于1944年7月打败了德国法西斯，建立了波兰人民共和国。
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波兰，由于社会上的各种矛盾和斗争表现得更加尖锐和复杂。在文学创作领域内，也出现了更加复杂的情况，现实主义流派仍占主导地位，在以独立后波兰的社会现实为题材的作品中，不仅从各方面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社会黑暗，而且广泛地反映了波兰无产阶级遭受压迫的状况和他的革命斗争。新一代作家东布罗夫斯卡、纳乌科夫斯卡和克鲁奇科夫斯基对波兰各社会阶层的生活和政治面貌作了广泛的描写，影响最大。
玛丽娅·东布罗夫斯卡 （1889－1965）出身于一个佃农家庭，她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的，曾在洛桑、布鲁塞尔的伦敦等地上大学。她于二十年代初开始文学创作，早期的短篇小说集如《祖国的孩子们》（ 1921）、《樱桃枝》 （ 1922）、《童年的微笑》（1923）多以自己童年生活为题材。短期小说集 《从别处来的人们》（1925）取材于1905年前后的农村生活，反映了农民受压迫的悲惨命运，描写了他们敢于和黑暗势力进行斗争，相信斗争一定取得胜利的乐观精神。长篇小说 《黑夜与白昼》（1932－1934）是东布罗夫斯卡的代表作。小说通过男女主人公包古米尔·尼赫奇茨和芭尔芭拉·奥斯特辛斯卡一家三代的生活经历和他们复杂的社会关系，深刻反映了1863年一月起义失败后经 1905年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初期几乎半个世纪波兰的社会生活，真实地再现了二十世纪初波兰城乡的革命活动和波兰人民在世界大战中遭受的苦难，指出实证主义纲领在存在严重的阶级和民族矛盾的波兰是不能实现的。
卓菲娅·纳乌科夫斯卡（1885-1954）出身于华沙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在三十年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参加过波兰进步知识分子反法西斯的爱国活动，她的小说创作在艺术上发展不平衡，有的受当时象征主义流派的影响，在思想上反映出作者的宿命论观点，有的充分揭露社会的黑暗，表现了现实主义的思想深度。她的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泰蕾莎·亨涅尔特的浪漫史》（1923）和《界线》（1935）。前者写一个小业主亨涅特因善于和工、商、政界人士拉拢关系，做投机买卖，成了暴发户。作者描写主人公的寄生腐化生活，通过他和上层统治者的复杂关系，反映了萨内齐亚政府的贪污腐败和他们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界线》写一个杂志编辑在和上层人物的交往中，爬上了市长的地位，可是他当上市长后，极力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他的政策激起了工人的反抗。
利昂·克鲁奇科夫斯基 （1900－1962）出身于一个装订工人的家庭，他毕业于克拉科夫高等工业学校化学系，曾在东布罗瓦煤矿区的职业学校里任教。他早期写过关于矿工生活的小说。1932年发表的历史小说《科尔迪杨和乡下佬》是他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最重要的作品。小说以1830年十一月起义前夕的波兰王国为背景，描写波兰地主勾结沙俄占领者对农奴的残酷压迫，歌颂了被压迫者的反抗斗争，成功地塑造了十九世纪上半叶波兰农民革命者的形象，如主人公德尔卡奇，他受法国大革命和巴贝夫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影响，认为沙皇政府不是农民的，必须废除法律闹革命。这部作品是针对斯沃瓦茨基的诗剧《科尔迪杨》写的，斯沃瓦茨基笔下的贵族主人公虽然孤军奋战，表现软弱，但还是一个革命者，可是克鲁奇科夫斯基对贵族领导的十一月起义却持否定的态度，他把起义的领导者写成是一群事到临头不知所措的盲动主义者，因为他们领导不力，没有提出和解决农奴解放的问题，才寻致起义的失败。
1933年，由海仑娜·博西谢夫斯卡（1883－1978）等一批作家提议，成立了“城郊文学社”。他们虽然没有明确的思想纲领，但他们的创作有共同的特点，就是大都以波兰城乡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生活为题材。这些作品反映了三十年代城市产业工人在国内外资产阶级剥削压迫下的悲惨命运和经济危机中产生的大规模的失业现象，反映了农民不堪国内的贫困生活，离乡背井，去国外谋生的情况，揭露了希特勒法西斯对波兰独立的威胁。
在诗歌创作中，现实主义也占主导地位。早在1916年，一批有才华的青年诗人杜维姆·斯沃尼姆斯基、伊瓦什凯维奇和老诗人斯达夫等一起创办了一个大学生杂志《为了艺术》，后来他们又办月刊《斯卡曼德尔》，并以“斯卡曼德尔”为名结成诗社。这个诗社没有统一的思想纲领，他们早期的作品单纯追求形式，有唯美主义特征，后来走上了现实主义创作道路。莱奥波尔德·斯达夫 （1878－1957）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开始创作，他这时期的诗歌虽然没有更多地接触现实，但歌颂了人的智慧和劳动以及仁爱无私的美德，表现了他对一切美好事物的热爱和追求。雅罗斯瓦夫·伊瓦什凯维奇（1984－1980）这时期的作品热衷于写孤独的个人，反映了他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和悲观失望的情绪。
尤利杨·杜维姆（1894－1953）是这时期的著名诗人，出身于一个公务人员的家庭。他的主要作品有诗集《窥伺上帝》（1918）、《跳舞的苏格拉底》 （1920）、 《第七个秋天》（192）、《血语》（1926）、《黑林村纪事》 （1929）、《吉卜赛的圣经》（1933）等。杜维姆早期的诗歌表现了他对大自然和青春美的热爱和追求，充满乐观主义情调。在独立后的波兰，他的诗中常出现被残害或者精神失常的人的形象，象征一个病态的社会。二十年代末，杜维姆逐渐洞察现实中的贫富不均，阶级对立，穷人永远处于饥寒交迫，可是那些银行家和交易所的经纪人靠敲诈勒索，投机取巧却大发横财，诗人指出他们背叛了他们祖先在法国大革命中表现的革命民主精神，成了堕落的市侩。在三十年代发表的诗歌中，他对那些企图通过发动战争榨取人民血汗的战争狂人和不顾国贫民困，终日寻欢作乐、挥霍无度的统治者作了无情的讽刺。杜维姆的诗歌激情饱满，内涵深邃，他还善于运用丰富的民间语言，刻画鲜明的形象。
安东尼·斯沃尼姆斯基（1895－1976）出身于华沙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在诗集《十四行诗集》（1917）和《黑色的春天》（1918）中，描写了个人生活中的痛苦经历，表现了他对旧世界的怀疑，不满和反抗的情绪，揭露了世界大战的残酷性。在诗集《没有格子的窗》（1935）中，他深刻地指出，在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资本家在生产过剩时，为了维持商品的价格，他们把粮食和棉花烧掉，把咖啡抛入海中，可劳苦大众却只能活活地饿死。他还预示帝国主义发动战争会给全人类带来深重的灾难。在两次大战之间，斯沃尼姆斯基还写过剧本、小品和政论。他的喜剧《家庭》对法西斯主义的种族岐视进行了讽刺，在希特勒法西斯侵占波兰期间，这出戏在华沙上演，受到了人民大众的欢迎。他的小品和政论文也表现了他为保卫人民的民主和自由而斗争的思想。
由革命诗人弗瓦迪斯瓦夫·布罗涅夫斯基（1897-1962）、斯坦尼斯瓦夫·雷沙尔德·斯坦德（1897－1939）和维多尔德·万杜尔斯基（1891－19370）在1925年联合出版诗集《三声排炮》，标志着两次大战之间革命诗歌流派的产生。稍后参加这一流派的还有艾德瓦夫德·希曼斯基 （1907-1943）、卢齐杨·辛瓦尔德（1909—1944）和布罗诺·雅显斯基（1901-1939）等。他们的诗歌继承了十九世纪末无产阶级革命诗歌创作的传统，其中以布罗涅夫斯基的成就最大。布罗涅夫斯基早在中学读书时，就参加了学校里的秘密爱国组织，后来他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积极参加工人运动，加入波兰共产党，他把诗歌创作当作武器，同资产阶级和法西斯主义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早在他发表的第一部诗集《风车》中，他就站在革命的立场，对资本主义社会表示了强烈的反抗。五月政变后，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布罗涅夫斯基面对现实喊出了“我不向这个世界投降”，在诗集《城上的烟雾》（1927）中，他明确表示要使他的诗“成为战斗中飘扬的旗帜”“大风中举起的火炬”。在《革命者之死》一诗中，他为一个被杀害的共产党员进行悼念，把为了人类美好未来而战斗看作革命者的幸福和理想。在长诗《巴黎公社》（1929）中，诗人通过再现法国无产阶级流血斗争的光辉历史，热情歌颂了工人阶级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布罗涅夫斯基战前创作的这些诗歌生动地记载了波兰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工农群众各个时期的战斗生活和历史，反映了他的无产阶级世界观。他的诗歌语言通俗，形象生动，充满了革命的激情，在人民群众中流传很广，对两次大战之间的波兰工农革命运动，起了鼓舞和推动作用。
二十年代初，波兰诗坛上还出现了先锋派，也叫未来派。这个流派在创作上要求抛弃一切现实主义的诗歌形式和大众语言的语法形式，创作所谓新的诗歌，新词和新的句法。诗人们提出在作品中描写“机器的轰鸣”，说这是“先进的文化和文学”。这些作品的造句不合习惯的语法规则，但是它们歌颂了二十世纪人类科技文明的飞速发展，诗人们认为，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必将创造一个正义美好的世界。属于先锋派的诗人有尤利杨·普日博希 （1901－1970）、尤泽夫·切霍维奇（1903－1939）和斯担尼斯瓦夫·卞达克（1909－1964）等。
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戏剧创作中，以韦特凯维奇和贡布罗维奇为代表的荒诞派戏剧影响最大。斯坦尼斯瓦夫·伊格纳奇·韦特凯维奇 （1885—1939）不仅是一位剧作家，而且是一位戏剧理论家。他为他的荒诞派剧作构建的理论是：世界充满了罪恶和灾变，剧作家为使观众获得所谓“形而上的满足”，可以通过各种手段，自由地创造一个荒诞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既改变自己，他又被别人改变，被世界改变，因此他的荒诞剧的理论是以灾变论为基础的。在他的剧作 《水鸭》（1922）和《小庄院里》（1923）中，写的都是乱淫和仇杀的题材，展现了这个罪恶的世界。在《母亲》中，他甚至塑造了一个恶贯满盈的罪犯的典型，主人公列昂既是一个骗子、吸血鬼，又是一个外国的间谍、刽子手。在这些剧中，韦特凯维奇构建了许多荒诞不经的情节，都是为了突出作品的主题。在 《鞋匠们》这出戏中，韦特凯维奇还接触到了阶级斗争和革命的主题。照他的看法，在这个世界上，除统治者的腐朽没落外，革命也只是一个改朝换代的把戏，既然这些决定历史进程的重大因素都失去了价值，这个世界就无法拯救了，它将走向灭亡。在《疯狂的火车头》中，韦特凯维奇写两个罪犯为了争夺一个女人，驾驶一列火车不顾一切地向前飞奔，直到把车头碰坏，谁没有死，就可得到这个女人，车祸发生后，死了许多旅客，这两个罪犯却没有死，结果一个被送进了疯人院，另一个自杀。在剧作者看来，文明世界正如这列火车，由于人们犯下的罪孽，使它遭到了毁灭。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 （1904－1969）的荒诞剧论述的也是人的生存和文明世界的主题。在《轻歌剧》这出戏中，他把二十世纪人类的历史比做时装模特的展览，各种稀奇古怪的时装和模特们的疯狂的舞姿表现了这个世界处在极大的混乱之中。作者描写一个裸身姑娘藏在棺材里不仅多年没有死，而且永葆青春年少的荒诞情节，说明只有这样才能脱离尘世污染，有很大的讽刺意义。贡布罗维奇还写过荒诞小说，如《弗迪杜克》和《横渡大西洋》等，也很著名。不管是韦特凯特奇，还是贡布罗维奇，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都力图从宏观的视角把握世界，通过对于政治和文化生活的透视，深刻揭示这个世界的罪恶和黑暗，但他们对社会和历史的看法是悲观的。
1939至1944年间，法西斯德国侵占了波兰，侵略者肆无忌惮地烧毁波兰的城市和乡村，屠杀成千上万的人民，使波兰遭受了空前的灾难，波兰爱国志士和进步作家面对敌人的暴行并没有屈服，他们在国内除组织或参加人民近卫军、国家军打击敌人外，又秘密开办学校、地下出版社和文学刊物，坚持反法西斯斗争。一批年轻的诗人这时发表诗篇和诗集，对法西斯分子的滔天罪行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控诉，不少作品广泛地记载了爱国者和游击战士的战斗生活和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如何打击和消灭了敌人。万达·杰伦奇克的《人民近卫军之歌》和埃米尔·杰齐茨的《游击队员之歌》表达了人民争取自由和消灭敌人的决心，在群众中流传很广。这些作品不仅鼓舞着人民和法西斯侵略者进行战斗，而且记载了波兰反法西斯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
在德国法西斯侵占时期，许多老作家，还有一些青年作家和诗人都长期流亡国外，布罗涅夫斯基流亡到巴勒斯坦，直到波兰解放后才回波兰，他在国外发表的诗集《刺刀上枪》（1943）和《失望之树》（1945）充满了爱国主义的激情，表达了在法西斯奴役下的人民渴望自由的心声。杜维姆和斯沃尼姆斯基长期旅居欧美，杜维姆的长诗《波兰之花》表现了他对被奴役的祖国的无限怀念。斯沃尼姆斯基的诗篇《警报》（1940）写首都华沙在 1939年9月被法西斯毁灭的悲惨情景，反映了诗人在祖国灭亡后悲痛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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