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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在十八世纪出现了凯勒，戈特赫尔夫，费·迈耶尔三位著名的德语作家，这在上一篇里我们已做了介绍。跨入二十世纪，卡尔·施皮特勒是位名重一时的作家，他生于1845年，死于1924年。他的创作活动从十九世纪末期到二十世纪初。1909年他由于创作的史诗式作品《奥林匹亚的春天》 （1900—1905）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的思想受叔本华、尼采的影响，蔑视群众，相信超人，作品多取材历史、神话，属意创作一个新的英雄时代。他的代表作除史诗《奥林匹亚的春天》和《受难者普罗米修斯》外，还写有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意像》（1906），这是一篇心理作品，它描述了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对瑞士式的民主的双重心态。此外还有短篇《康拉德少尉》 （1898），这是以父子两代冲突为题材的一篇有自然主义色彩的作品。从二十世纪初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期间瑞士虽没有出现在世界享有声望的著名作家，但有一些作家在德语文学中却占有一席之地。这其中有罗·瓦尔泽 （1878—1956）、Ｍ·英格林（1893—1971）、 Ｋ·古根海姆（1896—）、Ａ·左林格（1895—1941）等人。他们的一些代表性作品在德语文学中得到好评。到马克斯·弗里施和弗·迪伦玛特的出现，瑞士文学不仅在本国，在德语国家，也在世界文坛上大放光采。到九十年代初，这两位世界性作家相继去世。当前活跃在瑞士德语文坛上有阿·穆什克 （1934—）、彼·毕克塞尔（1935—）、玛·施里伯尔 （1939—）、维·斯米特里 （1939—）、以及西·布拉特 （1946—）等人。
瑞士自1814年维也纳会议被承认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并保证其永久性的中立。它虽然位于欧洲中心，与德、奥、法、意毗邻，但对欧洲国家间的军事和政治纷争均不介入，两次世界大战都置身事外。这种独特有利的地理位置和国际地位，使它一直保持政治上的稳定、经济上的发展和社会的安定。这就必然对它的文学的发展有所影响，影响它的文学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它与周边国家的亲缘性和相通性（瑞士基本上有三个语区：三分之二的人讲德语，说法语和意大利语的近三分之一）。瑞士的德语文学自十四世纪以来，就对德语文学不断地做出自己的贡献，它与德国文学的关系十分密切，从文学史的角度上看，它的发展是融合在德国文学的发展之中的。进入二十世纪，瑞士的德语文学虽然比奥地利文学更具有自己的民族特色，但它与德国文学的关系由于传播媒介的进步，丝毫没有减弱，像弗里施、迪伦玛特都是通过德国走向世界的；就是一般的作家，他们更大的读者群是在德国，与德国文学的历史上的渊源，德国文学在瑞士的接受，瑞士德语文学在德国的接受，这都不可避免地对瑞士文学的发展和走向发生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瑞士文学，没有经历过联邦德国文学上的“从零开始”，没有稍后的“废墟文学”，它也没有经历过民主德国初期的清算法西斯主义和随之确立的发展社会主义文学的方针的时期。它有自身发展的某种相对稳定性和连续性。但这种相对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受到了削弱。我们只消想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德国、奥地利以及一些其它国家的作家都流亡到瑞士，他们在这里活动，写作和发表作品，这必然是对瑞士文学的某种程度的封闭性是一种冲击。这种削弱给瑞士文学的发展带来了积极的因素。如果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从总体上看，瑞士德语文学还缺乏尖锐的深刻的批判内容，它还难得在德语文坛上激起强烈的反应，那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在五、六十年代，它就有了新的成份，新的内容和强烈的现实意义。弗里施和迪伦玛特的作品就是这一现象的最好证明。他们的作品引起了不仅在德语国家，而且在世界范围的反响。有人称，战后瑞士德语文学的基本特征是“狭隘的国土，广阔的世界性思维，”这种概括是有某种道理的，而大体上这也是当代瑞士德语文学的一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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