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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被称作“散文之粹”。但日本平安朝时代的“散文”却不同于近代散文。独具特色的“物语文学”，结构上与近代小说即有种种差异。因历史背景不同，前者体现了古代贵族的没落；后者却代表近代市民社会的勃兴。 “物语文学”产生于平安朝（公元784——292年）中期，此时都市化特征更加明显，不同职业者生活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渐渐脱离了古代农村那种群体社会共同体验的生活。在古代贵族社会渐趋分裂的过程中，新兴的都市文化产生了新的文学表现形式。
最早出现的散文作品，不是“物语”而是纪贯之的日记文学《土佐日记》 （公元935年）。《土佐日记》奠定了散文艺术的基础。作品记载作者卸任返京时的旅途经历。说是“日记”，实际上是和歌、散文相杂的文体形式。其中写到船渡之苦、旅途风物、爱子之死以及归京印象等。作品流水帐似地包含着作者真切的情感与体验。而此前的日记，却与文学无缘，因为大多是宫廷、官僚的朝事日录。纪贯之的功绩在于改变了以往的汉文记录传统，创造出不同类型的假名日记。假名日记更加适宜于表现日本人的心灵与体验，因而成为日本散文文学的嚆矢。此外，《土佐日记》虽有日期顺序的限定，内容上却并不拘泥于日期，常常写到往日的回忆。这一点，与日后的“物语”文学具有近似性。
《土佐日记》的创作动机，是为缅怀土佐任官时客死他乡的爱子。作品中多次写到对于同于现代意义的“一夫多妻”、儿子的思念及悲哀的心情。但是，假名文学最初被视为女性文学，大男子写“假名日记”，面子上并不好看。为此纪贯之以假名创作了最早的散文文学后，又声称非以官人名义，而出于个人立场。
《土佐日记》不仅超越了汉文表现，同时建立起自由的口语文体。因而，纪贯之被称作日本“假名散文”的创始者。
虽然真正的散文名作是随笔集《枕草子》和物语文学的代表作《源氏物语》，但纪贯之的《土佐日记》所开拓的“日记文学”，日后又获得很大发展。文学史上将日后的“日记文学”称作“女流日记”。代表作有《蜻蛉日记》、《紫式部日记》、《和泉式日记》等。
最先出现的是《蜻蛉日记》（公元954～974年）。作者道纲母以日记形式记载了自己与藤原兼家的婚姻生活，以及由此而生的半世悔恨与痛苦体验。道纲母的丈夫兼家官运亨通，跃居摄政太政大臣。然而身为权贵之妻对于道纲母，却不是福而是祸。时姬超越道纲母而占取了正妻地位，此外兼家还有许多情人。道纲母忍受着一系列精神折磨，她难以承受其他女人夺去自己男人的痛苦，而沉浸在嫉妒与怨恨之中。在当时的平安朝贵族社会中，这种女人的嫉妒具有时代特征。一夫多妻的社会状况，使女性的精神失却安定感。然而《蜻蛉日记》的文学价值，并不仅仅在于暴露女性的前述情感。作者尚以无意识的自传体告白，描绘了贵族社会的种种矛盾，以及基于这种矛盾的人际关系与纠葛。就是说，《蜻蛉日记》的社会性主题是不同阶层男女关系的对立，以及受抑压的女性表现出的有限的抵抗、挣扎或失败。同时，作品展示了女性受到伤害或遭遇不幸的社会矛盾基础，在关注女性自我人生体验的同时，又对兼家那种居高临下的男性诉诸了批判。需要说明的是，古代日本的“一夫多妻”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一夫多妻”。“婚姻”在当时并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实际上女人所争取的并不是正妻的地位，而是男人的爱。
《蜻蛉日记》、《紫式部日记》、《和泉式部日记》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文中全无标点符号。据说是因为这种文体最能表现女性的心灵与情感。
不同的是，《紫式部日记》是宫中女官所撰。实际上，女官就是宫中侍女。作者紫式部，日后推出闻名世界的古典名作《源氏物语》。不过当时像她这样的宫中才女很多，有和泉式部、赤染卫门、伊势大辅和清少纳言等。 《紫式部日记》所记载的，是宽弘五年（1008）至八年的宫中记事。主要描述中宫的出生以及各类仪式。表现中，渗透出孤独、冷彻的文体风格，或由自然的流转看破人生的流转。这些特点，与紫式部的身世经历不无关联，但更多地基于某种不可解释的感受性。下面，是她宽弘五年的一首和歌：
此生岁暮迟，
风声携去凄凄心。
潜在而朦胧的悲哀感觉跃然纸上。据说这种特征最初源自紫式部生活上的失落感。夫君宣孝早亡，她只好在宫中忍受着女侍生涯。她天生文才，能与池水中嬉戏的水鸟体验到共同的不安。在她的日记中，当然也写到种种宫廷仪式或艳华风俗。但作品的主旋律，仍是围绕孤独暗郁的独自感受。实际上，《紫式部日记》在日记文学中亦首屈一指。
《和泉式部日记》与前述二者属同期作品，但不同特征是运用了第三人称的非直接性笔法。此外，和泉式部的生活方式不拘一格，主要表现在婚姻生活方面。她一生许从过许多男人，与第一个丈夫道贞分手的原因是因为爱上了弹正宫。此事引起诸多非议。但一年后弹正宫逝世，她又与正宫的弟弟帅宫相爱。与帅宫的爱情便是她的作品主题。四年后，帅宫亦身亡。和泉式部遂在紫式部服侍的中宫彰子处作女官。在这里，她又与藤原保昌结婚。从这一点上看，她与 《蜻蛉日记》的作者道纲母截然不同。
从文学表现上讲，和泉式部的“日记”体现出十分含蓄的“悲哀”特征。如果说，紫式部具有的是强烈的自我意识，和泉式部则恰恰相反，她的创作充满了自己难以控制的“无意识”。她憧憬上流社会的生活而不满足于平凡的中等阶级生活。她在文章中确立起独自的文体，乃将和歌与叙事完美地融合起来。甚至可以说，“赠答”式和歌与散文的结合，对《源氏物语》的文体风格有很大影响。
《枕草子》的作者清少纳言，作为才女作家与紫式部相提并论。《枕草子》是日本最早的随笔集。表面上它是定子皇后宫廷中的一部女官记录，但这种“日记体”形式上却十分自由，具有近代随笔的性质。《枕草子》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总称为“物附”（俳句之一种），主要内容是描写自然中的山、水、草、木，以及人生之中的各类形态；第二部分最具日记特征，以叙事性文体记录下自己的种种见闻；第三部分，则是作者对于自然、人生的感想。实际上，第三部分的内容最具随笔性。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据说第一部分的“物附”模仿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李义山杂纂》，且受到“十列”之影响。从表现风格上讲，《枕草子》通篇体现了敏锐纤细的女性感觉，且以独特的自然或人生描述，博得当时读者的强烈共鸣。
《枕草子》共有长短不一的300多个章节。许多章节中都有枕词（和歌中用于修饰或调整语调的词语），趣味性地引发出种种比喻或联想，进而显现出作者机敏的观察目光。清少纳言具有极其锐敏、纤细的审美意识，例如在“春曙”一篇中，她以印象派式的手法描绘了光、影交错中特定时刻的自然，如四季之中春天的曙光、夏天的夜晚、秋天的夕暮以及冬天的早晨。《枕草子》的叙景特征之一，正在于将对象置于某种关系之中，或将这种关系固定于某一剖面。这里涉及的自然，大致相同于敕撰和歌集。但不同之处在于， 《枕草子》中的自然与季节、天候、时刻、色彩不可分割。那种绘画式的聚合力，早已超越了和歌而趋近于一种散文诗。
但是，《枕草子》中美的世界却又十分狭小。亦即“美”与可怜同义。不是博大、野性或运动感，而是细微、优雅或寂静占据了支配地位。清少纳言的世界还体现为一种空间的丧失。她从未有过地方生活体验，只是在京都的乡舍或趋赴贺茂的参拜途中，看见过种田的农人。
《枕草子》中的自然观是独特的。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古典时日本式的自然观照。亦即《枕草子》中的自然与《万叶集》中的自然性质不同，同时具有必然的类缘关系。再有，日本古代文学中的自然观曾受中国文学自然观的影响。《枕草子》中便有白居易白乐天的自然观。清少纳言十分崇奉《白氏文集》。她曾长期受到中国文学的恩泽。相反，其他日本作家对白居易的诗歌多持贬斥态度。因为白居易在他们眼中，是一位刚直的政治诗人。其代表性政治诗作有《新乐府》、《秦中吟》等。总而言之，《万叶集》中的自然是客观的观照，而《枕草子》所呈示的却是主观化或被主观美化的自然。
清少纳言被誉为随笔文学的始祖。其感觉化、印象式的名作《枕草子》，某种意义上具有唯美主义的艺术特征。
“散文艺术”的成熟阶段是小说。《源氏物语》之所以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正因为它是人类文明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它对于文明历史相对短浅且引进文字为时不久的日本民族，的确是值得骄傲的一种创造。日本式“杂交文化”的生命力或创造性，最初毋宁说正体现在“文字”的引进、改造或创造性运用上。
《源氏物语》虽为“物语文学”之最高杰作，亦必然地经由了发生——发展——完善的历史过程。最早的“物语文学”是公元10世纪中叶问世的《竹取物语》。作者不详。从字面上解释，所谓“物语”就是说故事。《竹取物语》即描述名叫“竹取”的一个老翁的故事。从故事情节上看，这是一部传奇性、浪漫性的虚构作品。但“物语文学”的另一特征在于，“物语”是女性闺房中阅读的散文，同时创作者已为独立的个体。因而尽管从虚构、传说的意义上讲，《竹取物语》近似于古代的英雄传说与神话，实质上却有很大差异。“物语文学”的基础不再是古代的共同体（群体）社会，且读者也不再相信作品中呈示的是生活的根源或规范。当来自于自然的恐惧逐渐淡化后，人们的兴趣便转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人类情感。
竹取翁不是农民而是手工编织匠，每天在山野中采集细竹与藤蔓，回家后编制藤萝、簸箕之类的出卖为生。而这穷编匠却鬼使神差地获得一位美貌娇妻。这是一种模式化的“天人”传说。原因在于，日本古代缺乏气势宏大的史诗作品，相反却留下丰富而零散的各类传说。之后纷纷在艺术中获得表现。“竹取”翁的故事，亦取材于“万叶”长歌中浦岛传说之类的民间故事。
《竹取物语》是物语文学的起源之一。另一源流的代表作是《伊势物语》。作为区别，前者由日本古代叙事诗演化而来，后者则承接了抒情诗的表现传统。与 《伊势物语》同类者，又有《平中物语》、《大和物语》等。日本的物语文学十分发达，《宇津保物语》、《平家物语》等等，都是优秀的代表作。但物语文学的极致则是众所公认的《源氏物语》。《源氏物语》属于《竹取物语》的叙事诗系列。
《源氏物语》是日本平安朝中期（公元1000年前后）的作品。作者紫式部，原名藤式部。《源氏物语》涉及四代帝王的宫廷生活。现存仅三部。第一部写光源氏的种种情爱以及走向荣华的经历。男女情爱的描写，是《源氏物语》的一大特色。光源氏与许多女性发生恋情，且这种恋情形形色色，有着复杂的心理背景。例如，光源氏的母亲去世后，他竟在父帝宠妾藤壶女御的面容中寻求母亲的面影，进而产生恋慕之情。但藤壶却被置身于后母这样的伦理性束缚中。后来，光源氏与藤壶的侄女紫上结为终生伴侣，竟仍旧割不断对于藤壶的思恋。通过光源氏的恋情生活，紫式部显然触及到心理、伦理方面的敏感问题。同时，叙事中勾现出藤原时代的社会政治斗争。如元服直后同葵上的婚姻，就源自葵上父亲左大臣与皇室联姻的政治需要。为此，光源氏也不得已对右大臣一家采取敌对的态度。另外，光源氏与藤壶私通生出冷泉院（后继帝位），则自然而然地奠定了日后自身的权势地位。总而言之，光源氏的女性恋情史与其政治进退具有密切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作家紫式部不仅文才卓绝，创作中体现出纤细的文体特征或唯美倾向，亦具有敏锐的社会政治性目光。
光源氏曾被贬谪须磨。冷泉院登基后，返归京城且荣登太政大臣宝座。他拥有了豪华的宅邸六条院和自己喜欢的女人。作品中，女性名字十分有趣，如空婵、夕颜、末摘花等等。这些名字在特定的情景中，具有某种象征与暗示性。重要的是，在紫式部眼中，光源氏这太上天皇体现了理想的自由境界。所以彼时彼地，紫式部无意责难光源氏的生活态度与方式，她只是客观地描述，或美化或憧憬。
第二部与第一部迥然不同。光源氏在第一部中是一个追求者形象。第二部却写到他在男女恋情上的种种现实苦闷，同时着重描写了第二代主人公柏木和夕雾截然不同的青春与恋情。第二部，紫上离开人世后，光源氏整日闷居六条院宅中追怀流逝的四季风物，吟咏和歌，寄托自己哀伤的心情。第二部的末篇题为“梦幻”，述说光源氏出家的意愿与日弥坚。
第三部的主人公是柏木及女三宫的私生子阿薰。阿薰有两个特征，一方面涌动着少年的求道热情，另一方面则苦于情欲。他似乎天生处于矛盾之中，为了救赎自己出生的罪过。
《源氏物语》是日本王朝文学的代表，不仅凝聚地展现了以天皇为中心的宫廷生活，更确立了日本文学崇奉自然悲哀的美学传统。为此，《源氏物语》又被称作“物之哀”的文学。“物之哀”是日本美学范式之一，简单说来即为“自然的悲哀，物质的悲哀。悲哀本来是人类的情感，日本美学却扩大了它的外延。有观点认为，《源氏物语》的哀愁美，根源在于作者已预感到贵族社会的临近破灭。但实际上，并不单纯是那样。
《源氏物语》还明确涉及到“恋母情结”的问题，同时触及“乱伦”的景象。平安时期，虽盛行“一夫多妻”，儿子与后母却处于“禁忌”的关系中，不可有性的接触。但是，天皇的小妾往往与太子同龄。例如藤壶仅比光源氏年长五岁。紫上与光源氏的儿子夕雾也是这种关系。因此当时的“乱伦”基于特定的生活样式与心理样式。表面看来，作品仅仅描写天皇妾子之间的私通，实则并非单纯的宫廷文学或贵族文学，人物境况与心理活动象征了一个时代普遍性的文化特征。紫式部的文学观是真实地记录人生，与日记文学的差异所在，乃“物语文学”特有的虚构性，即在貌似虚假的结构、情节中，展示现实人生的真实可能性。
《源氏物语》在日本文学史上是划时代之作。它不仅对日后的日本文学，对整个日本文化都发生了久远而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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