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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概述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侵略朝鲜。朝鲜人民因不堪忍受封建王朝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和剥削，曾多次举行起义，并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争取民族独立的爱国文化启蒙运动。
1910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通过它一手炮制的所谓“日韩合并条约”，使朝鲜完全沦为它的殖民地。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朝鲜资本主义的发展虽然受到限制，工人阶级还是逐渐成长壮大起来，他们不时地与日本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派进行斗争。随着工人运动的兴起，农民的反日斗争也出现了新高涨。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强了对朝鲜的奴役和掠夺，从而引起了朝鲜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矛盾的激化。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朝鲜人民抗日民族解放斗争获得进一步的发展。1919年爆发的“三?一”人民起义是朝鲜人民抗日斗争中最有力的尝试，以这次起义为转折点，在朝鲜的历史上开始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新阶段。三十年代初，在金日成领导下，终于走上了武装斗争的正确道路。
在抗日群众运动的影响下，现代朝鲜文学发生了激烈的分化：一些资产阶级文人(以李光洙、金东仁为代表)打着“为艺术而艺术”的幌子，鼓吹颓废文学和自然主义，公开卖身投靠日本帝国主义；一部分坚持走批判现实主义道路的作家如罗稻香(1903-1927)、金素月(1903-1935)等，在他们的作品中揭露与批判了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社会的罪恶，对朝鲜人民的无权地位与悲惨生活寄予了深切的同情。金素月在名著《招魂》中还抒发了亡国的痛苦，表现出炽烈的爱国感情。另一部分青年作家如李相和、赵明熙、崔曙海、李箕永和宋影等人，由于受到十月革命的影响，在创作中逐渐表现出革命的思想倾向，被称为“新倾向派”。他们在探索新文学道路的过程中，批判地继承了过去朝鲜进步文学的优秀传统，力图把自己的创作活动与无产阶级争取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联系在一起。赵明熙(1892-1942)的短篇小说《洛东江》(1927)塑造了具有一定革命理想的英雄形象，而李相和(1901-1943)的诗篇《春天也会来到被掠夺的田野吗?》愤怒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
崔曙海(1901-1932)是“新倾向派”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的早期短篇小说《出走记》(1925)和《饥饿与杀戮》(1925)，深刻地反映了在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下朝鲜人民的苦难以及他们对民族的和阶级的敌人的刻骨仇恨。在《出走记》中，作者通过主人公朴君的口，发出了愤怒的呼喊：“打垮造成这个险恶环境的根源!”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崔曙海和大多数“新倾向派”作家一样，未能看到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力量和社会远景，对于怎样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也还缺乏明确的认识，因而他笔下的主人公的反抗往往流于自发。然而他的作品却真实地反映了朝鲜工人阶级在进行有组织的斗争前夕的思想感情，这在当时确实起了积极的作用。
“新倾向派”作家在短短的几年中写作的富有时代特色的作品，为朝鲜无产阶级文学的成长初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因而他们后来被誉为朝鲜无产阶级文学的先驱。
1925年，朝鲜革命文艺工作者以“新倾向派”作家为基础，成立了“朝鲜无产阶级艺术同盟”(简称“卡普”)。初期，“卡普”作家的作品，按其思想内容来说并没有超出“新倾向派”文学的范畴；1927年经过改组，通过新纲领，肯定无产阶级文艺运动是整个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指出无产阶级作家应以反帝反封建、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促进他们的团结为己任。在“卡普”纲领的指导下，早期无产阶级作家展开了反对资产阶级颓废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斗争。这样，朝鲜现代文学就沿着“高尔基式的现实主义”道路迅速地成长起来了。李箕永(详见本章第二节)的《贫穷的人们》、《元甫》和《造纸厂村》等短篇小说以及宋影、尹基鼎、严兴燮、李北鸣、朴世永、金昌述等人的作品，都是“卡普”文学的可喜成就。宋影(1903-)是“卡普”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的短篇小说《石工组合代表》(1926)描写了石工朴昌浩由逆来顺受到觉醒、最后走向反抗的过程。在剧本《拒绝一切会面》(1929)中，对于产业资产阶级的剥削本性及其所谓“奖励民族产业”的虚伪实质进行了有力的揭露与辛辣的讽刺。
1931年和1934年，以“卡普”为核心的朝鲜进步作家遭到日本帝国主义者严酷的镇压，“卡普”的大多数成员被捕。1935年“卡普”被迫解散，但“卡普”作家并未因此屈服。李箕永在长篇小说《人间课堂》中继续对日本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派进行揭露与讽刺。朴世永在《山燕》(1937)和《沉香江》(1935)等诗篇中，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歌颂了革命者的斗争，抒发了对自由的向往。“卡普”在短短的十年中，为朝鲜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十年代，在朝鲜人民革命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抗日文学，反映了朝鲜抗日武装游击队的正义斗争，为朝鲜无产阶级文学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抗日革命歌谣《反日战歌》(1934)、《勇进歌》、《决战歌》、《总动员歌》和《民族解放歌》等，号召人民起来走向抗日斗争的战场，表现了抗日武装游击队的英雄气概和革命热情。抗日戏剧也有很大的发展，其中广为流传的是《庆祝大会》、《城隍庙》以及由金日成编写的话剧《卖花姑娘》(1930)、《血海》(1936)和《一个自卫团员的遭遇》(1936)(注：参见《朝鲜的“不朽经典名著”》(东方文学专集(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3页。)等。
1945年8月15日，朝鲜人民迎来了自己的解放，结束了日本帝国主义长达三十六年的血腥统治，建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朝鲜劳动党给予文学艺术以深切的关怀，解放初期就曾对文艺工作者提出过重要的指示，明确规定文艺的教育作用，指出它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文艺工作必须紧密配合国内外政治斗争形势等任务。为了进一步发挥无产阶级文学的战斗作用，又于1946年成立以原“卡普”作家为核心的“朝鲜文学艺术总同盟”(简称“文艺总”)。同年，在文艺界展开了反对资产阶级文艺倾向的批判，从而统一了认识，加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阵地。
这时期，朝鲜作家的队伍扩大了。许多曾多年搁笔的老作家、老诗人现在恢复了文艺的青春，重新步入文坛；同时，在朝鲜劳动党培育下，涌现出一批新进作家和诗人，这就使得解放后的朝鲜文学呈现出一派大好形势。
解放后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是歌颂金日成及其战友们领导的抗日武装游击队。李灿的《金日成将军之歌》(1946)的歌词和赵基天(详见本章第三节)的长篇叙事诗《白头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李园友的《让我们走向光荣的道路》(1947年)、韩鸣泉的《长白山》(1947)和《北间岛》(1947)等诗篇、金胜九的电影剧本《我的故乡》(1949)等，都是以抗日斗争为题材的优秀作品。
朝鲜作家还以国内民主改革为题材，写下了不少出色的作品。诗歌方面有李灿的《新的消息》(1946)、郑文乡的《走向绿色的田野》(1946)以及千世峰的《土地的序曲》(1948)等；散文方面有李北鸣(1908-)的中篇小说《劳动一家》(1947)和李箕永的长篇小说《土地》第一部等。前者被公认为解放后朝鲜优秀的作品之一。小说以新旧两种思想的斗争为主线，通过劳动竞赛和技术革新的情节描写，歌颂了解放后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1950年6月25日美帝国主义发动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全面武装进攻。朝鲜人民在劳动党和金日成首相的领导下，进行了祖国解放战争。这时，朝鲜作家响应党的号召，一手拿枪，一手拿笔，在前线和后方、在城市和农村，写下了无数光辉的作品，向全世界控诉了美帝国主义的血腥罪行，热情地歌颂了朝鲜人民和朝鲜人民军的革命英雄主义、爱国主义和他们所承担的国际主义义务。这时期最优秀的诗篇有：金北原的《洛东江》(1950)、朴世永的《司号员》(1952)和安龙湾的《我的冲锋枪》(1950)等。赵基天的诗歌《我的高地》(1951)和《朝鲜在战斗》(1951)是这时期的代表作。
散文方面，千世峰的中篇小说《战斗的村民》(1952)、黄健的《燃烧着的岛》(1952)、边熙根的《初雪》(1952)和尹世重的《老队员和新队员》(1952)等，都是反映解放战争的优秀短篇。千世峰(1951-)在《战斗的村民》中，以美帝国主义者占领的后方内江村一带为背景，描写了在党的领导下，朝鲜农民所进行的地下斗争和游击战争。劳动党员权永毕是先进农民的形象，当他受游击队的派遣回到本村执行任务时，看到自己的母亲和妹妹惨遭杀害的情景，内心无限悲痛，但为了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他没有暴露自己，却怀着满腔怒火，暗中立下了钢铁一般的誓言：“……我在亲爱的祖国面前宣誓：为了更多的母亲，为了更多的妹妹……我一定要报仇!报仇!”这个短篇不仅是作者第一篇成名之作，也是朝鲜文学史上的一篇名著，曾经获得1954年的文学艺术奖。黄健(1918-)在《燃烧着的岛》中，塑造了坚守月尾岛的海防炮兵连连长李大勋、女报务员金明姬等的英雄形象，描写了这个炮兵连在敌人炮舰和机群的狂轰滥炸下坚持战斗，直到粮尽弹绝、壮烈牺牲的感人场面。通过这个短篇，作者由衷地赞扬了朝鲜英雄儿女崇高的爱国主义感情和顽强的斗争精神。这篇作品曾被评为战争题材中一个优秀的短篇。
在战时的文学中，有不少作品歌颂了中朝两国人民的战斗情谊，如尹时哲的短篇小说《我的老朋友》、朴世永的《鲜血凝成的友谊》以及赵碧岩的诗《永远是兄弟》等。
戏剧方面的优秀作品有：宋影的《江华岛》(1953)、李永池的《高地的星》(1951)、柳基洪的《侦察兵》(1951)、朴永浩的《篮色的信号》(1952)和韩成的《看见海了》(1953)等剧本。
1953年7月，经过三年多的浴血奋战，朝鲜人民获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战后朝鲜文学的迅速发展，突出地表现在长篇和中篇小说的创作上，从反映现实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来说，较之以前各期更为深刻和丰富。李箕永的长篇小说《土地》第二部和三部曲《图们江》的第一部和第二部都在这个时期问世。宋影的长篇特写《白头山从哪里也看得见》回顾了抗日游击队的斗争，细致地描写了他们当年活动的地方。尹世重的长篇小说《考验》刻画了工人阶级在恢复和建设朝鲜工业重点炼铁厂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重重困难和朝鲜工人阶级的忘我劳动。千世峰的长篇小说《石溪的新春》(第一、二部)和李根荣的中篇小说《第一次收获》反映了战后农民的社会主义改造和从组织上、经济上巩固农业合作社的斗争。黄健的《盖马高原》(1956)描写了朝鲜人民在战争时期的爱国斗争。
诗歌方面，通过丰富多样的主题，真实地反映了战后朝鲜人民在恢复国民经济和农业合作化时期的新人新事，歌颂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著名的诗作有：崔荣化的《土地》(1955)、郑文乡的《鸟儿飞回森林》(1954)和李庸岳的《平南灌溉诗抄》(1956)等，特别是《林世永诗选集》的问世，为朝鲜诗坛增添了光辉。
戏剧在战后也有很大发展。著名的剧本有柳基洪的《在怀念的地方》(1954)、李东春的《伟大的力量》(1958)以及赵灵出等的《十二三千里平原》(1954)等。
第二节 李箕永
一、生平和创作
李箕永(1895-)是朝鲜无产阶级文学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朝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个主要代表。李箕永出生于朝鲜忠清南道牙山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的青少年时代颇为不幸，幼年丧母之后，又备尝亡国和失学的痛苦。十八岁那年，为生活所逼不得不离开故乡，到南朝鲜流浪。这期间，他生活在最底层的劳动人民之中，亲身体验到亡国奴的悲惨命运。这种饱含辛酸的生活对他的思想发展影响很大，促使他决心为祖国的独立而斗争。
1919年，朝鲜举行了全国范围的“三?一”反日民族起义，这给在黑暗中摸索的李箕永带来了新的希望。社会上出现的一股争取祖国解放的热潮，使很早就有志于文学的李箕永产生了一种遏制不住的写作冲动，他开始发表文章，阐述自己对国家命运和前途的看法。后来他回忆这段经历时写道：“我那时虽没想到要成为一个作家，但却迫切希望把自己的感受用文字表现出来。……我周围的那些贫穷、勤劳的人们受尽欺凌和压迫，过着悲惨的生活，我要把他们的遭遇写出来。”(注：《理想与努力》，朝文版，第27页。)
中古朝鲜实学派朴趾源等人的创作，古代英雄豪杰的传记，以及具有启蒙思想内容的新小说等，都曾从思想上给李箕永很大的启示和鼓舞，并且在艺术上也成为他创作的借鉴。但是李箕永在东渡日本以前，对社会上的黑暗和罪恶及其产生的原因并不透彻了解。1922年4月，他怀着探索真理、拯救祖国的迫切愿望，到日本去半工半读。在日本期间，他接触到宣传马列主义的书籍、俄罗斯优秀作品和苏维埃无产阶级文学，尤其是读过高尔基的作品之后，开始树立革命的人生观。
1923年9月1日，东京发生大地震，有八十余处同时起火。当时的日本反动统治阶级别有用心地把这场地震引起的火灾说成是“不逞鲜人”放火所致，对无辜的旅日朝鲜人进行了血腥大屠杀。李箕永目睹祖国同胞惨遭杀戮，再也不想在日本呆下去了，于同年9月30日愤然回国。
1924年春，李箕永具有强烈的民主主义倾向的处女作《哥哥的密信》发表了，从此他便登上了朝鲜文坛。《哥哥的密信》作为杂志《开辟》的入选作，一发表就显露了作者的艺术才华。作品通过一对中学生兄妹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矛盾和冲突，以富于戏剧性的结构，辛辣地批判了“哥哥”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
在“卡普”以前，李箕永是属于“新倾向派”作家。他的创作题材相当广泛，有描写贫苦农民生活的《民村》，有以讽刺手法揭露宗教虚伪本质的《外务办事员和女传教士》(注：外务办事员指旧社会保险公司外出办理业务的人员。)和《朴先生》，有描绘贫苦知识分子及受尽折磨的贫农妇女走上革命道路的《贫穷的人们》和《童养媳》，还有描述青年男女因生活道路不同而分道扬镳的《彩虹》等。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是《贫穷的人们》(1925)和《民村》(1925)。作者根据自己既熟悉农民又了解知识分子这一特点，在这两篇作品中，结合亲身经历和切身体验，以二十年代的朝鲜农村为背景，不仅反映了贫苦农民的悲惨遭遇和反抗精神，而且还塑造了具有革命意识的先进知识分子的形象。作品通过先进知识分子(如《贫穷的人们》中的成浩)提出了只有砸烂“魔鬼翩跹”的旧世界，才能根本改变社会面貌的“大革命”思想；同时，还通过他们(如《民村》中的“汉城客”)在群众中进行启蒙教育的宣传，展示社会主义的美好理想。
1927年“卡普”改组后，李箕永在“卡普”新纲领的指引下，在金日成领导的抗日武装斗争的鼓舞下，从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写作了《小人跋扈的时代》、《埋葬反动的评论家》等评论文章，批判了当时资产阶级自然主义作家抹煞文学的阶级性的谬论，并反击他们对“卡普”作家的攻击。在小说创作方面，他这一时期的作品，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有很大的提高，例如小说《元甫》(1928)就提出了工农联盟这个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主题。前期创作中的先进知识分子，这一时期也已发展成为用革命理论武装起来的自觉战士，如1930年发表的《造纸厂村》中的书生就是一个典型。
从成浩、“汉城客”，到《造纸厂村》中的书生，好象有一条红线把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们是逐步成长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也可说是《故乡》中的金喜俊的前身。这些体现时代精神的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是李箕永早期创作区别于同时代其他许多作家的一个显著特点。尤其是到了《造纸厂村》里的书生，已是一个具有无产阶级世界观，积极向群众宣传先进思想，发动和组织造纸工人，为反对日本资本家的剥削而进行斗争的资产阶级掘墓人的高大形象。
在三十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加强其殖民统治，朝鲜民族解放运动也进入新的历史阶段。这时，李箕永继续写革命知识分子，作品有：反映教师扎根边远山区从事教育工作的《朴承镐》(1933)，描述知识分子在当时革命运动中的动向的《寂寞》(1936)，反映“三?一”起义前后朝鲜的农村面貌的中篇小说《鼠火》(1933)。数月之后又发表了长篇小说《故乡》(1933)。
1931年和1934年，日本当局对朝鲜无产阶级文艺工作者进行大搜捕，李箕永两度被捕，并被拘禁了一年多。1936年1月出狱后，他仍然坚持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立场进行创作。他的长篇小说《人间修业》(1936)，通过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形象，以讽刺手法暴露了社会制度的不合理。另一部作品《春》(1934)，借助朝鲜封建社会末期的现实生活，表达了在日帝殖民地统治下朝鲜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日本帝国主义败亡前夕，李箕永避居江原道金刚郡所属的一个山村里，从事农业劳动，直到1945年8月朝鲜解放。
朝鲜解放后，李箕永积极参加创建北朝鲜文学艺术总同盟的工作，很快发表了短篇小说《开辟》表现土改后农民的新生活。
1948年春至1949年，李箕永创作了解放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土地》(第一部)。这部小说的重大意义在于反映出解放前后朝鲜农民所经历的深刻变化，成功地塑造了翻身农民郭巴威的形象。解放前的郭巴威是个孑然一身、一无所有的雇农；解放后，他成了自己的生活和国家的真正主人，生平第一次以充满喜悦的心情自由地在自己的土地上耕种。郭巴威从自己在解放前后、土改前后生活的对比中，亲身体验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并尽全力投身于建设和保卫新政权、新生活的斗争。他是一个纯朴、热情、刚毅和顽强的劳动者，作品通过对他忘我劳动的描写，高度赞扬了他为建设祖国所作的贡献。这种艺术的刻画，带有几分传奇的色彩，表现了主人翁高度的革命责任感。
1950年6月，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后，李箕永除经常在报纸上发表时事评论外，在战争和战后时期，还写了不少反映朝鲜人民英勇斗争的作品，如《复仇的纪录》、《江岸村》等。
1952年夏天开始，李箕永着手写作三部曲《图们江》。这是一部规模巨大的长篇小说，分别于1954、1956和1961年完成小说的第一、二、三部。它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爱国义兵斗争，写到金日成领导的抗日游击根据地，直至朝鲜人民迎接解放。
六十年代以后，年届古稀的李箕永，除继续完成《土地》第二部(1960)外，还准备写作以农业合作化为题材的《土地》第三部。正如作家自己所设想的那样，如果他完成了这些创作计划，他将通过小说《图们江》、《故乡》、《土地》，反映自1900年起至祖国解放战争胜利后半个多世纪内，朝鲜人民斗争的一个侧面。
李箕永不仅是著名的文学家，还是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曾任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副议长，朝鲜作家同盟常务委员，现任该同盟的委员长。由于李箕永对朝鲜人民所作的贡献，朝鲜劳动党和共和国政府曾授予他劳动勋章和国旗勋章。
二、《故乡》
长篇小说《故乡》是李箕永的代表作之一，也是解放前朝鲜进步文学中最优秀的一部作品。小说以1930年前后的元德村为背景，表现了这个村的农民在革命知识分子金喜俊的带领下，为反抗地主的残酷剥削而发起的抗租斗争，同时穿插描写了在日本人经营的纱厂中，工人们为支援农民的抗租斗争而举行的同情罢工和义务捐助。《故乡》比较全面而深刻地描绘了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朝鲜的社会现实，从侧面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对朝鲜人民的残酷压迫和掠夺，显示了朝鲜人民的逐步觉醒和坚强的斗争意志并赞扬了他们的高尚理想和道德面貌。
李箕永在中译本的序言《给故乡的读者》中写道，“元德村农民们反抗地主恶毒榨取的斗争是故乡的基本梗概”。即是说《故乡》所反映的主要矛盾是农民与地主(及其代理人)之间的矛盾，而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掠夺则由于当时苛酷的审查制度，未能直接揭露，被迫隐诸纸背。不过作者还是把日帝的殖民统治当成重要的历史背景作了必要的交代，如作品开头的最初两节，就描写了挎洋刀、穿洋服、说日语的日本警察走进了二地主安承学的家，通过他们的对话，交代了金喜俊的行踪。这就很自然地提起了作品反映的时代和事件的纲，确立了人物之间——革命力量的代表者金喜俊同日本殖民统治的象征日本警察及其走狗、朝鲜封建势力的代表者安承学之间的对立关系。另外，作品还对纺织公司的日本经理作了一些描写。所有这些描写虽然简略，却不失为画龙点睛之笔。
《故乡》作为朝鲜文学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最初尝试，其突出标志之一是把刻画具有革命意识的先进知识分子金喜俊的形象，作为创作长篇的重要任务，而《故乡》的重要意义也在于，在朝鲜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成功地塑造出一个新型的革命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
金喜俊是一个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的知识分子，他作为朝鲜独立解放斗争的先驱者，怀着对祖国和人民的无限热爱，从日本勤工俭学后回到故乡，决心同家乡的穷苦农民一道干一番事业。他尽管前进中迂到了困难和挫折，却能始终与贫苦农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忘掉个人生活中因早婚带来的不幸，全身心地投入到农民运动中去。
喜俊回乡后所从事的是异常艰巨的思想启蒙工作，尽管他辛勤奔走了一年，但成效甚微。在困难面前，他没有却步不前，而是深自反省，得出自己“须要好好锻炼”的结论。在前进的道路上，曾一度产生徬徨心理，“常常感到寂寞……感到孤独和空虚”，甚至想离乡远去。但当斗争处于最艰苦的时刻，他仍能尽力克服自己身上的“小知识分子的劣根性”，决心“高举着火炬冲破黑暗，开辟人间新的道路”。小说所描述的金喜俊的成长道路，坎坷不平，步履艰辛，真实可信。当时的朝鲜农村，广大劳苦农民身受日本侵略者和封建地主的双重压迫，生活中没有自由，没有欢乐，迂上荒时暴月，连大麦饭、菜团子都吃不上，只好去排队买几分钱喂猪的酒糟充饥。更不知有多少人离乡背井，逃荒要饭，或者被逼上吊。即使用血汗浇出一个丰收年景，待到新谷登场，在地主、高利贷者的操纵下，粮价惨跌，除交租、还债之外，还是一无所有。农民由于受压迫太深，生活太苦，精神空虚，彼此之间的关系也很复杂，有时甚至发生矛盾，互不团结。在这样的境况下，要把农民团结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下开展斗争，实非易事。在没有先进组织领导的情况下，金喜俊只好在斗争中摸索前进。在开头的一年之内，他不惜从最琐碎的事情做起，通过试办农乐队，把农友们初步地团结起来。慢慢地青年农民觉得他不尚空谈，讲的话有道理，自觉或不自觉地向他学习，逐渐摆脱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认识到必须团结一致的重大意义。在群众有了一定觉悟的基础上，金喜俊勇敢地带领他们，以大水灾为契机，密切与工人的罢工相配合，不失时机地开展减租斗争，并取得了胜利。通过斗争的洗礼，人们深切地体验到工农团结的力量，一个新进工厂的普通青年女工就曾悟出这样的道理：“工人的贫穷并不亚于农民，农民的劳苦也并不亚于工人。劳苦和贫穷，这是工农的共同命运”。斗争实践终于使他们认识到工农联盟的必然性及其强大威力，并决心并肩进行新的斗争。
二地主安承学是作者在《故乡》中着力刻画的反动势力的代表，他卖身投靠日本殖民统治者，又是在外地主的全权代理人，在乡间跟广大贫苦农民直接为敌。“安承学，这是一个令人充满憎恨的名字!他简直是魔鬼。就是因为有这样一个人，元德村和上里附近的一百多户人家，正处在生死关头”。他倚势凌人，为虎作伥，靠地租剥削和发放高利贷日子越过越富。他生活腐化，灵魂肮脏，无耻之极，甚至在子女面前眩耀自己的丑恶行径。他嗜财如命，宣扬钱能通神的剥削阶级人生哲学，曾企图利用另一个高利贷者的隐私，讹诈一笔钱财，一旦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又企图索取一笔“慰借费”。安承学作为与金喜俊对立的形象，刻画得比较成功。
《故乡》的艺术成就也是很显著的，在作家笔下，一幅幅朝鲜农村的风俗画，生动形象，细致入微，往往把一些生活细节熟练巧妙地揉进艺术的画图之中，散发出浓烈的乡土气息，看后令人久久不忘。作品中一个个人物形象，性格鲜明，呼之欲出，但闻其声，即见其人，使人感到分外真切。
当然作品也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例如小说把二地主安承学当作主要攻击目标，且把农民斗争取得胜利的关键因素归之为由于他的女儿安甲淑自献了“家丑”，使他作为二地主的体面受到严重威胁，因而被迫低头就范，这个情节的安排是经不住推敲的。在金喜俊的形象塑造中，只见他个人的活动，很少看到群众的作用。作为一个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先驱者，金喜俊身上还存在着比较浓厚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情绪，这些，尤其集中表现在作品的结尾处。他在处理同安甲淑(后化名玉姬)的关系时，仍表现出一种过于浓烈的缠绵悱恻的儿女之情。这些描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物形象的完美。
第三节 赵基天
赵基天(1913-1951)是朝鲜人民优秀的诗人，生在朝鲜咸镜北道会宁郡的一个贫农家庭。少年时期曾参加过抗日斗争活动。他的父亲因不堪忍受日本帝国主义及本国反动派的压迫和剥削，携家流亡西伯利亚，这样，赵基天就在苏联接受了学校教育。他在鄂木斯克高尔基师范学院俄语系学习期间，曾致力于研究高尔基和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受到他们的影响；毕业后，曾在苏联出版机关工作，以后又在苏联朝鲜人师范学院担任教学工作。
早期试作至今保存下来的有学生时代(1930-1933)先后发表于当地朝鲜文报纸《前卫》上的一些短诗，如《建设的早晨》、《致突击手》和《野外军事训练》等。在这些诗篇中，年轻的诗人热情地歌颂了伟大的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
1945年8月，赵基天随苏联红军参加了消灭日本侵略军——“关东军”的战斗，不久，又随苏联红军与朝鲜人民并肩作战解放了北朝鲜。
在解放后最初的日子里，赵基天积极地投身于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斗争。他曾一度担任过《朝鲜日报》的编辑，并从事以马雅可夫斯基为代表的苏联诗歌的翻译和评论工作，希望能够从中获得借鉴，以促进朝鲜新诗歌的成长。的确，对于赵基天及其同时代的人来说，培植和发展朝鲜新的人民的诗歌，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当时，革命文艺虽有发展，但资产阶级颓废文学仍有一定的影响，一些资产阶级文人公开鼓吹“超阶级”、“超政治”和“为艺术而艺术”等的唯心主义观点，针对这种情况，赵基天号召革命文艺工作者把诗歌创作和现实的革命斗争紧密结合起来，使它成为革命人民手中强大的思想武器。他在《我们的歌》(1947)中写道：
我们的歌，
要把民主的声响震撼三千里，
是动员全民开赴战场的雷声。
…………
我们的歌，
是消灭反动派和叛徒的
〓燃烧在人民心中的熊熊烈火。
实际上这是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一篇宣言书。诗人自己的创作实践便是执行这篇宣言精神的光辉典范。
1946至1947年，赵基天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是歌颂解放后欣欣向荣的新生活。在这时期写的诗篇里，欢乐的音调跃然纸上，爱国主义的激情溢于言表。1946年“五?一”节的清晨，诗人在诗中热切地写道：“人们，敞开大门!”因为，“早晨要带着‘五?一’回来”，因为“太阳将给我们撒下满怀的喜悦!”
当诗人站在故乡的河堤上极目远眺的时候，只见“碧绿的水田在天边消失，崭新的瓦房在人前炫示”，于是诗人决心当一名哨兵，坚守在这条河堤上(《在河堤上》，1947)；当诗人走到江边，看见村中荡秋千的少女的时候，他立刻想到这位可爱的少女也许想荡过高处的云彩，寻找平壤城和那位在金日成大学里学习的贫农青年——她的恋人(《秋千》，1947)。
然而，诗人在歌颂美好生活的时候，又情不自禁地联想起往昔奴隶生活的苦难、人民的悲愤和严酷的斗争。对过去的描写，赋予他的许多诗歌以苍劲有力的色彩。
在《图们江》(1946)一诗中，通过对奔腾的大江的描写，反映了解放前朝鲜人民“穷困的岁月”、“奴隶的悲哀”、“不屈的斗争”以及解放后“百花怒放”、“五谷丰收”的幸福生活。随着场景的变换和诗人感情的起伏，图们江由一条“含恨的江，血的江”变为“怒吼，翻腾又咆哮的江”；朝鲜解放后，它又是一条充满爱娇的“幸福的，友谊的江”。图们江，它可说是朝鲜人民艰苦的斗争历程和幸福生活的见证。
抒情叙事诗《土地之歌》(1946)表现了朝鲜农民解放后获得土地的喜悦心情。诗中的主人公京善是千万朝鲜农民中的一个，解放前他替地主耕地，辛劳终年，各种租税“就象乌鸦一样地涌上门来”，结果只落得“残门破户”，“用一块破麻袋遮体”。他说，这段经历会变成“锐利的锥”，刺扎他的心，振奋他的精神，激励他不断前进!
1947年，赵基天发表了著名的长篇叙事诗《白头山》。它以1937年6月4日抗日武装游击队袭击朝鲜北部边境地区日寇警备要地——普天堡为基本情节，描写了在金日成领导下的一支游击队与日本帝国主义所进行的斗争。诗中的金将军就是金日成的艺术写照。长篇叙事诗通过游击队领导人金将军、政治工作员哲浩和游击队战士们的形象，赞扬了他们对祖国的忠诚以及他们的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
金将军的形象是在抗日武装斗争的具体环境中展示的。在他身上既集中地表现了游击队战士的典型特征，又体现出他作为指挥员的政治素养。金将军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的朝鲜度过了苦难的童年，备受凌辱和吃糠咽菜的生活，激发了他的民族意识和阶级觉悟，为了争取祖国的解放，他奔上白头山，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
在朝鲜的历史上，无数革命志士曾经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写下了可歌可泣的篇章。金将军及其领导的游击队，既继承了前辈的革命传统，而又与他们有着本质的不同。金将军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他经常“斜坐在篝火旁，捧着一本书，全神贯注地阅读着”，当“心中充满了希望与喜悦的时候，他阅读这本书”；当“绝望的影子悄悄冒头的时候，他阅读这本书”，当“煮在锅里的皮带的气味，搅动着饥肠的时候，他阅读这本书”……这是一本马列主义的书。他用马列主义理论来指导自己的行动，来武装自己的队伍，使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看清目标，获得新的力量”，能够在敌强我弱、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为争取祖国的解放、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朝鲜而坚持斗争。
金将军深信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的联系，是革命事业旺盛发展并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他说：“我们的根在民众中!我们的力量来自民众!”他把人民群众比作江河、大海的“源头”：“锅里的水能熬干，那是因为它没有源头!但是一条小溪，却能汇成奔腾的巨流!”因而当游击队员石俊抢宰了农民的两头牛的时候，金将军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我们游击队，什么时候变成了土匪?什么时候抢掠过群众的财物?”要他找到牛的主人，照价赔偿。
怀着民族与阶级的深仇大恨，肩负着解放祖国重任的武装游击队是一支勇敢善战的队伍；金将军，作为这支游击队的指挥员，更是一个杰出的榜样。在第一诗章中，诗人热情地赞扬了游击队与日寇进行的一次肉搏战，并在这次战斗中，勾画出金将军的形象：
一位青年将军，
飞身跃上山坡的岩石，
魁梧的身躯，
穿着雪白的大袍，
飘动的衣襟，
象强有力的翅膀，
准备随时飞向高空!
他的两臂和双腿，
他的整个身体，
都燃烧着跃进的锐光；
他的视线象两把闪光的利剑，
扫视着战场!
“不要放走一个敌人!”
…………
普天堡的夜袭是全诗的一个高潮，金将军及其领导下的游击队的性格在这里得到进一步的揭示。
游击队战士在金将军的率领下，踏上了去“东南的路”，无论“前有高山，后有峻岭，路途遥远，沟壑纵横”，都阻挡不了他们的前进。这是一条“粉身碎骨也要走的路，活着走不了，死了也要走”的路，因为这是一条回国的路，因为这是一条作战的路。金将军和游击队战士们的这种拼死的决心是从哪里来的?回答只有一个：来自灾难深重的祖国和备受奴役的人民的召唤，因为在祖国的土地上，杀风席卷着大地；因为在那里人民“活着，没有出路，死了，没有葬身的地方!”
普天堡战斗的胜利给朝鲜人民点燃了革命的火炬，使他们看到了民族解放的曙光。在胜利的场面中，诗人的笔触转向对人民群众的描写：人群，包括“光头的老人，赤脚的妇女，赤身露体的孩子”，象潮水般地涌出来了，昔日是死寂的街头，顿时欢腾起来了。看到这幕动人的情景，金将军信心百倍地说：“朝鲜没有死!朝鲜的精神还活着，朝鲜的心脏在跳跃!”游击队的胜利袭击给予人民以信心和希望，而反过来，它又从群众的欢呼声中获得了力量!
长篇叙事诗的另一个主人公哲浩是在严峻的游击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无数革命战士中的代表。这位年纪不过二十五、六岁的青年，已是游击队中一个出色的政治工作员，是金将军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他勇敢机智，具有一定的阶级觉悟和革命热情。为了配合普天堡战斗，他受命穿过敌人的国境警备网，回国摸清敌情，向游击队发送情报，并对这次战斗进行了具体部署与准备。
战斗开始前，哲浩准备好木筏，在鸭绿江上架起了“桥梁”，好使游击队安然潜渡；然后，他又打进了伪驻在所，切断了敌人的电话线，打响了战斗的信号；在撤离普天堡时，他又担任后卫，阻击敌人，掩护部队，成功地完成了交给他的各项任务。“一颗流弹穿过战士的心脏”，哲浩倒下了，他为祖国的解放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花粉是在抗日斗争中成长起来的贫民姑娘的形象。母亲在日寇“讨伐”下的惨死，苦难的生活和父亲——游击队联络员——的教育与影响，使她参加了抗日斗争的行列。在普天堡战斗中，她协助哲浩做了大量工作，最后跟随游击队奔上白头山。
十六岁的游击队员英男，是朝鲜无数革命少年的代表。他性格爽朗，“他爱笑，爱唱，总是唱那支民歌《阿里郎》。他在执行任务时受了重伤，临死前还举起两个拳头高呼：“战斗到底，朝鲜独立万岁!”
赵基天的这篇叙事诗是一支抗日武装斗争的赞歌，不仅有着丰富的思想内容，而且在艺术上也有一定的特色。诗篇中大量的抒情插笔，对所叙事物和人物性格的刻画起到了渲染和洪托的作用。哲浩即将渡江回国时，诗人以诚挚、深厚的感情，请求长白山的风雪保护他平安到达：“你，长白山的风雪呵，刮吧!刮吧!把哲浩掩蔽起来，让敌寇统统窒息!帮助哲浩渡过江去!”在这些饱含感情的诗句中，我们同时也看到了革命诗人本人的形象。
长白山的群岭和兴山山沟，是游击队英雄活动的地方。那里是“几百里莽莽苍苍的林海，几千里渺渺无际的雪原”。那里，“山接连着山”；那里，还可以听到“猛虎出山的风声”和它们那“翻山倒谷的巨鸣”，但艰险的自然环境又岂能动摇游击战士们解放祖国的决心?在这里，自然环境的描绘对于人物性格的刻画起到了烘托的作用。
赵基天的这篇叙事长诗在思想、艺术方面的特点，对于后来朝鲜诗歌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1949年赵基天发表了组诗《战斗的丽水》，愤怒地谴责了美帝的侵略行径，热情地歌颂了南朝鲜人民的正义斗争，表达了朝鲜人民统一祖国的愿望。诗人认为，被怒火燃烧起来的人民群众是不可战胜的：“你问一问历史吧：用刺刀，拦住过人民的进路么?用牢狱和绞架，征服过人民的心么?”
在朝鲜社会主义建设的日子里，赵基天经常抽空下乡下厂，和农民、工人一起劳动，对他们的思想感情和生活是十分了解和熟悉的。1949年他创作了长篇叙事诗《生之歌》，次年6月发表在《工人日报》上。在这篇诗作里，诗人以朝鲜工人迎接“八?一五”解放所展开的劳动竞赛为基本情节，通过先进工人永洙、锦顺等人的形象，歌颂了解放后的自由劳动和集体英雄主义。
朝鲜祖国解放战争中，赵基天投入了保卫祖国的战斗，曾随军战斗到洛东江前线，写下了《在燃烧的街道上》(1950)、《朝鲜的母亲》(1950)、《让敌人死亡》(1950)、《我的高地》(1951)和《朝鲜在战斗》(1951)等著名诗篇。这些作品被公认是这一时期朝鲜文学中最有力的诗作。在《朝鲜在战斗》一诗中，诗人愤怒地揭露了一向披着“民主”、“自由”、“和平”外衣的美帝国主义如何利用他们所谓的“技术优势”，对手无寸铁的居民扫射屠杀，对不设防的城镇狂轰滥炸的滔天罪行。由于美帝国主义的暴行，朝鲜“南北三千里只剩下一片灰烬”。诗篇从第二章开始，由愤怒的控诉转而描写现实斗争的场面。前后方团结一致，抢修公路，表现了鲜朝人民不怕牺牲、艰苦战斗的精神。最后，诗人指出，朝鲜人民抗美救国战争是世界革命人民反帝斗争的一个部分，朝鲜人民以惨重的代价、顽强不屈的战斗，为世界人民的斗争事业做出了贡献，从而赢得了各国革命人民，尤其是中国人民的友谊与支持：“兄弟般的中国人民，送来火热的声援”。这首诗对于当时大肆宣扬“唯武器”论的美帝国主义来说，是一记响亮的耳光。
赵基天在《我的高地》一诗中，以高昂的激情，歌颂了朝鲜人民军战士在敌人的狂轰滥炸下，仍然坚守阵地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当敌人逼近的时候，人民军战士仍然坚持战斗：一个战士抱着最后一包炸药，奔向扑上前来的敌人；另一名战士高呼着共和国万岁，用胸膛挡住了敌人的炮眼；最后一名战士，面临着最后的血战，在峭壁上写下了对祖国忠诚的誓言。
为什么他们能够以寡敌众，战斗到最后一个人?诗人正确地指出：这是因为他们对社会主义祖国无限热爱；这是因为他们深信这次祖国解放战争是正义的战争。为保卫高地而战，就是为保卫祖国而战，就是为全世界人民打击侵略者而战，因而它必然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援。
赵基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中所发表的诗篇深受广大朝鲜人民的喜爱，在战火中到处流传，成为对敌斗争的武器，不少战士口诵他的诗句冲向敌人。
1951年3月，赵基天被选为“朝鲜文学艺术总同盟”副委员长，领导文艺工作。同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因他在文学上的功绩，授予他二级国旗勋章。他的作品曾有两次荣获一级奖赏：1948年因叙事长诗《白头山》而受奖赏；1950年因诗集《朝鲜在战斗》而受奖赏。
1951年7月31日夜，当美帝国主义轰炸平壤时，诗人不幸牺牲，死时年仅三十九岁。在他牺牲的时候，怀里还紧抱着未完成的诗稿《飞机猎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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