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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年到二十世纪初，英国社会从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英国资产阶级的寄生性、腐朽性和反动性日益显著，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英国在国际上丧失了工商业的垄断地位，尽管它依然是世界金融的中心；在国内，农业危机和工业危机加深了阶级矛盾。七、八十年代，自由党和保守党轮流执政，对内实行细小让步，笼络工人贵族，对外实行疯狂的殖民政策。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机会主义在英国工联组织中仍占统治地位，但随着国内矛盾的加深，工人运动又开始活跃起来。不熟练的工人组织了新工联，发动罢工和示威斗争，遭到政府的血腥镇压。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英国政府加强军国主义统治，发动南非的布尔战争，参加镇压义和团的八国联军，并加紧剥削劳动人民，增加赋税，阶级矛盾空前激化，曾发生多次规模巨大的罢工。
随着工人运动的开展，社会主义思想开始传播，很多资产阶级作家也标榜社会主义。正如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英国版序言中所说的：“不用说，现在的确‘社会主义重新在英国出现了’，而且是大规模地出现了。各色各样的社会主义都有……”莫里斯对资本主义制度表示强烈的不满，认为只有流血革命才能铲除这个制度，他在资产阶级作家中思想最先进，但是他的社会主义思想带有很大的空想性。肖伯纳也提倡“社会主义”，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宗教、政治的虚伪性，批评英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和军国主义，但作为费边社的一个奠基人，他的“社会主义”实质上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改良主义。威尔斯也标榜社会主义，参加过费边社，他同样否定革命，提倡“贤人政治”，主张以科学技术人才管理国家。甚至唯美派作家王尔德也高唱“社会主义”，在这个幌子下宣扬个人主义和唯美主义。
十九世纪末，在法国唯美派的影响下，英国一些作家表现了强烈的唯美倾向。他们企图用艺术的“美”来抵销资本主义制度所产生的丑恶现象。王尔德提出“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莫里斯在参加工人活动的同时，举办了手工艺工场和印刷厂，用中古的美术来装饰生活，他的文学作品也带有返回中古的唯美倾向。高尔斯华绥揭露了资产阶级的深入骨髓的占有欲，但他的作品特别强调资本主义敌视并扼杀艺术，也带有一定的唯美倾向。
七、八十年代以后，英国进入帝国主义时期，阶级矛盾尖锐起来，一部分中小资产阶级作家感到彷徨苦闷，对当时流行的唯心主义哲学发生共鸣。哈代目睹英国农村破产的情况，在作品中描写了资本主义给农村带来的灾难，并对农民的悲惨境遇寄予同情。但由于他看不到出路，在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下，他的创作带有浓厚的悲观色彩和宿命论思想。其他作家如威尔斯也具有悲观主义倾向。
这一时期，英国统治阶级为了推行殖民政策，大力鼓吹好战的沙文主义，美化维多利亚女王的统治，在文学中宣传冒险、犯罪和颓废的内容。吉卜林配合帝国主义的对外扩张，宣扬“白人的负担”和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律”。斯蒂文生(1850-1894)、柯南·道尔(1859-1930)等作家描写海上冒险、神秘的异国情调、侦察凶杀的故事，引导读者脱离社会斗争。
这一时期，英国文学流派纷纭复杂。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如梅瑞狄斯、巴特勒、哈代、肖伯纳、高尔斯华绥、威尔斯等尽管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道德、宗教和文化等方面作了批判，但他们宣传阶级调和，否定阶级斗争。梅瑞狄斯(1828-1909)早期属于“前拉斐尔派”，他的小说如《理查·费弗洛尔的苦难》(1859)、《利己主义者》(1879)，多围绕婚姻爱情的不幸，从自由主义的立场，谴责资产阶级、贵族的自私自利，对当时政治、社会、教育有一定揭露，但他的出发点仍然超不出启蒙思想家的“理性”。他的小说着重心理描写，风格流于雕琢。巴特勒(1835-1902)的小说《乌有乡》(1872)、《众生之路》(1903)讽刺资产阶级的宗教、道德、教育、家庭制度，但他自己也只能提出“诚恳”、“纯朴”、“善良”等抽象的道德观念来作为医治资产阶级罪恶的药方。
另一些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则已开始注意到无产阶级的生活，如玛格丽特·哈克奈斯(生于50年代末)。她的小说《城市姑娘》(1888)以伦敦东区一个贫苦缝纫女工耐丽为主人公，她受到衣冠楚楚的资产者阿瑟·格兰特的诱骗，怀孕后遭到遗弃，陷入悲惨境地。哈克奈斯通过这个极其平凡的故事，揭露资产者的虚伪性，对受苦的工人表示深切同情。此外，乔治·吉辛(1857-1903)所写的《德谟斯——英国社会主义的故事》(1886)也属于这一类。这些作家虽然注意和同情无产者的遭遇，但是他们看不到无产阶级的觉醒，在他们的作品中，无产阶级只是作为消极受难的群众出现的。工人出身的特雷塞尔的《穿破裤子的慈善家》，不仅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作了无情的揭露，而且还塑造了一个正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工人形象。
威廉·莫里斯(1834-1896)出生于一个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他在五十年代已开始写诗，在“前拉斐尔派”的影响下，写过《地上乐园》(1868-1870)等作品。他早期诗歌大都取材于古代的中古的故事。七十年代，他到冰岛等地去旅行，回国后发表了以北欧古代传说为题材的史诗和抒情诗，其中最重要的是《佛尔松族的西古尔德》(1876)。这些作品都表现了诗人对“维多利亚时代”社会现实的不满，企图从资本主义以前的文学艺术中寻找美好的理想。莫里斯认为资本主义的奴役使劳动者的智慧和艺术才能受到摧残，要使艺术得到真正繁荣，必须把劳动变成一件创造美丽事物的乐事。他举办了一个手工艺工场，生产日常生活所需的实用美术品。
随着八十年代工人运动的开展，在当时社会主义思想影响下，莫里斯于1884年和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组织了“社会主义同盟”。1887年，他参加伦敦工人游行示威，目睹政府对游行群众的血腥镇压，使他进一步认识到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是没有任何妥协可言的，英国人民要争取美好的未来，必须团结起来坚决地向统治者进行斗争。
《社会主义歌集》(1883-1886)收录了他为《正义》和《共和》两杂志所写的诗歌。这些诗歌大都是在工人运动的启发下写成的。在《不要老爷》一诗中，莫里斯直接号召受奴役的人们不要害怕牺牲，与其受奴役而生，不如斗争而死；他鼓励他们起来，结束老爷们的统治。在《工人进行曲》中，莫里斯对斗争的前途充满希望，写道：
听吧!雷声隆隆!
看啊!阳光下，大地上，
出现了愤恨、希望和奇迹，
人民的队伍在前进。
长诗《向希望前进的人们》(1886)描写一个诗人和他的爱人沉醉在田园式的爱情生活中。远方传来不安、骚动的声音。他们抛弃恬静的生活，到人民中去找寻不安和骚动的原因，于是看见了人民的苦难。他们四处寻找希望，终于找到了社会主义。诗中又描写诗人去到巴黎，热情地歌颂巴黎公社的英勇斗争，认为公社给人们展示了未来的前景。作者通过主人公的经历，表现了他自己思想发展的过程。
《梦见约翰·保尔》和《乌有乡消息》是莫里斯的两部幻想小说。
《梦见约翰·保尔》(1888)描写作者梦见1381年英国农民起义的领袖之一约翰·保尔，并和他交谈。作者向约翰·保尔叙述了1381年以后英国历史的演变：人民起义不断发生，虽然大都以失败告终，但人民力量在这些斗争中一天天壮大，人剥削人的社会肯定会被消灭。
《乌有乡消息》(1890)预言二百年后英国将会发生的变化。作者在梦中到了共产主义的英国，那时英国社会已完全改观，城市和农村变得十分清洁、整齐、美丽，人们都很健康。这里已经没有私有制，人们不知道买卖为何物。人剥削人的现象已被消灭，劳动成为人生幸福的必要因素，人人在身心两方面都得到充分的发展，人与人之间出现一种和睦相处的新关系。资产阶级的政治机构不复存在，国会大厦变成了大粪场。国际上的竞争和战争也没有了。乌托邦的居民告诉作者，这一切都是经过流血斗争取得的。他说，英国人民自从1887年在特的法尔加广场举行群众大会和示威，受到政府的血腥镇压后，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想通过和统治阶级协商或改良的办法来实现共产主义，但对方始终毫不让步，并且加强了反动统治。最后人民还是用革命手段推翻了资本主义制度，建成了新的社会。
莫里斯在这两部作品里提出消灭私有制的主张，肯定暴力斗争，但是他把暴力革命写成一件突然而起的事情，没有指出革命的准备和无产阶级政党在革命中的作用。他的共产主义具有乌托邦的性质，在《乌有乡消息》中，他指出机器劳动使劳动者成为机器的奴隶，但他主张用手工业劳动代替机器生产，这是违反历史发展进程的。
这两部作品都采用和英国文学乌托邦小说的形式。《乌有乡消息》的主人公生长在资本主义社会，对乌托邦的一切都感到新奇不解，闹了许多有趣的笑话。作者运用这类手法，批评了资本主义社会种种不合理的现象。
托马斯·哈代(1840-1928)是十九世纪末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和诗人。他的父亲是建筑师，他自己也学过建筑，他一生的大部分时期是在故乡道塞特郡度过的。
哈代的创作时期包括从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帝国主义的阶段。他看到资本主义制度给劳动人民，尤其是给农民带来的不幸和灾难，对他们表示同情。他的小说一直以故乡道塞特郡和该郡附近的地区作背景。这是一个几乎没有工业可言的农业区，但它同样受到资本主义的渗透。特别是七十年代以后，资本主义的侵入破坏了整个农村，使农村的宗法社会的基础彻底崩溃。他观察了农业危机在道塞特郡所造成的悲惨后果，描写这一地区农民所受的灾难。但是他用唯心主义解释社会变化的原因，认为支配人的命运的是一种“弥漫宇宙的意志”。这是宿命论的观点。
哈代最有成就的作品是名为“威塞克斯小说”的一系列小说。威塞克斯是道塞特郡及其附近地区的古称。
威塞克斯小说的开头几部写了英国农村的恬静景象。《绿荫下》(1872)描写一种类似世外桃源的田园生活，作者以为这是理想的社会生活。《远离尘嚣》(1874)也是记述明朗恬静的田园生活的，但是已透露出悲剧的情调，作者已开始了解到，在新的经济条件下，幸福的田园生活只是一种幻想，在后来出版的《还乡》(1878)和《卡斯特桥市长》(1886)里，他完全抛弃了对田园生活的幻想，更清楚地认识到旧的宗法社会的必然灭亡。
哈代的主要作品是《德伯家的苔丝》和《无名的裘德》。
《德伯家的苔丝》(1891)描写贫穷的农家女子苔丝一生的遭遇。她渴望凭自己的劳动过日子，但是在当时的社会中却接二连三地受到沉重珠打击。苔丝还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因为家庭贫困，不得不上德伯家去当女工，遭到资产阶级纨绔子弟亚雷·德伯的污辱，怀了身孕，成为一个“失了身的女子。她忍受周围人们歧视和道德偏见的压力，孩子病死后，她在一家牛奶场工作，认识了一个牧师的儿子，青年大学生安玑·克莱，不久便和他相爱。苔丝向克莱讲述了自己过去的不幸经历之后，充满资产阶级的虚伪的伦理偏见的克莱，突然一反往常的态度，遗弃了苔丝，使她走上更加悲惨的道路。苔丝转到另一个农场劳动，受到资本家更为残酷的剥削。后来父亲死去，一家人沦落街头，纨绔子弟亚雷又来纠缠她，她不得已而又迁就了他。克莱的突然归来使苔丝受刺激太深终于酿成了她杀死亚雷的悲剧。她成了一个杀人犯，被法庭判处死刑。
主人公苔丝所受的压迫是双重的。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不能维持的条件下，她为了生活，不得不忍受农业资本家的剥削，并受到富家子弟的污辱。但是使她陷入绝境的是资产阶级社会的道德偏见。代表这种偏见的克莱对她的遗弃，使她精神上遭到沉重的打击，失掉了生活的信心，终于成为资产阶级伦理道德的牺牲品。
哈代对苔丝寄予深厚的同情，认为她是无罪的，是个受难者。他把这样一个犯了“奸淫罪”和“杀人罪”的女子称做“一个纯洁的女人”，并用这一称号作为本书的副标题，向资本主义社会的伦理道德提出抗议。小说以十九世纪末英国小农经济破产的情况为背景，也描写了资本主义农场工人出卖劳动力的悲惨境遇。
《无名的裘德》(1895)写青年石匠裘德一生的遭遇。他自幼无信朊靠，凭自修学会了拉丁文、希腊文，获得了不少知识。他一心希望入大学，将来做一个教师，但资本主义社会的高等学府蔑视这个出身低微的青年，把他排斥在门外，他的求学计划失败了。他和表妹的爱情触犯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宗教和道德教条，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爱人离去，孩子惨死，他自己也在孤独中死去。资产阶级社会的道德、法律、宗教以至教育制度就这样一步步地把这青年石匠逼上了死路。裘德一生个人奋斗，最后还是默默无闻，没有实现他成名的愿望。作者通过裘德的遭遇，谴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制度和婚姻关系的不合理。
哈代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出发，抨击虚伪的宗教教义和资产阶级道德，宣扬“仁爱”精神。苔丝和裘德，虽然一个是农业工人，一个是石匠，这两个形象在哈代笔下，都是他的“仁爱”思想的具体表现，并不是工人、农民的真实形象。哈代把苔丝写成“仁爱”精神的化身，她虽被克莱遗弃，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受到极大的打击，但她宽恕了克莱的行动，默默地守候着守候着他的归来，终于重新赢得了他的爱情。最后苔丝被处死刑，但哈代认为她所代表的“仁爱”精神取得了胜利，在小说结尾安排了克莱和苔丝的妹妹恋爱的情节。裘德虽然对社会提出强烈的控诉，但他所追求的是要人们以“仁爱”精神对待他，只是在冷酷的现实面前，他的理想不得不遭到破产罢了。
哈代的小说具有浓厚的悲观色彩。他认为苔丝和裘德的悲剧都是冥冥中由神的意志安排定当的，无论人们怎样努力和反抗，总逃不脱神的意志的主宰。他把工人、农民的悲剧归结为命运的作弄，不去深入揭示悲剧的社会原因，从而减弱了作品的社会意义。他的小说在情节结构的安排上也反映出宿命论观点，导致主人公悲剧的每一个步骤，都被写成是不可避免的事件。有时作者还用神秘的预兆、诅咒等手法来渲染悲剧的必然性。由于他对宗法制农村社会的留恋，他在小说中常常很细致地描写古老的风俗习惯和农村的自然景色。
乔治·伯纳·肖(肖伯纳，1856-1950)是这一时期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剧作家。他生于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一个公务员家庭，青年时生活贫困，充当地产公司职员。二十岁时，他到伦敦从事美术、音乐和戏剧评论工作，从此开始了他的漫长的创作生活。
肖伯纳的世界观是十分复杂的。他接触过社会主义思想，对帝国主义的反动政策和资本主义社会虚伪的宗教、伦理道德等方面抱着批判的态度，但他的主导思想是改良主义。1884年他和韦伯夫妇成立费边社，撰写费边社宣言和一系列关于费边主义的论文，提出用渐进的、滴点的改良来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反对暴力革命。他也受到当时欧洲流行的柏格森、叔本华、尼采等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在某些作品中宣扬“生命力”、“人种论”等反动理论。但肖伯纳主张作家应写政治和社会问题，强烈反对颓废派“为艺术而艺术”的论调。
肖伯纳对现代英国戏剧的发展作了很大贡献。英国戏剧自十七世纪以来，没有多少成就。十九世纪末庇耐罗(1855-1934)和琼斯(1851-1929)等试图革新，但因其作品内容贫乏，收效很少。当时英国戏剧乞灵于法国戏剧，迫求结构的完整，也未能挽回厄运。此外，王尔德的喜剧曾以俏皮的语言迎合伦敦上流社会的趣味，但是内容缺乏现实意义。肖伯纳对英国剧坛这种情况感到不满，他向英国观众和读者介绍易卜生的问题剧。易卜生的戏剧在伦敦上演时，他著文赞扬，发表了评论文集《易卜生主义精华》(1891)。
1900年前，肖伯纳发表过三个戏剧集：《不愉快的戏剧》(1892-1894)、《愉快的戏剧》(1894-1897)和《为清教徒写的戏剧》(1897-1898)。
《不愉快的戏剧》包括三个剧本，其中较好的是《鳏夫的房产》和《华伦夫人的职业》。《鳏夫的房产》尖锐地揭穿了资产者萨托里斯财富的罪恶来源，指出外表体面的资产阶级是占有大量房地产、靠剥削贫民窟里的穷人养肥自己的，并把他们比作粪蛆。萨托里斯不顾贫民的生命安全，不肯花一文钱维修房屋，并派爪牙向穷人逼交租金；他还收买贫民窟中的残破房产，进行投机活动。青年医生屈仑奇蔑视自己未婚妻的父亲萨托里斯靠贫民窟的房租发财致富，但当他发现自己的体面也是靠同样肮脏的收入来维持时，他不得不和萨托里斯妥协。《华伦夫人的职业》从另一个角度揭发了资产阶级和贵族们高人一等的生活，那实质上也是靠肮脏的钱来维持的。华伦夫人的女儿薇薇是一个高傲的大学生，从来不知道她的父亲是谁，也不知道她的生活费用的来源。有一天，华伦夫人终于把自己的境遇告诉了她。华伦夫人出身贫寒，一个姐姐在工厂做工，中毒而死；另一个姐姐出嫁后生了三个孩子，丈夫酗酒，生活无法维持。华伦夫人自己先后在厨房打杂，在酒吧间当侍女，生活很苦。最后，她到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与人合伙开妓院，才变得富裕起来。华伦夫人向薇薇指出，她没有理由自命清高；华伦夫人同时还指出，社会上很多体面人物也和她一起干肮脏的勾当。薇薇的自尊心受到极大打击，但她对社会上的这种黑暗采取不了了之的逃避态度，离开家庭，谋求“独立”生活。
肖伯纳这些戏剧用俏皮的对话、出人意料的结局，揭露了“维多利亚时代”后期食利者的寄生性和他们的虚伪道德。他的正面主人公往往是有一些有一技之长的知识分子，他们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庸俗表示不满，想凭自己的才能过“独立”生活，来表示对现实的反抗，但他们总是不能挣脱庸俗社会的势力，最后和现实妥协。这些戏剧的揭露性比较强，但正面主人公则显得软弱无力。肖伯纳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脓疮，但提不出改造的办法。
第一次大战前，肖伯纳发表了《巴巴拉少校》(1905)。这一时期英帝国主义的垄断特征已经暴露无遗，政府的内外政策都是为垄断资本家的超额利润服务的。剧本揭露了国家只是垄断资本家的工具。巴巴拉是军火商人安德谢夫的女儿，在“慈善机关”“救世军”里任少校。她专心一志地从事慈善救济和宗教宣传，自以为这是拯救人们的灵魂的高尚事业。当她发现这种慈善机关原来是她父亲这一类的资本家出钱办的，她的幻想破灭了。但是她看到她父亲的军火工厂管理得井井有条，工厂里实行了若干改良措施，因此她同意父亲的决定，将由她和自己的未婚夫柯森斯去继承军火事业。作者在这个剧本里对垄断资本家作了一定的批判，指出他们是把“不以为耻”当座右铭的。安德谢夫厚颜无耻地声称自己就是英国政府；政府的法令和措施都是为了满足他牟利的要求；战争对他有利，政府就发动战争，和平对他有利，政府就保持和平。作者还指出宗教和慈善事业也是为资本家服务的。安德谢夫赤裸裸地承认他资助宗教和慈善事业的目的就是叫工人驯服，要他们只看到个人利益，只关心天国的事情，不关心工会活动和社会主义。这个剧本也同样暴露了肖伯纳思想上的严重缺点。肖伯纳认为贫困是最大的罪恶，也是“社会安全”的最大危险。甘于贫困的道德说教是虚伪的道德；基督教教人安于现世的贫困，是虚伪的宗教；穷人犯法而受惩罚，只能增加危险。因此他提出“人人发财”这一资本主义剥削原则，幻想借此来消除贫困，肯定发财是合乎道德的。他提出改良法律，消灭惩罚，消灭仇恨，实际是向统治阶级乞求仁慈，调和阶级矛盾。作者不仅把一个垄断资本家作为正面主人公，肯定发财掠夺的原则，加以美化，并且通过巴巴拉和他的妥协，说明只有在管理“完善”的资本主义制度下，才能实现“真正的”宗教和道德。因此，这部作品比肖伯纳从前的作品更加证实了他在找不到社会出路而又不肯革命的时候，必须只能肯定资本主义原则。
《伤心之家》(1917)是肖伯纳有意模仿契诃夫的风格写成的，它的副标题叫做《俄国风格、英国主题的狂想曲》。剧本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背景，描写资产阶级社会中一群感到生活没有意义的人聚集在一个老船长家里，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幸福，但是都追求不到。作者把摇摇欲坠的大英帝国比作一艘行将沉没的破船，剧中人物的混乱绝望的心情反映了英国资产阶级社会正在走向毁灭。作者认为“有教养的”知识分子应当干预政治，不应让愚蠢的政客去胡作非为，这些政客拥有权力，并受实力雄厚的资本家的支配，导致战争，结果“有才能的”知识分子不得不放下“有用的”工作，去参加屠杀，造成了文化和人才的浪费。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学习老船长的勇气，去参预政治，因为英国的希望就寄托在这批“有才能的”人士身上。这部作品充分说明了作者只相信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相信群众的费边主义观点，他希望这些“贤人”来为资本主义这条破船掌舵。资本家是盗贼，但怎样除掉他呢?剧中仍用幻想的手法，借德国飞机的轰炸，把一个资本家和小偷炸死，这样就为“贤人”扫清了道路。
肖伯纳晚期比较优秀的剧本是以《政治狂想曲》为副标题的《苹果车》(1929)。剧本描写1961年将要发生的事情，这时英国无论在经济、政治或文化方面实际上都已成为美国的附庸。美国驻英国大使万哈顿朝见英国国王马格纳斯，说美国决定重新加入大英帝国，变为它的一个自治领。这其实是美国想并吞英国，使英国沦为美国殖民地的一个花招。国王表示坚决抵制。作品通过这个幻想的情节揭示了第一次大战后英国负债累累，在经济上不得不依附美国的情况。剧本还揭露了英国议会的反民主本质和工联主义的丑恶面貌。二十和三十年代肖伯纳其他一些剧本表现了他的创作的衰退。《日内瓦》(1939)一剧指出希特勒的反动的“种族优越论”比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还要毒辣，作者揭露张伯伦的绥靖政策实际上助长了法西斯的气馅。但是出路何在呢?他只能诉诸一个虚无缥缈、完全不可能存在的审判法庭来审判这些战争狂人。由于对社会发展的前途缺乏认识，他只得选择寓言和象征来阐明自己的态度。这一时期创作里的幻想和虚构的成分增加了。
肖伯纳的戏剧反对十九世纪以来充斥于伦敦舞台的黄色剧本，提出了社会问题，对于英国戏剧的革新作出了贡献。他的剧本富于政论性，讽刺尖刻，常用互相矛盾、似非而是的俏皮话来达到批评和揭露的目的。例如在《支配命运的人》(1895)里有这样一段话：
“英国人什么好事坏事都做，但是永远不会做错事。英国人无论做什么事都有原则：按爱国原则进行战争，按商业原则进行掠夺，按帝国主义原则进行奴役。”
但是肖伯纳的语言有时也流于俏皮打浑，缺乏积极意义。他的剧本结构比较松散，人物缺乏血肉，常常是作者思想的传声筒。
约翰·高尔斯华绥(1867-1933)出生于富裕的律师家庭，毕业于牛津大学，当过一个时期的律师，但不久就专门从事创作。
高尔斯华绥在早期小说《洛宾别墅》(1900)和《法利赛人岛》(1904)中已经开始露出批判的锋芒，揭露了资产阶级的庸俗和社会上惊人的不平等现象。
高尔斯华绥最主要的作品是以福尔赛一家为主体的一组三部曲《福尔赛世家》(1906-1921)。福尔赛家族是英国资产阶级的缩影，作者突出了它的食利寄生的一面。《有产业的人》(1906)是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它成功地塑造了资产者索米斯·福尔赛的形象。索米斯是这个家族的精神代表。他的整个灵魂浸透着铜臭，除了对私有财产的占有欲以外，他对一切东西都不感兴趣。他的生活目的、日常接触、家庭关系和对自然的欣赏等等都是以“福尔赛精神”，即对财产的私人占有为试金石来评定它们的价值的。他娶了贫穷而貌美的伊琳，以为他供给她过阔绰的生活，为她盖别墅，买宝石别针，就可以占有她的爱情。但是伊琳厌恶丈夫的私有观念，爱上了懂得艺术的建筑师波辛尼。索米斯利用自己金钱的力量，迫害这个没有钱的建筑师。波辛尼死于车祸以后，伊琳又回到索米斯那里，索米斯似乎胜利了，但是他永远占有不了伊琳的爱。
高尔斯华绥在这部作品里细致地描写了索米斯的心理活动，批判了资产者的私有观念。但他认为索米斯之流仍然是社会的栋梁，他们唯一的缺点是冷酷无情，他们的财产占有欲使他们丧失了对美的欣赏力。作者没有接触到资产者的剥削本质，反而美化了他们中的一些人。例如，索米斯的伯父乔里恩就被写成一个正面人物。
《有产业的人》是三部曲中最好的一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写成的其他两部即《骑虎》(1920)和《出租》(1921)以及另一组三部曲《现代喜剧》(1924-1928)里，作者对现实的批判更为软弱。在这些作品里，索米斯已经克服占有欲，变成一个“完美无缺”的资产者。作者把索米斯和越加堕落的青年一代资产阶级相比，认为青年一代很难像索米斯那样担负起支撑资产阶级国家的重任，从而更进一步美化了索米斯的形象。
高尔斯华绥除了小说以外，还写过一些剧本，其中比较重要的是以马口铁厂工人罢工为背景的三幕剧《斗争》(1909)。工人领袖罗伯茨主张，工人必须团结起来同白脸的、铁石心肠的怪物——资本家作斗争，直到“吸血鬼”求饶为止。工厂董事会主席安东尼拒绝向工人让步，他认为劳资之间的利害关系犹如“地球的南北极一样悬殊”，对付工人只有用“铁腕”。作者虽然写了一场紧张的阶级斗争，但是他把这场斗争仅仅归结为两个主要人物性格上的冲突。他认为资本家固然不应该压迫工人，工人也不应该采取激烈手段进行反抗。斗争只会给双方都带来不利，因此必须相互谅解。戏剧结束时，工人们背离了罗伯茨的领导，董事会也撇开安东尼，劳资妥协。这个结局说明了作者调和阶级矛盾、否定阶级斗争的思想。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1866-1942)生于小商人家庭，早年贫困，当过布店学徒，后入伦敦大学攻读生物学，一度担任生物学教师，后来又从事新闻编辑工作和创作。在他的大量作品中，以科学幻想小说较为著名。
威尔斯的科学幻想小说表现了他对科学技术力量不断发展的信念，但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科学技术的发达不但不会给人类带来幸福，反而会招致灾难。《隐身人》(1897)和《星际战争》(1898)集中地反映了他这种思想。
在小说《时间机器》(1895)里，作者通过科学幻想，表现了他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看法。小说描写一个科学家驾驶一种新机器，叫做时间机器，在时间里旅行，来到公元802701年的世界。那时由于资本主义极端发展的结果，人类已经演化为壁垒分明的两种互相残杀的生物：一种是住在地面上的艾洛依，他们是现代资产阶级的后裔。另一种是住在地底下的莫洛克，他们是现代工人阶级的后裔；艾洛依几十万年来养尊处优，终日不劳动，以致躯干体格全都缩小了，变成侏儒一般。莫洛克由于祖先长期以来在光线暗淡的工厂里操作，终年不见阳光，养成在地下劳动的习惯。莫洛克白天在地底下生产，产品却归地面上的艾洛依所享有，于是他们夜晚就出来捕捉艾洛依，把后者吃掉。在这部作品里，威尔斯用一个幻想的未来社会来影射畸形的现代社会主义社会，揭示了资产者和无产者的对立，指出资产阶级的寄生性。但小说将无产阶级描绘成为吃人的生物，则是错误的。
从1900年起，威尔斯除了科学幻想小说以外，还写过一些直接反映现实的小说，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吉普斯》(1905)、《东诺—邦盖》(1909)、《包里先生的历史》(1910)等。
《东诺—邦盖》写一个药店商人爱德华·潘德拉弗发明一种补药，命名为“东诺—邦盖”，并取得专利权，大发横财。这个店员出身、衣着褴褛的小人物爬上财阀宝座的秘诀是：到处兜售、钻营和吹嘘，目的就是要骗取钱财。他收买了一份文学报纸，在上面用异想天开的词句大做广告，和同业竞争。结果，在金融集团的内部倾轧中，他遭遇劲敌而破产，最后在逃避通缉的途中死去。
威尔斯这部作品涉及了广阔的社会生活，除了着重暴露英国商业资产阶级的投机活动和寄生本质，还通过爱德华的嫂嫂在贵族府邱当女仆的情节，揭示了封建贵族的势利和他们的社会影响。
和爱德华·潘德拉弗的贪得无厌、买空卖空相对照的是他的侄儿，青年科学家乔治·潘得拉弗。他头脑清楚，冷静地观察着叔父的飞黄腾达，最后从叔父的发迹和破产得出人生变幻无常的结论。他是作者心目中的实干家。
威尔斯夸大科学技术人员的作用，把改造社会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他认为实现社会主义不必通过革命，只要依靠科技人员去重新组织经济，逐步改良，就能获得成功。十月革命后，威尔斯曾经两次访问苏联，先后和列宁、斯大林谈过话，他不得不承认当时苏联的成就，但是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改良主义主张。
罗德雅德·吉卜林(1865-1933)生于印度，父亲为孟买大学教授。吉卜林六岁时回英国学习，后来又到印度当新闻记者和报纸编辑，写过不少诗歌和长、短篇小说，为英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和殖民制度辩护。他的诗歌汲取英国下层社会的日常口语，大都采用谣曲的形式，企图以此引起广大读者的喜爱。诗集如《兵营谣曲》(1892)歌颂在海外殖民的英国侵略军，把他们写成为祖国争光的英雄。在南非的布尔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看到英帝国的利益受到威胁，在《白种人的负担》(1899)、《教训》(1899-1902)、《新生》(1914-1918)等诗里煽起沙文主义情绪，要英国人民为帝国主义侵略作出牺牲。
《森林之书》(1894)是一部童话体小说，吉卜林在那里以比较隐晦的形式来宣传他的殖民主义主张。小说描写印度森林中一个“狼孩”的故事。“狼孩”从小由母狼喂养，在野兽群中长成。森林的法律是弱肉强食，他必须为自己的生存同野兽竞争。吉卜林以动物生活暗示人类生活，企图将野兽的法则运用到人类社会中来，把帝国主义对殖民地人民的残暴统治描绘成合理的事。小说《勇敢的船长》(1897)叙述一个纨绔子弟经过海上严峻的生活考验，变成了勇敢坚强的青年。他是吉卜林理想的帝国主义接班人。小说《基姆》(1901)写一个生长在印度的英国孩子，他精通印度语言，熟悉印度各个阶层，跟随一名特务在印度刺探土著部落的情报。他服从命令，又能随机应变，克服种种困难，完成主子交给他的任务。吉卜林把这样一个忠实执行帝国主义分子指示的人作为榜样来教育英国青年，这充分说明吉卜林思想的反动性。
吉卜林的小说语言流畅，有些人物和场面写得很生动。例如《森林之书》中对狼、虎、猴各种动物的描写十分切合动物的习性，《勇敢的船长》和《基姆》中儿童的一些动作也很活泼。因此，他的作品拥有不少的读者。
奥斯卡·王尔德(1856-1900)生于爱尔兰都柏林一个外科医生家庭，是英国唯美派的代表作家，创作有童话、小说、戏剧和论文。王尔德在他的童话里对穷人表示了一定的同情，他的戏剧对贵族上流社会也作过一些温和的讽刺，但他主导思想是颓废的享乐主义。王尔德晚期生活腐化堕落，1897年曾因行为不检被控入狱。1900年病死于巴黎。
他的《快乐王子集》(1888)是一部童话故事集。其中以《快乐王子》较有名，叙述矗立在某城市中心的快乐王子塑像同情城里穷人的悲惨境遇，请求一只燕子从他身上取下金银珠宝来周济他们。随后冬天来临，燕子因为帮助王子塑像做好事，耽误了南飞的日期，冻死在王子塑像的脚边，塑像也因为失去了光彩而被人们拆毁。这本童话集里的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上严重存在的贫富悬殊的现象，但是从中也可以看出王尔德的唯美主义思想。快乐王子的塑像因为失去了“美”，人们就把它抛弃。王尔德认为“美”是永恒的，在上帝的天堂里，快乐王子将会永远存在。
小说《道连·葛雷的画像》(1890)是王尔德颓废思想的代表作。道连·葛雷年轻貌美，他希望自己青春常驻，能永远过颓废的生活。一个画家为他画了一幅栩栩如生的肖像，一年年过去了，画中的葛雷变得日益衰老。他每作一件堕落的事，画中人的脸部便多添一分狰狞，身上也多增加一些血迹，他自己却保持了青春。葛雷罪孽日深，在绝望之中用刀子去刺画像，结果把自己刺死了。他死后，面貌变得狰狞可怕，而画像却恢复了青春。在这部作品里，作者以欣赏的态度描写了主人公的堕落过程，葛雷把享乐看成人生的最高目标，为了满足自己的享乐和对“美”的追求，他可以犯罪。作者同时也提出了艺术至上的主张。画家在画肖像时，由于不抱任何“功利”和“道德”的目的，纯粹是追求“美”，把全副心灵投入“美”的创造，才使画像具有了生命。作者借此宣扬，只有“为艺术而艺术”才能创造真正的艺术品。
王尔德的剧本有《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1892)、《理想的丈夫》(1895)、《名叫埃耐斯特的重要性》(1895)等。这些剧本通过俏皮的对话，对上流社会虚伪的体面作了某些批评，但是题材狭窄，所描写的只局限于社交界的小圈子生活，戏剧冲突又大都是由一场误会造成虚惊而引起的，对社会的谴责极为微弱。相反，这些剧本中都有一些玩世不恭的角色，通过他们的对话和颓废的生活，作者宣扬了他的享乐主义。《莎乐美》(1893)是王尔德用《圣经》故事改编的剧本，记述古代犹太王的女儿莎乐美不惜用杀人的手段，疯狂地追求刹那间的享乐，这个情节进一步宣传了作者的颓废思想。
在社会主义思想开始在英国传播的时期，王尔德也在“社会主义”的幌子下推销“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他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的心灵》(1891)一文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艺术家不得不为了维持生活而从事艺术创作，他们的心灵不能自由发展，艺术不能成为个人享受的对象。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社会说成是能最大限度地发展每个人的个人主义的社会，在那里，艺术是个人享受，当艺术家不为任何功利目的服务时，艺术才能繁荣。王尔德把政治和艺术对立起来，抹杀了艺术的社会内容。
罗伯特·特雷塞尔(1869?-1911)原名罗伯特·努能。他很早就当了工人，曾在南非居住，在布尔战争中加入布尔人一方，被俘至英国。1902年他定居英国南部小城海斯汀斯，当油漆房屋和写招牌的工人，并参加当地的社会民主同盟支部。他的唯一小说是《穿破裤子的慈善家》(1906-1910?)。他患有严重的肺病，这部小说是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写成的，历时三年。作者于1911年病死于一所贫民医院。
《穿破裤子的慈善家》这个书名是指不觉悟的工人说的。作者提醒他们不要受资本家的欺骗，心甘情愿地听任资本家剥削，把挣来的菲薄的工资像“慈善家”一样“慷慨”地塞进资本家的钱袋。
小说以英国南部某个小城为背景，描写了一些不同年龄、不同工种的建筑工人在一年不同季节里的遭遇。老工人林登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被资本家无理解雇，后来病死在济贫院中。另一个老工人菲尔波特由于资本家不顾劳动安全，在工作时被一座扶梯压死。青年学徒伯特整天像牛马一样受老板和工头的驱使和斥责。青年工人伊斯顿因为贫困，受人欺骗，以致夫妻不和。作者描绘了失业的阴影时发胁着这些工人，画出英国工人阶级生活的一个侧面。
作者着重刻画了一个正在觉悟过来的英国工人形象——欧文。欧文的主要活动是在工人中间揭示工人贫困的根源，使他们觉醒起来，不再受资本家欺骗和压迫。资本家编造种种谬论，说什么资本家动脑，工人动手，工人天生就应该服从资本家指挥；说什么工人贫困是由于子女过多，由于机器代替了人工，由于工人酗酒懒惰等等。欧文戳穿这种谬论，指出这是要掩盖剥削，麻痹工人斗争意志。欧文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图表、形象在工人中间宣传社会主义思想，揭露宗教、慈善事业、新闻、教育等的欺骗实质。作者热情洋溢地描写了欧文对自己阶级兄弟的爱护和关心，歌颂了他热爱劳动的品质。欧文虽然一再受到贫困、饥饿和死亡的威肋，但他最终还是相信社会主义的胜利，“那时升起的社会主义太阳所散发的金黄色光辉，将照耀整个快乐的世界。”
特雷塞尔怀着无比的愤怒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残酷性，指出资本主义英国是一座悲惨的人间地狱，要求变革英国社会，结束剥削制度，使英国工人永远摆脱受奴役的地位。但欧文不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他的活动还只停留在口头宣传的阶段，他本人的思想中也存在不少资产阶级的因素。工人们还处在不自觉或半自觉的状态，没有进行有组织的斗争。作者在揭露资本主义社会时，借用了批判现实主义的某些艺术手法，但他出身于工人阶级，对本阶级的疾苦有切身的感受，因此能比较深刻而真实地反映当时的英国现实，他对现实的揭露和批判是同时期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所不能企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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