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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年的普法战争导致了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灭亡。1871年巴黎工人武装起义，推翻资产阶级政府，成立巴黎公社，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专政。公社失败后，反动的资产阶级获得胜利，1875年成立法兰西第三共和国。
从八十年代起，法国劳动群众的境况日益恶化；手工业者、手艺匠、小企业主和小商人大批破产。政府高级官员中出现了骇人听闻的巴拿马运河公司的贪污案件，统治集团内部的倾轧加剧。资产阶级政府对外加紧进行殖民掠夺，并准备对德国的复仇战争。九十年代发生了犹太族军官德莱福斯中尉被诬告案，引起一场全国性的运动，这一运动是当时法国民主力量和反民主力量之间的斗争的表现，它暴露了资产阶级共和政府的反动本质，也反映了人民群众对资产阶级共和政府的仇恨心理。
法国工人运动在七十年代末有了新的进展。1879年，法国第一个真正的工人政党成立，提出社会主义的主张，并且通过由马克思、恩格斯、盖德和拉法格起草的党纲。但由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的影响，工人运动内部也产生了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如可能派、无政府工团主义，展开了长期、复杂、尖锐的斗争。九十年代以后，国际上的许多重大事件(第二国际的活动、1905年的俄国革命)都对法国工人运动和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起过巨大的影响。
在左拉最后确立自然主义理论以前，在六十年代，爱德孟·龚古尔(1822-1896)和于勒·龚古尔(1830-1870)兄弟二人合写的《日尔米尼·拉赛德》(1865)已经是一本典型的自然主义小说。小说描写一个女仆的悲惨命运，但作者在这里特别感兴趣的是女主人公在爱情方面的变态心理，至于产生这种变态心理和反常事例的社会原因，则完全没有涉及。作者宣称要追求“民主主义”，并在观察下层社会生活时抱着所谓“严格的科学态度”，事实上，作品并没有提供下层社会生活的真实画面，只是摄取了一些外表现象而已。自然主义丑化工人阶级，掩盖资产阶级剥削本质，把工人贫困的原因归结为工人本身的“罪恶”，在当时就起着反动的作用。
自然主义在诗歌方面的表现是六十年代开始形成的巴拿斯派。巴拿斯派宣扬艺术至上，不问政治；他们标榜创作“冷静的”、“客观的”、“无我”的诗，宣扬为艺术而艺术，单纯注重艺术形式，刻意追求造型美感。巴拿斯派的创始人是勒贡特·德·里尔。另一个重要代表诗人是洛赛·玛丽亚·德·爱雷狄亚(1842-1905)。
象征主义作为一种文学运动，是1886年《费加罗日报》发表若望·莫雷亚斯(1856-1910)执笔的《象征主义宣言》时开始的，但是在这以前，象征主义的基本精神和创作原则，在魏尔仑、兰波和马拉美等人的作品中已有具体的表现。魏尔仑把诗歌看作个人奥秘的感情和细微的感官的直接表现；兰波把诗歌看作对不可知的世界的一种神奇的认识手段；对于马拉美，诗歌则是为了揭示隐藏在一切事物背后的“理想世界”，即事物的“纯净”状态。他们都把客观世界看作主观世界的“象征”，发展了波德莱尔“宇宙是一座象征的森林”的神秘主义观点。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创作方法充分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没落。
八十年代末出现了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文学。小说家保尔·布尔泽(1852-1936)认为必须以君主主义思想和天主教信仰来教育青年，才能复兴法兰西民族。莫里斯·巴莱斯(1862-1923)以宣扬颓废的个人主义的《自我崇拜》(1888-1891)三部曲开始他的创作。后来他成为“民族复兴”的鼓吹者，以沙文主义和专制主义来对抗民主共和的传统，并成为德莱福斯事件中反动阵营的领袖之一。他在第二个三部曲《民族精力小说》(1897-1903)里颂扬的一个富有精力的乐观主义者，实际上是信奉陕隘民族主义的典型人物。彼埃尔·洛蒂(1850-1923)是宣扬殖民主义的代表作家，他继承了消极浪漫主义的传统，在他的描写远方国家“原始状态”(即所谓异国情调)的小说中，贯穿着爱情、死亡、怜悯等“永恒”的主题；他力图使人相信生活在任何地带，人的命运总是不变的，这实际上是掩盖殖民主义者和当地居民之间的真实关系。同时，他以欧洲“文明人”的姿态去描写远方国家的“原始状态”，鼓励殖民主义扩张政策。
上述各种文学流派活跃的年代，在巴黎公社革命的影响下，产生了巴黎公社文学。巴黎公社文学同自然主义、象征主义以及反动文学尖锐地对立着，它反映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高涨，表现国际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发扬法国文学的优良传统，给文学为革命服务提供了光辉的范例。与此同时，一些进步作家也在努力接近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在作品中用论战的形式对第三共和国政府展开尖锐的批判，法朗士和罗曼·罗兰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在反对各种消极、颓废、反动的文学流派的斗争中，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拉法格作出了显著的贡献。
保尔·拉法格(1842-1911)是法国社会主义政党创始人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和学生。他力图把马克思主义的的理应用于文学评论，以作品写作时期的政治社会情况为基础，以阶级斗争为依据，将文学评论和当前革命需要紧密结合在一起，使文学评论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左拉的〈金钱〉》(1891-1892)一文中，拉法格分析了自然主义的原则，指出自然主义作家仅仅对生活作最浮面的观察，不去探究产生现象的社会原因。因此，虽说他们达到了最大限度的外表的准确性，但是他们的作品中并没有生活的真实。他还严厉地谴责了自然主义作家对生活所采取的“纯科学”、超政治的态度，强调地指出艺术家的阶级立场的重要性。拉法格在批判左拉的自然主义倾向的时候，也对左拉作品中的批判现实主义特色作出了正确的评价，毫不犹豫地称左拉是“巨人”。在论都德的《萨弗》的文章(1886)中，他抨击了作者的低级趣味。《法国舞台上的达尔文主义》(1890)一文批判了都德的剧本《生存竞争》中弱肉强食的思想。
尽管法拉格的文学论著不多，其中有的文章，例如《雨果传说》(1885)，甚至带有片面性，但总的说来，这些著作却标志着法国文学评论史上的一个新方向。
巴黎公社文学是巴黎公社革命的产物，是无产阶级文学发展的新阶段。巴黎公社文学包括公社参加者在公社存在时期以及后来在流放和囚禁中所写的诗歌、小说和散文。
普法战争后期，法国人民爱国情绪空前高涨，其中的先进分子认为反对普鲁士的侵略必须同时反对法国资产阶级卖国贼，反对德法两国政府互相勾结，企图扼杀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阴谋。路易丝·米歇尔(1830-1905)在她的诗《和平示威》(1870)中，号召德法两国人民一起打击共同敌人——波拿巴和威廉一世。拉叔赛在《我们要兄弟般友好》(1871)一诗中，指出各国被压迫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需要“兄弟般友好”，共同反对各国专制制度。这些诗歌突破了狭隘的爱国主义，开始具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
公社成立后，在文艺方面进行了有意义的改革工作。拥护公社革命的巴黎艺术家组成艺术家联合会，号召艺术家用文艺“阐明、反映当前的革命运动”。公社重视文艺教育工作，准备举行有关美学、文艺、哲学的报告会。这些文艺政策后来由于资产阶级军事进攻而没有来得及付诸实施。公社存在的七十二天，公社的战士们在紧急的政治和军事斗争中，写下了第一批公社诗歌和文章，发表在报刊上或印成传单，对当时的斗争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但是，这些作品中的绝大部分后来被反动的凡尔赛分子销毁了。
巴黎公社的许多优秀作品是在革命失败后二十年间创作的。许多诗人在诗歌中揭露了资产阶级镇压革命的滔天罪行。诗人特洛爱尔在《牺牲者和刽子手》一诗中，愤怒地谴责凡尔赛刽子手们在屠杀公社社员的时候，甚至把尚有一丝生气的老人和妇女踩在他们的铁蹄之下，指出他们是资产阶级雇来的暴徒、忠实走狗、野兽。鲍狄埃在《白色恐怖》(1871)一诗中，揭露了刽子手们占领巴黎之后，以整整八天的时间，用机关枪向人群射击的罪行。葛洛维斯·于格(1851-1907)的《狱中歌》(1873)揭露了“沙多里”集中营的集体屠杀，特务、警察对革命者所施的酷刑。这些诗歌充分表现了公社诗人对资产阶级反动派的刻骨仇恨。
公社革命的失败，促使无产阶级摆脱资产阶级共和主义、阶级合作、空想社会主义等的影响，认识到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改变自己的地位。这种思想在巴黎公社的诗歌中有所反映，在诗人拉德米尔的《劳动者的觉醒》(1871)里更是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奴隶和农奴，工人或无产者，
你们创造了一切，却一无所有，
是打碎千百年统治枷锁的时候了，
要敢于要求，因为世界是属于你们的。
公社诗人意识到要推翻剥削制度，实现英特纳雄耐尔的伟大理想，必须通过国内革命战争而不是阶级合作，无产阶级要和农民联合起来共同斗争。好几个公社诗人都写过《国际歌》，歌颂英特纳雄耐尔。爱玛奴埃尔·特劳尔姆在他的《国际歌》(1871年10月)中写道：
既然剥削者在屠城之后
又想吞噬农村，
我们应当在国内战争中
结成工农联盟!
大家来吧，这是神圣的战争：
农民拥抱工人；
土地归耕者所有；
工厂属于劳动的人们。
…………
伟大的英特纳雄耐尔，
前途万丈光芒。
尽管资产阶级血腥镇压了巴黎公社革命，但是，许多诗人对斗争前途仍然抱着必胜的信念。若望—巴蒂斯特·克莱曼(1836-1903)的《浴血的一周》(1871)，在每一节里控诉了刽子手的罪行之后，都以民歌的叠句写道：
这不会长久，
这些坏日子总有过去的时候。
当心我们报仇，
所有的穷人都动手!
公社诗人认识到在敌人的胜利中蕴藏着失败，在革命的失败中蕴藏着胜利。诗人奥里维埃·苏埃特尔在《复活的巴黎公社》中写道，当资产阶级在花天酒地，夸耀战功的时候，人们已经听见他们背后掘墓人的脚步声。鲍狄埃预言，资产阶级“就是倾海洋之水，也难扑灭”人民革命的怒火。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不会终止的，人民高呼“巴黎公社万岁!”的时候已经来临!
公社作家在文艺理论方面也有所建树，其中以克莱曼的见解最为鲜明。他主张文学应当成为革命宣传的手段，反映人民要求的工具。他在《诗歌集》序言(1885)中写道：“我们希望民歌在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斗争中占有一个战斗岗位”，“诗歌要预示出社会发展的动向，并且为准备未来而斗争。”他认为必须赋予作品以鲜明的阶级色彩和强烈的阶级感情：“假如诗人自己没有感受过对刽子手的刻骨仇恨和对牺牲者的深切同情，那么就写不出好的作品。”同时他又指出：“要想写出真实的、具有社会意义的、激动人心的诗句，必须深入到工人的贫困而劳苦的生活中去。要想用朴实的语言描绘出劳动人民的痛苦，反对资本主义的奴役，歌唱无产阶级的要求，必须深入工地、矿山和工厂。”这些革命的文艺观点和当时资产阶级的自然主义、象征主义等流派的观点是针锋相对的。
巴黎公社文学，特别是诗歌，真实地反映了巴黎公社的伟大斗争。公社最优秀的诗人深刻地揭示了当进社会的主要矛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他们大胆地预言资本主义必然灭亡，未来的世界是英特纳雄耐尔。这些诗歌充分表现了法国无产阶级坚定的革命意志和昂扬的战斗精神。但是公社文学也反映了这次革命的不成熟性。公社不少作家来自其他的阶级和阶层，他们多少还带有资产阶级共和主义、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他们在诗歌中提出的英特纳雄耐尔的理想还带有一定的抽象性质。小说家瓦莱斯和克拉代尔的作品流露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思想。路易丝·米歇尔也未能摆脱无政府主义的影响。
巴黎公社诗歌具有强烈的宣传鼓动作用，作家往往运用对比的手法，在描写资产阶级反动派的残暴的同时，以激奋的语言表达了对于革命前途的信心，使他们的诗歌产生了巨大的号召和感染力量。公社诗人一般采用民歌的形式来写诗，许多诗配上群众所熟悉的曲调，可以演唱。
公社诗人中成就最大的是《国际歌》作者欧仁·鲍狄埃(1816-1887)。他生于巴黎一个贫困的工人家庭，“在整个一生中他一直是一个穷人和无产者。”他早年加入工人运动，亲身参加1848年6月的巴黎工人起义，在工人群众歌手和贝朗瑞的影响下，开始诗歌创作。这些诗歌反映了无产阶级摆脱贫困的愿望和对恶劣的劳动条件的愤怒抗议(《消灭痛苦》，1848)，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是一座“要拆除的老屋”(《老屋要拆除》，1848)。但是，从鲍狄埃这一时期写下的诗歌中也可以看出，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资产阶级共和主义和傅立叶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如《自由树》(1848)等。
1851年路易·拿破仑政变以后，鲍狄埃曾领导印花布行业的工人，组织工会，加入第一国际。在普法战争中，他参加了保卫巴黎的爱国斗争，写下《自卫吧，巴黎》(1870)、《1870年10月31日》(1870)等诗歌。巴黎公社成立时，鲍狄埃当选为公社委员，积极投身公社的军事和经济工作，负责领导工人协会联合会和艺术家联合会，制定并执行公社的革命文艺政策。他参加过保卫公社的街垒战，五月底革命失败，六月初他就写出不朽的《国际歌》(1871)，十七年后，歌词由比利时出生的工人作曲家比尔·狄盖特(1884-1932)谱曲，从此传遍全世界，成为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战歌。公社的失败迫使鲍狄埃逃往英国和美国。在美国，他参加工人运动，帮助美国工人建立起第一个社会党；他研究科学社会主义，进一步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1876年，他写下三部长诗：《美国工人致法国工人》、《工人党》和《巴黎公社》。在这些诗中，鲍狄埃分析了美国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揭露美国的进步是杀人的进步，美国的自由是虚伪的自由。诗人向无产阶级指出：巴黎公社的纲领就是劳动者的纲领，无产阶级只有把有闲阶级赶走，才能成为世界的主人(《美国工人致法国工人》)。诗人从政治上全面分析了巴黎公社革命，肯定它的伟大意义，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要敌人投降，必须解除他们的武装”，“对豺狼虎豹仁慈，就等于犯下大罪。”他一针见血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吃人的本质：“用一句话来概括：人肉的筵席；只有两个阵营：吃人的人和被吃的人!”(《巴黎公社》)1880年鲍狄埃回到法国，立即投入斗争。这时，工人运动中出现了机会主义——“可能主义”，即是为争取可能的改良而奋斗，它执行着“一个苏”的政策而根本放弃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理想。鲍狄埃在反对资产阶级反动派和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捍卫了巴黎公社的革命原则。他写道：无产阶级要“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武器”，“一定要把革命进行到底”(《烤烤火吧!用你自己的木柴》，1885)。在《巴黎公社烈士纪念碑》(1883)和《纪念1871年3月18日》(1887)两首诗中，诗人再次歌颂伟大的巴黎公社革命，对未来充满着信心：“我们会看见明天将要到来，而三月十八日就是明天的序曲。”1884年鲍狄埃的第一卷诗集《谁是疯子?》出版，1887年逝世前出版第二卷，题名《革命歌曲集》。
《国际歌》的中心思想是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通过阶级斗争，彻底摧毁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彻底消灭剥削制度，实现国际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作者以热情磅礴的语言，表达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口号的伟大意义，主张打碎资产阶级国际机器，由无产阶级做天下的主人。
起来!全世界受罪的人!
起来!饥饿的囚徒!
真理像火山那样怒吼，
喷发出最后的烈火。
旧世界我们要彻底摧毁，
奴隶们起来呀起来!
世界要根本改变!
无地位的人要做主人!
《国际歌》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解放自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什么上帝、圣皇和清官；劳动者全靠自己救自己!”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剥削人和人压迫人的阶级关系，鲍狄埃也作了深刻的揭露：“政府的压迫，法律在欺诈，捐税将民脂民膏搜刮；豪富们没有任何义务，穷人的权利是句空话。”《国际歌》彻底地否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要资本家把剥削得来的人民的“劳动成果”交还给人民，说“这不过是讨还宿债”。
《国际歌》揭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的不同调和性，指出只有通过革命手段乃至武装斗争才能解决这个矛盾。对斗争的前途，诗中充满着无产阶级的乐观主义精神、国际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信念。
我们是工人和农民，
…………
哪能让寄生虫安身。
吃我们肉的有多少人!
这些乌鸦和秃鹰，
一旦被消灭干净，
太阳永远放光明。
这是最后的斗争，
大家团结起来，
英特纳雄纳尔，
就是明天的人类。
列宁对《国际歌》及其作者作了高度的评价：“公社被镇压了……但是鲍狄埃的《国际歌》却把它的理想传遍了全世界，在今天这首歌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有活力”；“鲍狄埃是在贫困中死去的。但是，他在自己的身后留下了一个非人工所能建造的真正的纪念碑。他是一位最伟大的用歌作为工具的宣传家。”
鲍狄埃是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代言人。他的诗歌概括地反映了巴黎公社前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实现英特纳雄耐尔的伟大思想。这些诗歌诞生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烈火中，特别富于战斗性。鲍狄埃歌颂了伟大的公社和公社的英勇战士们，用诗歌总结了革命的经验教训——无产阶级要走巴黎公社走过的这条路，并坚信胜利的明天一定要来到。当然，作者还认识不到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重要作用，对未来的歌颂有时也比较抽象。
鲍狄埃的诗歌具有高度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和爱憎分明的阶级感情，感染力甚强。诗歌风格庄严雄伟；艺术形式多样化，有歌曲、十四行诗、颂诗、讽刺诗等。这些诗歌吸取了民歌的特点，韵律丰富，便于歌唱。
鲍狄埃的著作，相当一部分已经被资产阶级反动派毁掉或失传，流传下来的只有一百多首诗歌，但对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
除鲍狄埃外，巴黎公社还拥有一些较著名的诗人和小说家：
女教师路易丝·米歇尔(1830-1905)以“蒙马特尔红色姑娘”的称号闻名于巴黎。她忘我地献身于公社事业，积极参加了保卫公社的浴血战斗。被捕后英勇不屈，在法庭上严厉谴责资产阶级反动政府，反被判处终身流放。路易丝·米歇尔是个热情的富于牺牲精神的革命战士，但在理论上很不成熟。流放期间她接受了无政府主义思想，1880年大赦回国后一直参加无政府主义派别的活动，曾再次被捕入狱。她在监狱里和流放地写过许多诗歌，表达公社战士坚定不移的革命意志，如《红石竹花》、《囚徒之歌》等。她的散文著作《公社》和《回忆录》记述了她在巴黎公社革命中的经历，有一定的历史价值。
茹尔·瓦莱斯(1832-1885)是公社的活动家，公社委员，《人民呼声报》主编。公社失败以后，他流亡到英国，1880年回国。1883年重新主办《人民呼声报》，向第三共和国作斗争。瓦莱斯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很深，轻视革命理论与革命政党的作用，对马克思主义几乎一无所知，但他痛恨资本主义社会，文章尖锐泼辣，在巴黎人民中有相当广泛的影响。他最重要的作品是自传体小说《雅克·文特拉》三部曲：第一部《童年》(1878)，第二部《中学毕业生》(1879)，第三部《起义者》(1885)。三部曲描写了一个贫穷的知识分子从自发反抗到参加革命的过程。
巴黎公社最有才能的小说家是列昂·克拉代尔(1835-1892)。他的作品充满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愤怒抗议和对社会革命的坚定信仰。他的代表作《雅克·拉塔斯》(1931年出版)刻画了革命工人和公社战士的正面形象，并描写了以拉塔斯为代表的农民走向革命的过程。克拉代尔的其他著名作品还有《独眼》(1877)、《凯尔纳杰，旅途看守人》(1881)及短篇小说《复仇者》、《被诅咒的女人》等。
爱米尔·左拉(1841-1902)出生于一个工程师的家庭。他的童年和青年时期是在贫困中度过的。中学毕业后，他在巴黎一家运输公司当职员，后来又在书店工作，此后专门从事创作。
六十年代中期，左拉受到泰纳的决定论和克罗德·贝尔纳的遣传学说的影响，开始探索一种新的文艺创作理论，即自然主义。他认为小说不单是忠实地反映现实，而且要从所描写的事物中得出符合某种自然科学定理的结论。他说，小说类似化学实验室中对某种物质所作的试验，不过试验的对象是人。他认为小说家的积极作用，在于把人放在小说家依据事实创造出来的环境中，研究环境对人的影响；而对人具有决定意义的环境，则照例是受物理、化学、生物学和生理学的规律(例如遗传)的支配，而不受社会规律的支配。左拉还声称小说家只观察事实、研究事实而不下断语；小说家应该超越道德和政治。左拉这种理论显然是极端错误的。
左拉在1868年制定《鲁贡—马卡尔家族史》的计划，以第二帝国为背景，描述一个家族的两个分支在遗传法则支配下的盛衰兴亡史。这套书包括二十卷长篇小说。第一卷《鲁贡家族的家运》出版于1871年，最后一卷《巴斯卡医师》出版于1893年。在这二十多年里，法国社会政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第二帝国崩溃，巴黎公社革命爆发，第三共和国反动统治加强。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激烈斗争的现实面前，左拉虽然也在作品中写到劳资对立和劳动人民的苦难，但他把工人的贫困归咎于遗传、酗酒，从而掩盖了阶级压迫的事实。
《萌芽》(1885)是左拉的代表作。小说以煤矿工人罢工为背景，描写了矿工的悲惨生活，但是严重地歪曲了他们的罢工斗争。
书中叙述蒙苏煤矿公司由于经济危机爆发，工人失业的现象日趋严重。一个失业的机器工人艾蒂安找不到工作。恰好一名推煤车的女工死了，他就顶替了空缺。公司方面为了克扣工资，在挖煤工人和推煤车的工人之间挑起事端，分裂工人队伍。
随着经济危机的尖锐化，剥削也愈来愈重。一方面降低工资，另一方面又增加罚金。面对资方的这种进攻，在艾蒂安组织之下的罢工开始了，接着发生了群众性的暴动。公司方面始而用饥饿来迫使工人让步，继而出动军警，实行血腥镇压，最后使用队谋分化手段，使罢工运动遭到失败。为了面包，工人们不得不重新回到矿井里去工作，其中也包括艾蒂安。可是在复工的第一天，矿井里发生一场惨祸。一个相信无政府主义的工人苏瓦林，因为和艾蒂安争夺领导权，暗中破坏矿井的排水设备，使整个矿井都被大水淹没。当时艾蒂安也在矿井底下，被救出以后，他觉得在这儿再也待不下去，于是离开矿区，到巴黎参加革命去了。
《萌芽》中除艾蒂安以外，还描写了其他工人的贫困生活、不幸遭遇以及他们的反抗和斗争。小说写到矿工的艰苦的劳动过程，反映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下劳动的残酷性。挖煤工人在温度很高的矿井底下闷得透不过气来，脚下满是泥水，必须跪着、爬着或仰卧着干活，时时刻刻有被活活压死的危险。但左拉所塑造的工人形象，不管是其中的主人公还是普通工人群众，都很粗鲁、愚昧、野蛮，行事全凭一种动物式的本能。甚至他们的斗争也带着很大的盲目性，他们只有疯狂破坏一切的本能冲动，是一群为饥饿所激怒起来的乌合之众。罢工斗争的组织者艾蒂安是个人主义英雄，他把自己看成“真理的守护人”。不是群众斗争鼓舞着艾蒂安，而是艾蒂安以救世主的姿态在群众中传播模模糊糊的“真理”。随着他的威信的提高，他的虚荣心和领袖欲也逐渐滋长起来。罢工斗争失败以后，他表现得非常软弱，流露出感伤的心情，自己感到困倦，觉得群众也困倦。他号召工人团结起来安安静静地建立工会，幻想通过工会的合法运动(经济斗争)，就可以使政权从资产阶级手中转移到无产阶级手中。艾蒂安不是一个真正的工人阶级的领导者，他充分体现了左拉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观点。
《崩溃》(1892)反映了普法战争、第二帝国的崩溃和巴黎公社革命等历史事件。在这部小说里，左拉指出第二帝国的崩溃是由于政治军事统治集团的腐败无能和自私自利；他一方面谴责法国民族的叛徒，另一方面又揭露普鲁士军国主义。但是在巴黎公社的问题上，左拉暴露了他的严重的阶级局限性，他把公社革命看成民族自相残杀，认为它给法国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写完《鲁贡—马卡尔家族史》以后，左拉又着手写另一套长篇小说《三大名城》(1894-1898)。1898年，左拉参加了由德莱福斯事件所触发的反政府的民主运动，写了《我控诉!》一文，谴责政府违反法纪，蹂躏人权，引起反动势力对他的迫害，因而出走英国。流亡期间，他着手写《四福音书》(《繁殖》)，1899；《劳动》，1901；《真理》，1903；《正义》)，歌颂人的生存和繁殖的本能。这种对天性和本能的歌颂是他的自然主义观点的表现。和雨果一样，左拉也是把知识和教育看作改良社会、造福人类的唯一途径。在《劳动》一书中，他更提倡要建立“劳动、才能与资本和平联合的乌托邦”，宣扬阶级合作，调和阶级矛盾。
阿尔封斯·都德(1840-1897)出生于法国南部的尼姆城，因家庭破落，十五岁就出外谋生，十七岁时前往巴黎。早期曾发表诗集和独幕剧。半自传性长篇小说《小东西》(1868)是他扰名作，描写一个外乡青年到巴黎求职，受到上流社会的冷遇。小说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关系，获得文艺界的好评。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都德应召入伍。他以这次战争为背景写了《最后一课》、《柏林之围》等短篇小说。这些作品以深刻的爱国主义内容和卓越的艺术技巧，在国内外享有很大声誉。1870年以后都德和左拉、龚古尔兄弟交往密切，在理论上受自然主义影响，但在创作上的主要倾向仍是现实主义。都德一生写过十三部长篇小说、四部短篇小说集，还有一些剧本和诗作，他讽刺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腐败现象，对普通人民则寄予深切的同情。他的艺术特点是善于用简洁的笔触描绘复杂的社会政治事件。
基·德·莫泊桑(1850-1893)生于诺曼第一个破落贵族家庭。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他应征入伍，战后在海军部和教育部当上了十几年的小职员。1880年，他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羊脂球》，以后陆续写了350多篇中短篇小说、6部长篇小说。他的作品主要是写普法战争、城市中小资产阶级生活和农村生活三个方面。
在以普法战争为主题的短篇小说中，莫泊桑揭露了侵略者的残暴野蛮和法国军队的腐败无能，歌颂了法国人民对侵略者的英勇抵抗。但莫泊桑并没有触及法国的真正抵抗力量——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事实上，法军在色当惨败后的第二天，巴黎工人和国民军就推翻了第二帝国，表现出与敌人血战到底的坚强意志。莫泊桑的作品没有反映这些真正的英雄，他的正面人物多数是小有产者和小市民，他们对普鲁士人极其软弱。
在莫泊桑的中短篇小说里，有很多是描写中小资产阶级和市民生活的。莫泊桑对这些小市民的贪婪、向上爬、虚荣心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种种可笑行为进行了辛辣的讽刺。《项链》写一个小公务员的妻子因爱慕虚荣，向朋友借了一串项链去参加一次豪华的宴会，回家途中不幸丢了这串项链，只能借钱买来一串新的作为赔偿，她花了整整十年工夫，节衣缩食，才还清债务，最后偶然发现所借的项链原来是假的。莫泊桑同情小资产阶级在第三共和国时期每况愈下的境遇，但也蔑视、嘲笑他们对资产阶级社会的仰慕。他不可能为他笔下的“小人物”找到出路。在他们身上，他看到的只是“绝对的空虚”和“自身生活里的漫无边际的、单调的痛苦：过去的痛苦、现在的痛苦、未来的痛苦”。(《散步》)
在莫泊桑的六部长篇小说中，《一生》和《漂亮朋友》比较重要。
《一生》(1883)描写一个贵族女子约娜，在青年时期对婚姻、家庭抱有种种幻想，但是现实生活中的资本主义家庭关系使她的幻想一个个破灭了，最后她对生活作出了悲观的结论：“看来世界上一切都是欺骗、忧愁、痛苦、悲伤和死亡。”通过约娜的一生遭遇，作者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虚伪、欺骗和道德堕落，他对灭亡了的贵族阶级表示惋惜和同情，宣扬了悲观宿命的思想。
《漂亮朋友》(1885)是莫泊桑的长篇小说中揭露性最强的一部。作品主人公乔治·杜洛华原是法国在非洲的一个下级殖民军官，回到巴黎后，由《法兰西生活报》政治栏主编介绍，进入了报界。这个双手沾满殖民地人民鲜血的流氓刽子手，在报纸上用造谣欺骗取悦于他的后台主子——报馆经理和金融财阀，又用肮脏下流手段博得上流社会贵妇人的欢心。主编死后，他和主编的妻子结婚，分得一笔遗产。这样，他便由一个穷光棍变成巨富，成为政界和新闻界的重要人物。小说结束时，杜洛华又和他的情妇、报业巨头瓦尔特夫人的女儿结婚了。莫泊桑着力描写杜洛华利用卑劣的流氓手段不断向上爬，终于爬进第三共和国的统治集团，从而揭露了统治集团内部的腐朽、贪婪、尔虞我诈以及荒淫无耻的糜烂生活。但在这个开始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法国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现实面前，莫泊桑束手无策，因此在他的批判揭露中经常掺杂着消极的宿命思想。他假借作品中的诗人瓦兰纳的口宣扬了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把人生看成一个向死亡迈进的过程，得出万事皆空、生活就是死亡的结论。
阿纳托尔·法朗士(1844-1924)生于巴黎一个旧书商家庭。1881年发表长篇小说《波纳尔之罪》。九十年代，他参预了德莱福斯事件，坚决加入民主阵营，反对当时的反动政府。他珲经常参加工人的活动。法朗士的政治活动对他的创作发展起过很大的影响。1897-1907年他写了四卷长篇小说《当代史话》。小说的中心人物贝日莱先生是一个外省教师和拉丁文学者，在他身上体现了当时进步知识分子的特点。通过这个人物，法朗士揭露了德莱福斯事件、封建贵族和教会的阴谋活动，对政治和社会风尚作了批判。贝日莱谈到资产阶级共和国时尖锐地说：“我们消灭了老的特权阶层，只是为了让后来的、无耻的、最强暴的特权阶层取而代之。十八世纪的革命竟是一次为了贪图国家财产的人的革命，人权宣言竟成为私有者的宪章。”法朗士在这里描绘了第三共和国特定历史阶段的画面，揭露了当时的政治黑幕。
《企鹅岛》(1908)是一部寓言小说，假托一个企鹅建立的国家来影射第三共和国社会，无情地揭露了这个时期的议会制度、对外政策、科学文化和社会风尚。小说的最后，企鹅中发生战争，企鹅岛沦为废墟，废墟上又出现了新的国家。但是，尽管国家发生了变革，企鹅仍旧是一种贪婪、自私、愚蠢和凶残的鸟，它的本性是不变的。变革后的社会也依然如故。作者在这里作出了历史循环论、社会改革徒劳无益的悲观主义结论。
《诸神渴了》(1912)描写1793年雅各宾专政的历史事件。主人公甘墨林是一个很有才能的画家，他贫穷潦倒，但具有“崇高”的共和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法朗士虽然承认革命的伟大，但是他的小说对革命的解释仍然是《企鹅岛》中历史循环论的观点，作者并没有对这次革命的作用和意义作出正确的分析，而是把革命的结果说成是毫无意义的血腥屠杀。
二十世纪初期，法朗士不仅积极参加国内的政治斗争，而且写了一些关于俄国1905年革命的政论如《走向幸福的时代》、《保卫无产阶级》等。法朗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还不能正确理解这次战争的性质，但战争结束时他的态度有了转变，认识到“人们自以为是为祖国牺牲，实际上却是为工业家而死”。他欢迎十月革命，第一个签名反对帝国主义对苏维埃共和国的武装干涉。
罗曼·罗兰(1866-1944)生于一个中产者家庭，父亲是公证人，母亲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年轻时受到十八世纪启蒙思想的影响。1886年，他考进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次年开始和托尔斯泰通信，托尔斯泰使他过分重视道德精神的力量。1889-1891年，他到意大利，在罗马的法兰西学校从事研究。1895和1940年，他先后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和巴黎大学讲授美术史。
罗曼·罗兰早期的创作中有《革命戏剧集》，包括《群狼》(1895)、《丹东》(1900)、《七月十四日》(1902)三个剧本，都取材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丹东》描述雅各宾党执政带来的“恐怖”。罗兰同情反对革命深入的丹东，把他写成理性和博爱的化身，而把坚持革命的罗伯斯庇尔写成一个失去理性、不讲人道的阴险人物。罗兰将革命内部的阶级分化理解为革命领袖之间的个人矛盾，同时宣扬超阶级的“博爱”，用所谓的“博爱精神”来反对人民的革命行动。《七月十四日》描写法国人民在革命发动的日子里所表现的革命激情，从抽象的善恶、爱憎的观念出发，赞美那些革命战士。作者企图以“博爱”的思想来调和阶级矛盾，鼓吹各个敌对阶级的人们彼此携起手来，成为纯粹的“人”。
接着，罗兰写成三部英雄传记：《贝多芬传》(1903)、《米开朗琪罗传》(1906)和《托尔斯泰传》(1911)。这些传记中的英雄，不论是音乐家、雕刻家或作家，都对他的思想起过深刻的影响。他极力描写这些文艺家、思想家敢于正视黑暗现实、鞭挞腐朽社会的精神。他把他们的成就说成是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力量的胜利，宣扬他们如何为追求“真正的艺术”而受苦受难。作者特别鼓吹托尔斯泰的博爱主义，说它能使当代的一切阶级、一切民族联合一致，彼此相爱。
罗曼·罗兰早期的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在他的重要作品《约翰·克利斯朵夫》(1904-1912)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部长篇小说共十卷。主人公约翰·克利斯朵夫·克拉夫特出生在德国莱茵河畔一个小城市，父亲和祖父都是贫穷的音乐师。克利斯朵夫从小在父亲严厉管教下学习音乐。他随父亲进宫演奏，目睹封建贵族的骄横跋扈，同时也看到了小市民的奴颜婢膝。他鄙视豪门，反抗宫廷，攻击贵族和市侩，因而受到他们排斥，被迫逃往法国。在巴黎，他接触到政治界和文化界，发现法国和德国同样腐败，对泛滥一时的资产阶级颓废文化表示极大的憎恶。他的傲慢态度引起上流社会的攻击和嘲骂。在他的孤单的斗争中，唯一给他支持的是他的法国朋友奥里维。奥里维了解他，同他一样厌恶法国的庸俗社会。接着，克利斯朵夫接触到下层人民，他痛恨上层阶级对他们的压迫，但他自己却又站在自以为高人一等的知识分子的立场，对广大劳动群众采取蔑视态度，断言他们的斗争只是为了“物质利益”，不是为了“崇高”的理想和信仰。他不愿和他们联合起来，认为艺术家参预他们的斗争，就是“背弃艺术”。他公开声称“不能拿艺术去替一个党派服务”。在一次五一节游行示威时，他和奥里维被卷进群众同警察的搏斗中，奥里维在混战中受伤致死，这对克利斯朵夫是一记沉重的打击。从此，他万念俱灰，不问世事。晚年的克利斯朵夫避居意大利，不管社会是非，但求平息一切冲突，调和一切矛盾，专心创作宗教音乐，追求精神上的自我完成，最后在追忆往事中死去。
克利斯朵夫痛恨德国宫廷的伪善和横暴，痛恨和警察制度相配合、甘心为反动统治服务的德国市侩文化和艺术。在巴黎，他同样感到窒息。在音乐厅，在戏院，在文化沙龙，在他和出版商接触的时候，在他和音乐家、艺术家、评论家谈论的时候，他处处嗅到虚伪的气息。通过克利斯朵夫这个人物，罗曼·罗兰揭示了德、法两国进入帝国主义时期后的社会矛盾，强烈地批判了颓废堕落的文化艺术。
作者把克里斯朵夫描写成为一个具有坚强意志和无穷力量的、凌驾于庸俗的资产阶级社会之上的英雄人物，把他看作是能够克服资本主义文明危机的优秀知识分子。克利斯朵夫憎恨腐朽的社会，对日益增长的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感到不安。他宣扬博爱思想，把艺术看作是最崇高的东西，最能体现人类的爱，是促进民族和谐的最有力的手段。他同情人民和工人运动，但始终坚持个人反抗，强调个人的精神力量，不相信人民群众。他一方面主张艺术接近生活，接近人民，造福人类，另一方面在悲观失望时却逃避现实，企图在艺术中寻求个人的精神解脱。他的活动反映了十月革命以前整整一代具有民主思想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叛逆、彷徨、追求和幻灭。
这部小说富有独特的艺术风格。罗兰把心理描写放到最重要的地位，充分表现克利斯朵夫的内心矛盾。他把自然景物作为陪衬，把莱茵河作为主人公的顽强生命力的象征。他强调人物在典型环境中的感受而不强调行动，并以大自然的美来对照现实的黑暗。通过这些手法，他有力地烘托出了令人窒息的社会气氛。小说的心理描写和自然景物描写处处同作者的哲理思想相联系，抒情因素和哲理、政论因素交织在一起。
1913年，罗曼·罗兰写成中篇小说《哥拉·布勒尼翁》，描述法国文艺复兴末期一个细工木匠的故事。布勒尼翁热爱劳动，有一手好手艺，雕塑自然景物和人像都栩栩如生。他敢于嘲弄贵族，鼓动群众包围市政府，撤去骑在老百姓头上的市议员的职务。但是他又阻止革命人民分贵族的财物，主张背篮子的穷人和戴王冠的国王相爱，要求“让每个人在太阳下都有一个位置，让每个人都有一块土地”。他希望儿孙后代能过美好的生活，人类团结互助，但是他对现实生活则随遇而安，不求改变。他讥笑上帝，但晚年却唱赞美诗，说“我所有的东西越少，我的生命就越丰富”。他不满贵族的压迫，也不想革命。这部小说再次表现了罗曼·罗兰的人道主义思想。
1914年，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后，罗兰站在反对一切战争的和平主义者的立场，发表一系列反战文章，抨击交战双方。这些文章后来收入两部论文集：《超出混战》(1915)和《先驱者》(1919)。
1917年，伟大的10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罗兰一方面向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致敬，另一方面却又担心“革命产生仇恨，加深仇恨”。他抽象地反对一切“暴力”，害怕集体主义制度妨碍他个人的“精神独立”。1919年，他发表《精神独立宣言》，1912年和巴比塞展开论战，坚持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立场。
二十年代，罗兰经历过一次剧烈的精神危机。他转向印度的甘地，接受甘地的非暴力和不抵抗主义的思想。三十年代初期，法西斯势力越来越猖獗，新的帝国主义战争迫在眉睫。现实教育了罗兰，打破了他的阶级和平的幻想，使他认识到要消灭法西斯主义，必须依靠社会主义苏联和世界人民的力量。这个时期，大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向法西斯阵营，也使他看清了所谓“精神独立”是不可能的。1931年，他发表著名论文《向过去告别》，批判了自己走过的道路。他积极地参加反对法西斯和保卫和平的政治活动。1935年，他访问苏联，会见了高尔基。这时他已完成第二部长篇小说《欣悦的灵魂》(1922-1933)，接着又出版了论文集《十五年斗争》(1935)和历史剧《罗伯斯庇尔》(1939)。
《欣悦的灵魂》共分四卷：《安乃德和西尔薇》(1922)、《夏季》(1924)、《母与子》(1927)、《女预言者》(1933)。前三卷的时代背景是二十世纪初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女主人公安乃德和克利斯朵夫有很多相似之处，只是反战思想表现得更为强烈。安乃德的斗争同样是孤独的，和广大劳动群众没有任何联系。她的唯一支柱是她自己的“精神纯洁”。第四卷《女预言者》是罗兰思想转变后写成的。安乃德开始接近劳动群众，逐渐克服反抗只停留在思想而不见于行动、或思想多于行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弱点。同时，罗兰着力描写安乃德的儿子玛克的思想进步过程。开始时，他虽然憎恨资本主义世界，但他是在“个人主主的沙漠”中成长的青年，坚持个人精神独立，不愿参加政治斗争。后来受了他的妻子的影响，他接近当时的精神独立运动、和平运动和泛欧主义运动。他发现所谓从事精神独立运动的学者只关心自己的利益，所谓和平运动不过是使大资本家的剥削神圣化，所谓泛欧运动就是强调帝国主义国家的共同利益以反对社会主义的苏联。在所有这些纱幕后面，一小撮垄断资产阶级分子正在发动侵略战争。玛克决心和战争贩子们作斗争。他自费印了一本小册子，揭发德、法两国的垄断资本家串通发动战争的阴谋，但这本小册子受到排挤，卖不出去，到不了读者手里。玛克终于发现个人反抗是毫无力量的，自己正处在一个“无门无窗、隔绝于伟大的人民和行动的生活的个人主义死穴里”。他开始意识到，无产阶级是“世界命运的主人”，“如果缺乏有组织的劳动阶级的力量，什么都不能实现。”玛克终于积极投入反法西斯主义、保卫社会主义的苏联的斗争。
但是玛克的进步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界限，尽管他由个人精神独立转变到参加反法西斯斗争，他对无产阶级专政却还抱有恐惧心理，他的行动的主要目标是反法西斯，而不是推翻整个资本主义旧世界，建立共产主义新世界。他认为促进社会进步，必须以像他那样的优秀分子为核心，集合“散漫”的群众来进行斗争，而不是和工人运动相结合，投入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队伍。虽然他否定了个人反抗的道路，但在大多数场合，他还是单枪匹马作斗争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法国沦陷。罗曼·罗兰隐居维兹莱，没有参加什么政治活动。他埋头写回忆录《内心旅程》(1942)和友人的传记《查理·贝玑》(1944)。
这一时期，法国颓废派作家代表是魏尔仑、兰波和马拉美。保尔·魏尔仑(1844-1896)是一个外省军官的儿子，后来在巴黎市政厅当录事。他早期的诗歌创作，如《忧郁诗章》(1866)、《华宴集》(1869)和《幸福之歌》(1870)，带有浓厚的巴拿斯派的色彩，但诗中已经出现无名的忧郁、朦胧的梦境这样一些不同于巴拿斯派的艺术特色。
魏尔仑的诗歌的颓废倾向，集中地表现在他反现实主义这一点上面。他拒绝在诗歌中反映客观现实，宣称梦想是诗歌的国度，嘲笑富于战斗气息的“雄辩”的诗。因此，他的诗歌着重描写模糊的、飘忽的、难以捉摸的、缺乏明确性的精神状态和宗教神秘主题，一切都笼罩在朦胧飘忽的气氛中。
为了表现诗人的奥秘微妙的主观感受，魏尔仑片面追求诗歌的形式，特别强调字音的功效。依他看来，只要搭配得好，字的声音比字的意义更具有暗示的力量。魏尔仑这种对诗歌音乐性的追求，使他的诗歌成了纯粹主观感觉和产物。
阿尔杜尔·兰波(1854-1891)生于法国北方亚尔登省。1870年，他写了二十多首诗，对资本主义社会作了一定的揭露。他一度参加巴黎公社的活动，并在革命影响下写成《巴黎人口激增》和《让娜·马丽的手》两诗，前一首诗是对凡尔赛刽子手的谴责，后一首是对参加“五月浴血”战斗的英雄的赞歌。
但是兰波并没有认识到这次革命的真正意义。巴黎公社失败后，他逃避斗争，钻进艺术的“象牙之塔”。差不多就在“五月浴血”事件发生的同时，他提出诗人要彻底摆脱现实，投身于梦幻的世界。在他看来，诗的使命不在于描写目所能及的现实，因为现实太卑鄙了，而在于描写人们从未听过、从未见过、难以表达的事物。他说诗人应该是一个具有超人智慧的“幻觉者”，他宣称他以后要努力使自己成为“幻觉诗人”，也就是说，通过直觉去获得对“绝对事物”的认识。
1871年，他写了《醉舟》、《母音》和《田神的脑袋》等诗。1872年写的《彩画集》是一部根据“幻觉诗人”的创作原则写成的作品：现实被幻觉所代替，混乱成为宇宙的中心，别人是很难明确理解其中的真正意义的。兰波的创作活动只有三年(1870-1873)，在他最后十八年的岁月中，他在海外过着艰苦的漂泊生活，后来得了重病才回到法国，死在医院里。
斯特法纳·马拉美(1842-1898)从1875年开始写《爱罗第亚德》和《一个田神的午睡》起，他的诗就晦涩难懂，严重地脱离现实。马拉美力图通过互不联系的奇特的意象和诗句的音乐性来暗示事物存在的感觉，亦即“事物的纯净状态”。这种“纯净状态”，实际上是一个人对事物所产生的抽象空洞的感觉。
马拉美在1897年作的《掷骰子永远战胜不了偶然》一诗，完全按乐谱的格式来排写；使用大小不同的字体，篇页是长方形的；留下大量空白，相当于音乐中的“休止”。马拉美用空白来解决诗歌创作上的矛盾，这可说是象征主义把诗歌引向绝路的一个典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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