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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初，俄国资本主义因素有所发展，农奴制度瓦解的征兆日渐显著。1812年拿破仑入侵俄国，亚历山大一世利用人民的力量，打败拿破仑，爬上欧洲霸主的宝座，对外主宰“神圣同盟”，疯狂镇压欧洲民族民主运动；对内实行高压政策。农民不满情绪日益强烈，起义频繁，士兵暴动也时有发生。在资本主义要求发展、农民运动此起彼伏的条件下，一些进步贵族青年军官受到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影响，组织秘密团体，于1825年12月率领3000名士兵，发动反专制农奴制度的起义，即历史上所说的十二月党人起义。1914年，列宁说：“俄国解放运动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这是与影响过运动的俄国社会的三个主要阶级相适应的，这三个主要阶段就是：(1)贵族时期，大约从1825年到1861年；(2)平民知识分子或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时期，大致上从1861年到1895年；(3)无产阶级时期，从1895年到现在。”十二月党人“同人民的距离非常远。但是，他们的事业没有落空”，他们的活动唤醒了后来的革命者。
俄国人民对拿破仑的胜利以及十二月党人运动的兴起，增强了人们对资产阶级革命的向往，促进了俄国浪漫主义文学的诞生。十二月党诗人和普希金是俄国积极浪漫主义的代表，他们的作品与贵族革命运动紧密相连，讴歌反专制、争自由的理想，对人民有一定的同情。他们重视本国历史，提倡民族文学。作为积极浪漫主义对立面的消极浪漫主义的代表，是诗人茹科夫斯基。他的诗歌大都远离现实，追求内心的自由和谐，宣扬神秘主义。
与二、三十年代浪漫主义文学盛行的同时，现实主义文学也在迅速形成。反对专制农奴制度的斗争要求文学揭露现实的丑恶，探求社会黑暗、腐败的根源，这促使一些作家走向了现实主义。十八世纪讽刺作家和拉吉舍夫的创作，感伤主义和浪漫主义在心理描写方面的探索，特别是十二月党作家要求表现民族独特性的主张，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现实主义文学的形成。尽管它这个时期带有温和的贵族倾向，反映的生活面还不够广，但已初步具有批判现实主义的基本特点，如克雷洛夫的寓言、格里包耶陀夫的戏剧《智慧的痛苦》和普希金的作品。
十二月党作家包括雷列耶夫、丘赫尔别凯(1797-1846)、、奥陀耶夫斯基(1802-1839)和别斯土热夫即马尔林斯基(1797-1837)等。他们继拉吉舍夫之后，把文学当作反对专制农奴制度的斗争工具，使文学同解放运动联系起来。他们认为诗人首先应当是一个热爱祖国、争取自由的公民，民歌是文学的源泉。他们的创作从民歌吸取营养，充满着英勇气概和牺牲精神，创造了爱祖国反暴政的英雄形象。他们常借历史人物抒发自己的感情，但由于他们远离人民，而历史观又是唯心的，所以他们所选择的人物多是王公贵族，并往往加以美化。
康德拉季·费陀罗维奇·雷列耶夫(1795-1826)生于贵族家庭，参加过1812年抗法战争，后来领导秘密团体“北社”，策划了1825年起义，是被沙皇绞死的五个十二月党领袖之一。他的第一首名诗《致宠臣》(1820)所痛斥的，就是当时沙皇的亲信阿拉克切耶夫：
傲慢的宠臣，无耻又阴险，
狡猾谄媚之徒和君王卑鄙的伙伴，
祖国残暴的统治者，十足的恶棍，
你仰仗钻营而攫取了显位!
诗人相信“被暴政激怒的人民一定会无比严峻”，他鼓动人们去推翻专制政权。他起义前不久写的《公民》一诗，谴责对“祖国灾难”漠不关心，号召年轻人参加起义，不要“玷辱公民的称号”。这些诗在进步贵族青年中间流传甚广。诗集《沉思集》(1825)赞扬了一些历史人物，但由于不符合史实，当时就受到普希金批评。《沉思集》中以《伊凡·苏萨宁》一篇最有名，描写的是一个热爱祖国的民族英雄。雷列耶夫的作品一直被沙皇政府查禁，但他的热情昂扬的诗句仍然传播开去，为俄国进步作家所推崇。
伊凡·安德烈耶维奇·克雷洛夫(1768-1844)是欧洲文学史上著名的寓言作家之一。他出身贫寒，少年时代在市议会和税务局当职员，以后任彼得堡公共图书馆馆员达三十年之久。十八世纪末，他办过讽刺杂志，写过喜剧和小品文。从1806年开始，他写了二百零五篇诗体寓言，共九卷。他的寓言反映的生活面很广，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有四类：暴露专制农奴制度的罪恶(《狐狸和土拨鼠》、《村会》、《杂色羊》等)；反映1812年抗法战争时期的重大事件(《梭鱼和猫》、《猫和厨子》等)；歌颂人民的辛勤劳动(《鹰和蜜蜂》、《池沼和河流》等)；批判对西欧文化的模仿和迷信(《小狮子的教育》、《蜜蜂和苍蝇》等)。
在《鱼的跳舞》里，狮王因受理子民的控告而出巡，遇到一个统管水族的“乡下佬 ”在煎鱼。狮王问“乡下佬”，鱼为什么在锅里乱蹦乱跳?“乡下佬”谄媚地回答说：“他们见到你，高兴得跳起舞来了。”于是狮王认为他的水族子民生活得很好，不会有什么不公正的审判，便满意地走开了。这则寓言直接影射亚历山大一世的昏庸，指责他纵容宠臣阿拉克切耶夫鱼肉人民，讽刺性很强。《农民与河》写小河泛滥，冲毁庄稼，淹死牲口，给农民造成巨大灾害。农民去找小河的首脑大河主持公道，但发现他们损失的东西半数都漂浮在大河上。
在《树叶和树根》里，作者更明确地肯定下层人民的作用，谴责贵族上层人物，指出树根如果枯萎，树叶一定也活不成。
克雷洛夫在寓言中抨击专制农奴制社会的腐朽，同情农民。但他的思想也有保守的一面，例如认为法国革命过激，他本人又未能摆脱封建等级观念(《青蛙要一个沙皇》、《马和骑师》、《一棵麦子》)，等等。
克雷洛夫的寓言(包括他所译的伊索寓言和根据伊索寓言等改写的作品)力图反映现实，针砭时弊。他进一步使寓言这种体裁成为具有巨大概括意义的讽刺艺术。他的作品富于生活气息，戏剧性强，角色的社会属性鲜明，而又有个性特点，语言熟练，诗句流畅。他大量采用谚语和俗语，在俄国文学史上第一次使书本语言和民间口语融合起来。克雷洛夫对后来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很有影响。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格里包耶陀夫(1794-1829)出身于贵族家庭，1806至1812年在莫斯科大学学习，开始接近未来的十二月党人，思想上与他们有很多共同之处。他在1812年参加卫国战争，战后在外交部工作。
1818年格里包耶陀夫任俄国驻波斯大使秘书。1822年调到梯弗里斯，任高加索总司令叶尔莫洛夫的外事秘书，那里的军官中间有很多十二月党人。他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写成了《智慧的痛苦》。剧本立刻以手抄本流传开来，对反农奴制思想起了宣传鼓动作用。
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格里包耶陀夫因受牵连而被捕，但是查无实据，于1826年获释，接着便被任命为俄国驻波斯大使。但正如作家本人认为的那样，这是一次“政治流放”。
1829年，波斯人民不满沙皇对外政策，袭击俄国大使馆。格里包耶陀夫就是死在这次事件中。
《智慧的痛苦》描写进步贵族青年恰茨基从国外回到莫斯科，发现俄国社会仍旧是一潭腐臭的死水，儿时的女伴也已堕落。他向这个社会发出猛烈抨击，结果被上流社会污蔑为疯子，他一怒之下再次出走。作者通过恰茨基的遭遇，说明了有才智的人在俄国所遭受的痛苦。
《智慧的痛苦》写于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前夕，反映了俄国贵族革命开始阶段的上层社会中的尖锐冲突。一方以法穆索夫为首，是代表“过去的世纪”并顽固地维护封建农奴制度的反动势力；另一方是以恰茨基为首的，代表“当今的世纪”的进步贵族知识分子，他们向往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强烈地反对农奴制度。这正是俄国贵族革命阶段的中心问题。
剧本对法穆索夫集团作了鲜明的刻画。这是心中没有祖国和人民的反动的一帮，他们的人生目的全在功名利禄。最反动的农奴主法穆索夫仇视一切文明与进步，随时准备将农奴发配到西伯利亚；武夫斯卡洛茹布是典型的阿拉克切耶夫式的军阀，他要让所有的学校不教科学，只教军事操练；小官僚莫尔恰林为了升官发财，极尽逢迎拍马之能事。这些形象历史地、真实地反映了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俄国反动官僚社会的面貌。
恰茨基则与这一切反动势力恰恰相反。他仇视农奴制度，愤怒谴责地主阶级对农民的蹂躏；他痛恨俄国大官僚贵族毫无民族气节、匍匐在西欧脚下的丑态；他反对愚民政策，推崇文化教育。恰茨基具有十二月党人的某些特征，但是没有达到后者的高度。他在遭到上流社会的诋毁后，所想的是：“我要走遍全世界!去找一角地方，让这被侮辱的感情得到安歇。”可以说，恰茨基是一个有代表性、有典型意义的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俄国进步贵族知识分子的形象。
《智慧的痛苦》虽然仍有古典主义三一律的痕迹，但写出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是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作之一。剧本语言准确、生动、口语化，其中的一部分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的谚语。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1799-1837)出身于古老的贵族家庭。青年时代就学于沙皇政府专为培养贵族子弟而设立的皇村高等学校，和一些未来的十二月党人很接近，受到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影响。卫国战争更激起他的民族意识与爱国心。1817年皇村学校毕业后在外交部供职，参加过十二月党人团体的活动，形成了反对专制农奴制度的进步思想。1820年因所写政治诗被政府流放南俄。1824年与上级发生冲突，被遣回他父母的领地米海洛夫斯克村，由当地长官监督。次年十二月党人起义发生后，普希金被召回莫斯科，此后便定居在莫斯科和彼得堡，出入于上流社会，同时受到密探的监视。1837年，政府纵容一名逃亡的法国保皇党人在决斗中杀害了他。
普希金从皇村学校毕业后不久，连续写了一些反对暴政、歌颂自由的政治诗，如《自由颂》(1817)、《童话》(1818)、《致恰达耶夫》(1818)、《乡村》(1819)等，在当时进步贵族青年中间广泛传诵。其中最著名的是《致恰达耶夫》。这首诗抒发了贵族先进分子的共同感受，充满反抗专制暴政的思想和必胜的信心。诗的结尾是：
同志，相信吧：迷人的幸福的星辰
就要升起，射出光芒，
俄罗斯要从睡梦中苏醒，
在专制暴政的废墟上，
将会写上我们的名字。
当然，普希金并没有达到必须用革命手段推翻沙皇制度的结论，他只主张君主立宪。他抽象地把“法”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没有看到“法”不过是统治阶级手中的一种工具(《自由颂》)。
普希金的政治诗具有积极浪漫主义的精神和明朗清新的抒情风格，体现了十二月党人那种追求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政治热情，语言通俗活泼。有的政治诗还以现实主义笔触，展示了农奴制度下俄国农村的悲惨图景，充满了对人民苦难的同情。
普希金流放南俄后在总督公署供职，和十二月党人的交往更加频繁。当时欧洲民族解放运动正在蓬勃发展。他在1821年所写的《短剑》一诗，称颂历史上暴力谋反的人；《希腊的女儿》歌颂为民族解放事业献身的英雄。但不久，意大利、西班牙革命相继遭到挫折，俄国政治生活也日益黑暗，他对贵族革命运动的前途发生怀疑。南俄时期，他写过不少浪漫主义抒情诗，如《囚徒》(1822)、《致大海》(1824)。此外又写了一组长诗，包括《高加索的俘虏》(1822)、《强盗兄弟》(1822)、《巴赫奇萨拉伊的泪泉》(1824)和《茨冈》(1827)等四篇，反映了二十年代进步贵族青年探求社会出路的不安情绪。
《茨冈》描叙贵族青年阿乐哥不见容于政府，跟茨冈人一起流浪，并成为茨冈姑娘真妃儿的丈夫。两年后，他发觉妻子另有新欢，怀着嫉妒和复仇的心理杀死了妻子和她的情人，遭到茨冈人的唾弃。在这首长诗的前半部，作者采用浪漫主义所常用的“返回自然”的主题，描写阿乐哥愤慨地批判城市文明的虚伪和对金钱的膜拜，在茨冈人中间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后半部写阿乐哥与茨冈人的冲突。在长诗中，诗人以浪漫主义情调把茨冈人的生活和老茨冈的道德加以理想化，用茨冈式的自由生活对照文明社会，用老茨冈的道德对照阿乐哥的利己主义。但在长诗的结尾，诗人又指出，茨冈人的无拘无束的生活并不自由、幸福。这表明，作者已意识到浪漫主义主人公返回自然的愿望也是虚幻的。
1824年，普希金在米海洛夫斯克村过着幽禁的生活。他钻研俄国历史，搜集童话和民歌。这一切，丰富了他的创作，加强了他的作品的民族特色，对他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起过良好作用。
历史剧《波里斯·戈都诺夫》(1825)是他最著名的戏剧作品，描写十六、十七世纪之交俄国动乱年代的故事。据当时民间传说，奸臣戈都诺夫在1591年害死了年幼的皇储季米特里。戏剧开始时写1598年戈都诺夫登上皇位。1603年，一个青年僧侣葛里戈里偶然知道了戈都诺夫篡位的内幕，怀着个人野心，僭用季米特里的名义，投奔波兰。次年假皇子季米特里在波兰贵族地主支持下，举兵反叛戈都诺夫朝廷，人民不堪戈都诺夫的苛政，拥戴假皇子，使他取代了戈都诺夫的地位。悲剧虽然涉及争权夺利的宫廷纠纷和俄国与波兰的民族矛盾，但着重揭示的是戈都诺夫失败的社会原因。戈都诺夫杀死皇储，篡夺皇位，取消“尤利节”，使他失去了人心。作者让假皇子的一个近臣加夫里拉·普希金点明全剧的中心思想：
……我们厉害的是什么?
并不是军队，不是的，也不是波兰的援助，
而是公意，是的!人民的公意。
作者以古喻今，在剧中指出沙皇和人民相对立，人心向背是改朝换代的决定性因素。对历史的这种看法，在当时的俄国有一定的进步性，但也有规劝沙皇施行开明政治的意思。这部历史悲剧打破古典主义的陈套，分为二十三场，剧情发生的地点不断变换，前后经过七年，人物众多。戈都诺夫和假皇子的性格比较鲜明。剧中有规模宏大的群众场面，这在俄国戏剧史上还是第一次。全剧用无韵诗体写成，为了符合人物身分，作者有时采用俚俗的语言，有时采用高雅的语言，有时用诗，有时用散文。
十二月党人失败后的次年，新即位的居古拉一世为了收揽人心，把普希金召回首都。普希金对他抱有幻想，曾写过《绝句体诗》和《致友人》两首诗，把争取自由的希望寄托在开明君主的“慈念”上。这是普希金思想上软弱的一面。但他又不能忘怀旧日的朋友十二月党人。1827年，他写了《致西伯利亚》一诗，向十二月党人说道：你们“悲壮的工作和思想的崇高意向决不会就那样消亡”，胜利终会到来。他托人把这首诗带给流放中的十二月党人。奥陀耶夫斯基立即写了一首诗给普希金，诗中说：“我们悲壮的工作不会就这样消亡，星星之火即将成为熊熊的烈焰。”这段时期，沙皇亲自监察普希金的思想言论，秘密警察不断纠缠他。1830年秋，他在波尔金诺逗留了三个月，写出四个小悲剧、一部长诗、六篇小说、约三十首抒情诗等。六篇小说中的五个短篇合称《别尔金小说集》(1832)，其中的《驿站长》是俄国文学中第一篇描写“小人物”的作品，叙述一个小驿站的站长受到过往官员的欺凌，他的女儿被一个骠骑兵拐走。作者把主人公写成一个逆来顺受的可怜虫，对他寄予深厚的同情，鲜明地反映了作者的人道主义思想。
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写作前后经过八年(1823-1830)，1833年出版全书。小说描写当时一个贵族青年奥涅金感到社交生活空虚无聊，离开首都，来到乡间。他拒绝了外省地主的女儿达吉雅娜的爱情，在决斗中杀死挚龙连斯基。他漫游全国之后回到彼得堡，又遇见达吉雅娜，这时她已成为社交界的贵妇人。他追求她，但遭到拒绝。
奥涅金是俄国文学中第一个“多余的人”的典型。他受过资本主义文明的熏陶，读过英国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卢梭的《民约论》，喜爱拜伦颂扬自由和个性解放的诗歌，并且对科学技术在农业上的应用发生兴趣。他也曾有过热烈的梦想，希望在俄国出现某些资本主义性质的变革。可是，他看见的俄国到处是愚昧落后、墨守成规。而在贵族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奥涅金又远离人民，不可能看到变革俄国社会的力量和道路。结果，热情消失，梦想破灭，只落得整天无所事事，沉溺于舞会、剧场、醇酒与美女之中，以填补自己内心的空虚。奥涅金蔑视俄国贵族社会，不愿出任公职，但又无力与这个社会决裂。正如赫尔岑所说：“奥涅金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人，因为他从来不做什么事，他在他所处的范围内是一个多余的人。”“多余的人”典型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这些贵族知识分子对社会有一定批判能力，但是远离人民，结果一事无成。这就是他们最终成为悲剧性人物的根本原因。普希金通过这一典型的塑造，实际上是谴责了形成这种性格的专制农奴制社会。
女主人公达吉雅娜是普希金笔下的一个理想的贵族妇女形象，她不喜欢外省地主的平庸生活，爱读理查生和卢梭的作品，更珍爱俄国的自然景色，她生活在俄国民间传说和童话的幻想世界里。普希金强调她对奥涅金纯洁真诚的爱情和对普通人的尊重，用以和贵族上流社会相对照。后来她违反自己的心愿，嫁给一个年老的将军，成为彼得堡贵族沙龙的受人景仰的女主人。
这部诗体小说主要描述二十年代俄国的上层社会生活，它以简洁的笔触表现了俄罗斯的民族习俗，讽刺了形形色色的城市贵族和乡村地主，画面比较广阔，细节描写精确，所塑造的人物及其环境都具有典型性，对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确立起了很大作用。书中吸收了拜伦长诗的一些艺术技巧，运用大段的抒情插叙。全诗分八章，每章节数不等，每节十四行；诗句洗练流畅，富于变化。
三十年代时，普希金继续写出许多作品。他的抒情诗的艺术造诣得到进一步提高，如《我又重新造访……》(1835)等。童话诗优美而富有民间故事特点，如《渔夫和金鱼的故事》(1833)等。短篇小说《黑桃皇后》(1834)批判了资产阶级的“金钱骑士”。此外他还发表一些政论和文论，并于1836年创办文学杂志《现代人》。这个时期他对农民问题尤其关切，创作过两部有关的小说：《杜布罗夫斯基》(1835)和《上尉的女儿》(1837)。
《上尉的女儿》是一部取材于普加乔夫起义的历史小说。故事发生在十八世纪七十年代。贵族青年军官格利涅夫到边防炮台就职，中途为暴风雪所阻，偶然和普加乔夫结识，并送给他一件兔皮袄御寒。格利涅夫到炮台后，爱上了上尉司令的女儿玛莎。后来普加乔夫率领农民起义，攻破炮台，杀死了司令等人。格利涅夫也被起义军俘获。普加乔夫感念旧恩，把他释放，并成全他的婚事。普加乔夫起义失败后，格利涅夫因这件事受到怀疑，被政府逮捕。上尉的女儿玛莎只身前往彼得堡谒见女皇叶卡捷林娜二世，澄清了怀疑，格利涅夫遂被释放。这部小说以格利涅夫的个人命运为线索，通过第一人称的叙述，再现了普加乔夫暴动的历史事件。普希金在写作前曾到普加乔夫当年活动地区访问调查，研究了大量原始资料和历史书籍，并于1833年撰写了《普加乔夫史》。
贵族社会一贯把普加乔夫丑化为无恶不作的强盗，而普希金在小说中却把普加乔夫写成一个勇敢机智、乐观豪迈、热爱自由、深受人民爱戴的农民运动领袖，同时还生动地描绘了这次运动的宏大规模和广泛的社会基础。这种写法在俄国文学中是没有先例的，它表明普希金对农民抱有同情。当然，这并不是说普希金已经站到革命农民一边。相反，他借格利涅夫之口说道：“这遍地烽火的广大边区的景象，真是可怕极了……愿上帝保佑你，不让你看到俄国的暴动——既无意义又残酷的暴动”；“青年人啊……请你牢牢记住：最完善而持久的改革，应当是由于风气的改良而来，不经过任何暴力的震动。”尽管普希金对农民抱有同情，但由于他的贵族立场，却又反对使用革命暴力，因而从根本上否定了农民暴动，只把变革现状的希望寄托在社会风气的逐步改良上面。此外，小说又通过普加乔夫与格利涅夫之间的关系，宣扬超阶级的同情、友谊与互相信任，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作品的思想性。
普希金是生活于俄国解放运动中的贵族革命阶段的人物。他的创作既反映了当时进步贵族知识分子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强烈追求，又反映了他们本身的阶级局限性。从艺术成就上看，普希金的创作对俄罗斯民族文学的形成、现实主义的确立和文学语言的丰富与提高作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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