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国在十八世纪政治经济都还落后，全国分裂为三百个左右的封建小邦。小邦的统治者大都仿效法国宫廷，专制独裁，骄奢淫逸，道德败坏。这种封建割据的局面，使德国不可能产生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德国资产阶级包括下级官吏、商人、小业主和手工业者，他们一般都是依靠为宫廷服务而生活，他们的生产也主要是为了满足宫廷的奢侈浪费。这种在经济上依附封建统治阶级的地位，决定了德国资产阶级思想上的软弱性和政治上的妥协性。
德国的政治经济虽然落后，但资本主义还是逐渐在发展，手工业生产已变为手工业工场，并能初步利用当时科学技术的成果。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割据、要求民族统一的情绪也有所增长。在生产和科学有了一定提高的基础上，并在法国和英国先进思想的影响下，德国也产生了启蒙运动。
当时，迎合宫廷趣味的、以阿那克瑞翁诗派为代表的罗珂珂文学曾风靡一时，但主要成就是在启蒙思想指导下的启蒙文学。由于德国资产阶级没有政治地位，资产阶级革命的条件还不具备，这一阶级的进步知识分子都在文化领域里求发展，造成十八世纪中叶以后德国文学的繁荣，产生了莱辛、歌德和席勒等杰出的启蒙作家。他们反对封建专制和教会特权，为建立民族文学而斗争，但他们的作品也反映出德国资产阶级的妥协性。
启蒙文学是资产阶级以其明确的阶级意识进行自我教育的文学。在十八世纪前期，以英国期刊为榜样的各种“道德周刊”极为流行，其主要目的是教育广大市民阶层，传布启蒙思想。同时，许多作家也把舞台看作宣扬启蒙思想、唤醒民族意识的适当场所，从而促进了十八世纪德国戏剧的繁荣。
德国启蒙文学分前后两期。四十年代以前为前期，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高特舍特以法国古典主义原则为标准改革德国戏剧，要求语言规范化，创作合乎规则。到了以莱辛为代表的后期，德国民族文学才奠定了基础，发挥了比较大胆的批判精神。
约翰·克里斯托弗·高特舍特(1700-1766)是来比锡大学教授，早年主办过道德周刊。他的主要功绩是改革德国戏剧，并对戏剧理论有所建树。他曾经与女演员卡罗利娜·奈贝尔(1697-1760)长期合作，开展戏剧改革运动。在1740年之前，他是德国文学界的权威人物。他推崇德国启蒙哲学家沃尔夫(1679-1754)的唯理主义，接受波瓦洛《诗的艺术》的文艺理论，提倡戏剧创作应以高乃依和拉辛为榜样。他的主要著作《为德国人写的批判诗学试论》(1730)树立了他的文艺理论观点。这部作品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论诗的一般规律，第二部分论文学的体裁。高特舍特和波瓦洛一样，强调文学体裁有等级之分，并且把文学规律看成是固定不变的。他主张戏剧应一律分为五幕，严格遵守三一律，例如关于时间的一致，他认为一出戏的情节只应在白天的十小时之内进行，因为夜里是睡眠的时间。为了保持所谓真实性，他不容许剧中有独白和冷场，反对丑角出场。他要求语言明确，文字典雅。高特舍特的论点主要是针对十七世纪以来德国流行的“历史大戏”而发的，这些戏内容庞杂，形式混乱，追求离奇的情节，充满庸俗趣味。高特舍特认为文学应合乎理性，他说，“理性是正确的风格的基础和源泉。”他要求文学创作应以教育人和改善道德为目的。他研究古代文学和英、法两国文学，终于在法国古典主义文学中找到典范，以便使德国戏剧合理化、规律化，更好地教育观众，这和当时的启蒙精神还是相适应的。
但是高特舍特片面强调理性，反对文学创作应有丰富的想象，他机械地用古典主义的规律衡量一切，许多不符合这些规律的作家都遭到排斥，因而他对莎士比亚表示厌恶。这使他渐渐为同时代人所抵制。从1740年起，他同瑞士人波特玛(198-1783)和布莱丁格(1701-1776)展开论争，引起全德国的注意。这两个瑞士人也和高特舍特一样，主张文学应起教育作用，但是他们认为文学不能缺乏想象力，他们推崇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诗人弥尔顿，嘲笑高特舍特呆板地模仿法国人，用枯燥的清规戒律束缚作家的创造性。高特舍特痛斥他们摈弃理性，使用矫饰夸张的语言。当时许多人参加这场论争，出版许多刊物，互相攻讦，甚至演变为人身攻击。这两派的论争反映了十八世纪前期德国文学界的贫乏，它缺乏民族内容，所争论的不过是以模仿哪一国为宜而已。莱辛后来在他著名的寓言《猴子和狐狸》中，借一只自夸善于模仿别人的猴子，对那些缺乏创造性和民族性的作家作了尖锐的讽刺。
实践波特玛和布莱丁格的主张，使高特舍特归于失败的是弗里德里希·高特里卜·克罗卜史托克(1724-1803)，他在1748年完成了《救世主》(1748-1773)的前三章，这首长诗以弥尔顿的《失乐园》为榜样，打破了高特舍特规定的文学教条，情感充沛，一时赢得广大读者的欢迎。但是这部作品主要只有宗教内容，缺乏弥尔顿的革命精神，等到它全部二十章完成时，读者也就从欢迎转为冷淡了。克罗卜史托克在文学上最有成就的是抒情诗，他以颂歌体的形式写诗，歌颂友谊、爱情、自然和祖国，表现出德国资产阶级反封建的爱国精神，对于后来狂飙突进时期一部分青年诗人有很大影响。
到了启蒙后期，德国民族文学才开始走向一个光辉的时代，它的奠基人是莱辛。
高特荷德·埃夫拉姆·莱辛(1729-1781)出生在贫穷的牧师家庭，1746年入来比锡大学，和来比锡活跃的戏剧界有接触，后来在柏林参加过报刊编辑工作。他终生为了能靠写作维持独立生活而奋斗，但是一生贫困，不得不先后充当一个将军的秘书，又为一个公爵管理图书。莱辛在戏剧理论、戏剧创作和美学方面作了杰出的贡献。此外，他也写过诗体和散文体的寓言、有关哲学和神学的评论文章。
莱辛在1759年完成《寓言三卷集》和《关于寓言的论文》。他推崇伊索寓言，指责拉封丹及其追随者的语言过于雕琢。莱辛这三卷寓言是用散文写成的，语言精炼，风格朴素。
这些寓言已经显露出莱辛对德国现实的批判的锋芒。《好战的狼》揭露普鲁士专制政权侵略好战的本性。《水蛇》通过一条吞食青蛙的水蛇，刻画出统治阶级的残暴。《驴和狮》叙述一只驴子和狮子为伴就蔑视同类，讽刺市侩小人的虚荣。《驴和狼》、《宙斯和绵羊》等用一系列软弱无能的动物形象，鞭挞德国市民阶层中苟且偷安的思想。此外还有不少寓言对当时德国文艺界的现象进行了批判：《鸵鸟》嘲笑只唱高调、没有创作成果的人；《夜莺和云雀》讽刺脱离群众的作家。莱辛的寓言简短有力地表达了他的进步思想和批判精神。
莱辛的重要美学论著是《拉奥孔，论画和诗的界限》(1766)。作者通过特洛伊祭司拉奥孔父子三人被蛇缠死的故事在古代造型艺术和诗歌中的不同处理，来探讨画和诗反映现实的不同方法。自古以来，文艺理论家对于这两种艺术都未能划清界限。贺拉斯说“诗即画”，古希腊诗人西摩尼得斯认为画是无言的诗，诗是能言的画。这类论点延续了千百年，一向被人接受，德国著名的艺术理论家温克尔曼(1717-1768)在他的古代艺术研究中，也没有摆脱这种观点。莱辛认为诗和画各有特点，雕刻、绘画之类的造型艺术应表达出最精彩的“固定的一瞬间”，而诗则应模拟在时间上连续不断的行动。莱辛分清诗和画的界限，是为了强调诗具有自己独特的作用，应该表现人的个性和感情，描写斗争，以满足资产阶级文艺的需要。
莱辛毕生从事戏剧活动。他主张德国必须有自己的民族戏剧，作为争取德国民族统一的有力工具。他认为戏剧是文学体裁中的最高形式。早在《关于当代文学的通信》(1759-1765)中，莱辛已经谈到他对民族文学的主张，尖锐地批判了高特舍特，提出要以莎士比亚为榜样。
1767年，汉堡建立民族剧院，莱辛为剧院的历次演出撰写评论。但这个剧院开办一年便倒闭了，莱辛把他的评论辑录出版，分为上下两卷，每卷各五十二篇，命名《汉堡剧评》(1767-1769)。这是德国资产阶级戏剧理论方面的一部重要文献。
《汉堡剧评》涉及的问题很广。莱辛针对当时戏剧缺乏明确的目标这一情况，强调戏剧的教育作用，主张剧院应当成为改进道德的学校(第1、2等篇)。他认为德国应当有自己的民族戏剧，反对许多作家对法国古典主义悲剧的模仿和崇拜，他讽刺这些人“比法国人更法国化”(第59篇)。他要求戏剧反映十八世纪德国资产阶级的现实，提倡写市民悲剧，因为市民阶层的普通人也可以有不平凡的命运，更容易引起周围人们的同情(第14篇)。莱辛也批判了从内容到形式都极其混乱的“历史大戏”。他号召向莎士比亚学习，因为莎士比亚的剧作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情感和愿望，忠实地再现了丰富多彩的生活(第69篇)。莱辛探讨了“模仿自然”的问题，要求文学反映客观现实。他说，作家在刻画人物性格时，必须合乎“内在可能性”，合乎自然，也就是要有逻辑性和真实性。他反对戏剧中的三一律，说它们妨碍了“模仿自然”的原则。莱辛又提出作家在描绘客观现实时，必须善于区分主次，把注意力集中在本质的事物上(第23、70等篇)。关于历史剧，他说剧作家不是历史学家，剧作家采用历史故事，只是为了创作上的需要，不必追究历史细节。但是人物性格不应脱离历史环境，必须刻画出特定环境中特定人物应有的性格，即性格和环境要有内在联系(第18、19等篇)。
莱辛的戏剧创作是他的戏剧理论的实践。他以简洁鲜明的语言反映时代的关键性问题，发挥了反封建、反教会的启蒙思想。
莱辛早年就开始戏剧创作，其中《萨拉·萨姆逊小姐》(1755)可以说是德国市民悲剧的真正开端。他的著名剧作是喜剧《明娜·冯·巴尔赫姆》、悲剧《爱米丽雅·迦洛蒂》和诗体剧《智者纳旦》。
《明娜·冯·巴尔赫姆，又名军人福》(1767)，写七年战争(1756-1763)后的一段故事。普鲁士军官台尔赫姆和敌国萨克森一个贵族小姐明娜·冯·巴尔赫姆相爱订婚，随后经过种种波折，终于圆满成婚。作者塑造了一个有理性的、道德完美的理想人物台尔赫姆，来体现他的启蒙思想，强调道德的感化作用。这部剧本也反映了普鲁士国家的黑暗。普鲁士国王为了维持他的专制统治，只允许贵族和外国人在他的军队里充当军官，像台尔赫姆这样开明的人却遭到排斥。剧中还通过旅馆老板探人秘密的活动，揭露了普鲁士的警察特务制度。全剧结构紧凑，对话生动，饶有风趣。
《爱米丽雅·迦洛蒂》(1772)的故事发生在十五世纪的意大利，叙述一个亲王想诱骗爱米丽雅，采用宠臣玛里内利的计谋，在爱米丽雅去结婚的路上，雇佣一批强盗杀死她的未婚夫，把她骗到宫中。爱米丽雅的父亲奥多雅多为了保护女儿的贞操，忍痛杀死了她。剧中的亲王是德国十八世纪荒淫无耻的封建统治者的化身。玛里内利是一个长于谄媚、善用阴谋诡计的宫廷侍从。爱米丽雅是市民道德教育下安分守己、未通世故的女子。剧中最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奥多雅多是一个没落贵族，他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痛恨统治者，不愿和宫廷交往，但他软弱无力，只采取躲避的态度。女儿被骗入宫，在他心里引起“理智和愤怒”的交战，他要为“受害的道德报仇”。他杀死女儿，便认为保存了她的贞操，取得了道义上的胜利。这体现了德国资产阶级的特点。他们厌恶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败坏，但是没有力量向统治阶级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只能用市民道德来和它对抗。这是德国文学中一部杰出的市民悲剧。
《智者纳旦》(1779)是莱辛和德国正统教会论争、反对宗教偏见的作品。故事发生在十字军东侵时代的耶路撒冷。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圣殿骑士被回教的苏丹俘虏，一天，犹太富商纳旦家中失火，骑士从火中救出纳旦的养女蕾霞，两人发生了爱情。但他们信仰不同，不能结婚。这时苏丹因国内财政困难，求助于纳旦。谈话之间，苏丹问纳旦，基督教、回教和犹太教中，哪一种是真正的宗教。纳旦用三个戒指的典故说明各种宗教应该彼此容忍，不应互相敌视。最后弄清了真相，原来蕾霞和圣殿骑士是兄妹，都是苏丹的侄辈。戒指的故事出自卜伽丘的《十日谈》，写三兄弟从父亲处各得戒指一枚，其中一真二假，法官劝告他们只要自己努力，任何一个戒指都会显示力量。莱辛以此说明三种宗教都有价值，反对正统教会的褊狭，宣扬了启蒙运动的容忍思想。作者寄希望于人类互爱的远景，梅林说：“莱辛在他的晚年……只想用一种理想的人道主义来战胜‘愚昧世界的反抗’，由此可以看出，他离开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有多么远。”
莱辛在德国政治经济落后的情况下，勇敢地揭露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批判宫廷文艺，宣传启蒙思想，提高民族觉悟，为德国文学开辟新的阵地，给了同时代和后代的作家以深刻的影响。
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德国发生一次声势浩大的全国性的文学运动，即狂飙突进运动，是由于当时的作家克令格尔(1752-1831)的同名剧本而得名的。狂飙突进运动是德国启蒙运动的继续和发展，它在反封建和强调文学的民族性方面比启蒙时期更向前跨进一大步，标志着德国资产阶级民族意识有了进一步的觉醒。这一派作家从本民族历史中吸取题材，发扬民族风格。为了摆脱封建束缚，他们崇尚感情，要求自由和个性解放，但是带有狂热的、傲慢的、脱离人民的个人主义倾向。他们拥护卢梭“返回自然”的口号，歌颂理想化的自然秩序，赞扬他们心目中的所谓淳朴的儿童和劳动人民。卢梭的《新爱洛伊丝》对他们有很大影响。他们大都是青年人，富有狂热的幻想、奔放的激情，作品中充满浪漫主义气息，并掺杂着感伤主义成分。
狂飙突进运动时期产生过许多诗人和作家，首先是1770至1771年间聚集在斯特拉斯堡的赫尔德尔、歌德、瓦格纳(1747-1779)、棱茨(1751-1792)、克令格尔等人。后来赫尔德尔和歌德合编《德国的风格和艺术》(1773)，阐扬了狂飙突进运动的美学纲领和文艺观点。属于这一运动的作品大都和当时人们关心的社会问题有密切联系，例如瓦格纳的《杀婴儿的母亲》(1776)描述妇女被人抛弃后的悲惨命运，棱茨的《家庭教师》(1774)反映市民出身的知识分子当家庭教师而受人歧视的境遇。此外，狂飙突进运动的另一支流“格廷根林苑派”的诗人们在克罗卜史托克影响下，写出了反封建的、歌颂自由的诗歌。
约翰·高特夫利特·赫尔德尔(1744-1803)被称为狂飙突进运动纲领的制订者。他早年学医，后来改习神学和哲学，研究过康德和卢梭，卢梭对他影响很大。1769年他在巴黎结识狄德罗，回国后又认识了莱辛和歌德。他在文学上的主要贡献是文艺理论以及对民间文学的搜集和研究。他的《论语言的起源》(1772)驳斥了当时所谓语言起源于上帝的谬论，重视人民的语言，认为促进德语的发展是德国民族文学的重要任务。他从反封建的民主主义角度搜集和研究民歌，他编纂的民歌集《民歌中各族人民的声音》(1778-1779)对德国诗歌发生很大影响。他强调民族感情，打破陈规旧律，推进了狂飙突进运动。后来他研究各国的历史、风俗、宗教、哲学、艺术和科学，著有《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1784-1791)，来阐述他的人道主义观点。
这一时期，德国文学的代表人物是青年歌德和席勒。他们写出了富有反抗性的作品，正如恩格斯所说：“这个时代的每一部杰作都渗透了反抗当时整个德国社会的叛逆的精神。”
约翰·沃尔夫冈·歌德(1749-1832)出生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一个富裕的市民家庭。1765年他到来比锡大学学习法律，开始文学创作，写过一些罗珂珂风格的抒情诗。他对自然科学和艺术发生兴趣，读过温克尔曼的《古代艺术史》(1764)。1770年到斯特拉斯堡大学求学，成为狂飙突进运动的主要参加者。这时赫尔德尔介绍歌德读荷马、莎士比亚和十八世纪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并引起他对民歌的重视，他曾经协助赫尔德尔搜集民歌。
狂飙突进时期，歌德的主要作品是《铁手骑士葛兹·冯·贝利欣根》(1773)、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1774)和一些优秀的抒情诗。
《铁手骑士葛兹·冯·贝利欣根》的主人公是德国十六世纪一个没落骑士，他一度参加农民起义，但最后背叛了农民。歌德把他写成一个对诸侯作战、反封建、争自由的英雄，为狂飙突进运动的反抗精神服务，他表达了德国资产阶级青年一代的革命情绪。恩格斯说这部作品是“通过戏剧的形式向一个叛逆者表示哀悼和敬意”。它是在莎士比亚戏剧的影响下写成的，人物众多，场面不断变换，在形式上打破了戏剧的成规。
《少年维特的烦恼》以书信体叙述维特爱上一个名叫绿蒂的姑娘，绿蒂已和别人订婚，引起维特很大的痛苦。他试图在工作中求得精神上的解脱，但是也失败了。因为他和封建社会格格不入，对生活感到无望，终于自杀。
这部小说不只在德国，而且在欧洲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到十八世纪末，它已被译成俄、英、法、意等十多个国家的语言。小说通过维特和绿蒂之间的不幸的爱情和维特的社会经历，反映出德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苦闷，揭露和批判了正在衰亡的封建社会里种种腐朽和虚伪的现象，引起许多人的共鸣。
维特这一形象代表当时德国社会里觉醒了的青年一代，他迫切要求从封建桎梏下解放出来，但是他的个人反抗方式只能使他走向自杀。这一行动虽然表示他不愿和一般市侩同流合，苟且偷生，但也说明德国资产阶级还找不到一条真正摆脱封建束缚的道路。
这部作品处处表现出狂飙突进运动的精神：对自然的描绘和歌颂，对纯朴的农民和天真的儿童的赞美，对个人聪明才智的颂扬，对周围鄙陋环境的唾弃，感情洋溢，带有感伤色彩，从这里可以看出理查生和卢梭对歌德的影响。
歌德青年时代的抒情诗克服了德国十八世纪中叶内容贫乏、文词纤巧、缺乏真实感情的诗风。这些诗热情充沛，语言有力，吸取了民歌的精华，对自然界有深切的感受，如《欢迎和别离》、《五月歌》等。《五月歌》中写道：
大地何嫣妍!
太阳何灿烂!
自然何伟丽
照我心目间!
……
千种声欢愉
都自深胸出。
大地哟太阳，
幸福哟欢乐!
《普罗米修斯》一诗中普罗米修斯对宙斯的蔑视和反抗，也体现了狂飙突进运动的叛逆精神。
1775年，歌德到魏玛宫廷，渐渐脱离了狂飙突进运动。他的《浮士德》和其他杰作都是到魏玛以后写成的。
约翰·克里斯托弗·弗里德里·席勒(1759-1805)出生于医生家庭，少年时被迫进了有“奴隶养成所”之称的符腾堡公爵的军事学院，初学法律，后来学医。八年严酷专制的学院生活使他产生了强烈的反抗情绪。他写出了他早期最成功的剧本《强盗》和《阴谋与爱情》。
《强盗》(1780)中的主人公卡尔·穆尔是穆尔伯爵的长子，为人放荡不羁。后来他写信给父亲，请求宽恕。但是他的弟弟弗朗茨从中挑拨，使老穆尔和卡尔断绝父子关系。卡尔便结集伙伴，投身绿林，杀富济贫，幻想改造社会。弗朗茨把父亲关进古塔，又想霸占卡尔的未婚妻阿玛丽亚。卡尔从古塔中救出父亲，老穆尔不久死去。卡尔命令强盗们活捉弗朗茨，弗朗茨自杀。最后，阿玛丽亚和卡尔会面，她要求卡尔开始新的生活，可是群盗反对，卡尔被迫杀死阿玛丽亚，他也不愿再和群盗在一起，便向官府自首的。
席勒在剧本第二版的扉页上写道：“打倒暴虐者!”并引用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特斯(公元前460-377)的话：“药不能治者，以铁治之；铁不能治者，以火治
之。”这充分说明了《强盗》反专制暴君的主题思想。主人公卡尔·穆尔的言行体现了当时资产阶级青年对德国封建专制制度的自发性反抗。在著名的波希米亚森林一场中，卡尔叫道：“我的手艺是涤耻雪恨——复仇是我的本行。”这部作品也揭露了贵族和僧侣贪污腐化的生活，恩格斯说它“歌颂一个向全社会公开宣战的豪侠的青年”。但卡尔的自首正和维特的自杀一样，表明德国资产阶级青年的个人反抗是毫无出路的。《强盗》首次上演，立即轰动一时。法国大革命时，还在巴黎演出过。
市民悲剧《阴谋与爱情》(1783)是席勒青年时代最成熟的作品，是“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它集中反映了德国市民和封建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故事发生在一个公国里，宰相瓦尔特的儿子菲迪南和穷提琴师米勒的女儿露易丝相爱。瓦尔特为了获得更大的权势，强迫菲迪南和某公爵的情妇结婚，遭到菲迪南的拒绝。瓦尔特便和秘书布置阴谋，逮捕米勒，然后由秘书胁迫露易丝写一封假情书给宫廷侍卫长，作为释放她父亲的条件，并要她发誓保密。他们故意使这封信落到菲迪南手里，菲迪南质问露易丝，露易丝遵守誓言，不肯说出真相。菲迪南悲愤交集，把露易丝毒死，死前露易丝说出实情，菲迪南后悔不及，也自杀了。
瓦尔特和秘书的阴谋行为代表了德国腐败而反动的统治阶级。女主人公露易丝高呼道：“等级的限制都要倒塌，阶级的可恨的皮壳都要破裂，人都是人!”这话反映了进步青年要求打破封建等级制度、要求平等的思想。剧中刻画得最成功的人物是提琴师米勒，他是德国市民阶层的代表，这一阶层具有自己的道德观念和自尊心，但他们畏惧统治阶级，只求在自己的小天地里享有和平，不受当局的干扰，这说明当时德国资产阶级的力量还很薄弱。此外，作者又通过一个宫廷侍从替公爵送给情妇一盒珠宝时的对话，对德国公侯出卖壮丁给外国进行殖民战争的罪行作了大胆的揭发。
席勒青年时期的作品是富有战斗性的。他继承莱辛的理想，把戏剧看作推行教育的工具。他的著名文章《舞台应该充作道德的场所》(1785)论到戏剧同社会和国家的关系，他认为舞台要伸张正义，“把宝剑和天秤接受过来”，对封建社会的罪恶作出裁判。他说，“如果我们将来能有一座民族剧院，我们才能成为一个民族。”
席勒后来从事历史研究，暂时中断了创作生活。同时，由于狂飙突进运动者的理想和德国贫乏的现实社会之间存在着很大距离，到了八十年代中叶，这次运动也就近了尾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