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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1861——1941）是印度近代文学史上一位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家。他多才多艺，遍观百家，既是杰出的诗人、小说家、戏剧家，又是著名的哲学家、音乐家、美术家、社会活动家。他能够立足于民族传统文化、现代生活土壤，并兼收现代西方文化精髓，创造出既具传统色彩，又具近代意识的作品。在诗歌、小说、戏剧等领域为印度近代文学的发展与成熟做出了开拓性贡献。他真正揭示了印度，震惊了西方，为印度文学走向世界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国际上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于191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获得此项荣誉的第一位东方作家。
1861年5月7日，泰戈尔诞生在印度西孟加拉邦加尔各答市一个商人兼地主家庭，属婆罗门种姓。祖父德瓦尔卡纳特·泰戈尔是一位著名的社会改良主义者，坚定地支持印度启蒙运动思想家罗姆·莫汗·罗易从事宗教和社会改革活动。父亲戴本德拉纳特·泰戈尔是一位哲学家、诗人和宗教改革家，对《吠陀》和《奥义书》颇有研究。哥哥姐姐也多热心于社会改革与文学事业，他们当中有小说家、诗人、学者、社会活动家。整个家庭堪称加尔各答知识界中心，经常高朋满座，讨论国家大事，举行朗诵会，讨论戏剧。在这种洋溢着东西方精神文明的气氛中，在这种充满智慧、激情与美的环境里，泰戈尔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可以说，在性格形成时期，他的心灵得到了印度伟大传统文化的哺育和近代西方文明的滋养。
但是，泰戈尔也有自己的苦衷，由于在十几个子女中他排行最小，掌管大家庭的母亲无法腾出过多的时间与精力来关心幼子，只好把他交给仆人照管，泰戈尔必须服从各种严厉的管束，遵守各种清规戒律。他酷爱自然，向往着外面的世界。他喜欢凭窗远眺，观察展现在面前的街道、花园、池塘边的幕幕场景。在他的心目中，世界及其居民都具有神秘、迷人的魅力。
由于家庭的熏陶，秦戈尔自幼喜欢吟诵《吠陀》和《奥义书》中的诗歌，自己也醉心于诗歌创作。他进过东方学院、师范学校和孟加拉学院，但没有在学校里完成正规教育。1878年，他遵从父亲意愿随兄长到英国学习法律，但不久，他便依照自己的志趣攻读英国文学和西方音乐，1880年回国后专门从事文学创作。
泰戈尔是一位狂热的幻想者，对生活与自然的爱成为他创作的永恒的源泉。他自幼就喜欢沉溺于多愁善感的遐想中，钟爱自然、人类和神。他也爱着许多女性，爱着自己的心灵偶像。泰戈尔13岁那年，母亲去世，从母亲的去世中，他第一次感受到生与死的永诀。想到母亲永远不会回来，“一阵悲哀的风暴”在他的心田“翻滚起来”。是哥哥的友情与帮助，是嫂子的慈爱与抚慰，减轻了他的悲哀与苦痛。嫂子迎登帕莉·黛维本人也是位文学和音乐爱好者，她不仅填补了母亲的空缺，而且驯服了作家自由不羁、激情澎湃的个性。他读虔诚诗时所产生的“半人半神”的爱的理想，在这位女性身上具体而形象化了。她既是他的女友，又是他的女神。不幸的是，在泰戈尔婚后半年左右，她突然自尽，年仅25岁。这件事在泰戈尔的心灵深处留下了难以治愈的创伤。泰戈尔的妻子既不漂亮，又没文化，结婚时年仅11岁，而泰戈尔当时已是位才情俊杰的青年，他们之间无感情可言。但她恪守妇道，体贴丈夫，关怀孩子，竭尽全力操劳，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不料，在泰戈尔41岁那年，这位娴静的女性溢然长逝，泰戈尔沉浸在无尽的悲哀之中，终日在阳台徘徊。不久，他又历经丧女的苦痛。这一连串的悲哀，深深地镌刻在泰戈尔的内心深处。在巨大的沮丧与深沉的思索中，他完成了一篇篇情真意切的诗章。
泰戈尔生活的时代，印度在政治上受英国殖民者压迫，经济上受剥削，人民贫困愚昧。1880年他从英国返回故园后，边从事创作，边从事社会活动。1884年到1890年，他大部分时间住在父亲的庄园里。在那里，他耳闻目睹了农民的苦难生活处境及妇女地位的低下和婚姻的不幸，了解到殖民当局的专横暴戾，激发了强烈的爱国意识。他同情农民的遭遇，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我不知道更平均地分配财富的社会主义理想能否实现，如若不能，则上天的意志真是冷酷无情，而生物中最不幸的就是人了。”1905年，印度掀起了第一次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泰戈尔来到加尔各答，积极投身到反英斗争中。他参加游行，发表演说，并创作了大量歌曲，激发人民的爱国热情。但他既主张与殖民主义者进行斗争，又害怕暴力革命，幻想通过温和的宗教、哲学、教育和道德等手段来改造国民性，改造社会，从而实现民族自治。因此，当第一次民族解放运动转入低潮时，他思想中的矛盾便暴露出来。他开始脱离政治斗争，天真地去寻求一种人格的完善。
20世纪20至30年代是印度内外政治形势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期，也是泰戈尔思想上的一个转折时期。十月革命和亚洲其它各地的风暴对印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印度国内的民族解放运动又掀起新的高潮。时代的召唤使泰戈尔重新燃起炽热的爱国激情。面对英国殖民主义者镇压爱国群众的野蛮行径，泰戈尔拍案而起，写信给英国总督表示强烈抗议，并坚决抛弃英国政府给予他的爵位和特权。1901年他在圣地尼巴坦创办学校，大力宣传印度民族文化，这就是后来的国际大学。从1912年起，泰戈尔多次出国访问，先后到过英、法、美、荷、日和中国，目的在于寻找民族解放运动的道路，并发表《民族主义》、《在中国的谈话》、《俄罗斯书简》等演讲集。1930年他访问了苏联、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1941年泰戈尔在加尔各答祖宅去世。
泰戈尔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人道主义者。他忧患灾难深重的祖国，同情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处境，号召他们从殖民主义、封建主义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对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罪恶行径进行了无情的谴责，并提出未来社会等问题。
泰戈尔的爱国思想带有进步的近代意识。爱国并不等于完全崇尚“国粹”，珍视传统文化不等于肯定其中的某些陋习甚至弊端。印度文化传统久远，宗教世袭十分严重，各宗教派别纷争不已。1884年至1911年，泰戈尔一直担任梵社秘书。无论在文学创作和社会活动中，他都反对宗教偏见、种姓制度和腐朽落后的传统，重视科学和进步。他主张向西方学习，但并不盲目崇拜西方文明；他珍视印度文化和民族的优秀传统，但并不盲目怀古，一向在对自己同胞的愚行进行毫不含糊的批评。
在哲学思想上，泰戈尔也有其独特之处。他想从旧的印度教神学中摆脱出来，建立一种新型的宗教原则。他在自己的创作中着力宣传“泛神论”，他曾在《诗人的宗教》中写道：“诗与艺术所养成的是人的虔诚的信仰，这种信仰使人与万物化为一体，这种信仰的最后真理便是人格的真理，这种信仰是一种宗教而能使人直接理解的，而不是一种供分析论辩的玄学学说。”也就是说，他所信仰的神存在于万物之中，人与万物都是神的表现。泰戈尔宣传“泛神论”是对“一神教”的反对，表明对印度教派纷争及种姓制度严格的不满，有其合理的唯物主义因素。但一味追求与神的融合与和谐，又流露出一种超自然的情绪，步入到纯精神的方舟之内。在宗教精神上寻求解脱与超然，在现实中则失去了根基，势必导致人们脱离现实去追求神秘朦胧的臆想。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泛神论”思想又含有唯心主义色调。由于泰戈尔是个诗人，他用诗的语言来阐释哲学问题，所以经常摇摆于自然和精神、主观与客观之间不能自拔。当年逾古稀的泰戈尔回答人们向他提出的一生中最大的优点和最大的缺点是什么时，他都说是“自相矛盾”。这种矛盾的暗流贯穿着他整个文学生涯。同时，由于受到古代印度美学的影响，他又坚信在表面互不协调的事物内部，隐含着真正的和谐。正因为如此，他才能面对生活中诸多不幸，用坚定和完整的观点去拥抱人生。
泰戈尔在他长达60多年的文学生涯中，留下了宝贵的创作财富。他共作有50多部诗集，12部中、长篇小说，20多个剧本，以及诸多回忆录、游记、随笔、书信和有关文学、语言、政治、教育、哲学、宗教和社会科学等方面的论文和专著，此外还有1500余幅画、2500首歌曲。他的诗集主要有《青檀迦利》、《新月集》、园丁集》、《飞鸟集》以及一些故事诗。剧本主要有《摩克多塔拉》、《邮局》、《红夹竹桃》。在长篇小说方面，其代表作是《戈拉》和《沉船》。他的短篇小说也独具一格，其优秀之篇有《喀布尔人》、《摩河摩耶》等。
泰戈尔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他崇高的声誉首先是由他优秀的诗歌奠定的。印度人虔敬地把他奉作“诗祖”，世界上许多其它国家的人们也尊他为“诗圣”和“诗哲”。他的50余部诗集，均用孟加拉语和英语写成，形式多样，风格秀丽，感情醇厚，意象生动，韵律优美，文字隽永。他不仅受到英国等欧洲诗歌的影响，还从印度古典梵文诗歌和孟加拉诗歌中汲取营养，把驰骋的情思与独创的音韵结合起来，创造出印度人民喜闻乐见的新形式，为印度诗歌创作开辟出新的途径。
泰戈尔的诗歌创作，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1．早期。泰戈尔从童年时代开始写诗。1875年在印度《甘露市场报》上第一次发表爱国诗篇《献给印度教庙会》，1878年发表长诗《诗人的故事》。这些起步之作为他日后的创作打下了基础。
1880年到1890年，是泰戈尔创作渐趋成熟的阶段。他相继出版了抒情诗集《暮歌》（1882）、《晨歌》（1883）、画与歌》（1884），这些诗，主要表达个人感受，歌颂生命和爱情，“梦幻多于现实”。
1886年，诗集《刚与柔》发表，该书容量大，有宗教圣歌，有呼唤爱的情歌，有艳情诗，有对童贞的礼赞，还收有雪莱、拜伦、白朗宁夫人等作品的译文。1890年，泰戈尔发表了诗集《心灵集》，该书在形式上已突破了印度诗歌传统，并摆脱了英法浪漫主义诗歌的影响。其诗所包容的思想内涵及优美的抒情与魅力，使英国孟加拉语评论家爱德华·汤普森不得不赞叹：“这是他成熟的鲜明标志。”
90年代，泰戈尔已按父亲意愿到谢里达农村管理祖传产业。通过接触农民，对现实认识有所深化，其创作已渐渐减少了浪漫的幻想，增加了现实主义因素。其间，他相继发表了《金帆船》（1894）、《缤纷集》（1896）、《江河集》（1896）、《收获集》（1896）、《微思集》（1900）和《故事诗集》（1900）。这些诗作虽仍具抒情诗的某种特色，但现实主义因素明显增强，诗人把日常生活引入近代孟加拉诗歌创作，拓宽了诗歌题材范围。
泰戈尔的早期创作主要有抒情诗和叙事诗两类。泰戈尔早期的抒情诗具有浪漫主义特色。它以奔放的热情、跳荡的思想、浓郁的抒情，歌颂青春、生命、爱情，表达出年轻诗人渴求爱与美的心声。
在叙事诗中，《故事诗集》最为印度人民所喜爱，被称为“广大青年的爱国主义教科书”。其中所选入的故事诗，一部分取自民间故事和宗教历史传奇，经过艺术加工，借古喻今；另一部分直接取自现实生活，揭露现实矛盾。从主题上看，主要包括两方面：首先是揭露多种形式的封建压迫，赞美劳动者的优秀品质。这类作品具有强烈的反封建倾向，充满人道主人精神。如批判种姓制度的《婆罗门》，抨击寡妇殉葬陋习的《丈夫的重获》，赞美劳动者淳朴天性与优良品德的《天上布施》等。在这类作品中，最具代表意义的则是叙事长诗《两亩地》。《两亩地》作于1894年，最初收于《缤纷集》中，后选入《故事诗》集。主人公巫宾是一位贫苦农民，只有祖传的两亩地，但地主王爷为使花园“长宽相等，四四方方”，把土地夺走。巫宾在外流浪了16个春秋，“终于在渴望中回到了故乡的园地”，他坐在芒果树下，两只熟透的芒果落在脚下，他以为这是大地母亲的赐予，刚好来到此地的王爷反把他诬为盗贼。作者通过巫宾的遭遇，揭露了封建主的罪行，对贫苦农民的遭遇寄予了无限同情。全诗感情真挚，颇富感染力。其次，反映了印度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和与殖民者斗争到底的决心，宣传爱国主义精神，鼓励印度人民奋起反抗殖民者。其中有代表性的作品有《戈宾德·辛格》、《被俘的英雄》、《更多的给予》等。
20世纪以后，泰戈尔发表了英文诗集《吉檀迎利》（1912）、《新月集》（1913）、《园丁集》（1913）、《飞鸟集》（1916）等。这几部诗集的问世，标志着泰戈尔诗歌创作进入高峰。
《园丁集》共收入85首诗，比较细腻地描绘了爱情的欢乐与苦恼，反映出诗人对人生道路的探索与追求。《新月集》包括37首诗，主要在于歌颂母爱与童真，体现出诗人对孩子的厚爱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飞鸟集》其包括325首短诗，诗句言简意赅，蕴含着深邃的哲理。
最能代表泰戈尔创作成就的是诺贝尔文学奖之作《吉檀迦利》。这是泰戈尔最著名的一部英文诗集。全集共收诗103首，由作家亲自从孟加拉诗文集《吉檀迹利》（1910）、《奉献集》（1901）、《渡口集》（1906）和《儿童集》（1903）遴选并翻译，采用的形式是散文诗。
诗集题目“吉檀迦利”最孟加拉的音译，原意是奉献。诗人的歌是献给神的。从表面上看，诗歌中主要包括以下3方面思想：
首先，诗人日夜盼望与神相会，与神结合，以达到合而为一的理想境界，且这种渴求的心情十分急迫。诗人在说“让我的一切感知都舒展在你的脚下，接触这个世界”，“让我的全副心灵在你的门前俯伏”。
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就称你为我的一切。
只要我一诚不灭，我就感觉到你在我的四围，任何事情，我都来请教你，任何时候都把我的爱献上给你。
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就永不把你藏匿起来。
只要把我和你的意旨锁在一起的脚镣，还留着一小段，你的意旨就在我的生命中实现——这脚镣就是你的爱。
其次，表现诗人虽强烈追求但却难以达到合而为一境界的痛苦。正如诗中所述：
我在村路上沿门求乞的时候，你的金辇象一个华丽的梦从远处出现，我在猜想这位万王之王是谁！
我的希望高升，我觉得我苦难的日子将要告终，我站着等候你自动的施与，等待那散掷在尘埃里的财宝。
车辇在我站立的地方停住了。你看到我，微笑着下车。我觉得我的运气到底来了。忽然你伸出右手来说，“你有什么给我呢？”
呵，这开的是什么样的帝王的玩笑，向一个乞丐伸手求包！我糊涂了，犹疑地站着，然后从我的口袋里慢慢地拿出一粒最小的玉米献上给你。
但是我一惊不小，当我在晚上把口袋倒在地上的时候，在我乞讨来的粕劣东西之中，我发现了一粒金子。我痛哭了，恨我没有慷慨地将我所有都献给你。
第三，体现诗人经过不懈追求，达到合而为一理想境界的欢乐。
你使不相识的朋友认识了我。你在别人家里给我准备了座位。你缩短了距离，你把生人变成弟兄。
在我必然离开故居的时候，我心里不安；我忘了是旧人迁入新居，而且你也住在那里。
通过生和死，今生或来世，无论你带领我到哪里，都是你，仍是你、我的无穷生命中的唯一伴侣，永远用欢乐的系链，把我的心和陌生的人联系在一起。
从一认识了你，世上就没有陌生的人，也没有了紧闭的门户。
呵，请允许我的祈求，使我在与众生游戏之中，永不失去和你单独接触的福祉。
因此，可以说，《吉檀迦利》的主题思想在于表达诗人对渴望与神结合的理想境界的追求以及达到这种境界后的快乐。
人对神的崇拜与歌颂，印度文学自古有之。但泰戈尔的这部诗集，却不同于一般的宗教颂神诗。泰戈尔心目中的神，存在于现实生活之中，“在最贫贱最失所的人群中歇足”。一旦神的意志实现，将为世人展现出一幅美好的蓝图。
在那里，心是无畏的，头也抬得高昂；
在那里，知识是自由的；
在那里，世界还没有被狭小的家园的墙而成片段；
在那里，话是从真理的深处说出；
在那里，不懈的努力向着完美神队
在这众多诗行中，作家通过对神的行踪、神的意志的描绘，通过对神的礼赞，表达出自己的人生理想。
然而诗人对人生理想的追求本身也充满着矛盾，复杂地表达出超越自我的艰难；正如诗中所言
罗网是坚硬的但是要撕破它的时候我又心痛。
我只要自由，为希望自由我却觉得羞愧。
我确知那无价之宝是在你那里，……但我却舍不得清除我满屋的俗物。
因此可以看出，《吉檀迦利》曲折地表达出作家对人生理想的探索与追求。
但是，泰戈尔不仅仅是一位单纯的诗人，他还是一位哲学家。他曾这样说过：“我觉得我不能说我自己是一个纯粹的诗人，这是显然的。诗人在我的中间变换了式样，同时取得了传道者的性格。我创立了一种人生哲学，而在哲学中间，又是含有强烈的情绪素质，所以我的哲学能歌咏，也能说教。我的哲学像天际的云，能化作一阵时雨，同时也能染五色彩霞，装点天上的筵宴。”在泰戈尔的诗歌中，时时会流露出一种宗教情绪。而常常被学者引据为宗教哲理诗的《吉檀迦利》则更为突出地反映出泰戈尔的哲学观与宗教观。诗人笔下的神十分神秘，究竟“他是谁”，诗人自己也“说不出来”，但是“他”的的确确足踏在地上，在人类社会中，在一切一切的场所。他是主人，是“万王之王”，他又是朋友和兄弟。由此看来，他不是高高在上一神教者供奉的神，而是化作万物之中。诗人正是借“泛神”的思想，来表现生活的真理。但神毕竟是神，它既可求，又缥缈；既实际，又神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正是这种种特征糅和在一起，构成了《吉檀迦利》的神秘色彩，反映出作家进行理想探索的矛盾心理与一切必归和谐的哲学观念。
在艺术上，《吉檀迦利》也独具特色。
诗集充满哲理，但抒情意味很浓。文中有泰戈尔对大自然最精彩的描述，春天、雨季、月明如洗的夜晚、阳光灿烂的白昼，纯然一幅幅清晰的画面；作家在直抒胸臆时，却又千回百转，天马行空，似水中月，云中影，飘忽不定，可望而不可即，给人以朦胧之感。该诗集想象奇特，韵律优雅，将哲学思想融化在优美的诗行之中，神秘而不枯燥。瑞典科学院称这部诗集技巧完美，“含义深远，清新而美丽”。
20年代以后，诗人思想发生了变化，不断地反省自身，怀疑自己“饶恕一切人，爱所有的人”的思想。所以他后期的作品现实性增强，政治性、战斗性突出。泰戈尔这时创作了大量的政治抒情诗，分别收在《非洲集）（1937）、边沿集）（1938）、天灯集》（1939）和《新生集》（1946）等诗集中。在《生辰集》中，他对自己的创作进行总结，热切地期望能够走进劳动者的行列之中，并期望其他作家也要走入劳动者的生活。一些学者把《生辰集》第十首视为泰戈尔一生创作中的纪念碑。
泰戈尔不仅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也是一位优秀的小说家。他既是近代短篇小说的开拓者，又为印度近代中长篇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泰戈尔的小说创作，始于短篇小说。他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女乞丐》（1877）时，年仅16岁。泰戈尔的短篇小说题材广泛，富有时代特征和生活气息。
泰戈尔的不少短篇小说，以反对殖民主义统治为主题，宣扬爱国主义思想。在《太阳与乌云》（1894）中，作者愤怒地揭露出英国殖民主义者横行霸道，欺压良善的罪行；在《加冕》（1898）中，作家批判了洋奴思想，提出了民族自尊问题。
泰戈尔的许多作品以女性为主人公，反映了妇女们的悲惨遭遇，抨击了不合理的封建婚姻制度和种性制度，如《河边的台阶》（1884）、《弃绝》（1892）、《摩河摩耶》（1892）。《摩河摩耶》中的女主人公摩河摩耶集印度妇女的苦难于一身，作家在一种凄婉的气氛中，描写了摩河摩耶悲剧的命运，对被侮辱被损害的女性寄予无限同情。泰戈尔后期的短篇小说，着力表现妇女的自我觉醒与叛逆精神。如《陌生女人》（1914）中的科莱妮，《艺术家》中的索托博蒂，已从自身的经历中，意识到封建礼教是“害人的陷阱”，为了“做人的尊严”，各自采取反抗行动。
泰戈尔在对社会的黑暗现象进行抨击的同时，又对生活在底层的小人物寄予了深切同情和爱护，表现出作家的人道主义思想。在这类作品中，《喀布尔人》（1892）颇具典型性。小说通过国籍不同、社会地位悬殊的一老一小的交往，赞美了普通人身上的优良品德和真挚友谊。喀布尔山民拉曼为生活所迫到印度做小商贩，面对异乡的小姑娘，他油然升起思女之情，产生一种慈父般的爱。作家在这个人物身上，寄予了仁爱思想。
在艺术手法上，泰戈尔的短篇小说也达到了很高水准。他的短篇小说往往以偶然事件作为情节发展契机，常将情节发展的悬念性、传奇性和细节描写的真实性结合起来，如摩河摩耶被迫嫁给老婆罗门，陪葬时巧遇大雨，死里逃生；但她在大自然的垂怜中逃生，却无法克服心灵的障碍，最后终于与所爱之人分离，艺术感染力很强。此外，他还善于运用细节描写、心理描写、对比烘托抒情与议论相结合等手法，使短篇小说创作在技巧上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泰戈尔还作有8部长篇小说和《四个人》（1916）、《两姐妹》（1933）、《花圃》（1934）等6部中篇小说。
《沉船》是泰戈尔长篇小说的代表作之一。小说描写了青年大学生罗梅西曲折复杂的婚恋经历。尽管罗梅西与好友卓健德拉的妹妹汉纳丽妮相爱，但还是屈从父辈们的意志到家乡与一陌生女子完婚。婚后第二天，这对新婚夫妇乘船回家，一场风暴袭来，船沉了。醒后的罗梅西发现自己躺在河岸上，附近还有一位姑娘。他错将姑娘认作自己的妻子，把她带回家。这位姑娘叫卡玛娜，她从未见过自己新婚的丈夫，当意识到罗梅西不是自己的丈夫后，便毅然离去，几经周折，与丈夫重逢。小说以错认模式为依托，展开情节，生动而富有悬念，文字明白晓畅，对人物把握得细腻传神，在因种种巧合而产生的离异结果后，揭示出封建婚姻制度与争取婚姻自主的青年男女们的矛盾。
《戈拉》是泰戈尔最优秀的一部长篇小说，作于1907年至1909年。小说最初在《侨民》杂志上连载，1910年正式出版。
小说描写的是19世纪70至80年代的孟加拉社会生活。当时民族意识已经觉醒，知识分子已意识到殖民制度的危害，反英情绪高涨。在印度社会，宗教教派之间的斗争比较突出，“梵社”的一派信徒崇尚西方文明，轻视民族文化。而70年代成立的“新印度教”派则坚持民族传统，反对崇洋媚外，主张严格遵守印度教的一切古老传统，维护种姓制度。到泰戈尔创作《戈拉》后的20年代，在印度的民族独立问题上，宗教教派的斗争仍很激烈。即使较为进步的“极端派”，也在主张用暴力推翻殖民主义统治提出复古的纲领，把民族解放运动染上了教派色彩，这显然不能把反殖斗争推向胜利。作家把背景安排在19世纪，意在借助历史经验，回答当代社会中产生的新问题。
小说以正统派新印度教徒戈拉和梵社姑娘苏查丽达的两个家庭为场景，以戈拉和苏查丽达的爱情为主线，反映出民族意识的觉醒，歌颂了青年男女的爱国精神，批判了宗教偏见，揭露了殖民主义者的罪恶，号召印度人民团结一致，为三万万印度同胞的解放而奋斗。
小说中的中心人物戈拉是一位爱国知识分子。他身为印度爱国者协会主席、印度教教徒青年们的领袖，“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印度”，对祖国的自由解放充满信心：“新的祖国不管受到什么创伤，不论伤得多厉害，都有治疗的办法——而且治疗的办法就操在自己手里。”他刚直不阿，痛恨以求官为荣、在英国主子面前摇尾乞怜、完全丧失民族尊严的受过教育之人。在狱中，他一身民族正气，不去逢迎英国县长以求怜悯或饶恕。
但另一方面，戈拉身上有着明显的宗教偏见。他严格遵守印度教一切清规戒律，认为祖国的一切都是好的，甚至为种姓制度辩护。他行触脚礼，不喝异教徒拿过的水，反对与异教姑娘谈恋爱。但是，他信仰印度教，并非出于宗教情感，而是由于对殖民者深恶痛绝。他为印度辩护，千方百计证明印度完美无缺，目的是想“借自己表示敬意的方法，来唤醒我国人民”。一种高尚的爱国思想于是蒙上了狭隘民族情感的色彩。
后来耳闻目睹的现实与他的宗教思想发生了矛盾。戈拉在农村旅行，看到教派纷争的危害，目睹了劳动者冲破宗教偏见一致反殖的事实，于是感到再也不能用自己的幻想来欺骗自己了。他曾经对梵教社姑娘苏查丽达产生爱慕之情，由于教派有别，戈拉拼命压抑这种情感，但无济于事。他试图向苏查而达表明心迹，不巧苏查而达不在，戈拉又感到这是神的旨意，责备不该被情欲所左右。此时，他内心矛盾十分剧烈。最后，他从养父母口中得知自己是爱尔兰人的后裔，并非印度人，一下子感到卸掉了包袱，成为自由人，可为三万万印度人谋利益了。此时，他已完全战胜了自我，从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变成真正的爱国主义者。
在艺术上，小说也具有鲜明的特色。
第一、人物对话富有论辩性。由于作品中的人物分属各个宗教派别，思想见地不一，大家均要阐释自己的见解，探讨国家大事。即使教派相同的父女之间，母子之间，姐妹之间，情人之间和朋友之间，也有种种论争。这些论辩性的对话有助于揭示人物性格，刻画人物形象，反映人物的思想倾向及内心世界。
第二，人物形象对比鲜明。小说中正面人物之间，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之间，均互为映衬，互为对比。如戈拉的母亲与洛丽塔的母亲，戈拉的父亲与洛丽塔的父亲，苏查丽达与洛丽塔、戈拉与毕诺耶、戈拉与哈伦等等。在层层对比之中，勾勒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第三，小说具有优美的抒情格调，在写景、状物、叙事、摹人中，往往伴随着作者强烈的抒情，动人心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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