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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赫·穆斯列赫丁·阿卜杜拉·萨迪·设拉子依（120——1292）是13世纪波斯的著名诗人。他与菲尔多西、哈菲兹被称为中古波斯的三大诗人。萨迪生前在北非和中东地区就享有很高的声誉，17世纪中叶又闻名于欧洲。萨迪的名字早已归入世界文化名人之列。
萨迪的生平事迹没有准确的记载。根据他的作品分析，大致可以追寻到一些踪迹。他出生于波斯南部文化名城设拉子。父亲是一个下层传教士。童年时代，他曾受到父亲严格而细心的教育。14岁时，他的父亲去世。少年时期，他在生活上依赖亲友的接济，尝尽生活的艰辛。他自幼聪颖好学，经人资助，20岁左右来到东方穆斯林的中心巴格达，进入当地最高学府“内扎米耶”书院，并以优异成绩取得公费。在这里，他学习《古兰经》、古代哲学、法学、历史、数学等知识，对神学院超凡禁欲的讲经传道并不感兴趣，他对波斯和阿拉伯诗学方面有浓厚的兴趣，造诣颇深。
由于蒙古人的入侵。战祸连年，萨迪未等毕业就离校而去，开始了他长达30年的颠沛流离的流浪生活。30岁左右，他陪一位老师去麦加朝圣，从此以一个伊斯兰教“达尔维什＼游方者，行脚增）的身份出现在群众中。向他们传经布道。他的行踪遍及亚非的广大地区，如埃及、摩洛哥、埃塞俄比亚、印度、阿富汗和中国的新疆。他常随商队上路，乘骆驼、骑驴马、坐船或步行，穿沙漠、渡险滩、过密林，历尽艰辛，多次遇险几乎丧生。他曾被十字军俘虏，被迫在的黎波里挖壕沟，后被一个好心的商人用钱赎出。这个商人还把自己的女儿许给他为妻，但妻子十分凶悍，他无法忍受，被迫离家出走，继续流浪。在长期的流浪生涯中，他接触了各阶层人物，耳闻目睹民族的兴衰、社会的动乱、贫富的悬殊、人民的疾苦，广泛接触到东方穆斯林各国的社会生活，了解到各地人民的风俗习惯和精神面貌，对形形色色的生活现象有比较深入的观察和了解，丰富了他的生活经验和写作素材，为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如他在《蔷该园》的开头所写：“……所以我才在这本书里写了各地奇闻，圣人训喻，故事诗歌，帝王言行，其中也掺杂着我自己的一部分宝贵的生活经验，这就是我写作《蔷薇园》的缘起。”
1257年，萨迪终于结束了长期的托钵漫游生活，回到故乡设拉子定居。他在郊外一所简陋的房子里过着半隐士的生活，潜心著述。1292年逝世后安葬在这里。
萨迪早在少年时代就已开始写诗，但那些诗都散失殆尽了。他写过抒情诗、道德诗、叙事诗、讽刺诗、哀歌、箴言、警句等，表现了他善于在前人的基础上创新的才能。萨迪的诗，保存下来的最早的是13世纪三四十年代于巴格达和流浪中写成的抒情诗集《库里雅塔》，诗人把其中的一部分诗称之为“快乐的诗”。现存《全集》中，共有60O多首抒情诗，抒情诗是萨迪为人所称道的作品，他把抒情诗的格式提高到十分精湛完美的境地。
1257年，萨迪把周游列国的见闻与平生回忆，用诗体写成一本10卷故事集《果园），作为游子奉献给故乡的礼物。《果园》又名《萨迪书》，包括正义、行善、爱情、谦逊、知足、礼拜、教养、感恩、忏悔及序诗，每卷都由一些小故事和寓言组成，并插入作者的见解，有着比较浓厚的道德说教意味和宗教色彩。这本诗集立刻使萨迪声名大振国王想聘他为宫廷诗人，但他不愿事奉权贵而婉言谢绝。
1258年，萨迪完成了他最重要的作品《蔷薇园）。
《蔷薇园》和《果园泻作年代紧接在一起，二者在题材、思想内容、结构形式等方面大体类似，都是训诫式的，可视为姊妹篇。《果园》的宗教色彩更浓厚。《蔷薇园》显得更深刻、更成熟、更完美。
《蔷薇园》正文分为8卷：记帝王言行、记僧侣言行，论知足常乐，论寡言，论青春与爱情，论老年昏愚，论教育的功效，论交往之道，皆可独立成篇，前有引言，后有短跋。体裁采用波斯传统的散文夹诗形式。内容丰富多彩，深刻地反映了13世纪波斯与东方穆斯林地区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是萨迪一生智慧与经验的结晶。、萨迪本人是饱经磨难的下层僧侣，又深受新兴市民阶层的新思想的影响，他的《蔷薇园》处处渗透着同情人民、反对强暴的人道主义思想：
亚当的子孙是一个身体上的四肢，
原是来自同样的一种物质。
这一肢如果受到压迫和痛苦，
其他各肢也难安享幸福；
你不同情别人的不幸遭遇，
你就算不得亚当的后裔。
萨迪的人道主义，其立足点是站在正直善良的人民一边。他的全部作品都表现出对人民的无比深沉、无比炽热的爱。他赞颂劳动者的可贵品质。有人问以慷慨闻名的豪富哈丁台：“你在世上见过或听说过有人比你更高尚吗？’”哈丁台对一个不肯到他家吃白食而靠自己劳动糊口的樵夫大加赞赏：“我看这人远比我豪迈而崇高。”有两兄弟，一个作官，一个自食其力。作官的邀兄弟也去当差以摆脱体力劳动，而穷兄弟却劝作官的摆脱侍候人的屈辱地位：“与其腰束金带、服侍他人，不如坐在地上自食其力。”赞美劳动和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是与封建阶级的道德相悻的，这是难能可贵的。
萨迪十分重视人民的力量。他再三强调人民是国家的根基。在《蔷薇园》第6章第6个故事中，明确指出“天下的得失在于民心的向背：
暴君决不可以为王，
豺狼决不可以牧羊。
国王对人民任意榨取，
正是削弱了国家根基。
尽管这还属于“君轻民贵”的思想范畴，但在中世纪能够这样提出问题，是十分可贵的。萨迪清楚地看到了在暴政奴役下潜伏着危机，严正地提醒统治者，要让人民安居乐业，不要“任意榨取”百姓，否则“人民痛恨暴君，转眼叫他灭亡”。对人民力量的清醒认识正确估价，这是萨迪超越他同时代人的地方。
萨迪怒斥那些鱼肉百姓、视臣民生命为儿戏的暴君。《蔷薇园》中的许多诗篇，谴责和暴露了暴君横征暴敛、草菅人命的罪行，把他们比作豺狼，称其为“天下最大的恶人”，发出“暴君，暴君，价钱是人民的灾难”的诅咒。萨迪有着极强的是非观念，嫉恶如仇：
我们虽然承认仁慈可取，
不要为暴君的创伤敷药。
你对毒蛇如果怜悯惋惜，
就是对亚当子孙的残暴。
他认为圣徒对暴君的“最好祝愿”是“取走他的生命”；表达了人民痛恨暴君、推翻暴君的心声。
萨迪强调国王应该“仁慈宽厚”。《蔷薇园》中有歌颂英明君主的诗章，如写古代明君务计旺王的故事。诗人的基本思想还是“天下的得失在于民心的向背”。
除了写暴君和明君外，萨迪还写了另一类国王。他们一开始很残暴，刚愎自用，准备残暴杀害无辜的人，但听了对方的辩白之后，又幡然悔悟。这种故事歌颂和讽刺掺杂在一起，表现了作者的良苦用心。
萨迪对上述三种君王的描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愿望与要求。也正是出于对普通人民的同情和关怀，萨迪痛恨恶霸和贪官污吏。他们为虎作怅，横行霸道，凶残暴虐，唯利是图。他警告那些恣意欺压穷人的恶霸必将遭到严厉的惩罚，并爱憎分明地指出：“怜悯恶人便是亏负好人，宽容恶霸便是欺压平民。”
萨迪是一位虔诚的伊斯兰教徒，他的作品里充满了对真主和宗教的赞颂之辞，而他的宗教观点里也渗透着同情、关心人民的人道主义思想。他在《果园》里就提出“为民造福就是敬主之道”，因此，他不赞成某些宗教人士的弃世绝路和闭门索居的生活，提倡对生活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圣徒从水中只顾捞自己的毛毯，而学者却竭力拯救溺水的人。《蔷蔽园》第2章第30则故事从“圣徒”与“学者”的区别中，把消极的宗教信条引导到匡时救世的积极方向。
萨迪对僧侣的贪婪、伪善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和辛辣的讽刺。他认为“圣徒如果贪婪便是强盗”。嘲笑那些沽名钓誉、欺世盗名的僧侣：“这人穿了一件圣德的衣裳，等于把天房的慢子技在驴子身子。”他写一个圣徒在国王的宴会上“祈祷得比平时格外长”，饭却“比平时吃得格外少”，以示虔诚。一回到家却吩咐马上给他开饭，活画出一个伪君子的丑恶嘴脸。另一则故事，写一个圣徒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在国王召见之前服了一剂减肥药，结果误服毒药而送命，把欺世盗名者的丑恶嘴脸暴露无遗。萨迪写到贫苦的圣徒时，热情地歌颂他们贫贱不能移、洁身自好的优秀品质。
萨迪接受了新兴市民阶层思想的影响，《蔷薇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利益和要求，反映了封建社会城市经济发展的历史趋势和市民阶层的兴起过程。蒙古人入侵前，波斯的城市经济已有相当的发展，萨迪的故乡设拉子就有纺织作坊和丝织作坊。在发达的手工业的基础上，商业也很发达。蒙古人侵入后，设拉子等地方统治者表示臣服蒙古人，献出金银财富，基本上没有遭受战争破坏。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萨迪已开始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提倡和赞扬经商。《蔷薇园》第3章第28个故事中提到5种人最宜外出旅行，商人排在首位，下面依次是：有学问的人，美貌的人，会唱歌的人和手艺人。其中，除去美貌的人社会地位不便确定外，其他三种人也都属于市民阶层，显而易见市民阶层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这则故事写了父子之间的辩论。父亲认为命由天定，儿子则认为死守着家庭的人只能算是庸人，应该富有进取心和冒险精神，外出旅行，通过个人努力去争取幸福的财富：“你不肯吃苦就得不到财富；你不肯冒险就打不倒敌人；你不去撒种就没有收获。”
《蔷蔽园》中还有不少富有人生哲理的诗篇。这是他长期与人交往积累的宝贵经验。他广泛接触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阅历非常丰富，因此这方面的内容相当深刻，有些警句至今仍是至理名曰。
萨迪非常重视学识和知识的力量。认为“知识是取之不尽的源泉，用之不竭的财富”，“有学问的人是一块黄金，在任何地方都会受人尊敬”，“学问是战胜恶魔的武器”，“有了智慧、才识、能力才可治理国家”。主张由智者、贤者治国，以反对封建帝王的专制和愚昧的宗教统治。
萨迪认为智慧的获得主要在于教育。在《论教育的功效》中要求严厉教管孩子，以便成材。但萨迪更强调实践的作用：
无论你腹中有多少知识，
假如不用便是一无所知。
牲口虽然驮着无数经卷，
也算不得聪明他学的圣贤。
他反复论及：“有了知识不运用，如同一个农人耕耘不播种。”对知识与实践的关系能有如此深刻的认识，这和诗人长期流浪中的实际体验并受到时代思潮的影响有密切关系。
萨迪的政治理想与中国的孔子的社会观点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具有一颗热爱人民的心，反对暴政，提倡仁政，强调知识的重要意义和教育在改造社会及人类方面的作用，强调个人修养中的社会责任问题。这两位哲学家的思想的异同以及形成的原因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作为一个人道主义的伟大作家，萨迪对统治阶级的警告和规劝，其根本出发点都是维持现存的社会秩序。他有时宣扬命由天定的宿命论思想，要穷人安于命运，要富人怜悯穷人，想通过宗教和道德的说教来解决尖锐的社会矛盾，由万能的真主诛灭为非作歹的贪官恶霸，这是他的局限所在。
《蔷薇园》广泛地吸取了民间文学和古代文学的精华，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萨迪的文学成就首先表现在波斯语的运用和创造上。哈菲兹说；“萨迪文词优美，是一代宗师”。用他自己的话说是“隽语风生，诙谐有趣”。他被当时人们称为“设拉子的黄莺”。
其一，故事中穿插诗歌，韵散结合，诗文并茂。《蔷薇园》是波斯韵文的代表作，双行押尾韵，对仗工整，很像诗。他的诗通俗易懂，用词自然，颇似散文。诗文相间，构成了每一诗章的有机整体。散文部分为理解和突现诗歌部分的主题奠定了有力的基础，诗歌部分有时点出故事的意义，有时指出故事的教训，有时是故事内容的补充和发挥，有时是故事寓意的概括与总结，有时是故事中人物随口吟咏以言事，或是作者借题发挥而抒情，加深了散文部分的印象，增强了艺术感染力。这种诗文结合的艺术形式，是萨迪对中古波斯文学创作的独特贡献。数百年来，《蔷薇园》一直是学习波斯语的理想课本。
其二，《蔷薇园》含有大量的格言、警句。
“宝石即使落在泥潭里，仍是一样可贵，尘土虽然扬到天上，也无价值。”“并不是每个外表美好的人都有完美的心灵；因为品德在于内心，不在于外表。”“勤劳远比黄金可贵。”“事业常成于坚忍，毁于急躁。”“凡我所不知道的）我都不耻下问。”这些警句和格言，寓意深刻，发人深省，是人民的智慧和作者丰富的生活经验的结晶，具有感人的力量。正如萨迪在《跋》中曾明确宣称的：“我用美丽的词采的长线串着箴言的明珠，我用欢笑的蜜糖调着忠言的苦药，免得枯燥无味，使人错过了获益的机会。”
其三，《蔷薇园》善于采用白描的手法，运用朴实而极精练的语言描绘出栩栩如生的场面，以一个小动作，一个小情节，三言两语、活灵活现地展示一个人物从外貌到内心的特征，往往给人以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艺术美感。
萨迪除了《蔷薇园》和《果园》外，在文学上的贡献还表现在颂体诗和抒情诗的创作上。他的颂体诗增添了向统治者讽谕劝谏的内容，风格庄重典雅。他提高了抒情诗的地位和格式，为哈菲兹的创作开拓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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