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世纪后期，一方面是人与环境冲突的悲剧色彩更显著，另方面是人的“物化”现象日趋严重，欧洲文学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一是30年代“静悄悄地走上历史舞台”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在经过20年的发展之后，进入了全面繁荣的时期；二是随着人们对环境和遗传作用认识的深化，自然主义文学也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形成了；三是巴黎公社革命直接产生了公社文学，这是无产阶级文学继宪章派文学之后的继续和发展；四是各种非理性的具有现代特征的形式主义文学，也纷纷出现在欧洲的文坛上。一时间流派纷呈，但主潮仍然是批判现实主义。
一、影响文学的诸要素
l．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与走向垄断，加深了社会矛盾和人们对社会秩序和人类自身的存在的失望情绪。
在西欧，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并开始由自由资本主义走向垄断资本主义。物质财富开始集中，道德水平普遍下降，大资产阶级与中小资产阶级的矛盾加剧，尤其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更加尖锐，终于导致了巴黎公社革命。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彻底震动了资本主义世界。一些敏感的知识分子，既对社会秩序和人类自身失望，又对暴力革命产生了恐惧情绪。在俄国和美国，随着农奴制的废除，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社会道德出现了危机。作家对社会热点问题更为关注。
2．形形色色的哲学社会思潮，影响了文学的多元性。
这一时期，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思想家们进行了不同角度的思考。于是产生了马克思主义、费边主义、工联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尼采的权力意志论、柏格森的直觉主义等哲学社会思潮。这些学说引起了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人们的兴趣。作家们根据自己的哲学观点和美学观点去把握生活，因而形成了文学的多元性。
3．文学观念的革新促进了文学形式的变化。
现实主义是对浪漫主义的否定，同样自然主义和形式主义也是对现实主义的反叛。自然主义否定典型化。象征主义与唯美主义又反对自然主义的镜子似的实录，主张运用隐喻和象征，将生活虚拟化，甚至主张描写直觉和下意识的活动。这些创新因素是该时期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
二、基本特征
1·三种基本思想并存。
虽然此时哲学社会思潮很多，但概括起来不外乎三种基本的思想；一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它明确提出：必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这个思想指导了无产阶级运动，影响了巴黎公社文学。二是传统的人道主义思想。它抨击邪恶，但又鼓吹改良和博爱。这个思想继续影响着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而且比本世纪中期还要深刻和普遍。三是叔本华、尼采、柏格森的非理性学说。它ff］否定现存的秩序，否定世界的整体性和人类的理性，对世界感到失望和无所适从，只好退回内心，强调“意志”。它们影响了唯美主义、象征主义等现代文学思潮。
2．开始“退回内心”。
19世纪后期欧洲文学开始出现“向内转”的趋势。它们既重视对外界事物的描绘，更重视对心理活动的把握和对直觉的捕捉。一大批现实主义作家注意从斯丹达尔的创作中吸取灵感，再现心理矛盾与发展的全过程，使自己的作品成为“心电图”式的作品；而一批具有先锋精神的作家，则努力捕捉瞬间的心理感受，力求把外界事物转变成一片“象征的森林”。
3．越来越重视文学技巧。
除无产阶级文学仍然走着大众化、通俗化的道路以外，其他派别的文学都注重文学技巧的使用和创新。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注重心理分析与内心独白；形式主义文学则注重象征和隐喻，讲究交感和对应。这样，文学主题由清晰走向了朦胧；含义由单一走向了多兀。
三、文学状况
1．自然主义文学19世纪后期流行的、产生于批判现实主义之中的一个文学思潮和流派。它的产生，有其社会和文学自身的原因。七八十年代，欧洲各主要国家完成了工业革命，工业生产大发展，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哲学与社会科学思想深入人心。人们感到世界变得更小、更机械化、更倾向于集体主义；感到个人的尊严正在失去，人类只是一种由环境和遗传所决定的生物，他的生命只是对这些刺激物作出本能的反应。同时，浪漫主义的张扬个性和热情洋溢显得空幻，现实主义的典型化和理性色彩也不能概括弥漫于整个时代的悲观主义情绪。于是更为写实、更为细腻、更为科学化的自然主义便产生了。
自然主义文学有如下特征：其一是强调写真实，再现自然。自然主义把真实理解为自然，即客观存在，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所谓再现自然，就是真实地而不是典型化地描写日常生活。其二是强调客观性。自然主义要求小说家完全消失在小说情节的后面，不要介入小说的叙述，让故事“自己来讲述自己”。也就是说，作家不是道德家，不要作任何价值评判，而是解剖家，“只限于说出他在人尸体中找到的东西”。其三是突出科学性。自然主义把一切归之于自然法则，认为人的性格、欲望、行为都受制于生物规律，尤其是遗传规律，所以创作就是探索、印证这些规律对人的影响。另一方面，还要求描写要达到一种科学式的精确。左拉后期甚至认为创作就是一种实验的过程，它遵循着假设——实验——结论的基本程序。
自然主义文学滥觞于福楼拜，至19世纪70年代以后才形成高潮，法国的莫泊桑等人集体发表的《梅塘之夜》（1880）是这一运动的宣言书。80年代中叶“梅塘集团”解体，使这一运动趋于没落，但随即又在德国、比利时、意大利等国流行起来，20世纪还扩展到挪威和美国。成就最大的是法国的左拉。
左拉（1840——1902）是19世纪后期法国最有影响的作家，同时又是自然主义的热情倡导者。他早年对诗极有兴趣，因为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是在气候温和、阳光明媚的普洛旺斯省度过的。他沐浴在阳光和从地中海吹来的微风之中，读着雨果等人的浪漫主义诗篇，沉浸在大自然所造成的交感梦想世界里。后来，父亲去世，他只好随母亲迁到巴黎，过着贫穷的生活，终于从诗意的世界回到满是贫穷和痛苦的现实，开始注意现实并进行自然主义的小说创作。
对左拉创作产生深刻影响的因素有三：一是巴尔扎克的“环境决定论”和反映整个时代的构思，二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三是泰纳的“种族、环境和时代”的三要素论。他的创作主要是自然主义中长篇小说。这些作品注重细节的描绘，力求真实地反映现实；注重环境的作用，企图找出人物行为的社会原因；注重遗传的作用，力图在总体上用这些观点把握人物和事件，并试图用实验的方法写小说。同时在题材上也突破了禁区，涉及到性问题、杀人狂、妓女生活等。
《泰莱丝·拉甘》（1868）是左拉的第一部自然主义小说。它写了一个性欲旺盛的女人泰莱丝因丈夫不能满足其性欲遂与丈夫的朋友通奸，终至合谋害死丈夫的故事。作者为了探索人类的原始愿望，用泰莱丝做了个实验。正如他在再版序言中所说的：“在两个活人身上仅仅做了外科医生在尸体上所做的分析工作。”由于采用纯科学的方法，这部作品触犯了道德习惯，因而受到了很多的责难。
《卢贡一马卡尔家族）（1869——1893）是左拉的自然主义大型系列小说，它的副标题是“第二帝国时期一个家族的自然史和社会史”。这是受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启发而创作的。从题材上看，它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资产者和上流社会的日常生活，如《娜娜》（1880）等；二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生活，如《金钱》（1891）；三是工人和农民的生活，如《小酒店》（1877）、《萌芽｝）（1885）等；四是教会和教士的生活，如《穆雷教士的过错》（1875）；五是社会动乱时期各种人物的活动，如《卢贡家庭的家运》（1877）等。左拉把卢贡和马卡尔二家的血缘与环境关联当作全书的中心主题，把这个大家族的人物分别安排在农人、商人、资产阶级等各个社会阶层，通过他们的个性及行动上的类型去描写他们的生活。
《小酒店》是作者第一部获得巨大成功的作品。它讲述了一个有酗酒遗传的少妇绮尔维丝的故事。她本来是一个勤劳的洗衣工。只因丈夫成为残疾而开始酗酒。这时原来的情夫又来引诱她，她成了酒鬼和妓女，最后凄惨地死去。作品突出了工人的生活状况和酗酒的危害，但对人物进行了生理学的把握，认为女主人公的不幸命运，实则是先天的遗传所致。
《娜娜》是《小酒店》的“续篇”。它讲述绮尔维丝的女儿娜娜的故事。她从小就观察到母亲与情夫的淫乱生活，也变得厚颜无耻了。15岁时跟一个有钱的老头私奔，后来又离开他到一个歌剧院当高等妓女。她凭着自己美丽的胴体征服了整个上流社会，无数人为她落得个倾家荡产。这部小说展现了法国上流社会的空虚和淫乱，但也有明显的遗传和环境决定论的自然主义特色。
《萌芽｝）是一部描写劳资矛盾的小说。它以青工艾蒂安·郎吉耶在蒙苏煤矿的一段经历为线索，展现19世纪以来法国煤矿工人的生活和他们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艾蒂安因为打了工头被解雇，只好来到蒙苏煤矿。但资本家的残酷剥削使他非常愤恨，于是他鼓动工人成立了互助基金会。当资本家在经济危机的压力下宣布改变工资发放办法时，他又领导工人进行了罢工。最后，他们与军警发生了冲突，终于遭到了镇压。艾蒂安在罢工失败以后，又远走他乡去组织新的斗争。作品真实地描绘了矿工的悲惨生活，展示了资本家剥削的残酷性，也表现了工人阶级的觉悟和斗争。但作者从自然主义出发，从遗传学和生理学的角度，来分析人物的行为和动机，领导者艾蒂安的不屈的反抗被图解成好斗的天性。因此，它的社会意义就明显减弱了。
巴黎公社文学以1871年3月成立的巴黎公社为标志，前后延续了约20年时间。巴黎公社文学是无产阶级武装夺取政权的写照，也是世界无产阶级文学发展的又一个阶段。
普法战争爆发后，1871年3月18日，法国巴黎的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举行了英勇的武装起义，推翻了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用鲜血和生命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在反动派的疯狂反扑下，仅存72天的巴黎公社就失败了。但是，这是无产阶级第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既检验了无产阶级的觉悟和力量，又震撼了资产阶级世界。
巴黎公社文学是这一斗争的产物。它具有如下特点：一是真实地记录了巴黎人民英勇斗争的事迹和反动派血腥镇压的滔天罪行。二是表现了被压迫阶级为争取做人的权利而斗争的主题。三是塑造了无产阶级的英雄形象。四是采用通俗化、大众化的诗歌形式，并且洋溢着人民必胜的信心。
在巴黎公社文学这个群众性的创作活动中，有下列作家作品比较著名：爱弥尔·特盖尔的《浴血一周》、让·特洛埃尔的《牺牲者和刽子手》、拉德米尔的《劳动者的觉醒》、彼埃尔·狄盖特的《红色圣女》、茹尔·瓦莱斯的《巴黎公社》、欧仁·鲍狄埃的《国际歌》等。其中以欧仁·鲍狄埃及其《国际歌》最有代表性。他一生创作了250首诗歌，反映劳苦大众的苦难，控诉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号召被压迫者起来斗争。他的诗歌有强烈的战斗性、鲜明的阶级性和彻底的革命性。《国际歌》就是在公社失败后的第二天的白色恐怖中完成的。它气势磅礴，慷慨激昂，充满了必胜的信心。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代表了巴黎公社文学的最高成就。
唯美主义文学起源于19世纪中期而流行于本世纪后期的一个形式主义文艺思潮，最初产生于绘画领域，后来渐渐扩展到诗歌、小说、戏剧领域。
19世纪中期，一些从浪漫主义营垒中分化出来的艺术家，既不满浪漫主义者的多愁善感和情绪外露的诗风，又反对现实主义的真实化倾向，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现实和艺术商品化面前，产生了幻灭、苦闷和艺术自卫情绪，终于走向艺术的“象牙之塔”，企求在“美的无忧殿堂”里得到超脱。另一方面，康德的“美无利害关系说”也为唯美主义提供了思想武器。
法国诗人戈蒂耶（1811——1872）是始作俑者。1832年，他在《（莫班小姐）序言》中明确地提出了“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他继承了康德的“美是一对象的合国的形式”的观点，认为美感仅限于感性与形式阶段，与道德判断和内容无关。为此，他既对审美对象采取静观的态度，又极力追求形式和技巧，创作时“极尽精美之能事”。他的诗集《珐琅与雕玉》（1852）以精致典雅、语言纯静、音韵和谐的形式美而独具魅力。
之后，巴纳斯派（即高蹈派）与前拉斐尔派进一步发展了唯美主义思潮。巴纳斯派因《当代巴纳斯》诗集而得名，提倡“美的崇拜”，以造型美与雕塑美为追求目标，反对浪漫主义的主观抒情方式与散漫的诗歌形式。前拉斐尔派则因1848年成立的“拉斐尔前派兄弟会”而得名。他们反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主张返回古代纯净的艺术中去。70年代，该派的艺术活动基本沉寂。
唯美主义的代表作家是佩特（1839——1894）和王尔德（1854一1900）。佩特是理论家，他的《文艺复兴研究》（1873）是这一流派的宣言书。他认为艺术的目的在于培养人的美感，寻求美的享受。王尔德则在创作上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他有悲剧《莎乐美）（1891），喜剧《温德米夫人的扇子》（1892），童话《快乐王子》（1888）和长篇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1890）。其中《快乐王子》体现了他对“美”独钟的情感。他认为只有美的事物，才有存在的价值；美是永恒的，快乐王子也将永远存在。《莎乐美｝）则是一首清新优美的散文诗。女主人公‘好像一只迷了路的鸽子”，“好像一朵在风中颤动着的水仙花”。她把情人当作“美”的象征，不惜一切地要得到他；甚至连他死了以后，她还要疯狂地亲吻他的头颅，以求得瞬间的美感享受。
唯美主义的中心在英国，但19世纪后期扩散到欧洲和亚洲的一些国家，形成了一股世界性的文学思潮。
象征主义文学从浪漫主义中分离出来的一个文学思潮和派别，也是现代主义文学产生最早、影响最大、波及面最广的一个文学流派。19世纪后期的象征主义称为前期象征主义。美国的爱伦·坡（1809——1849）和法国的波德莱尔（1821——1867）是其先驱，但真正流行于欧美还在70——90年代。1886年9月，法国诗人让·莫里亚斯（1856——1910）在《费加罗报》发表了一篇《象征主义宣言》，标志着象征主义正式诞生。
象征主义认为，现实世界是虚幻的，只有内心感受才是真实和美的；诗歌应该摆脱描写外界事物的倾向，努力写出“内心的真实”，但内心的感受也必须借助于具体的形象才能表达，因此诗人应当找出与之对应的“象征的森林”，用物质的可感性表现隐蔽的内心世界。因此，象征主义注重联想和暗示，讲究诗歌的神秘性、音乐性以及“交感”手法。
兰波（1854——1891）是法国前期象征主义的少年先锋，在短暂的生涯中，创作了140多首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诗篇。他认为诗人就是一个“通灵者”，就是要“认识自我”。他强调通感和直觉，喜欢从梦幻中发掘神秘的境界和意象。他的代表作是《醉舟》（1871）。诗人自比一叶无舵的“醉舟”，在大海中随波逐流。他以“通灵者”的敏感，描绘出大自然的色彩和内心的种种感受，使人体验到一种超现实的境界。
魏尔伦（1844——1896）是法国前期象征主义的重要诗人。他特别注重诗歌的音乐性，认为“音乐至高无上”。同时还认为不要写一望而知的事物的表面，而要表现事物的微妙之处。他的代表作是诗集《无词浪漫曲》。整部作品都用含糊不清、飘忽不定的诗句旋律抒发了自己焦虑的欲望和婉转的情思，从而构成一片轻灵婉丽的音乐世界。
马拉美（1842——1898）是法国前期象征主义的代表诗人。他认为梦境是诗人要达到的最高境界，主张诗歌表现梦幻，创造出人世所没有的“纯粹的美”。他还认为一切神圣的东西都是神秘的，诗歌也不例外，所以诗歌不是叫人理解，而是触人心弦，引人共鸣。他的诗作虽然不多，但以其精美和富于创新精神的大胆试验，而成为象征主义诗歌的典范之作。马拉美的代表作是《牧神的午后》（1876）根据希腊传说中的牧神潘追求水中仙女的故事写成。它采用传统的亚历山大诗体，但把想象、情绪、节奏和旋律交织在一起，构成一个和谐的“综合象征”。诗人让文字进入动态，在运动中撞击、组合，终于形成一个个表示暗示的象征体和一首交响乐曲。这首诗经德彪西谱曲后广为流传。
如果说无产阶级文学体现了作家们对人类及其未来的信心，那么其他几种文学思潮则体现了对人类和世界秩序的失望情绪。自然主义把人看成是生物的人，用实验的方法和客观冷静的态度进行创作，唯美主义和象征主义则离开时代精神和道德判断，专注于形式，精心营造艺术的“象牙之塔”，这是与以前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学都不相同的。这是反传统和非理性文学的开端，标志着具有现代意义的前卫艺术开始出现。
批判现实主义文学19世纪后期文学的主潮。随着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和向帝国主义过渡，社会矛盾越来越激化，社会道德越来越堕落，军国主义与民族沙文主义也越来越嚣张。不少作家对这一切深感忧虑，纷纷寻找“救世”良方。但由于受各种哲学思想的影响，作家的世界观也显得更加复杂，有的幻想改良，有的悲观失望。然而，经过中期作家的摸索，这时期的作家对现实主义有了更为自觉的理解和把握。因此，创作内容得到了拓展，艺术手法多样化，悲观色彩浓重。
法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除继承斯丹达尔、巴尔扎克的传统以外，还有两个重要的特点，这就是短篇小说的勃兴和自然主义文学的介入。后者使法国文学的锐气减弱，而走L了客观、精确和精湛的科学化道路。
法朗士（1844——1924）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重要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以典雅精炼的文笔和“褥而不虐”的讽刺，揭露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政治、宗教与社会生活中的不合理现象，同时也注意反映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早年的法朗士曾倾心于巴纳斯派，崇拜古希腊的艺术美，坚持创作的客观性。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波纳尔之罪）（1881）就与唯美主义作品极为相似。后来，他还创作了四部曲《当代史话》（1897——1907）、寓言小说《企鹅岛》（1908）和《诸神渴了》（1912）等作品。他喜欢在叙述时旁征博引，喜欢打断主人公的抽象空谈，在读者面前勾勒出一幅活生生的嘴脸。由于他精神上的健康乐观，他的小说总是那么轻松自如。
都德（1840——1897）是梅塘集团中一位别具一格的小说家。1870年参加普法战争，为他以后的创作提供了爱国主义主题和大量的题材。但他天性和善，对人对事特别宽容，对现实的批判也不像其他作家那么严峻。因此，他的小说往往以熟悉的普通人为描写对象，以生活中独具意味的横截面作为切入点，以幽默的笔调对笔下人物表示深刻的同情。他一生创作了13部长篇小说和4个短篇小说集。著名的有半自传长篇小说饲、东西》（1868）和短篇小说集《磨坊文札》、《月曜日故事集》。其中《磨坊文札》描绘了普洛旺斯半宗法式社会和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充满了浪漫气息。《月曜日故事集》有两类题材写得最为成功，一是小人物的凄苦；二是反映普法战争中的爱国主义精神，如《最后一课》、《柏林之围》等。
吉·德·莫泊桑（1850——1893）是世界文坛三大“短篇小说之王”之一。他极善于开掘生活，从日常琐事和芸芸众生中提炼出具有典型意义的题材。一次骑马、一次散步、一根绳于、一条项链，都能引出一个有声有色的故事，以小见大地反映出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莫泊桑出生于法国西南部诺曼底省的一个破落贵族家庭，童年时代受母亲的影响，培养了浓厚的文学兴趣；青年时期师承福楼拜，掌握了很高的写作技巧。1880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羊脂球》使他一举成名。从此，莫泊桑“像流星一样进入文坛”，在短短的10年之间，为世人留下了丰厚的文学遗产，有中短篇小说300余篇，长篇小说6部，此外还有诗集、游记、戏剧和相当数量的评论文章。莫泊桑从青年时代起，就患有多种疾病，1890年精神失常，1893年逝世，年仅43岁。
莫泊桑创作的年代正值第三共和国时期。他对资产阶级的腐败政治和虚伪、丑恶的文明极为反感，他在给福楼拜的信中说：“我要求消灭资产阶级……是的，现在我觉得九三年是太温和了。”莫泊桑的长篇小说真实而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与丑恶。《一生》（1883）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女主人公约娜在少女时代对生活充满了美丽的幻想，但是结婚以后，她的幻想一个接一个地破灭了。她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却原来是个贪婪、粗俗、腐化的无耻之徒。她只好将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谁知儿子却吃喝嫖赌，弄得她倾家荡产。约娜最后竟落到靠女仆的救助而苟延残生的地步。小说通过约娜一生的悲剧，反映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生活习俗的冲击下，贵族家庭必然衰落和解体的趋势。《漂亮朋友》是莫泊桑最富现实意义的长篇小说。作品通过厚颜无耻的杜洛阿不择手段的发迹史，深刻揭露了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腐败、丑恶，绝妙地概括了第三共和国的本质特征。
莫泊桑的短篇小说成就极高，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像《项链》、《我的叔叔于勒》等早就成了有口皆碑的名篇。莫泊桑的短篇小说题材丰富多彩，人物形形色色，但绝大多数是描写当时法国社会的底层人物。从这些人物的日常生活和种种遭遇中，揭露出统治阶级的腐朽黑暗，表达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下层人物的同情和赞许。莫泊桑短篇小说的基本主题，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写资产阶级的风俗习尚，揭露资产阶级的腐化堕落和拜金主义，嘲讽小市民的追逐浮华与爱慕虚荣。《遗产》写为了生一个可以得到大笔遗产的继承人，女人的丈夫和父亲竟然默许她去与人私通。《老人》写女儿女婿不等老人咽气就急急忙忙办起丧事来。《我的叔叔于勒》写年轻时的浪荡子于勒成了全家的“灾星”，后被送到美洲谋生。于勒哥哥一家朝思暮想在国外发了财的于勒衣锦还乡，但在一次旅行中，忽然在船上发现了卖牡蛎的穷老头就是于勒时，竟然拒绝相认。《项链》写一个小职员的妻子玛蒂尔特为了在舞会上出风头，不仅花费了丈夫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400法郎，做了一件衣服，还丢失了借来的一挂假项链，为此竟付出了10年辛苦劳动和节衣缩食的代价。
二是写普法战争，反映了高贵者未必高贵，卑贱者未必卑贱，强调了普通群众中有更多的爱国主义者。《米隆老爹》写老农民米隆老爹不甘敌人的野蛮侵略，勇敢而巧妙地杀死16个普鲁士骑兵，最后从容就义。《两个朋友》塑造了两个普通巴黎市民的形象。他们在和平时期过着宁静而平凡的生活，最大的乐趣不过是星期天到郊外河边钓鱼。战争爆发后不幸被捕，当普鲁士军官逼他们讲出通过前哨阵地的口令时，两个朋友坚决不肯吐露半个字，结果惨遭杀害。敌人的种种暴行激起了法国人民奋起反抗的爱国主义激情。不过莫泊桑指出，并不是每个法国人都具有这种情绪。他笔下的达官贵人与社会名流就缺乏爱国主义，甚至连妓女也不如。《羊脂球》就反映了这种社会真实。《菲菲小姐》也描写了一个妓女的民族气节。小说写侵略者的几个军官住进了法国的一个贵族城堡，一个叫“菲菲小姐”的普鲁士军官对文物肆意破坏。他们找来了五个法国妓女玩乐，饮酒时，“菲菲小姐”大肆侮辱法国人，跟陪他的妓女拉歇尔发生了争论，结果被拉歇尔用餐桌上的小刀刺死。在莫泊桑的小说中，普通人、“卑贱者”所表现出来的善良正直和极富同情心，同“上等人”、“高贵者”的自私、冷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莫泊桑反对“创造奇遇”和危言耸听，主张以真实感人。因此，他的中短篇小说大多取材于日常生活，从中截取一个极平常但又具有典型意义的片断，经过艺术加工，反映出深刻的思想内容。在表达情感上，莫泊桑力戒自己直接介人，力图做到让人物的好恶喜怒不形于色，让倾向在情节和场面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让人物自己掀起情感的波澜。而布局谋篇的巧妙则是莫泊桑中短篇的又一大特点。他的许多小说开篇都是平稳地展开，似乎毫不起眼，但是情节突然发生转折，往往出人意外，出现一个意想不到的结局，而这种结局又完全符合生活的逻辑，使人有路转峰回、回味无穷之感。莫泊桑小说极富表现力的语言，曾使托尔斯泰和法朗士赞叹不已。他的语言朴实洗炼而又精致优美，清新自然而又机智幽默。
当然，莫泊桑也写过一些思想艺术价值不高的作品。在一些小说里，他企图用生理的原因去解释人的行为，从而模糊了人的社会性，表现出颓废主义和宿命论思想。
《羊脂球》（1880）是莫泊桑的第一篇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短篇小说，也是他的成名作。小说写的是1870年冬天，普鲁士军队正步步向巴黎逼进，开进了卢昂城。这时有十名旅客租了一辆马车，前往处在法军控制下的哈佛港。这十个旅客中有三对夫妇是上流社会的有产者：葡萄酒批发商“鸟先生”和他的妻子，纺织厂厂主兼省参议会参议加雷——拉玛东和他的太太，贵族地主兼省参议会参议布雷维尔伯爵和他的夫人。此外还有两个修女和一个别号“民主党”的高尼岱。第十个就是白胖的妓女“羊脂球”。十人中既有身份显赫的“上等人”，也有卖笑的“下等人”；既有宗教界的代表，也有以进步自诩的“民主党人”。马车上的这十个人构成了一个小社会。在离开卢昂的途中，他们分享了羊脂球所带的食物。车经多特镇，普鲁士军官要羊脂球陪他过夜，遭到羊脂球的愤然拒绝。普鲁士军官便扣留全车人。同车的那些“上等人”便结成神圣同盟，软硬兼施，引诱和逼迫羊脂答应了普鲁士军官的无耻要求。次日，马车放行，在前往哈佛港的途中，那些先前诱骗羊脂球屈从的正人君子们又脸孔一变，把羊脂球看作肮脏的贱货。他们嚼着在多特镇购买的食品，不屑与她说话，任凭她挨饿。最后，当人们听到《马赛曲｝）时，同车的“上等人”都无动于衷，而身为妓女的羊脂球却潸然泪下，激动得哭了起来。
莫泊桑力图通过国难当头的关键时刻，社会上各个阶级、阶层的不同表现，来扫描他们各自的灵魂，衡量他们的道德价值，揭露资产阶级的卑鄙自私和出卖人民的丑恶嘴脸，肯定和赞许下层老百姓的善良友好和爱国主义精神。因此小说以1870——1871年普法战争为背景。战争爆发不久，法军在色当战役中惨败，拿破仑三世投降，第二帝国崩溃，战争转变为普鲁士向法国进攻。普军长驱直入，占领了法国大片领土，包围了巴黎，烧杀淫掠，无恶不作。而卖国的法国资产阶级“国防政府”却不战而降，与敌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并且血腥镇压了起来英勇抗击侵略的巴黎人民。正如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所指出的：“组成凡尔赛政府的这些人，只有发动内战，断送共和国，在普鲁士的刺刀庇护下使君主制度复辟，才能逃脱铁案如山的卖国贼应有的命运。”
小说先写马车从卢昂出发时的情景。车上的十个旅客彼此并不熟悉。可是，当那几个“上等人”一旦嗅出车上有一个妓女同行时，他们不约而同地立刻摆出一副道貌岸然、君临巨下的神气，并且本能地组成了“神圣同盟”。几位太太在耳语时还故意大声说出“婊子”、“社会之羞”等字眼来羞辱羊脂球，以显示自己的高贵与圣洁。但是事情偏偏那样凑巧，三对“上等人”，两个修女和那位“民主党”人，他们原计划在多特吃午餐，所以都没有带食品。而马车却偏偏因赶上大雪在途中耽误了时间，到了下午又陷进一个大雪坑中，沿途没有一个店铺。旅客们早已饥肠辘辘，有的甚至因饥饿而晕了过去。十人中唯一带了食品的却是被那些“上等人”极端鄙视的妓女羊脂球。她带了够三天吃的东西，装了满满一篮子。羊脂球心地善良，她请这些旅伴分享自己的食物。那九个人风卷残云地将满满一篮子食品一扫而光。
小说接着写在多特镇上发生的事情。马车终于到了多特镇，在旅馆里他们出人意料地遇到了麻烦。普鲁士军官要羊脂球陪他过夜，否则不予放行。羊脂球痛恨普鲁士侵略者，执意不从。而与羊脂球同行的那些旅伴出于卑鄙自私的目的联合起来，花言巧语，软硬兼施，甚至要把羊脂球连手带脚捆起来，交给鸟太太认为“行为很不正派”的那个无耻的普鲁士军官。“上等人”联合精心策划的种种阴谋，终于攻破了羊脂球的心理防线，迫使她答应了普鲁士军官的无耻要求，达到了马车准予放行的目的。
小说最后写马车放行以后的情景。当那些曾经诱骗羊脂球作出牺牲的“上等人”重获自由以后，便立刻变换了面孔，昨天被他们当作唯一救星的羊脂球现在却被他们视为肮脏的践货，不屑一顾。他们唯恐接触到这个不洁之物，“仿佛她的裙子里带来了什么传染病”。在这一段旅途中，那九个人都准备了丰盛的食物，而羊脂球却由于时间匆忙，没来得及准备。那九个旅伴大嚼大咽，并将吃剩的食品各自收藏起来，也没给羊脂球一个鸡蛋、半截香肠，听凭她挨饿和伤心地哭泣。“上等人”彻底忘记了三天前曾把羊脂球满满一篮子食品一扫而光的事。
小说以高度的艺术概括力，通过一个普通的故事，把“下等人”和“上等人”作了对比。羊脂球虽属妓女，地位低贱，但在这十人组成的小社会里，只有她才配得上称之为高尚的人和有爱国心的人。在马车上，尽管那些自命不凡的“上等人”对她表示了轻视和侮辱，但当他们饥饿难忍时，羊脂球依然不计前嫌，善意诚恳地请他们分享自己的食物。她不但心地善良、助人为乐，而且还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她之所以离开卢昂，是因为出自她对侵略者的强烈痛恨。当敌人闯进她家时她的“肚子都快气破了”，不顾一切地扑上去掐住那个普鲁士人的脖子，为此只好躲起来，避免被敌人抓去。而那些被认为也自认为是“上等人”的贵族资产阶级，原本可以不离开卢昂的，因为“只要不在公共场所跟外国兵表示亲近，在自己家里客客气气原是允许的”。他们之所以离开卢昂，是因为“战胜者老是要钱，并且要得很多”，他们是为了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保全自己的财产。他们没有一个人同侵略者斗争过，也没有一个人真正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他们随时准备逃跑——“如果普鲁士军队开进哈佛，那我们就奔英国了。”特别是其中的鸟先生，趁战争之机把自己的劣质葡萄酒全卖给了法国后勤部，大发国难财。
在多特镇旅馆发生的事件，把十个旅客的灵魂暴露无疑。面对普鲁士军官厚颜无耻的要求，羊脂球满腔愤怒，严辞拒绝，痛斥侵略者是“混蛋”、“无赖”。她清醒地意识到这是个特殊时刻，敌人的无耻要求，不只是对一个妓女的侮辱，而且是对自己祖国和民族的侮辱，充分表现出一个“下等人”崇高的爱国精神和民族尊严。
那几个所谓的“上等人”却截然相反。他们信奉的是“遇到强大的人是永远不应抵抗的”，“对战胜者必须和蔼驯服”。在如何对待普鲁士军官的无耻要求上，最充分地暴露了他们的虚伪奸诈、损人利己和毫无民族气节。他们怨恨羊脂球为什么不偷偷地跑去找那个普鲁士军官，以便他们第二天就可以启程；甚至还认为敌人的无耻要求是“正派的行为”，羊脂球的拒绝反而成了“贱货”的“假充正经”，甚至主张将她手脚捆住交给敌人。那几位太太则用一些曲折的说法和文雅的措辞来表达最猥亵的内容。她们谈起自己比羊脂球更对普鲁士军官的胃口时，显得那样的“心花怒放”和“如鱼得水”，力图把自己的厚颜无耻用一层薄纱掩盖起来。
这伙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还有那两个自命圣洁的修女，竟利用羊脂球去教堂参加一个孩子洗礼的机会，串通一气，狼狈为奸，设置圈套，向羊脂球展开了全面的“攻心战”。他们先是旁敲侧击地向她灌输所谓牺牲自己以成全别人的献身精神，并从历史的陈迹中胡诌出许多事例，“听他们的说法，最后简直可以使人相信，妇女在世界上唯一的使命，就是永恒不断地牺牲自己的身体，无尽无休地听从丘八老粗们的任意摆布”；接着搬出宗教来欺骗劝诱，说什么“只要用意正当，做什么事也不会惹得上帝不高兴”；最后“伯爵按照预定计划，挽了羊脂球的胳膊”，虚情假意大谈“他们将如何感激她”。就这样，他们为了使自己能够早日上路，生命不受威胁，私利不受损害，助纣为虐，把羊脂球推入了火坑。而当马车被放行后，这几个“上等人”态度骤变，不但不感激羊脂球的救难之恩，反而把她当作肮脏的贱货一脚踢开。
小说肯定和赞扬了羊脂球的爱国主义和美好品德，揭露了法国贵族、资产阶级、教权派和冒牌革命党人在国难当头的关键时刻，为了个人私利，不惜出卖灵魂、出卖同胞、出卖祖国的卑鄙嘴脸、形象地概括了法国社会各阶级在普法战争中的不同态度，雄辩地说明了上流社会的自私腐败乃是法国蒙受耻辱的主要原因。“高贵者”很低贱，“低贱者”很高尚。作家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社会批判意识的紧密结合，赋予这篇杰作以丰富的思想内涵。
《羊脂球》在艺术上也很有特色。
首先是精巧的艺术构思。小说把十名旅客安排在一辆马车上，其中包括贵族、资产阶级、教会人士、反对党人，只有羊脂球一个人真正属于下层阶级。这实际上是法国社会的一个缩影，起到了以小见大的作用，颇有“袖里乾坤大”的魅力。而前后两次在车上出现饥饿的场景，反映出作家在安排情节上独具匠心。第一次，作家先写“上等人”如何蔑视羊脂球，但却把她三天的食物一扫而光。这样写，一方面刻画了人物的性格，同时也为第二次饥饿埋下了伏笔，达到了一箭双雕的目的。第二次饥饿却轮到了羊脂球，而先前挨饿受了别人恩惠的“上等人”，这次把过去的事忘得一干二净，听凭羊脂球挨饿而毫不动心。两次饥饿，检验出了他们各自的道德价值。而夹在这两次饥饿之间的是在多特旅馆发生的事情，这是矛盾冲突的焦点，也是情节发展的高潮。对待普鲁士军官无耻要求的态度，是检验他们每个人道德价值高低和真假爱国的试金石。检验的结果，“上等人”全是些卑鄙无耻、损人利己之徒，“圣洁”的修女是为虎作怅的帮凶，“民主党人”只不过是个伪君子，只有“下等人”羊脂球才是真正具有爱国情感的人。
作家采用这种从车上到旅馆再到车上的三段式安排，巧妙地将法国社会浓缩在一辆马车里，演出了一个“高贵者”未必高贵，“低贱者”未必低贱的现实剧目。
其次是生动逼真的细节描写和鲜明的对比手法。逼真的细节描写，不仅使人物的个性更加鲜明，而且使故事的真实性和生动性大大增强。如羊脂球带的一篮子食品里，除了冻鹅外，还有鹅肝冻、云雀冻、熏牛舌，加上梨和点心，以及四瓶葡萄酒、一罐醋泡黄瓜和蒜头等。食品的丰富，准备的充分，正说明了羊脂球不甘心当亡国奴，决心逃出敌占区的爱国精神。也正是因为这些丰富多样的食物，才使得那些“高贵”的“上等人”垂涎三尺，毫不费力地将它们吞食而光。这些逼真的细节描写，具体生动地表明了羊脂球的正直善良、助人为乐，同时也暴露了那些“上等人”的自私、虚伪和卑劣。鲜明的对比是这篇小说贯穿始终的写作原则。“下等人”和“上等人”的对比，前后两次在车上对待饥饿同伴的态度对比，多特旅馆对待普鲁士军官无理要求的态度对比等，更增加了人物性格的鲜明感，使“高贵者”最卑贱，“卑贱者”最高贵的真理石破天惊，长留千古。
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不像法国同期文学那样走上了自然主义的道路，而是继续捍卫并发展了现实主义的艺术原则，甚至比维多利亚前期的文学更具有真实性。70年代以后，英国自由资本主义进入了垄断资本主义，各种矛盾加深，农村经济更是走向衰败。大英帝国失去了往日的霸主地位和繁华景象。这时作家们的思想矛盾和精神危机日益严重，有较多的改良主义和悲观主义因素。表现在创作上就是狄更斯时代的从容与理性精神被哈代时代的悲观主义所取代。此外，在心理描写方面，也比以前更深刻、更精确、更多样化。
罗伯特·勃朗宁（1812——1889）是维多利亚时代最杰出的诗人之一。他首创“戏剧独白”的诗歌形式，主张诗歌应剖析人物心理。其诗风显得晦涩，评论界普遍认为艰涩难懂。主要作品有诗歌《巴拉塞尔士》、长诗《指环与书》、诗集《戏剧抒情诗》等。
斯温伯恩（1837——1905）是维多利亚时期著名的叛逆诗人。他热情支持民族解放，提倡自由，主张共和制。他有诗集《诗与谣》、爱情诗剧《阿塔兰忒在卡吕冬》等。
诗歌方面，勃朗宁夫人（1818——1861）的爱情十四行诗，“桂冠诗人”丁尼生（1809——1892）的音乐性诗等，在当时都很有影响。
萧伯纳（乔治·伯纳·萧，1856——1950）是英国杰出的现实主义剧作家。他出生于爱尔兰首府都柏林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父亲原先是公务员，后被裁减当了粮食商，因经营失败而酗酒，不能养家。母亲爱好音乐，1872年带上两个女儿前往伦敦，靠歌唱和教授音乐谋生。由于生活贫困，萧伯纳14岁被迫辍学，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当一名小职员。20岁时，他来到伦敦投奔母亲，先是一边在一家电话公司做工，一边试着写小说。后来他一边从事新闻工作，参加社会活动，一边为报刊杂志撰写美术、音乐、戏剧评论。19世纪90年代初，萧伯纳开始发表戏剧作品，专门从事戏剧创作，直到1950年逝世。他一生共写有51个剧本。他的创作主要是喜剧。
萧伯纳有多方面的艺术天才。受母亲的熏陶，他从小就爱好音乐，对绘画也有浓厚的兴趣。在都柏林时，萧伯纳就想成为一个歌剧的歌唱者或成为一个画家。他的艺术才华在后来所写的美术、音乐评论中显示出来，萧伯纳初到伦敦是想靠写作维持生活，可写作的生涯并不顺利。从1879年到1883年写的5本小说当时均被退稿。
17世纪以来，英国戏剧一直成就不大。19世纪80年代，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传入英国。1888年，萧伯纳受朋友的推荐，参加易卜生《玩偶之家》的演出。后来，又听人朗诵易卜生的《培尔·金特》一剧，这使他感到“一刹间，这位伟大诗人的魔力打开了我的眼睛”。于是，他开始对易卜生的剧本进行研究，并公开发表演讲，热诚地加以宣传。1891年，他把讲演稿整理出版，这便是近代欧洲戏剧史上重要的戏剧评论文集赐卜生主义的精华》。易卜生的戏剧对欧洲资产阶级社会和家庭生活的揭露和讽刺、破坏和憧憬，使萧伯纳看到了新的现实主义戏剧的威力。于是，萧伯纳产生了改革英国舞台的决心，他身体力行，把创作热情投向了戏剧活动。
萧伯纳的思想比较复杂。
19世纪80年代初，他曾经接触过《资本论》，研究过马克思主义。贫困艰难的生活道路使他倾微于社会主义主张，对资本主义社会持批判态度。但实际上他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改良主义者。1884年9月，当主张“用渐变的方法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费边社成立不久，萧伯纳就参加了这个组织，并起草了宣言和纲领，成为它的积极活动者。同时，萧伯纳也受到当时欧洲流行的柏格森、叔本华、尼采等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20世纪初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萧伯纳在英国的社会里看不到前途，一度产生了悲观的宿命论思想，直到十月革命以后，这种思想才有所克服。
萧伯纳继承了易卜生社会问题剧的传统，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指出“戏剧的使命在于振奋人心，迫使人们去进行思考，引起痛苦”，反对把戏剧当作消遣。这种见解突破了19世纪末英国剧坛上的形式主义、唯美主义的风尚。思想内容上，萧伯纳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造成的种种矛盾，种种罪恶，有深刻的揭露和尖锐的批判，但解决这些问题的基本途径是改良主义的。其突出的艺术特点是幽默的台词，双关妙语和机警的俏皮话，生动风趣，富有表现力。
萧伯纳的戏剧创作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19世纪90年代为早期。这一时期萧伯纳创作了10个剧本，分别收入《不愉快的戏剧》、《愉快的戏剧》和《为清教徒写的戏剧》3部戏剧集中。其中以收在《不愉快的戏剧》中的《鳏夫的房产》（189）和《华伦夫人的职业》（1894）最能体现萧伯纳这一时期的戏剧成就和特色。
《鳏夫的房产》是萧伯纳的第一个剧本。贵族出身的青年医生屈兰奇爱上了房地产资本家萨托里阿斯的独生女儿白朗琪，两人仓促订婚。当屈兰奇得知萨托里阿斯是靠出租破旧房屋，剥削穷人致富的，便请求未婚妻婚后不要接受父亲的金钱，白朗琪拒绝了，婚约也随之取消。后来萨托里阿斯向屈兰奇指出他的收入也出自同一来源，于是，自命清高的屈兰奇在事实面前不能不承认“我们大家都是同道”，并同意与岳父合伙经营房地产生意。剧本说明资本家的财富来自对穷人敲骨吸髓的剥削，指出“体面的中产阶级和贵族青年子弟，正如饼上苍蝇一般，靠剥削住在贫民窟的穷人而自肥。”
《华伦夫人的职业｝）从另一角度揭示了资产阶级和贵族奢侈生活是靠肮脏的金钱来维持的事实。华伦夫人的女儿薇薇是妇女界屈指可数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物，但她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也对有钱的母亲的职业存有困惑。一天，她终于得知，母亲过去非常穷苦，后来靠开妓院而致富。薇薇的自尊心受到打击。华伦夫人向薇薇指出，她没有理由自命清高，同时还指出，社会上很多体面人物也和她一起干肮脏的勾当。最后，薇薇在极度痛苦中与母亲断绝了关系，独自到伦敦谋生去了。剧本撕下了“体面的”资产者的面具，让观众接触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可怕的丑恶的一面。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为第二时期。这一时期，萧伯纳创作了一系列揭露垄断资本控制国家政权和经济命脉的实质，谴责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政策的社会问题剧。《英国佬的另一个岛》（1904）、《巴巴拉少校》（1905）、《伤心之家》（1913——1916）等占有重要的位置。其中《巴巴拉少校》是一出批判性最强、思想矛盾也最为突出的剧作。
作为一个爱尔兰籍作家，萧伯纳对于“把爱尔兰的一切东西都拿走”的英国经营方式，对于使爱尔兰人贫困破产进而沦为英国奴隶的殖民主义统治深恶痛绝。《英国佬的另一个岛》表达了这一民族情感。英国一家土木工程公司的老板博饶本为联营公司到爱尔兰去开拓一份产业。他到爱尔兰，凭着三寸不烂之香和种种狡猾手段，“还不到24小时，就把这里唯一的有财产继承权的女子抢走了，国会议员也等于弄到手了”。剧本愤怒地揭露了英国资产阶级对爱尔兰的政治欺骗和经济掠夺，同时也谴责了爱尔兰本土出卖民族利益的败类。
《伤心之家》是一部极具象征性的著名剧作。作品模仿契河夫风格写成，副标题为《俄国风格英国主题的狂想曲》。剧本描写战时一伙消极颓废、空虚无聊的人聚集在老船长肖特非家里，每个人都希望获得什么，但谁也得不到自己所追求的东西，于是伤心绝望，盼望生活早点结束，甚至想从毁灭中寻找出路。敌机飞来时，他们非但不关灯，反把所有房间的灯打开，希望炮弹炸毁这个家。肖特非那座形同一条破船的房子，恰是英国社会的象征。这条船已失去了当年乘风破浪的雄姿，在风雨飘摇中不知驶向何方；船身腐朽了，铁板锈烂了，生活在这条船上的人预感到自己注定要灭亡，浑浑噩噩，醉生梦死。剧本真实地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西方社会引起的危机感，描绘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种惶惑不安、悲观绝望的心态，也反映了作者预感到大英帝国必然没落，又看不到前途和出路的悲观情绪。
20世纪20年代及以后为第三个时期。在这一时期，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经济危机和英国国内矛盾的加剧，使萧伯纳对社会政治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创造了一种时事题材与幻想情节结合在一起的新的戏剧形式——政治狂想曲，来揭露讽刺议会制民主的欺骗性。《苹果车》（1929）把讽刺的矛头指向了英国的议会制度。首相卜罗塔斯操纵着内阁大臣，要与国王马格纳斯一比高低，向他发出“最后通碟”，要求他不要干预内阁政治。国王亦不示弱，以退为攻，表示要让位给儿子，自己另组政党与首相竞争。首相意识到即使自己目前获得胜利，将来也必败在国王手下，于是宣告危机过去，“一切照旧”。这部戏剧剖析了英国议会假民主的实质。统治集团各党派之间互相争权夺利，又互相妥协勾结，欺骗愚弄人民是他们的共同目的。
《巴巴拉少校》是萧伯纳的代表作。剧作写“救世军”少校巴巴拉与大军火商安德谢夫相矛盾最后屈服的故事。巴巴拉是安德谢夫的女儿，她参加了宗教慈善团体“救世军”，并担任少校职务，终日为拯救穷人的灵魂而奔走。巴巴拉的父亲安德谢夫是军火公司的老板，他看透了救世军宗旨，认为它能削弱穷人斗志，对自己有利，决心收买救世军。此时，巴巴拉少校正在为救世军的经济来源发愁，可是当安谢夫决定资助5000磅时，她拒绝接受。后来，巴巴拉发现，他们的慈善团体是靠父母这样的大军火商和威士忌大王之类的资本家出钱维持的，她的幻想破灭了。随后，巴巴拉参观了父亲的军火工厂，想不到这里竟然是一个文明社会，于是，和未婚夫一道继承了军火事业。
《巴巴拉少校》是作者思想上发生严重危机时的作品。此时的萧伯纳对资本家“已经不再含有怒意”，认为他们“剥削无产阶级就和猫追逐老鼠一样，完全出于追逐利润的本能”。作者感到“社会使我们完全没有别的个人出路”。萧伯纳发展了他的“超人”观点，在这部作品中索性提出了“英雄崇拜”的问题，意图从中找到出路。
《巴巴拉少校》通过展示巴巴拉和其父安德谢夫的矛盾冲突，多方面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对英国的政治、经济、宗教等方面的虚假与伪善进行了揭露和讽刺，同时也表现了作者思想的矛盾。
在英国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后，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成立了一些慈善机关，救世军就是其中的一个。萧伯纳在剧作中指出了这类慈善机关不可能消除贫穷的事实和它们的虚伪本质。它表面上救济穷人，实际上是掌握在富人手中，维护着资产阶级利益。安德谢夫之流一方面解雇工人，使工人流落街头，一方面又猫哭耗子假惺惺地帮助穷人，其目的不过是收买人心，从他们身上榨取更大的利润。
对于英国政府，剧作指出了它满足于垄断资产阶级的需要而反人民的实质。当谈到祖国政府的时候，安德谢夫就大言不惭地说，怎么对他们有利，政府就得怎么干，“战争对我们有利，你们就得制造战争；和平对我们有利，你们就得维持和平。在商业上，我们决定了什么措施，你们就会发现什么有其必要。我需要什么来保持我的利润，你们就会看出我的需要正是国家的需要。别人需要点儿什么来降低我的利润，你们就调出警察和军队来弹压他们……”这一席话，把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实质暴露无遗，英国政府的虚假的民主政治得到批判。
剧作还对资产阶级发财致富的卑劣行径进行了有力的揭露谴责。安德谢夫是剧作塑造的成功形象，垄断资产阶级的许多卑劣的特征在他身上都有充分的体现。这是一个靠制造和销售军火大发横财的超级军火贩子，是一个唯利是图，不讲道德，掠夺成性的“混世魔王”。他以“决不要脸”作为立身处世的座右铭，力图从战火和血泊中赚取更大利润，其生财之道毫无道德可言。不管是谁，只要出钱公道，他就把军火卖给谁，他的武器杀人越多，他就越有利，只要能发财，哪管普天下百姓的血肉横飞。他的宗教基础是金钱和炸药，认为，只有金钱和炸药才能使灵魂得救，而道义、仁爱不过是装点门面的奢侈品。他还厚颜无耻地声称他就是英国政府，政府的法令和措施都是为了满足他牟利要求而制定的。
但是，作者在塑造这个无耻之徒的时候，还把社会的希望寄托在这个“超人”的能力者身上；在谴责安德谢夫的同时，又赞扬他能战胜一切、控制一切的坚强性格，肯定他对军火工厂井然有序的管理，让工人们从他那里接受到优厚的待遇并对他感激涕零。本来，巴巴拉和未婚夫柯森斯是想改造安德谢夫的，但到头来反而向其妥协了。这些，剧作者都为大资本家安德谢夫身上涂上了一层浓厚的英雄色彩，暴露了作者在找不到出路的情况下严重的精神危机。剧作的结局是两个年轻人按照军火商所定下的条件继承了军火工厂，然后再从内部慢慢进行一些局部改良，这是典型的费边主义的答案。
《巴巴拉少校》艺术特点主要体现在：
1．围绕重大社会问题，设置一些议论场面。针对剧作触及的政治、经济、宗教、道德等重大问题，作者设置了一些议论场面，并通过剧作中的人物之间的辩论，对这些问题进行争执讨论，吸引观众对这些社会问题深入思考。如安德谢夫就统治英国的是金钱还是道德品质这个问题和儿子进行的辩论等。
2．混合运用了讽刺与夸张手法。安德谢夫用夸张的语言吹嘘自己就是英国政府，一方面暴露了安德谢夫的厚颜无耻，另一方面又揭露了英国殖民主义者民主政治的虚假性。这些语言表面上像是夸大之辞，实则却有辛辣的讽刺意义；安德谢夫自我吹嘘得越起劲，讽刺意味越强。
托马斯·哈代（1840——1928）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最重要最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他以自己勤奋的创作、独特的风格、浓烈的悲观主义情绪，开创了英国文学的哈代时代，成为“耸立在维多利亚时代和新时代的交界线上”的“悲戚而刚毅的艺术家”。
哈代于1840年6月2日出生在英国西南部多塞特郡。祖父是一位音乐演奏家，父亲是一位建筑师，而母亲又酷爱文学。他从小就受到音乐和维吉尔诗歌以及《圣经》故事的影响，培养了对文学的兴趣和对艺术的感受能力。读中学时，又成为乡村书记官，经常替姑娘们给远在印度当兵的情人写信，为他了解女性心理打开了一扇窗口。中学毕业后，他当起了学徒，有机会广泛地了解多塞特郡的风土人情。1862年去伦敦学建筑，特别钻研了雕塑和绘画，对音乐、哲学和诗歌也有一定的了解。后因病回到家乡，一边搞建筑，一边开始了文学创作。在将近70年的文学生涯中，他创作了14部长篇小说，4部短篇小说集，8部诗集，1部史诗剧，荣获爱伯丁、剑桥、牛津等五所大学的文学博士的名誉学位，还被授予多塞特郡荣誉市民称号。
哈代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故乡多塞特郡度过的。他热爱故乡，向往田园牧歌式的农村生活，赞美纯朴、自然的人性人情。但农村经济的日益衰败，又使他感到不安，并形成复杂的二元情结，交织在今与昔、景与情、向往与失落、关注与无奈之中。一方面，他继承和发展了狄更斯时代的现实主义传统，深刻地揭露维多利亚王朝的种种弊端；另一方面，又痛苦地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悲剧性的命运，表达了悲观与焦虑的关注，因而使自己的创作具有现代主义特色。他的创作无疑是对虚假的维多利亚传统的反叛，正因为如此，遭到了中产阶级的普遍围攻，使他不得不停止小说写作，转而从事诗歌创作。
作为一个乡土文学作家，哈代一直把注意力集中在英国农村和农民的生活状况上，从农村生活的贫困化和人的自然情感特性被物质文明毁灭的角度入手，揭露资本主义的侵入给古老农村带来的灾难。《威塞克斯小说》是这些小说的总称。作品可分为“罗曼司和幻想”、“爱情阴谋故事”与“性格和环境小说”三种类型。
《绿荫下》（1872）与《远离尘嚣）（1874）是哈代的早期作品。它们侧重于描写乡村的风土人情，描写在资本主义势力日益扩张下破产农民的命运。《还乡》（1878）、《卡斯特桥市长》（1886）、《德伯家的蓄丝）（1891）、无名的裘德）（1896）等作品则侧重于叙述主人公的悲惨遭遇，突出个人反叛精神与社会存在的悲剧性矛盾。
《还乡》是哈代70年代一部过渡性作品。小说用爱敦荒原来象征大自然的伟大和冷酷无情，揭示了人类与自然抗争必有的悲剧命运。男主人公珠宝商克林抛弃繁华的城市生活，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爱敦荒原。目睹这里的贫穷与落后，决心留下来为家乡造福。结果因没有得到农民的理解和支持，他只好放弃理想，改做传教士。
《卡斯特桥市长》是哈代最优秀的作品。作者试图通过亨察尔的悲剧来做出有关整个人类命运的结论。亨察尔年轻时因酗酒而铸成大错。他想赎罪，可是冥冥之中总有一种力量在支配着他，无论他怎样努力，总是摆脱不了命中注定的厄运。
《无名的裘德》是哈代最后一部小说。主人公青年石匠裘德，一心追求知识，但被排挤在学校的大门之外；而资产阶级伪善的伦理道德，又使他不能和心爱的女子结合，终于绝望而自杀。
《德伯家的苔丝》（副题是“一个纯洁的女人”）是哈代的代表作。它通过苔丝及其一家的遭遇，具体生动地描述了19世纪末资本主义侵入农村造成小农经济解体，以及个体农民走向贫困的痛苦过程，尤其是描写了这一痛苦时代的牺牲品“打工妹”苔丝姑娘的悲剧命运。
苔丝本来是一位“自然的女儿”，天真、活泼而又美丽。她的脸型看来如十二岁的小女孩，眼瞳看来如九岁幼孩般清澈。由于生活在古老的农村，她身上有着许多纯朴的传统美德：纯洁、善良、自尊。但是，她生错了时代。随着资本主义的侵入，小农经济和古老的道德观念开始解体。为了让一家人度过生活的难关，她只得外出打工，从而开始了悲剧性的人生历程。被阔少爷亚雷奸污怀孕，又遭到周围人甚至是家人的白眼；爱上了一个青年却又在新婚之夜被他遗弃；后来是几乎无望的等待与亚雷梦魇般的纠缠；绝望的人生与丈夫突然地回归。这一切几乎使她疯狂，终于走上了杀人的道路，从而结束了悲剧性的一生。她始终受到命运的玩弄，陷入毫无理性的社会裂痕之中。她是无罪的“纯情少女”，却又摆脱不了坎坷的命运。对于她，作者既同情，又无奈。
哈代的创作有两点极为突出，一是悲剧性的结局，二是把个人提升为全人类的代表予以观照。他认为一个人的命运是“诸神的戏弄”，是由“一个睡眼朦胧的织网者手指无意识地、然而又是熟练地编织”出来的，这种盲目的偶然性是世界的本质。这就构成了他的悲剧观的实质。人没有能力支配偶然，没有能力对抗环境，人的命运终究是悲观的。所以，亨察尔死了，裘德死了，苔丝死了，克林的还乡梦也破灭了。狄更斯时代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结局和“奋斗——成功”的情节模式都被打破，而表现出对人类生存现状与未来的惶惑和焦虑。所以，哈代的创作标志着传统意义上的批判现实主义向现代文学的过渡。
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在以40年代果戈理为代表的“自然派”的基础上，获得重大发展。此时，一方面正值农奴制改革前后，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平民知识分子与无产阶级的革命已经开始；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如潮水般地涌向古老的俄罗斯，社会道德开始崩溃。俄罗斯向何处去？这是知识分子仍然在苦苦探寻的课题。这时的俄国文学对社会的批判是异常尖锐而全面的，不仅批判了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而且还批判了宗教制度和资本主义。同时，对贵族和社会出路的探索越来越迫切，对灵魂苦难的关注越来越执着，基督教人道主义思想也越来越浓厚。在人物形象方面，还出现了平民知识分子代表的“新人”形象系列和由贵族地主立场向平民立场转化的“仟悔的贵族”形象系列。
车尔尼日夫斯基（1828一1889）是19世纪后期杰出的思想家、革命家和文学批评家，在哲学、美学和文学方面有很高的建树。在哲学上他坚持人本主义与辩证法；在思想上他主张用暴力革命建立一个人人温饱、个个平等的社会；在美学上，他在《艺术和现实的审美关系》中提出了“美是生活”的唯物主义美学观；在文学批评方面，他继承了别林斯基的传统，运用历史的和美学的方法分析文学问题，阐释托尔斯泰心理描写的特征，并用“心灵辩证法”予以总结。长篇小说《怎么办？》（1863）是典型的“问题文学”，体现着作者的思想观点。小说对旧世界的描绘一掠而过，重点在于通过婚姻爱情问题塑造了几个“新人”形象，表达了“合理的利己主义”的爱情观与人生观。当蔽拉被迫要和一个她不爱的人结婚时，罗普霍夫牺牲了大学学业，挺身救助她。与此同时，当他觉察到吉尔沙诺夫也在爱着薇拉、并且薇拉也爱着对方时，便以假自杀退出了三角恋爱纠葛；而吉尔沙诺夫察觉到自己陷于情网时，也立即退出，以成全罗普霍夫和薇拉的婚姻。小说表现了“爱一个人，这意味着为他的幸福而高兴”的崭新的爱情观与人生观，从而回答了时代提出的问题。
小说的中心人物是拉赫美托夫，他的形象给“怎么办？”这一问题做出了完满的回答：为促进祖国的解放和发展，应该有一种献身精神；为解除人民的痛苦，应该起来进行斗争。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从两个方面锻炼自己：一是漫游俄罗斯，广泛地了解社会，并且有意识地抛弃舒适的生活；二是不建立家庭，一心投入革命之中。这个形象是俄国文学中第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光辉形象，代表着社会发展的方向。
杜勃罗留波夫（1836——1861）是俄国文学中一位英年早逝的文学批评家。他连续捍卫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并表达了革命民主主义的政治观。在文学与人民的关系上，他在《俄国文学发展中人民性渗透的程度》一文中，提出了人民性的原则。在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上，他提出了真实性与典型性两个问题。在《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什么是奥勃罗摩夫性格》等文章中，对此进行了透彻的论述。他的文学评论，标志着俄国文学批评史上革命民主主义战斗的文学评论的又一高峰。
冈宗洛夫（1812——1891）是农奴制改革后俄国重要的小说家。他从小就具有敏锐的观察力，早就注意到周围是一种“漠不关心、无所事事、终日酣睡的生活”。代表作《奥勃罗摩夫》真实地反映了这一状态。小说一开始就用了整整11章的篇幅详尽地描述了主人公奥勃罗摩夫百无聊赖、躺在沙发上迟迟不愿起身的情景。对于他来说，躺卧是“常态”。尽管受过良好的教育，有良好的禀赋，在精神上也有上进的要求，但长期的寄生生活，已使他丧失了实际生活能力，哪怕是细小到了“要用显微镜才能看得见的事情，他也对付不了”。不仅穿衣穿袜离不开仆人，而且精神萎靡，思想麻木，成了一具活尸。小说一方面批判了腐朽的贵族生活，指出农奴主地位和生活方式是造成这种性格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也揭示了贵族阶级在新的历史时期已经丧失了曾有过的进步作用，必然走向衰亡。十二月党人是行动的贵族，是第一代贵族的肖像；奥涅金是思想的贵族，是第二代贵族的肖像；到了奥勃罗摩夫这一代，则完全变成了活尸。这三代贵族的肖像概括了贵族的历史进程与必然趋势。
奥斯特洛夫斯基（1823——1886）是俄国著名的戏剧大师，对繁荣俄国戏剧、促进俄罗斯文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他出生于莫斯科富人区，从小就熟悉商人家庭的内幕。辍学后进“良心法院”供职，受理民事商务案件，有机会进一步认识各阶层的人物、特别是商人世界的隐秘而龌龊的丑闻，为以后的创作打下了基础。他的作品大多是表现市侩商人的世界，代表作《大雷雨》被评论家称为“生活的戏剧”。
《大雷雨》以一个典型的封闭落后的宗法世界为背景，描写商人的家庭内部生活，提出了妇女解放的问题。作品从人们忙于家务、吃喝、上教堂、过节、斋戒等表面和平琐碎的生活内容，披露了其中形形色色和骇人听闻的残酷事情，展示了在精神停滞状态里萌芽成长的新的精神力量和在陈腐的道德规范中产生的要求解放的意志。剧本刻画了一个不堪凌辱、以死反抗旧势力的俄国妇女形象。卡杰琳娜本来天真活泼，虔信上帝，但婚后来到了一个偏僻闭塞的小镇。镇上的生活死气沉沉。婆婆伪善专横，刚愎自用，格守着宗法制的旧风俗和旧礼教，百般凌辱她。丈夫又柔弱可怜，对母亲唯命是从。在这个令人窒息的“黑暗王国”中，卡杰琳娜失去了生活的乐趣，陷入痛苦之中。这时她遇到了朴实的青年鲍里斯，一种不可遏制的对自由和幸福的热望迸发出来。她抱着“我要重新开始生活”的信念与他相爱了。但鲍里斯也是一个软弱的人，在叔父提郭意的威逼下，悄悄远走他乡了。卡杰琳娜终于绝望了，毅然投河自杀。作品热情赞扬了卡杰琳娜渴望自由、渴望幸福的精神；同时也鞭挞了专制社会和黑暗势力。
此外，这一时期还有涅克拉索夫和谢德林。涅克拉索夫的创作使俄国诗歌趋向全面民主化。代表作《谁在俄罗斯能过上好日子》不仅内容以广大劳动人民为主体，而且形式上也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长诗通过7个刚从农奴制下“解放”出来的农民对幸福的寻找及争论，表现了劳动人民要求改变现状的愿望。谢德林的代表作是《哥略夫一家》，通过地主家庭三代人命运的描写，展示了贵族地主阶级的腐化堕落和必然灭亡的命运。主人公犹独式加是一个没落贵族的典型。他身上集中了剥削阶级的许多特征：贪婪、伪善、阴险、堕落和精神空虚。为了掠夺财富，他疯狂地吮吸农民的血汗．逼死了许多人，最后自己也因精神崩溃而暴死。作品对贵族阶级进行了彻底的否定，在俄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把一个贵族家庭的“绝灭”史概括成贵族地主阶级的衰亡史，对高尔基后来的创作有一定的影响。
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契河夫是这一时期把批判现实主义推向高峰的主要作家。
美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以“废奴文学”为发端，到19世纪末已走向成熟。南北战争结束以后，资本主义迅猛发展。但美国并没有成为世界上先进的民主国家，人们由早年对生活前景的乐观憧憬，转向对社会重物质、重功利的时代精神的不满。同时，欧洲的哲学体系如孔德的实证主义、达尔文的进化论、尼采的超人哲学等也传播到美国，并且影响了美国作家的世界观。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开始完全摆脱浪漫主义因素，终于崛起而成为主流。
美国现实主义文学以80年代为界。在此以前，作家们仍然对美国社会抱着幻想，改良色彩比较明显。80年代以后，面对“镀金时代”，作家们发出了强烈的抗议和愤怒的批判。
最早提倡现实主义文学的是威廉·豪威尔斯（1837——1920）。他认为文学应忠实地描写“日常的平凡的事物”，因此被称作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同时，他又认为美国生活比其他国家要少一点悲剧性，故而提倡写“微笑的美国”，写“生活中微笑的一面”，所以他的创作又被称作“微笑的现实主义”。他的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塞拉斯·拉帕姆的发迹》（1885）、K新财富的危害》（1889）等。
布勒特·哈特（1836——1902）也是美国重要的现实主义小说家，美国西部文学的代表作家。60年代末，美国兴起了以西部边疆为背景的乡土文学，往往描写本乡本土的风土人情、世俗故事、民间传说等，风格粗扩。哈特的《咆哮营的幸运儿》（1870）就是这方面的扛鼎之作。它讲述了在蛮荒的淘金者营地，一群粗俗、野性的淘金汉子因为偶然增添了一个初生婴儿而变得自我完善、文明和善良的故事，反映了在西部开发中美国淘金客的生活。由于作者的大部分作品都反映了西部加利福尼亚的生活，所以被人称为“加利福尼亚的歌手”。
弗兰克·诺里斯（1870——1902）是美国19世纪末期的一位重要作家。他师宗左拉，创作具有自然主义特色。《麦克提格》（1899）是美国第一部自然主义小说。它以美国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人在社会中赖以生存的各种内在和外在的因素作为出发点，描述了一个粗俗、野性的牙医非人格化的过程。诺里斯的代表作是小麦三部曲的第一部《章鱼》。它叙述了19世纪末加利福尼亚州圣华基思河域种植小麦的农场主与南太平洋铁路公司垄断资本家之间的斗争，愤怒地控诉了铁路财团勾结政府镇压农民的罪行。这是文学史上最早控诉垄断资本残酷掠夺农民的作品，也是一部真正的美国西部的社会斗争史。诺里斯以高度的历史真实和强烈的矛盾冲突使它成为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品。
欧·亨利（1862——1910）是美国著名的短篇小说大师，被称为“美国的莫泊桑”。他一生坎坷，长期生活在大都市的底层，对都市生活及其深处的东西有着切身体验与深刻认识。他以人道主义战士的姿态，抱着对都市下层社会中千百万小人物的极大同情来描写他们的痛苦与不幸，赞颂他们以沫相儒的道德光辉。另一方面，他一生都在为艺术而努力，做艺术的护花使者，特别讲究构思、巧合和突变。他的小说都写得短小，题材也是身边琐事，但总能出奇制胜，读来让人拍案称奇。代表性的作品是《麦琪的礼物｝）、《最后一片藤叶》、《警察与赞美诗》。
19世纪美国最有影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是马克·吐温。
东北欧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与别的国家不同。作为弱小民族，它们中的大部分国家都处在异族统治之下。但由于1848年欧洲革命的影响，东北欧诸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和民主主义运动更加风起云涌。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们继续站在时代的前面，关注社会问题，用文学反对外族侵略，揭露统治者的罪恶、腐朽与伪善，反映人民的疾苦和抗争，具有深沉的爱国意识与强烈的变革意识。
亨利克·显克微支（1846——1916）是波兰批判现实主义作家。80年代，他写出了反映波兰人民抗击异族侵略的历史小说三部曲《火与剑》、《洪流》、《伏沃迪约夫斯基先生》。晚年又完成《十字军骑士》等历史小说，表现了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另一位作家鲍列斯瓦夫·普鲁斯（1847——1912）也是波兰的重要作家。他的《前哨》、《傀儡》等作品，表现了19世纪后半期波兰社会广阔的生活图景，其中《傀儡｝）还是19世纪波兰批判现实主义的代表作。
阿洛伊斯·伊拉赛克（1851——1930）是捷克历史小说的创始人。他的《斯卡拉齐的人们》和《狗头军》是反映农民起义的历史小说。伊凡·伐佐夫（1850——1912）是保加利亚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他的长篇小说《轭下》（1889）歌颂了保加利亚人民反抗土耳其侵略的英雄气概与宁死不屈的精神，艺术成就也很高。
奥古斯都·斯特林堡（1849——1912）是瑞典著名的剧作家和小说家。他的剧作产生过世界影响，并以“对话”的独特成就而著称。斯特林堡的政治观点和创作方法复杂多变，从现实主义转向自然主义，又转向象征主义，最后走向表现主义。《红房间》、《新闻家》是他七八十年代创作的现实主义小说。它们以犀利辛辣的笔调，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丑恶，具有一定的批判性。《一个女仆的儿子》既是他的自传体小说，又是瑞典文学史上的杰作。剧作有《鬼魂奏鸣曲》等。
比昂逊（1832——1910）、约纳斯·李（1833——1908）、谢朗（1849——1906）、易卜生（1828——1906）是挪威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坛四杰”，其中以易卜生和比昂逊最为有名。比昂逊从70年代走上批判现实主义道路，创作了不少戏剧、小说和诗歌。《破产》是他的一部代表性的社会问题剧。剧本集中揭露了金融资本家的罪恶。投机资本家涕尔德为了免于破产，想骗取别人贷款，以解脱自己的厄运；后来又想携款外逃，但未得逞。这部戏剧把资本家的尔虞我诈和贪婪本性揭露得淋漓尽致。但结尾又写了佛尔德的改悔，成为一个正直的人，反映了作者改良主义的道德原则。
安徒生（1805——1875）和勃兰兑斯（1842——1877）分别是丹麦的童话作家和文学史家。安徒生创作了160多篇童话，既影射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又给人以丰富的启迪和深刻的教育。勃兰兑斯的名著《十九世纪文学主潮》则建构了新的文学史体系。它继承了史达尔夫人、圣·佩韦和泰纳的方法，对欧洲19世纪文学作了整体的、比较的研究，对后来的文学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