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十九世纪中期文学和批判现实主义


  第一节 概述

    
  19世纪30——60年代,是欧洲历史上人的又一次发现的时代。一方面,新制度(资本主义)的确定,使人们发现自身并不是天马行空的,而是受制于社会环境尤其是经济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开始被“物化”;另一方面,哲学及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又使人们发现自身原来与猿猴同宗,井受着遗传、环境与自然力的支配。这两个发现使人们对于人类自身和世界前途乐观的信念开始动摇,不得不面对现实,面对环境与各种社会关系。随着这种冷静务实的社会心理产生,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出现。
    
  19世纪中期文学是指法国“七月革命”(1830年)到“巴黎公社革命”(1871年)这一时期的文学,主要包括浪漫主义文学、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和早期无产阶级文学。这一时期文学主流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
    一、影响文学的诸要素
    1.新制度的确立与巩固、冷静务实的社会心理
    
  19世纪三四十年代,西欧资本主义制度在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中得到确立和巩固。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推翻波旁复辟王朝,建立了为金融大资产阶级服务的七月王朝。1832年,英国资产阶级议会改革,工业资产阶级进一步参政。这两个事件标志着资产阶级在欧洲范围内的胜利,并促进了欧洲各国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空前高涨,为资本主义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扫清了道路,标志资产阶级的最后胜利。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弊病日益暴露出来。唯利是图、金钱至上成为一种社会时尚。“资产阶级在已经取得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在资产阶级的压榨下,广大劳动人民过着贫困交加的悲惨生活,甚至部分中小资产阶级也因无力竞争而破产,无产阶级的赤贫状况更是令人触目惊心。劳资矛盾激化逐渐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风起云涌。1831年和1834年法国里昂纺织工人的两次起义,1836年至1848年的英国的宪章运动,1844年法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的起义和1848年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等等,都反映了劳资矛盾的尖锐性,表明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
    
  资本主义现实的黑暗和丑陋,使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从而形成冷静务实的社会心理。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清醒地看到了掩盖在资本主义浮华繁荣背后的复杂的社会矛盾和金钱罪恶,思考分析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一,探索改革社会的途径,开出诊治的药方。反映在文学上就出现了现实主义新倾向。人们的文艺思想发生了变化,不再满足沉溺于主观幻想、抽象抗议、盲目追求的浪漫文学,而要求能够如实反映生活现状及其本质特征的、不以感情代替理智的文学。于是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文艺思潮便应运而生。在西欧,批判现实主义是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和巩固时期的产物,在东北欧和俄国则是封建制度溃灭、资本主义兴起时期的产物。
    2.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哲学、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长足发展
    
  19世纪初期和中期,自然科学取得了许多重大成就,特别是细胞、能量守恒和生物进化三大发现更是举世瞩目。自然科学尊重客观事实、重视观察和研究的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的特点,不仅有助于作家们形成冷静、客观、务实的态度,而且还改变了他们的思维定势,促使他们尊重客观事实,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去研究社会现实问题。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把精神、思维看作第二性;实证主义揭示了环境对人的制约和世界的完整性;细胞学说打破了生命的神秘,认为生命只不过是一种物质现象;拉马克等人的学说也指出了人与动物之间的相似处,尤其是后来达尔文的生物进化理论,指出了人是由类人猿进化而来的事实。空想社会主义者们用未来的美好来对照现实的丑恶,也加深了人们对冷酷现实的认识。这些形形色色的理论,无情地驱散了从文艺复兴以来就笼罩在人身上的灵光,使人对自身产生了失望。但是,由于传统观念和实证哲学的影响,人们仍然相信人是有理性的,他赖以生存的世界也是完整的和可以感知的。只要冷静地观察、客观地剖析,就一定能揭示出社会和自然的内在规律本质,并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
    3.自古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
    
  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是在继承以往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传统的基础上形成的。世界各国文学自古以来就存在着现实主义因素。欧洲文艺复兴以来,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倾向日趋强烈。人文主义文学、古典主义文学、启蒙主义文学等无不在客观、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的本来面目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创作实践上形成了现实主义传统。在文学理论上,自古希腊的亚里斯多德提出“摹仿说”以来,许多文艺理论家对现实主义理论进行了探讨。18世纪末,席勒系统地总结了西方文学发展中的两种基本倾向,首次提出“现实主义”概念,界定了再现现实的现实主义与表现理想的浪漫主义这两种基本的创作倾向。19世纪20年代,斯丹达尔率先提出了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纲领。以后,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进一步奠定和发展了现实主义的文学理论。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继承了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传统,创作出许多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暴露资本主义黑暗的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逐渐取代浪漫主义而汇成新的文学潮流。
    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
    
  1.客观、真实地描绘现实生活_现实主义作家偏重于对现实的描绘,把当代现实生活特别是城市的日常生活作为描写的主要对象,力图通过客观真实的生活画面,反映现实生活的本质。他们不是醉心于描写非凡的人物,杜撰非凡奇异的故事,而是冷静地观察和客观地描绘社会现实,抨击社会弊端和实证哲学,剖析人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探索社会罪恶的根源,主张文学要像镜子那样如实地反映现实,力避主观性。在注重反映现实生活的整体的、本质的、真实的同时,更注重细节描写的真实性,用具有典型性的细节来表现时代的或人物性格的本质特征。从而达到艺术的真实。
    2.批判性、暴露性、改良性
    
  现实主义作家都是在启蒙思想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他们继承了资产阶级的民主传统,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去观察研究社会现实,以其“锋利的唯理主义和批判精神”,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利己主义的生活原则以及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利害关系;他们特别注意描写社会底层生活及“小人物”的悲剧命运。同过去的文学相比较,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在批判的广度和深度上要更集中、更强烈、更尖锐。这种对社会现实的强烈批判在客观上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满和抗议。“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世长存的怀疑”。当然,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对社会的批判,是从改良资本主义制度出发的,他们的思想武器是人道主义,他们的政治主张是改良主义。因此,他们只能揭露社会罪恶,而不能真正地解决社会矛盾。
    3.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19世纪现实主义作家多是决定论者,认识到人是社会的产物,因而在创作中极重视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主张将人物性格放在特定的历史时代、社会环境和斗争情势中加以刻画,突出时代、环境对人物性格的影响。在他们笔下,人物的思想、发生的事件、人物活动于其中的环境,都力求达到典型。这种坚持典型化原则的态度和对一切偶然性和随心所欲的摒弃,使他们的创作达到了更大的真实性,从而较深广地反映了现实生活,反映出社会各阶级、阶层的精神面貌,并揭示出时代的某些本质特征。
    三、文学状况
    
  19世纪中期,浪漫主义文学仍在继续发展。在法国,以雨果、大仲马、乔治·桑等人的创作为标志,形成了与现实主义并驾齐驱的局面。但到了50年代以后,法国浪漫主义出现了基本上由雨果一人支撑的局面,而且雨果本人的创作也出现了较强的现实主义因素。在美国,惠特曼的诗歌创作和霍桑的小说创作把美国浪漫主义椎向高潮。。在东北欧和俄罗斯,浪漫主义文学也在文坛上占有一席之地。。
    
  这一时期,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的队伍也不断壮大,无产阶级文学开始萌芽。英国宪章派文学和德国工人革命诗歌就是无产阶级文学的最初成就。、,。
    
  宪章派文学是世界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无产阶级性质的文学。它是19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宪章运动的产物、其主要成就是诗歌。作者有工人活动家,也有普通工人群众。一他们主要是为了斗争的需要而进行创作的、因此他们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和强烈的战斗性。在艺术形式上,宪章派文学广泛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歌谣体,节奏明快,格调高昂,语言通俗,风格朴实。最有名的宪章派诗人有厄内斯特·琼斯(1819——1869)、威廉·詹姆斯·林顿(1812——1897)和基洛德·马西(1828——1907)等人。他们的作品揭露了资本家残酷榨取工人血汗的罪行,真实地反映了工人的苦难生活,表达了他们争取自由解放的愿望。
    
  德国工人诗歌是在19世纪40年代不断高涨的工人革命运动中产生的。它充分地表达了德国人民要求统一,反对统治者压迫的愿望,反映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尖锐矛盾。格奥尔格·维尔特(1822——1856)是当时最著名的无产阶级诗人。他出身牧师家庭,当过学徒和职员,后来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成为朋友并加入“共产主义者同盟”。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帮助下,维尔特成为一个出色的无产阶级歌手。他的诗歌在形式上受到海涅的影响,讽刺性很强,风格朴素自然,,幽默风趣。在内容上则十分新颖独特,表现了无产阶级“自然的、健康的感受和如火如茶的热情”。恩格斯称他是“德国无产阶级第一个和最重要的诗人”,认为他“是一个大师”,“超过了海涅”,“在德国语言上仅次于歌德”。除诗歌外,维尔特也创作散文和小说。
    
  此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后来被称为唯美主义和象征主义的文学的倾向,其代表人物是戈蒂耶(1811——1872)和波德莱尔(1821——1867)。
    批判现实主义是19世纪中期文学的主流,成就辉煌。
    
  法国是批判现实主义的发源地。影响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因素有三:一是时代,二是传统,三是拿破仑崇拜。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50年代。法国经历了巨大的历史变动,资产阶级与贵族阶级进行了反复的较量。作为中小资产阶级的作家们,亲眼看到了这场尖锐残酷的斗争,切身感受到了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热情与后来的冷酷现实。感受到了郁郁不得志的平民青年和没落贵族青年,更是神往拿破仑时代,也幻想凭个人才干爬进上流社会或重振衰败的家道。这样,法国文学增加了独特的个人反叛者与野心家的形象。所以法国19世纪中期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往往反映资产阶级与贵族阶级的矛盾,揭露金钱的罪恶、描写个人反抗者形象、贯穿着科学和理性主义精神。
    
  梅里美(1803——1870)是19世纪法国极富艺术魅力的作家。他往往从道德的角度“研究人的心灵”,发掘未经现代文明“洗礼”的自然状态下雄伟顽强的原始生命形态。因此,他的创作具有浓郁的异国情调、神秘的宿命色彩、鲜明的地方特色和卓越的心理分析。《查理第九时代轶事》(1829)是他早期作品,描写了著名的新教徒遭大规模屠杀的“圣巴托罗缨事件”,属于历史小说。《卡门》(1840)和《高龙巴》(1845)是他的后期作品,其中以《卡门》最为有名。它是极富浪漫色彩的爱情悲剧。主人公是一个“拥有娇小而出色的姿态、热情如火的大眼睛中不时射出凶暴的眼神”的奔放而浪荡的吉卜赛女郎。一她以行着一朵玫瑰\粉拳紧握于腰际的撩人姿态,让众多男人为之倾倒。但是,热爱自由、勇于反抗和讲究真诚又是她的天性。当她对别人产生厌倦时,能无视对方的哀求与威胁,毫不犹豫地离开,“即使你杀了我,我也不会与你长相厮守”。终于被贺西杀害。从这个充满野性与性感的女人身上,作者发掘并放大了现代文明之外的原始的生命强力。
    
  福楼拜(1821——1880)是19世纪法国一位承前启后的作家。他早年也深受卢梭感伤主义的影响,“在疯狂和自杀之间徘徊”。但外科医生的家庭环境使他变得冷静了,在创作中偏重于客观写实和精雕细刻,终于以“客观而无动于衷”的美学原则和严谨精致的艺术风格为后来的自然主义和唯美主义奠定了基础。他一生共有8部长篇小说,主要有《包法利夫人》(1856)、《萨朗波》(1862)、《情感教育》(1869)、圣安东的诱惑》(1874)。包法利夫人》是他的代表作。
    
  包法利夫人》以1837——1846年的法国外省生活为背景,以客观而精细的笔触,描写了爱玛·包法利的悲剧命运。爱玛是一个在贵族资产阶级社会的腐蚀和逼迫下堕落毁灭的妇女形象。她生性热烈,耽于幻想,富于浪漫思想。她厌恶没有变化的乡下,厌恶愚劣的小资产阶级,还厌恶单调乏味的生活以及“像马路般的平凡”的丈夫,一心想过上幸福的生活。于是在小说中寻找寄托,满脑子想着十指尖尖的贵族命妇,身着斗篷的翩翩少年和花好月圆、才子佳人的爱情奇遇,终于在一个难得的机会离家出走,一步步走向堕落而不能自拔。她想追求传奇式的爱情,却变成了别人的玩物;要模仿贵族的“风雅”生活,却又成了高利贷者盘剥的对象;去向律师求援,律师又乘机占有了她……她一次次被骗,一次次遭遗弃,一次次经受幻灭的痛苦,只得以自杀而告终。福楼拜通过爱玛由追求到幻灭的人生历程。谴责了社会环境的庸俗、冷酷和堕落,同时也批判了爱玛的庸俗和浅薄。但是作者的全部同情是在爱玛身上的,他所说的“包法利夫人,就是我”,本身就象征了对庸俗的资产阶级世界的极度失望。在写法上,小说表现出淡化情节的内倾性特点和冷静客观的风格。
    
  。福楼拜是一位创作态度极为严谨的作家,信奉经典主义理论家布瓦洛的格言:“流畅的诗,艰苦地写。”他对作品字斟句酌,苦心推敲,力求在结构、语言、意境等方面臻于完美。外科医生的家庭环境。培养了他的实验主义倾向;对艺术美的刻意追求,形成了他精湛、严谨、清澈的艺术风格。他的小说,结构精致严谨,描写客观真实,精雕细刻,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产生于30年代,四五十年代达到高潮,70年代以后渐趋衰落。它继承了18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优良传统,但在揭露批判现实的广度和深度上更进了一步。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与劳资矛盾的激化,各种改良主义社会思潮的影响,使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除具有批判现实主义的一般特征外,还有自己独特的风貌。第一,最先描写劳资矛盾题材,揭露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和政治欺骗,正面描写工人阶级的生活和斗争。第二,善于描写“小人物”的命运,成功地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的痛苦挣扎和个人奋斗的生活经历。第三,具有温和的人道主义和浓厚的改良主义倾向,感伤色彩和劝善说教明显。第四,女性文学的异军突起。拥有大量财富的中产阶级把妇女抛进了无所事事的闲适生活之中,并让她们接受贵族教育,从而成为“贤良的淑女”和“家里的天使”。但是,经受过女权主义洗礼的英国妇女,已经开始觉醒。她们用文学来证明自己,实现自己的价值。于是出现了诸如玛丽·雪莉、苏珊·弗里姬、乔治·艾略特和勃朗特姐妹等一大批富有“献身于艺术的严肃性和冲向理想彼岸的使徒精神”的女作家,在创作中表现了鲜明的女性意识。尤其是勃朗特姐妹,被评论家称为“勃朗特峭壁”和一个家庭中演出的一曲奇异的三重奏”。
    
  维多利亚时代前期的著名作家有狄更斯、萨克雷、盖斯凯尔夫人和勃朗特姐妹等,他们被马克思称为“现代英国的一批杰出的小说家”。此外,稍早于这个时期的简·奥斯丁也很有名。
    
  简·奥斯丁(1775——1817)是18世纪末向19世纪过渡的一位现实主义小说家。她能超越世俗的风气,终身过着独居生活。她善于从平淡无奇的生活琐事和世态人情中发掘出严肃的道德主题,以淡淡的笔调叙述贵族子弟的爱情婚姻生活。由于她精密的观察力、细腻的感受力和幽默从容的叙述风格,使笔下的平凡世界具有永久的艺术魅力。
    
  简·奥斯丁创作了6部长篇小说:《理智与情感》(1811)、《傲慢与偏见)(1813)、曼斯菲尔德庄园》(1814)、《爱玛》(1181幻、《诺桑觉寺)(1818)、劝寻)(1818)等。她的创作受18世纪理查逊的《帕美拉》的影响较深,热衷于写“理智与情感”相统一的“家里的天使”型贵族女性。在她看来,社会等级是重要的,有贫富之分也是很自然的,结婚是女人的本份,只要以爱情做前提和以一定的经济做后盾就行。她反反复复地向读者描述她的这种理想婚姻模式。其中,《爱玛》是作者向天下钟情的所有男女的一个忠告,即在本阶层范围内寻找最好的终身伴侣;而《傲慢与偏见》也只不过是借口对男女青年的言行,探索怎样的婚姻更理想、怎样的家庭更使人幸福罢了。不过奥斯丁还是嘲讽了封建门第观念,把爱情提到了妇女精神生活的首位,从而向社会打开了妇女精神生活的一扇窗口,所以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盖斯凯尔夫人(1810——1865)是欧洲文学史上最早反映劳资矛盾的作家。她出身于牧师家庭,成年后又与曼彻斯特神学会一个牧师结婚,并协助丈夫做慈善工作,因而了解贫苦工人的生活,熟悉下层社会的情绪。她创作了6部长篇小说;,其中以《玛丽·巴顿》(1848)最为有名。这部小说描写了40年代曼彻斯特工人阶级的悲惨遭遇和斗争生活,反映了宪章运动中的劳资矛盾。主人公约翰逊原是一个老实厚道的工人,由于贫苦,领导了工人的罢工。失败之后,他杀死了厂主的儿子。女儿玛丽·巴顿的情人因此事受到了连累。为了女儿、他只好去自首,得到了老板的宽恕。小说既反映了尖锐的劳资矛盾,也体现了作者对阶级调和与道德改良的希望、以及对维多利亚时代社会秩序与道德秩序的信心。萨克雷(1811——1863)是维多利亚时代“一位犀利而无情的讽刺家”。他继承了斯威福特、菲尔丁的现实主义讽刺传统,无情地撕毁了上流社会伪善的面纱。他的主要作品有《名利场》(1848)、《潘登尼斯》(1850)、《亨利·埃斯蒙德》(1852)等。这些作品往往描写英国上流社会的恶棍、赌徒、骗子和冒险家的嘴脸,揭露了隐藏在繁荣兴旺、斯文教养。宗教伦理背后的罪恶和虚伪。
    
  《名利场》是萨克雷的代表作,作者称它为一部“没有英雄的小说”。实际上,主人公蓓基。夏泼就是资产阶级社会中一个反抗和个人奋斗的“英雄”。作为穷画师和流浪舞女的女儿,她不能像别人那样拥有可观的财富,她只有漂亮的脸蛋和能言善辩的口才,而当时的社会又是一个处处充满虚伪、欺骗和势利的“骗子社会”。为着生存和往上爬,她不得不顺应潮流,以骗对骗,并心甘情愿地出卖色相和背叛丈夫,从而成为一个丧失良心、荣誉、品格,虚荣心重而又自私自利的女冒险家。小说既描绘了夏泼堕落的经历和各种追名逐利之徒的丑恶表演,又深刻地揭示了社会环境的制约作用及其唯利是图、腐化堕落的本质。
    
  狄更斯(1812——1870)是维多利亚时代前期最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从小家境贫困,在各地流浪,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但后来,他凭自己的努力5爬进了中产阶级圈子,成为知名度很高而又受人喜爱的作家。由于这种前后泅异的生活经历,使他的创作具有如下特点,一是始终同情并反映下层社会的悲惨生活,二是屡次重复“奋斗一成功”的情节与主题模式,有明显的乐观主义与道德改良倾向。
    
  夏绿带·勃朗特(1816——1855)是一位极富文学才华和艺术魅力的女作家。她出身于爱尔兰一个牧师家庭,上过寄宿学校,也当过家庭教师,并在坎坷的生活经历中孕育了反抗的性格。她创作了4部长篇小说:《教师》(1846)、《简·爱》(1847)、《雪莉》(1849)、《维莱特》(1853),大部分是自叙体小说,讲述着当时流行的关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的不幸与奋斗的故事,但在自我认识、自我肯定上,在追求女性的独立和自由上,却是异常强烈的。她的小说中的主人公大都是家庭教师,尽管社会地位低下,却勇敢地背叛传统,走向社会,以自食其力的生活显示女性的自我存在,从而成为女权主义文学的最强音。
    
  《简·爱》是夏绿蒂的代表作。小说通过主人公简·爱在里德太太家、劳沃德寄宿学校、桑菲尔德庄园和圣约翰家的经历,表现了她的女性意识和对维多利亚传统的叛逆精神。首先,她不愿放弃做人的尊严,敢于反抗傲慢无礼和专制自私的男人。在里德太太家里,她不因为寄食面忍受屈辱,怒斥虐待她的表哥约翰:“你真是又恶毒又残酷,你像个杀人犯——你像虐待奴隶的人——你像罗马皇帝。”在寄宿学校,她又反抗那位专门摧残女孩子的冷酷虚伪的校长。在姑表哥圣约翰家,她反抗圣约翰的自私虚伪尤其是落后保守的妇女观。其次,她不愿接受以男性为中心的妇女观,不做“家里的天使”。她大声地宜布:“我不是天使,我是我自己!”她还说;“女人一直被认为是极其安静的,可是女人也和男人有一样的感觉……需要运用她们的才能、需要有一个努力的场地……而她们的享有较多特权的同类却说她们应该局限于做做布了、织织袜子、弹弹钢琴、绣绣口袋,那他们也未免太心地狭窄了。”再次,她对爱情有独特的理解,认为爱情的前提不是门第,不是金钱,而是人格的平等。她与罗彻斯特的爱情,就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的、“我的灵魂跟你的一样,我的心也跟你的完全一样……我们站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所以,尽管她只是一个“矮个子,脸色不佳,不好看”的女孩子,却具有伟大的人格力量。简·爱的出现,标志着欧洲文学史上新女性的诞生。_
    
  爱米莉·动朗特(1818——1848)是夏绿蒂的妹妹,终身未婚。患肺病而拒绝治疗,30岁即离开人世。她苍白清瘦,美丽的褐色眼睛里透出男子汉般坚强的意志。《呼啸山庄》(1847)是她唯一的长篇小说。较之于同时代的作品,该小说显示了卓尔不群的特点,因而被评论家惊奇地称之为“一代奇书”和一文学史上的“斯芬克斯之谜”。它叙述了发生在呼啸山庄中三代人的爱与恨的故事,通过爱情与复仇的描写,客观上揭示了阶级之间的对立,反映了下层人民的不幸遭遇与反抗压迫的斗争。该小说有三点是很突出的。第一是打破了流行的“奋斗一成功”的情节模式,代之以“复仇一毁灭”的新情节,这是对维多利亚时代价值观念的否定。第二是打破了流行的“绅士淑女”型的人物模式,代之以狂野不羁的新人物。男主人公希斯克厉夫虽然外表上不失其绅士风度,但内心却隐藏着“雷电和火”般的激情和“既无礼貌也无教养的野蛮人”心理。他能把两个家族引向毁灭。为了爱情,他也敢打开死人的坟墓而去拥抱情人的尸体。在他身上,专注的爱与专注的恨是交织在一起的,因此其感情的强烈程度是一般人难以想象和承受的。女主人公凯瑟林也是与希斯克厉夫有“同样的灵魂”、同样的“深切的心”的人,她不是冷淡如“月光和霜”的普通男人所能适应的。因此,选上爱德卡是她的过错,而苦苦地爱恋希斯克厉夫则是她的必然。他们这种恋爱方式和生生死死的恋情。与维多利价值标准是格格不入的。第三,该小说还打破了流行的从容体面的风格,代、令人震惊的雷电和幽灵般的身影,使整部小说充满了阴森恐怖的气氛。
    
  俄国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个大。俄国文坛群星灿烂。影响俄国文学的主要因素首先是时代。1825年12月,沙皇政府残酷地镇压了十二月党人起义。次年,沙皇尼古拉二世设立了第三厅,对进步思想进行迫害。之后,又抛出了反动的国粹主义,鼓吹正教、专制制度和国民精神。40年代,农奴制陷入了危机,阶级斗争异常尖锐。这种时代生活促使俄国作家关注现实,体验时代精神。其次,俄国知识分子具有很强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他们一直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中关注民族国家的命运。40年代,他们从各自的阶级立场出发,在对社会出路的探讨中,形成了三个思想政治派别。代表资产阶级的酉欧派,主张全盘西化。代表贵族地主的斯拉夫派,主张退回到宗法制去;代表平民知识分子的革命民主派,主张推翻沙皇统治。这种争论为文学的产生提供了思想土壤。再次,从地理与文化传统来看,俄国幅员广大,气候严寒,到处是辽阔的草原、巨大的沼泽和黑暗的森林。这种地理环境,培养了俄国人民吃苦耐劳和喜欢沉思的习惯;同时,拜占廷基督教精神也早已浸入了俄国人的灵魂,培养了俄国人的宗教情感和基督教人道主义思想。因此俄国批判现实主义具有与英法两国截然不同的特点:第一,文学与民族解放运动紧密相联,以批判沙皇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作为主要内容。第二,具有悲怆的情调,反映时代的苦难,表达知识分子深广的优愤、沉重的焦虑以及悲天悯人的基督教人道主义思想。第三,独特的形象系列,产生了贵族知识分子的多余人系列,孤苦无告而又愚昧麻木的小人物系列,骄横愚蠢的地主系列以及专制贪婪的官僚系列。第四,有系统的进步理论作指导。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美学,对现实主义的阐释和捍卫,都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普希金(1799——1837)和莱蒙托夫(1814——1841)既是浪漫主义诗人,又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的奠基人。他们继承了18世纪后期俄国作家冯维辛和拉吉舍夫的现实主义传统,创造了俄罗斯的现实主义民族文学。
    
  作为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普希金对后世的俄国文学有两个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方面,他的创作结束了俄国文学中对西欧文学的摹仿,表现了俄罗斯人民的思想感情,描绘俄罗斯社会生活和自然风光,渗透着鲜明的俄罗斯民族的精神气质。另一方面,普希金的作品描写农奴制下劳动人民的苦难和黑暗统治下的小人物的悲剧,描写统治者的残暴与地主老爷的庸俗无聊,体现了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思想,也促进了当时的民族解放运动,树立了俄国文学的人道主义和文学与解放运动紧密联系的传统。
    
  果戈理(1809——1852)继承了普希金现实主义,又把它推进到现实主义的新高度。他带头真实、全面地描写俄国农民和地主的生活,为19世纪中期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流派“自然派”的形成做出了贡献。
    
  别林斯基(1811——1848)是俄国现实主义美学理论和文艺批评的奠基人,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先驱。40年代初是他美学观形成和发展的转折时期。前期受黑格尔的思想影响较深,强调艺术的社会功能和作家的自觉性,代表作有《文学的幻想》(1834)、《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的中篇小说》(1835)、《智慧的痛苦》(1840);后期现实主义美学观已占绝对优势,主张写“现实的诗”,代表作有《艺术的概念》(1841)、《论普希金》(1843——1845)、(184年俄国文学一瞥》(1848)等。它们系统地论述了现实主义的美学原则和俄国文学中现实主义的形成过程,肯定了以果戈理为代表的“自然派”,捍卫了现实主义原则。他的理论有力地推动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
    
  赫尔岑(1812——1870)是19世纪俄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作家和革命民主主义战士。作为一个理论家,他论述了俄国文学和西欧文学的许多重大问题:第一次使用了“多余人”这一文学批评概念来论述当时俄国文学的民族性;还进一步论述俄国文学的时代性;指出俄国文学本来就具有痛苦的嘲笑和辛辣的批评性质。从冯维辛开始,俄国文学就充满了“讽刺和愤懑的恶魔式的精神”;从果戈理开始,这种讽刺倾向变成了病理解剖学,专门解剖俄国官僚与地主的病史。作为一个作家,他也创作了许多重要的作品。《往事与随想》是他40——50年代重要的纪实性散文,包括日记、传记、特写、随笔、政论和杂感,是一部大型回忆录。它往往把感情化成文字,把思想化为形象,用幽默辛辣、色彩感极强的文字,记录了大量的历史人物和复杂的政治风云。在自传性文学中仍然做到塑造人物和描写环境的典型化,做到保持并发扬饱含热情的记叙风格,这对后世的俄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影响都极大。
    
  《谁之罪》(1842——1846)是赫尔岑40年代创作的著名的“问题小说”,在俄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特殊的地位。作品借一场感情纠葛,提出了“这到底是谁之罪”的问题。青年克鲁齐费尔斯基来到退职的将军家里做家庭教师,爱上了主人的私生女柳邦卡,结婚后迁居NN城,在一所中学任教。4年后,年轻地主别尔托夫到该城参加贵族选举,同柳邦卡产生了恋情,终于酿成悲剧:别尔托夫永远出走国外,克鲁齐费尔斯基颓废酗酒,柳邦卡重病,即将死去。作品通过三个人的感情纠葛,形象地指出:正是专制农奴制度下的俄国社会生活,造就了克鲁齐费尔斯基柔弱的性格,造就了别尔托夫空有教养却无法适应现实的窘迫。因此,它是借婚姻恋爱问题而批判专制农奴制度的。其中别尔托夫是又一个“多余人”,是奥涅金、毕巧林到罗亭之间的中介。另外,《谁之罪》还被称为“政论式小说”。它的深刻的分析精神,嘲讽的叙事风格对后来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有明显的影响。
    
  屠格涅夫(1818——1883)是继果戈理之后,俄国又一个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主要作品创作于五六十年代。这是农奴制开始崩溃、资本主义开始发展的时代。面对复杂的社会矛盾,他不做粉饰现实的吹鼓手,而是用笔来揭露社会黑暗,“用自己作品真诚的意义为俄国革命尽力”,尤其是表达革命青年的“神圣和自我牺牲”。其代表作品有《前夜》、《贵族之家》、《父与子》等。
    
  德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是在法国七月革命的影响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德国本来是一个落后的封建国家。拿破仑的入侵唤醒了德国人的民族意识,而30年代初期法国的七月革命,又使德国的民主运动受到鼓舞,进而提出了鲜明的反封建和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口号。面对高涨的革命热情,德国作家意识到了自己置身于政治冲突的漩涡之中,于是告别了多愁善感和个人主义的浪漫主义时代,把注意力转向了社会改革,把批判封建制度当作自己的使命。
    
  毕希纳(1813——1837)和海涅(1797——1856)是德国批判现实主义的重要作家。毕希纳是革命民主主义剧作家,他的主要作品是悲剧《丹东之死》和喜剧《莱翁采和莱娜》。海涅是杰出的革命民主主义诗人。他的前期创作是浪漫主义的,后期则转向了现实主义。旅游记)(1826——1830)是转变的标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1844)是海涅现实主义作品的代表作。这首叙事长诗是他在回汉堡途中对德国的观感基础上写成的。诗中穿插了民间传说和童话,并以离奇的幻想、辛辣的文笔,抨击了德国的封建专制制度,批判了反动的天主教会,嘲讽了平庸的资产阶级市侩,也表达了诗人的爱国主义感情和对美好未来的坚定信念。
    
  东欧这一时期的文学源于30年代掀起的民族解放运动。这是一场弱小民族反对异族入侵的解放运动。作家们纷纷用文学作武器,反对外族侵略和封建压迫,争取民族独立与自由。因此,3O年代以后的文学现实主义成份增加了。
    
  波兰爱国诗人密茨凯维奇(1788——1855)的代表作是长篇叙事诗《塔杜施先生》(1834)。它通过波兰贵族塔杜施发动同胞联合法军赶走俄国占领军、随之解放自己的农奴的故事,表现了作者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主理想。
    
  匈牙利诗人裴多菲(1823——1849)代表作是长篇叙事诗《使徒》。它真实地再现了整个40年代匈牙利人民革命斗争的进程,表现了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
    
  美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也是在浪漫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8世纪后期,这块新大陆从欧洲旧大陆文明的尔虞我诈中挣脱出来,开始了一种自由单纯的生活。加上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一个乌托邦式的“美国梦”普遍笼罩在美国人的心目中。所以美国浪漫主义文学比较轻松乐观,较多对美国式民主与人的自我尊严的赞美和信心,较少忧郁、写实和哲理的色彩。但进入19世纪中期以后,西欧资本主义发展很快,而美国还存在着蓄奴制和种族歧视,它与资本主义的快速而全面的发展形成了尖锐矛盾,于是美国文学增添了现实性因素,发生了一些变化:注重写社会生活,尤其是农奴的悲惨生活,描写个人与社会环境的对立,塑造反抗社会的个人主义者形象,但又宣扬基督教的逆来顺受和宽恕一切的思想。
    
  这时美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是“废奴文学”。它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萌芽,体现了美国现实主义的特征,诸如展示社会现实,揭露蓄奴制罪恶,塑造典型环境中的人物等等,但仍然洋溢着浪漫主义气息,如热衷于描绘人物传奇式的经历,不注意用细节来体现人物性格等。
    
  希尔德烈斯的长篇小说《白奴》(1830)是美国第一部反蓄奴制的现实主义小说。斯托夫人的代表作《汤姆叔叔的小屋》(1852)被认为是“世界小说中最令人感动的事件”。它通过黑奴汤姆的不幸遭遇控诉了蓄奴制的惨无人道。因此小说出版后,受到了社会的普遍关注。从此,“汤姆叔叔”成为美国黑奴的象征,他的苦难与对白人奴隶主的妥协,代表了整个黑人的命运与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