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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移植研究则是另一种情形。它与西方神学联系较少，而一直是与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文化借鉴运动结合在一起。它的内涵也比西方的移植研究复杂些，因为它不仅涉及总体性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而且同时涉及创作理论和批评理论（前者也不乏用之于研究的例证）；它不仅要直接译介，而且要从西方作品中间接获得文学思想和理论，甚至要广泛借鉴西方以建立自己的新理论。如上所述，这一部分超出了西方汉学，本不属于我们所要讨论的内容，但为了提供中国文学与西方文论碰撞的全貌，对此也简略地附说如下。
第一节 “五四”之前的初步尝试
明代万历年间西方传教士东来之日，正值宋明理学游谈空疏，浮于末流，逐渐走向衰微之时。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西方的学术思想首先与我国的经学研究发生了碰撞。
来华传教士根据汉籍证实西教的做法，在今天看来自然是荒诞不经的，但他们的“实学”精神，却给当时与之密切接触的我国学人以深刻的影响。正如冯应京评论利玛窦《天主实义》时所说：“是书也，历引吾六经之语，以证其实，而深诋空谈之误。愚生亦晚，足不偏阃域，识不越井天，第目击空谈之弊，而乐夫人之实谈也。”1 西人深钻古籍据以阐说的务实精神，与空谈义理、心性的时弊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李之藻从经学立场上更加明确地赞扬利玛窦的特殊贡献：“利先生学术，一本事天，谈天之所以为天甚晰。……彼其梯航琛贽，自古不与中国相通，初不闻有所谓羲、文、周、孔之教，故其为说，亦初不袭吾濂、洛、关、闽之解，而特于小心昭事大旨，乃与经传所记，如券斯合。”2 尽管这种务实精神与其说是表现在西人对中国古籍的研究上，不如说是更集中地表现在他们的科学研究上，但所有这一切均给我国学人以深刻的启发。明季主张经世致用的思想家徐光启，即从中领悟到了一种普遍适用的“格物穷理之学”：
余尝谓其教必可以补儒易佛，而其绪余更有一种格物穷理之学，凡世间世外，万事万物之理，叩之无不河悬响答，丝分理解；退而思之，穷年累月，愈见其说之必然而不可易也。3
许多学者一方面称赞西方的学术精神和治学方法，一方面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他们并不主张抛弃中华文明，全盘接收西学，而是如徐光启那样，明智地主张“会通以求超胜”，“兼收西法，参合诸家”4 。由此看来，西方的学术影响是潜在的、综合的。有的学者根据这一点，试图在西方实学和乾嘉汉学之间建立某种联系，5 也许是不无道理的。
如果说西方传教士的学术影响只能算作我国移植西论的一个序曲的话，那么在进入近代以后，移植的壮举便开始了它正式的乐章。在那个时代，许多有识之士为了寻求救国新民之路，将目光投向了欧西诸国，或者学习他们的船坚炮利，或者借鉴他们的典章制度，志在“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海国图志》）。这一规模空前的文化交流的动势，引起了中国社会各阶层人士的不同反响，于是有诸如“中体西用”、“西学中源”、“中西调和”等说争辩于世。文学界的西论移植也于此时始露端绪，因此不能不染有这种文化论争的时代色彩。
在世纪之交，以西方文学为楷模的呼声终于汇成了时代的最强音，改良派梁启超所谓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也以此为重要内容。一时间，黄遵宪宣扬“诗虽小道，然欧洲诗人出其鼓吹文明之笔，竟有左右世界之力”（《与丘菽园书》），严复和夏曾佑宣扬“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本馆附印说部缘起》），梁启超更是极力鼓吹政治小说：“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译印政治小说序》）这些宣传不仅为移植西论创造了有利的气氛，而且体现了西方的进化论思想，换句话说，他们所着重强调的无非是文学作品在社会变革中的教育、感化作用。另一方面，鲁迅、周作人、马君武、苏曼殊、李大钊等人则在“别求新声于异邦”（鲁迅语）之时，更具体地接触到了西方的文学思想和文学主张，并且纷纷以译笔使得“欧墨新潮尽向东”（马君武语），为文学创作、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的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中，鲁迅的《摩罗诗力说》特别强调西方浪漫主义诗派“争天拒俗”的反叛精神，以及他们“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实际作为，对后来文学运动的影响就更大些。
与此同时，翻译小说的涌现也拓宽了小说研究的视野，从而出现了一些中西小说相互比较的评论。林纾是一代名译，又熟谙古文义法，译作告竣，常常品鉴中外小说的优劣异同。例如，他认为英国小说家哈葛德与中国古文家韩愈、司马迁行文布局，颇有相同之处（《洪罕女郎传》跋语）。这种深入细微的比较，开创了我国中西平行比较的先例。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林氏并非直接引证西方的文学理论，而是以其高度的艺术敏感力，从那些已译述过来的小说作品中去体验西方的美学思想和技巧观，然后再将体验所得用来反思中国的小说作品。他对施耐庵的评论即是一个范例。依他之见，施氏写梁山好汉，开卷时“点染数十人，咸历落有致，至于后来，则如一邱之貉，不复分疏其人，意索才尽，亦精神不能持久而周遍之故”，而迭更司适得其反，他“能化腐为奇，撮散作整，收五虫万怪，融汇之以精神，真特笔也。”（《<块肉余生述>前编序》）在具体问题上他这样说，并不表明他一味地“心醉西风”，因为他劝世人莫谓“欧人尽胜于亚，似皆生知良能之彦”（出处同上）。这种清醒的认识，即使在今天，也仍有现实意义。
在学术研究领域，陈独秀看到，“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举国皆知”我国学术“相形见绌”。6 不过人们对于是否应该借鉴西方的问题，却依然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或者肯定“异日发扬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王国维《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或者声称“中西学术本无通途，适有会合，亦庄周所谓‘射者非前期而中也’”（章炳麟《与人论朴学报书》）。不过，不管人们的态度如何，西方学术还是陆陆续续地自西徂东，使我国传统学术在质的方面发生了一些变化。下面，我们仅举两例，即可说明这一点。
一例关于文学史的撰写。在本世纪最初的一两年，英国学者翟理斯和德国学者顾维廉（Wilhelm Grube）先后每人出版了一部《中国文学史》，可能是由于语种的关系，翟著在我国有些反响。在本世纪之前，我国以史观文者，多不胜数，但不见现代意义上的专门性著作。正如郑振铎所说，“中国文学自来无史，有之当自最近二三十年始。”（《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自序）迄今所知，我国正式以“文学史”为名而刊行的著作，为林传甲所作。尽管林氏于卷首自称“传甲斯编，将仿日本 川种郎《中国文学史》之意以成书焉”，但其事亦在上述西人之后，所以有人断言，“借鉴和运用西方近代编写文学史的体例来自撰《中国文学史》的，一般认为是林传甲。”7 在黄人的同名文学史著作中，进化论思想至为明显。他认为，人心、世运进化同途，社会、文学荣衰与共，而且据此详细阐述了他的“进化轨迹乃为螺旋形”之说。
另一例关于王国维移西就中的尝试。王氏在学术上锐意创新，除了“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外，他还能够“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陈寅恪《静安遗书序》）。他之所以要融合中西，如上所述，是因为他意识到了学术的前途就在于“兼通”二字。兼通，意味着截长补短，这又必须对中西学术的特质有明确的认识。他认为，西人专于思辩，长于抽象，且精于分类，遇事无不用“综括”和“分析”二法，中国人则长于实践，疏于理论，以具体知识为满足，几乎不再穷究分类之事（《论新学语之输入》）。因此借用西论，乃当务之急。他的借鉴同样有袭用，也有创造。从吸收西论的方式看，他视《红楼梦》为“悲剧中之悲剧”、说明传奇“无非喜剧”、元杂剧《窦娥冤》和《赵氏孤儿》“最有悲剧之性质”等等，是基于叔本华的美学思想（但也掺有他的悲观主义）；而于“优美”和“壮美”之外，他另立“眩惑”一说，则是对康德、叔本华美学思想的引申。从学术研究的方法看，他在《红楼梦评论》中摒弃繁琐考证，充分发挥西论的思辩特点，对这部小说的蕴含和价值做了深刻、细致而周密的解说，这种做法本身也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创举。
第二节 “五四”之后的三部曲
“五四”以后，我国移植西论尝试迅即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历程。这一历程长达七、八十年之久，可明显分为建国前、建国后和文学新时期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个巨变迭起、风云激荡的历史时期，这时关于民族生死存亡的论争重又被激化起来。在文学界，有一股反帝反封建的潮流与之相应，它不断引进西方的革命理论，以为文学运动鲜明的旗帜。此外，还有许多从其他角度寻求创新的学者，也仍然在执着地介绍异邦的“新声”和“新学”。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形形色色的创作理论（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批评理论（如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精神分析理论、诗语研究理论、比较文学理论）、美学理论（如联觉说、直觉说、距离说、移情说、内摹仿说）以及文化理论（如罗素的文化互补论、杜威的实用主义、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陆续传到了我国，清末民初已初具规模的西论移植，至此更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旺盛的发展势头。
古典文学研究与西方理论的进一步联姻，为我国的比较文学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在三十年代，法国影响学派的理论著作，译成中文后得以流传。不过，由于翻译文学的启迪，我国的研究实践不仅先于理论的引进，而且突破了西方理论所介绍的比较方法。根据史实考察文学间的关联，是当时法国学派的主张，我国有的学者也把它视之为比较文学的“真谛”，并且认为采用此法，“必须具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之观念”（陈寅恪《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这种研究成绩斐然，陈铨论中国文学对于歌德的影响，方重论中国文学在英国的传播，陈寅恪论印度佛教故事在中国文学作品里的演变等等，8 均属探赜索隐的力作。平行研究作为比较文学的一种方法，到了五十年代才由美国学派正式提出，但在这时我国学者已经开始从事这种研究，并且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吴康的“中西文体辨”、梁宗岱的“李白与歌德”论、尧子的读“《西厢记》与罗密欧、朱丽叶”、钱锺书论中西文学批评等等，9 即是不问影响之有无，而专在作品文学性上做文章的例证。跨越学科界限来研究文学，是美国学派后来才极力推行的另一主张，但这时在我国也不乏这种研究的实例，如朱维之的《中国文学底宗教背景》。10 朱光潜独辟蹊径，致力于美学与文学的结合，既介绍西方的文艺心理学理论（偶有以中国文学作品加以印证的例子），又以西方理论解说中国古典诗歌，咸认是一代宗师。钱锺书所撰《谈艺录》（1948）一书，更引起了普遍的关注。它虽然仍带有传统批评形式的特点，但“凡所考论，颇采‘二西’之书”（自序），或者中西比较，或者以西证中，广征博引，精推细阐，是一部不刊之论。朱、钱二氏以及闻一多、朱自清等所做的以西解中的尝试，实质上就是本书所说的移用研究。
学术研究从印象式的鉴赏转向科学的归纳、演绎、比较和分析，也是这个时期它发生深刻变化的一种标志。郑振铎在《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一文中说，“鉴赏与研究之间，有一个绝深绝崭的鸿沟隔着。鉴赏是随意的评论与谈话，心底的赞叹与直觉的评论，研究却非有一种原原本本的仔仔细细的考察与观照不可。”他认为研究者（而非鉴赏者）要通过两段前后相连的“必由之路”，一段是培根始倡的“归纳的考察”，一段是达尔文树立的“进化的观念”。由此出发，才能去开辟研究文学的新途径。11
“五四”前后东渐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为革命理论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我国有着特殊的际遇。它经过共产党人（以及其他进步知识分子）长期不懈的传播，特别是经过毛泽东联系中国实际的发挥，逐渐成了指引革命文学向前发展的动力。这主要是指文艺创作，而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它还要等到第二阶段的到来才能产生巨大的影响。
建国以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占据了主导地位。
从本源上和本质上说，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并不具有排他性和封闭性，它与其他西方理论，原则上并未构成互相排斥的关系。早在上个世纪，马克思和恩格斯便根据物质生产和消费方式的改变，宣告了精神生产的未来：
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共产党宣言》
在中国，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四十年代，他曾经主张对中国古代文化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同时也主张要“大量吸收外国的先进文化”（《新民主主义论》）。到了五十年代，他依然坚持这一观点，并且指出了学习外国应有的态度：
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 、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常抄，机械搬运。
——《论十大关系》
因为“向外国学习科学的原理”之后，“要用来研究中国的东西”（《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为了摆正各种艺术流派和学术流派之间的位置，他又明确地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以繁荣文艺，发展科学。他阐释说：
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 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毫无疑问，这些论述正确解决了兼收并蓄、洋为中用的目的和态度问题，均有利于中西文学交流的深入发展。
不过，由于“左”倾路线的长期干扰，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在翻译界，所译的对象一般要经过严格挑选。一些被认为是进步的、尤其是与马克思主义原理有关的文艺理论和美学理论，才得以介绍；许多在本世纪涌现出来的西方理论，则往往被目为打有资产阶级的印记，而遭到冷遇或排斥。在学术研究界，古典文学研究往往与政治运动密切联系在一起，于是不可避免地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工具，这个时期的《红楼梦》和《水浒》研究就很能说明这一点。五十年代，李希凡和蓝翎的评《红》文章，被说成是“向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胡适派的资产阶级立场、观点、方法进行反击的……第一枪”（钟洛《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错误观点的批判》）。在文化大革命行将结束之时，《水浒传》又变成了一本反面教材，举国上下，口诛笔伐，批判这部小说及其评者所体现的投降主义路线。这种“狂风暴雨式”的做法，破坏了应有的学术氛围，阻碍了古典文学研究的正常发展。就一般情况而言，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思维模式，使学者们倾向在阶级性、人民性、人性等方面大做文章，或者简单地为作品作家贴标签，以之代替细致的思想性分析，代替复杂的内容与形式如何统一的探讨。
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精髓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它在文艺创作的社会历史背景、典型及其意义、现实主义手法等等问题上，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即使在西方，它也被认为是重要的批评模式之一。所以，在建国以后的二三十年里，古典文学研究者本着这一观点所做的工作，譬如说整理古籍、梳理文学史、撰写文学概论、深入而细致地探讨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等等，也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无论如何，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我国长期起主导作用，而且最终成为我国传统的文学理论的延伸，这不能不说是世界文学交流史上的重大事件。
打倒四人帮以后，经过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结束了错误路线的干扰，现当代的中西文学交流迅即进入了空前繁荣的第三阶段。在这种形势下，翻译界显得异常活跃，本世纪及其以前的未得引进的理论流派，古今美学、比较文学、现当代种种流派，几乎均有专书介绍，大有务求穷尽而后止的势头。与此同时，梳理西方文学理论发展史、评介各主要流派的著作，也开始应运而生。新理论的引进，开阔了中国文学研究界的视野，于是近几年出现了方法论热，至今方兴未艾。中国古典文学与西方理论的碰撞，尽管时而出现一些草率的尝试而遭人诟病，但毕竟又有了新的起色。老一代学者将中西熔为一炉的新的研究（如钱锺书的《管锥编》），体现着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为青年学者树立了样板。所有这一切，均是世纪之交即已开始的移植研究的继续。
更为重要的是，新理论的介绍引起了理论界严肃认真的思考。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西方其他形形色色的文学理论，到底构成了什么样的关系？是单纯地多元并存？还是一元主导下的多元并存？还是将多元纳入一元？这些思考又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如下问题：在世界性文化与文学交流日趋频繁的时代，坚持吸收全人类精神财富的马克思主义，如何继续发展自己的文学理论？这些问题的解决，必将为我国理论界和批评界带来新的面貌。
第三节 近几十年台港学者的开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台湾和香港作为特殊的政治地区，既延续着传统的学术研究，又经常接触西方新涌现的学术思想。历年来负笈西去留学深造的青年学者为数不少，他们取得博士学位之后，或者加入外籍，或者返回故乡，时常用中西两种语言著述，而在台港或者西方发表。在此创办的一些中、外文刊物，如《新亚学报》、《中外文学》、《译丛》、《中国文化》、《淡江评论》、《汉学研究》等等，均刊载一定数量的评介西论或移西就中的文章。所以，台港学术呈现着明显的多面性：它既有传统学术，又有现代学术，既属于中国学术，又部分地属于国际学术（因为它的一部分与世界、尤其是西方学术有所交叠）。
在五六十年代，台湾诗坛上出现了所谓“横的移植”和“纵的继承”两种创作观点，实际上它们也预示着未来学术界的两种主要倾向。这时，夏济安向大学生推荐美国学者布鲁克斯的《精制之瓮》（详见第七章第一节），堪称介绍新批评理论的先行者。还有一些学者甚至已经开始走中西结合的道路，例如张健比较中西文学理论、余光中采用西论分析中国古诗句法，但他们似乎只是默默耕耘，尚未大力提倡引进西方理论。12
新学术的引进难免要与旧学术发生冲突，七十年代初新学渐盛之时，这种冲突的序幕便揭开了。运用西方的神话和原型批评来研究古典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当然是新鲜事，论者侯健感到首先应该清除传统的观点。因此，他一开篇便批评所谓它“文字不佳，结构零乱”（刘大杰《中国文学发达史》）、“不及《西游记》远甚”（鲁迅《中国小说史》）等看法，认为前人“囿于成见”，“过分狭隘”，以致“没有发现它的价值与兴趣”。13 台湾大学教授颜元叔 ，是西方批评方法的热情倡导者，他自己也亲自做些移西就中的尝试，以新批评派的方法分析王融、李益、白居易、朱庆馀的诗歌。1973年，叶嘉莹撰文暗示现代方法使古典诗歌批评出现了危机 。14 颜元叔在《现代主义与历史主义》一文中，“兼答叶嘉莹女士”，指出新旧方法的区别在于着重文学的内在研究还是外在研究：
近几年来，有少数如我这种人，用一点西洋的批评方法与观点，来谈论几首中国古典诗。这种方法的基本精神是拿文学当文学研究，不拿文学当历史或传记文献来研究；这种研究着重文学的结构与字质两方面；外加一点佛洛伊德及佛勒哲 15 等人对人性的理论，作为文学内涵解说之助，如是而已。
他还补充说，“一般人对任何新奇的事物 ，总是怀有恐惧”。16 不过，这次笔墨官司并没有引起多大的风波。
1976年，在台湾终于发生了一场关于文学研究方法论的大辩论，辩论双方一是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一是新方法的倡导者颜元叔。是年前者有感而发，写了一篇题为《追念钱锺书先生》（按：原文如此，海外对此事有误传）的文章，副题则为“兼谈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之趋向”。他热情称赞钱氏的《谈艺录》，并称之为中国传统“诗话词话”之集大成，反之，他不满台湾和美国流行的“用新观点批评中国古典文学之风”。他说：
一个人文学作品读得极少，“感受力”和“洞察力”极弱，不管他借用任何最时髦、最科学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也无法变成一位批评家 ，他只是“人云亦云”，向某一派、某一权威俯首称臣的可怜虫而已。17
主张“就文学论文学”的颜元叔，当时对英美新批评的兴趣依然未减，随即以《印象主义的复辟》为题，撰文予以驳斥。他认为，夏氏所推崇的“诗话词话”不过是“朦胧晦涩”的“印象主义批评”而已。他旗帜鲜明地主张：
采撷西洋的批评理论与方法，审慎纳入或配合中国已有传统，或以之作为解说的工具，或以之作为加强的支柱，或以之作为开辟新途径的助力。总之，这必须是一个中西互相参证熔合的过程。18
随后前者又发表了《劝学篇》进行辩解，指出新批评“自命科学而显已过时”，而在美国近二十年来人们已对“文学家的传记”最感兴趣。后者再次撰文致“敬爱的夏教授”（此即文题），针对新批评是否应该在台湾推广、文学批评与文人传记孰轻孰重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这场辩论就其实质而言，也许称得上是台湾文学批评史上传统派与革新派两种学术倾向的一次交锋。事隔两三年以后，有人较为公允地总结了这次争鸣，指出“传统的批评方法和新颖的批评方法”应该“相互协调与综合”，并且认为“批评方法的适切运用”和“东西文学的比较会通”这两个要点，值得认真加以思考。19
在传统派大声疾呼和严厉批驳之时，借鉴西方的发展势头并没有受到遏制。也就是在这一年，古添洪与陈慧桦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积极提倡这种“援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以开发中国文学的宝藏”的做法。稍后，古添洪在为自己的文集撰写序言时，又明确地称之为“阐发”研究：
在中西文学的比较研究上，除了作影响及异同研究外，中国学者似乎又垦辟了一条新途径，也就是阐发。20
但他们也强调，研究者最好“能以中国文学研究作试验场，对西方的理论与方法有所修订”，同时“能以中国的文学观点，如神韵、肌理、风骨等，对西方文学作一重估”。21 这种主张颇具胆识 ，无疑是向比较文学界“欧洲中心主义”的公开挑战，这不仅有利于西论的东播，而且有利于中论的西播。
最近一二十年，台港的移用研究取得了不少令人瞩目的成绩。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积极介绍西方现代的、乃至新近涌现的理论流派；或者翻译全文，或者撮要译介，遇有新术语，亦铸新词译之。22（二）积极而大胆地进行西论中用、中西比较的尝试，新作新论，屡有所见，在某些研究领域甚至比西方汉学还要活跃。（三）与西方学术界保持着日益密切的联系，如举办中外学术研讨会、译介西方汉学研究成果等等。
新时期以来，随着海峡两岸、中西之间学术交流的日益增强，大陆与台港、中国和西方的移植研究，渐渐呈现出了合流的趋势。
注释：
1 《天主实义》序
2 《天主实义》（杭州，1607年重刻本）序
3 徐光启《泰西水法序》，见《徐光启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第66页。
4 参见《明史·徐光启传》。
5 详见马勇《乾嘉汉学与西学的内在关联》，载于中国现代文化学会主编《东西方文化交融的道路与选择》（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
6 参见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载于《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1916）。
7 参见黄霖《近代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第782～783页。
8 详见陈铨《中德文学研究》（商务印书馆，1936）一书；方重《十八世纪的英国文学与中国》一文，载于《文哲季刊》第2卷第1号（1931）；以及陈寅恪 《<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一文，载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1930）。
9 详见吴康《比较文学绪论》一文，载于《文史汇刊》第一卷第二期（1935）；梁宗岱《李白与哥德》一文，载于他的文集《诗与真》（商务印书馆，1935）；尧子《读<西厢记>与Romeo and Juliet之一》 和 《读<西厢记>与Romeo and Juliet之二》二文，分别载于《光华大学半月刊》第四卷第二期和第三期（1935）；以及钱锺书《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一文 ，载于《文学杂志》 第一卷第四期（1937）。
10 朱文原载《金陵神学志》（1940,10），后辑入北大比较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资料1919～1949》（北京，北大出版社，1989）一书。上两注所涉诸文亦见之于此书。
11 郑文原载《小说月报》十六卷号外 ，后辑入他所编《中国文学研究》一书。
12 张健所撰《沧浪诗话研究》（台北 ，台大文学院，1966）一书中，有中西文学理论比较的内容；余光中撰有《中国古典诗的句法》一文，载于他的文集《望乡的牧神》（台北，纯文学，1968）。关于台湾批评史，参见李汉亭《台湾比较文学发展与西方理论的历史观察》，载于《当代》第29期（1988）；以及张健《台湾文学批评史略》，载于他的论文集《文学的长廊》（台北，幼狮，1990）。
13 参见侯健《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 一个方法的实验》 ，载于《中外文学》第2卷第1期（1973）。
14 参见叶嘉莹《漫谈中国旧诗的传统》 ，载于《中外文学》 第2卷第4期、第5期（1973）。
15 佛勒哲，疑是约翰·古尔德·弗莱彻（John Gould Fletcher，1886～1950），美国现代印象派诗人。他的诗中有人与自然应和、人类寻求救助、人类需要完善等主题。
16 参见颜元叔《现代主义与历史主义—— 兼答叶嘉莹女士》，载于《中外文学》第2卷第7期（1973）。
17 引自夏文，载于《时报》副刊（1976年2月9日）。
18 引自颜文，出处同上（1976年3月10日）。
19 参见思兼《期待批评时代的来临》，出处同上（1978年10月17日）。
20 、21 参见古添洪、陈慧桦编《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台北，东大，1976）序和古添洪《比较文学·现代诗》（台北，1976）序，第2页。
22 例如，把“interdisciplinary study”（跨学科研究）译作“科际整合”、把“irony” 译作“反讽”、把“vision”译作“视境”，即是比较常见、且近来在大陆流行的译法。不过，有些译名似应进一步斟酌，还有一些似带随意性，加强规范化，不无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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