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法国比较直接地继承了狄德罗的戏剧理论的，是前面曾经提到过的那个写了《欧仁妮》和“费加罗三部曲”的剧作家博马舍。严肃戏剧即“正剧”的正式确立使博马舍在戏剧理论史上也留下了名字。他论述的面远不如狄德罗广，理论水平和思想境界也不如狄德罗高，但在论及的这个新的戏剧样式问题的范围内，他言词凌厉，语势浩荡，几为狄德罗所不及。
博马舍最精彩的言论是在《论严肃戏剧》一文中对严肃戏剧所作的辩护。历史有时是令人诧异的，辽远的古典悲剧存世许多世纪，浅薄的轻松喜剧也可流播遐迩，但是普通题材、普通格调的戏剧的立足却一度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就象过惯海上生活的水手竟不习惯于坚实的平地一样，人们对于与自己的日常生活最为贴近的正剧提出了深深的怀疑。没有令人捧腹的笑料，没有大声镗鞳的道德反省，这算什么东西?于是他们判定它为非驴非马的“暧昧的形式”。博马舍的任务是要把这种“暧昧的形式”论证为比古典悲剧和轻松喜剧还要合理、更有前途的戏剧形式。他论证的思路和步骤是极为清晰的。
一、不能根据古代的清规戒律来判别现实的戏剧形式存在的合理性。这就触及了严肃戏剧遇到的第一个障碍，因为人们习惯于抬出亚里斯多德来证明严肃戏剧的非法。博马舍指出，规则往往是从典范的作品中引出来的，但这种来自于作品的规则形成之后大多不干好事，常常颠倒了事物的自然程序，因此也就成了天才和杰作的对头。“假使人类都奴隶似地服从了前人制定的迷惑人的、狭隘的清规戒律，他们还能在艺术和科学上取得进步吗?”严肃戏剧立足的理由不在于已往的规则，而是在于它以日常生活为题材，可以在每个观众身上产生效果，而且是很好的效果，这就够了。因为戏剧从其本义来说，“是人类社会中所发生的事情的忠实图画”，对于能够更忠实地涉及人们自己生活的东西，为什么不可以允许呢?
二、无论从反映真实还是从道德教育的职能来看，以往的悲剧和喜剧都不如严肃戏剧。古代的英雄悲剧展现出一种现代文明中所稀有的奇怪和可恶，观众面对着谋杀、乱伦、弑亲等等诸般灾祸和罪行，不会有切实的感动，洒泪往往是勉强的；命运悲剧则告诉人们世间的一切努力等于零，一切由既定的命运摆布，这是违背社会道德的。博马舍说：“相信宿命论，会降低人的价值；因为这是剥夺他的个人自由；而失去了个人自由，在他的行动中也就没有什么道德可言了。”这个思想是明净而深刻的。至于喜剧，则又往往道德太肤浅，“严肃戏剧比起只叫人娱乐的东西来，却更能以感情来深切地激动我们”。当然喜剧也会通过讽刺发挥正面的社会作用，但同情比讽刺更优越，力量更大，只要用的是感情的武器，被攻击者也会在感动中获得辉煌的道德教训；
三、过去的戏剧之所以也有受欢迎和感动人的处所，就因为它们已部分地体现了严肃戏剧的精神。英雄悲剧总是以帝王和高贵者为戏剧人物，如果广大观众对剧中人发生了兴趣、产生了感情，“其原因并不是因为这些人物是英雄和帝王，而是因为他们是不幸的人”。博马舍说，作为一个十八世纪的法国人，对雅典和罗马时代一个僭主或公主之死有什么真正的兴趣可言?英雄悲剧要感动我们，或已感动过我们，它必须与严肃戏剧相似，也描绘人，而不着眼于帝王。即使写了帝王的身份，实际上仍然是靠他身上普通人的东西打动了普通观众。博马舍深刻地指出：“如果戏剧是人类社会中所发生的事情的忠实图画，那么，它在我们身上所引起的兴趣，一定是与我们观察实际事物的方式有着密切联系”，“真的内心兴趣，真实的关系，总是存在于人与人之间，而不是存在于人与帝王之间”。“如果剧中人与我们之间没有某种关系，在舞台上就不可能存在什么兴趣和道德感动力”。博马舍认为，剧中人物那种吸引人的热情和力量，不来自于他的命运，也不来自于他的身份，而来自于他的性格深处，换言之，在一个普通人身上也很可以挖掘出巨大的热情和力量来，担心严肃戏剧因题材平常而会缺乏热情，是多余的；
四、严肃戏剧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戏剧形式呢?这是一种“从我们日常生活中取材来打动我们感情的戏剧，它用真实而自然的手段打动我们。”它可以用迷人的感情色彩引起观众流出眼泪，但其中又交错着优美的微笑。它比英雄悲剧更能直接地引起人们共鸣，又比轻快喜剧深刻，但它不仅仅是把两者的便利和特长叠加在一起，它拥有自己独具的美，在戏剧领域中放射着新的光采。它的题材极为广阔，可以包罗生活的一切方面，但基本风格是一致的：自然。
博马舍为严肃戏剧的这一系列声辩是十分有力的，在当时和以后也有着深远的影响，人们往往尊他为后代成为剧坛正宗的“正剧”的开拓者。在他的论述中，也有一些不尽妥贴的地方，例如对作为严肃戏剧对立面的悲剧和喜剧有时贬之过甚，对戏剧人物的特定身份过于无视等等，但总的说来，他以可喜的历史观点论证了戏剧形式新旧交替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与狄德罗等启蒙主义者是取同一步调的。由于他笔力集中，问题论述得也比较透彻，以一个剧作家的身份作出了可贵的理论贡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