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印度之后，东方第二个戏剧高潮出现于中国。但是，有较长一段时间，中国的戏剧理论与戏剧实践不能应称。“自元以来，戏曲虽相当发达，但论戏曲之文却并不多。”(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其中较早包含较多理论色素的戏剧论文，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第十七子朱权的《太和正音谱》。此书成于公元一三九八年，仅仅两年以后，日本戏剧家世阿弥写成了戏剧理论著作《花传书》。把这两部几乎同时写成的戏剧理论著作作一个比较，《花传书》的理论地位更高。因此，继《舞论》之后，东方第二个杰出的戏剧理论家，当推世阿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