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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敬泽
2004年，孙惠芬写了《上塘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作为一部长篇小说，它的真正“人物”是名叫“上塘”的村庄。
由此，我们会想起莫言的高密东北乡或韩少功的马桥，这些地点都标志着小说家由来已久的伟大理想：在书写中构造一个独特、自足的世界。
但秉持着同样的理想，孙惠芬却遭遇了莫言和韩少功未曾遭遇的困难，这种困难在小说一开始就暴露无遗，在第一章的第一节第三段，孙惠芬写道：“上塘地图上没有，地图上挤满了密密麻麻的名字，就是没有上塘”，对此，一个上塘的孩子困惑不解，回去追问他爷，结果，愣怔了一会儿，“他爷火了，当然不是冲着孙子，而是冲着那个制造地图的人，他摔了筷子大声猛吼：‘上塘这么大，又是地又是道，光人就好几百，地图上为什么没有？’”
完全可以预计，如果该老爷子自己动手绘制地图，那么这张图将是独特、自足的，我们将看到世界的中心是上塘，在上塘周围点缀着其他一些地方。
——高密东北乡和马桥就是由此构造出来。我认为这也是孙惠芬在内心深处的志向：让歇马山庄以及它属下的上塘成为世界的中心，让一切意义从这个中心绽放。
但问题是孙惠芬意识到，她不能这么做，她在采取改变地图中心的大胆行动前不能说服自己，对说服别人也并不信心。
为了说清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回忆一个历史细节：在明代中叶，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震惊地看到一张官方的世界地图，在这张图上，大明占据着中心的绝大部分面积，四周分布着一些可怜的小岛和可疑的荒漠。
这种自我中心的幻觉对于君王和国家来说是灾难性的，但对小说来说却是一种正当的雄心，莫言和韩少功被这种雄心所激励，而孙惠芬的问题是，她知道，上塘不是世界的中心，即使在想像中、在虚构中也不可能是，它只是宠大世界体系中无关紧要的碎片。
这就是孙惠芬和莫言、韩少功的区别，也是她与她最为心仪的前辈萧红的区别，萧红写了《呼兰河传》，孙惠芬写了《歇马山庄》和《上塘书》。这种区别可能涉及作家的禀赋，但即使是莫言和韩少功，即使是萧红，假设他们把高密东北乡、马桥和呼兰河放在21世纪，我相信他们会同样没把握。
因此，孙惠芬写《上塘书》时面临的问题来自中国乡土的历史命运和美学命运，乡土已经处于城市的绝对宰制之下，它已经失去了经济上、伦理上和美学上的自足，这场历史巨变在小说艺术中一个意外但必然的后果就是——
如果没有时间的庇护，如果你不把它放进记忆中的往昔，就决不会有高密东北乡、马桥和呼兰河，小说家重绘世界地图的雄心在此意义上已告终结，乡土在中国现代以来小说传统中的中心位置也已终结，小说家变成了进城的民工，他们不得不在一个庞大的新世界中迷茫探索——这就是《上塘书》的背景，是孙惠芬书写时必须照应的上下文。
于是，《上塘书》的语调是审慎的、克制的，它不华丽，也不那么诗意——如果和萧红相比——萧红和莫言、韩少功的语调都有一种王者风范，他们说，事情是这样，那就是这样，而孙惠芬不，孙惠芬的姿态要低得多，她在叙述中似乎同时面对两个方向的挑剔，她似乎对上塘人说：是这样吧？她也对上塘之外的人说：是这样吧？
这种叙述语调是孙惠芬从上述困境中发展出来的，她知道上塘不是中心，上塘人自己说了不算，所以她必须低调地细致地观察上塘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她的目光悠长绵密，整部小说上百个人物，他们的生生死死，他们的疼痛、呼吸和战栗，都被体贴入微地述说着。
——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观，一个低调的奇观。当代中国小说家中很少有人具备这样的能力：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辽阔而周详地展现人的繁多的可能性。《上塘书》如同一个巨大的水族馆，我们看到无数的鱼在游，而且我们真的知鱼之思，知鱼之哀乐。
但是，有一个问题：在这一切现象之中暗自运行的那种东西究竟是什么？
同样是小说家的吴玄在看了《上塘书》后断定，那是“温暖”：“《上塘书》吸引我的倒不是结构，而是孙惠芬面对乡村的态度，这是一个对乡村怀有深情的农妇的絮叨，同时也是一个对乡村怀有梦想的文人的呓语。这是一次温暖的叙事，就是那种久违了的温暖感动了我。”
“温暖”，我同意，我相信孙惠芬也同意，但如果仅仅是“温暖”，那么这本书也确实就是“絮叨”和“呓语”，尽管吴玄引证沈从文和汪曾祺说明“温暖”的文学价值，但是一部长篇小说仅靠“温暖”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它只能变成漫长的“温吞”，而沈和汪也确实没写过长篇。
让我们想像一下，有这么一本书，它长达306页，它写了无数的人和事，最终我们会问，小说家为什么感到有绝对的必要去写出它？因为温暖？
回到孙惠芬的上下文中，我认为，支持着她的不仅是温暖，更是一种巨大的荒废感。她时刻在问：“上塘这个世界”有什么理由被记住？有什么理由被如此周详地书写？这整部小说写得如此质实，但她最终的感觉可能是空的，是无边无际的寂寞。
这不是《百年孤独》的“孤独”，孤独是一种自我确认，是有根的，而在《上塘书》中，一切都是“散”的，是无根的飘零的，孙惠芬之所以要写它，是因为她把《上塘书》当成了“葬花辞”。
所以，《上塘书》是一本证明从此无“根”可寻的书。
注意它的叙述者：她无所不知，她与这个村庄有一种确实温暖的情感，但在小说中她从未作为一个人物出现，她不是谁的孙女或女儿，她和这个村庄没有任何情节联系，她仅仅是一个空无的声音。
——这是怀着乡愁但已经“无根”的声音，把她和莫言和萧红那样的叙述者相比较你就能看出这种重大变化。
是的，那个“根”已经不在了，孙惠芬的全部困难就在于她的这种现实感。在《上塘书》中，一个隐蔽但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是记忆的缺式：上塘的历史只剩下一点残缺漫漶的痕迹而且必定消失，一个上塘人的生生死死不会被他人转述，似乎每个人都只记得自己，似乎只有那个叙述者看着一切如梦如露如电如泡影转瞬即逝。
没有历史，没有记忆，也就没有“根”，在文化的意义上，它征兆着传统、习惯、价值体系的崩溃，在社会学意义上，它意味着社区的瓦解，意味着生活共同体的涣散。
所以，我完全不同意说《上塘书》与现实、与农村生活的真相缺乏联系，相反，孙惠芬作为小说家从独特的角度见证了“真相”——这个真相就隐藏在小说的结构之中。
尽管令人印象深刻，但《上塘书》的表面结构其实并不新鲜，那种分门别类的办法应是来自传统的史传、方志；无论史还是志，都是对世界的“编纂”，这种思路在《马桥辞典》中得到过充分的发挥：编词典如同著史、修志，如同绘制地图，都是“立法”，是确立一套完备的或至少在想像中完备的意义。
《上塘书》依次记述了上塘的地理、政治、交通、通讯、教育、贸易、文化、婚姻、历史——我认为孙惠芬遗漏了上塘的语言，也许还遗漏了上塘的远方，但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为何如此分类？这是上塘人自己对自身世界的分类吗？不是，这是加于上塘的分类：“日头从另一个世界升起来，照耀的却是上塘这个世界。”(见《引子》)。
当孙惠芬如此分类时，她究竟是深思熟虑还是处于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习惯？我很难断定。但这种分类的效果是明确的，在上塘人茫然不知的情况下，他们的生活被给定了一套意义：这是你的地理，这是你的婚姻，这是你的贸易，这是现代化……
——这就是城市对乡土的“编纂”，这就是“中心”的丧失，我宁愿相信孙惠芬是有意为之：意识到这种“编纂”已经主宰那“温暖”的乡土，她才有了写《上塘书》的绝对理由。
(选自“中国作家网”“佳作赏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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