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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制约的两组矛盾 冲突第一次激化 矛盾的转移 泰山压顶和四两拨千斤 第五本
《西厢记》写了以老夫人为一方，和以莺莺、张生、红娘为一方的矛盾，亦即封建势力和礼教叛逆者的矛盾；也写了莺莺、张生、红娘之间性格的矛盾。这两组矛盾，形成了一主一辅两条线索，它们相互制约，起伏交错，推动着情节的发展。
《西厢记》的戏剧冲突，是在一个很奇妙的环境中展开的。
地点是佛寺，时间是崔氏一家扶灵归葬的几个月。
本来，佛寺应是六根清净、修心养性的场所，而王实甫竟安排崔张在这里偷期密约供奉菩萨的“庄严妙境”成了培育爱情之花的园圃。按照礼教规定：“父丧未满约，未得成合。”偏偏在父亲棺材还在这里搁着的时候，莺莺却生出了一段风流韵事。王实甫把春意盎然的事件放置在灰黯肃穆场景中，这本身就构成了强烈的矛盾，它即是对封建礼教的无情嘲弄，也使整个戏充满了浓厚的喜剧色彩。
《西厢记》在第一本楔子，先由老夫人交代其逐步冷落的家世。一阵伤感之后，她吩咐红娘：
你看佛殿没人烧香呵，和小姐散心耍一回去来。
这两句许，蕴含着她对女儿管束之严、用心之细等多内容。莺莺上场，唱了〔仙吕·赏花时〕一曲：
可正是人值残春蒲郡东，门掩重关萧寺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
在春天即将逝去的时刻，莺莺的怀春，正是对爱情与自由的潜在诉求，是对封建礼教的沉默抗议。从戏的开始，王实甫便写母女各有各的感伤，微妙地揭示她们感情的差异，为戏剧冲突的发展定下了基调。
莺莺和张生在佛殿中巧遇，两人一下子坠入了爱的漩涡。而莺莺和张生之间感情的迅速发展，必然要和封建礼教发生冲突，必然为“治家严肃”的老夫人所容许。这一点，红娘是十分清楚的。为此，她阻拦莺莺与张生的接触，提醒莺莺“咱家去来，怕老夫人嗔着”。莺莺也担心母亲识破，吩咐红娘“休对夫人说”。可见，《西厢记》在矛盾的开端，尽管没有安排老夫人和崔、张的正面冲突，但却让观众看到，在三个年青人一举一动的后面，处处笼罩着老夫人的阴影；看到年青一代和封建势力的矛盾在潜行、在酝酿。
在崔、张彼此有情，却又无计可施，观众渴望知道事情如何进展的时候，孙飞虎事件出现了。王实甫把它作为戏剧冲突的催化剂，使胶着的气氛陡然变化。但是，当张生计退贼兵，本来答应婚事的老夫人突然赖婚，封建势力与年青一代的矛盾激化，剧本便出现了第一个戏剧高潮。
“赖婚”以后，王实甫让戏剧冲突转移了。
莺莺、张生不甘心任由封建家长摆布，使他们合法的要求受挫，便以“非法”的行为追求感情的满足。在这过程中，崔、张与红娘三人之间，又出现了性格的冲突。在莺莺，她既要克服封建礼教长期对她的影响，更要躲开老夫人的耳目。在不知道红娘已经转为同情她的情况下，既要利用红娘，又觉和“小梅香拘系得紧”，还要表现出小姐身份的尊严与矜持。她挖空心思，生出许多“假意儿”，对红娘遮遮掩掩。对张生，她固然越爱越深，但要迈出“非法”接近的一步，又有许多顾忌，许多尴尬。举动言语，常常要真真假假。在红娘，她已决心帮助小姐，却又不能明言；她既埋怨小姐对她耍滑头，也害怕“消息儿踏着泛”，被小姐倒打一耙，因而不得不小心翼翼。在张生，一方面执着地追求爱情，一方面对莺莺的心思捉摸不定。他愈是束手无策，愈显得六神无主、痴痴迷迷。在“赖简”一折，作者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他们之间的性格冲突，也使剧本出现了第二个高潮。固然，这三个年青人发生的纠葛，与他们的身份地位有关，同时也明显地受到剧中的主要矛盾的制约。换句话说，笼罩在他们心头上的老夫人的阴影，是导致他们在彼此试探、不断龃龉误会的动因。王实甫在“赖婚”以后，让戏剧冲突转移到年青一代的内部，这正是从另一个角度，表现封建礼教和反抗力量的深化。
“酬简”一折，王实甫写崔张如愿以偿。他对情的极力张扬，是对封建礼教长期压抑人性的反拨。而当年青一代以非法方式满足了情的追求时，势必受到封建力量的粗暴干预。“拷红”一场，王实甫写老夫人发现莺莺“语言恍惚，神思加倍，腰肢体态，比往日不同。”她气急败坏，审问红娘，剧本便出现第三个高潮。
有趣的是，当老夫人厉声传令，拷问红娘，崔、张走头无路，胆战心惊时，作者却写红娘以一席话解决了问题。而这一席话，恰恰是封建礼教之乎者也的大道理。老夫人一想：“这小贱人也道的是，我不合养了这不肖之女，待经官呵，玷辱家门，罢罢，俺家无犯法之男，再婚之女，与了这厮吧！”经过惦量，她只好偃旗息鼓，勉强答应了婚事。当人们看到老夫人那泰山压顶之势，被红娘以四两拨千斤的办法消解，都会莞然而笑，认识了封建力量外强中干的本质。
“拷红”以后，老夫人虽然又一将退却，但封建家长和年青一代的矛盾，却没有根本解决。老夫人之所以答应让莺莺许配张生，绝非承认他们那段非法的恋情，而是害怕“玷辱家门”，说到底，是出于家庭利益的考虑。她以“俺三辈不招白衣女婿”为由，逼张生立刻赴考，提出“得官呵，来见我；驳落呵，休来见我”。明确地列出许婚的条件，实际上是作又一次赖婚的准备。
在老夫人的压力面前，莺莺张生不得不暂时分手。这一来，他们两人之间的矛盾，又有新的发展，在封建社会中，男女的地位不平等，张生离开了莺莺，他们的爱情能否持久？张生会不会像《会真记》中的张生那样，走上“始乱终弃”的道路？另外，莺莺确曾许配给郑恒，崔张如何摆脱郑恒的纠缠？如何排除外界对他们婚事的干扰？这种种悬念，都必须解决。于是，《西厢记》需要有第五本。
在第五本中，张生考上科举，衣锦还乡，郑恒跳出来了。本来就希望“亲上加亲”的老夫人听信谗言，果真要赖掉张生的婚事。然而，莺莺张生爱情始终不渝；红娘据理据法力争；白马将军也给予有力的支持。这时候，相互对立的力量当面折证，剑拔弩张，把全剧的冲突推上最高潮。后来，郑恒自讨没趣，一头撞死；老夫人不能再赖，无可奈何，“有情人”这才最终取得了胜利。
王实甫写了“第五本”，让戏剧矛盾继续延伸，这既是以老夫人在“拷红”一折的勉强许婚为依据，也是出于对现实生活有清醒的认识。他愿意看到“普天下有情人”能成眷属，更清醒地看到有情人在争取成为眷属过程中所碰到的种种障碍，种种艰辛。所以，他只有展示年青一代和封建家长斗争的长期性和曲折性，描绘老夫人从不追究崔张的非法结合到承认婚姻合法的整个历程，才能完成“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题旨。
如上所述，《西厢记》的戏剧情节，环绕着两条相互缠绕的线索展开，涌现了多次矛盾激化的场面。它一环扣着一环，一波接着一波，有起有伏，有开有阖，扣人心弦，引人入胜。作者以高超的写作技巧，让观众得到了完美的艺术享受。在每一次的戏剧冲突中，作者总是使人物性格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总是写年青一代节节胜利，封建势力节节败退，并且处在被嘲弄的位置。从整部戏看，冲突是尖锐激烈的，却又处处显露乐观的前景。因此，《西厢记》和一些悲悲切切的爱情戏不大一样，它的格调是轻松明朗的，它要让观众在一串串的笑声中得到精神的满足，它是我国戏剧史上一部出色的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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