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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末“文革”结束后，我开始参加中国当代文学的教学工作，并与张钟、佘树森、赵祖谟、汪景寿诸位先生合作编写了《当代文学概观》(北京大学出版社1979年)。后来，我们根据80年代文学出现的新情况，对该书作了修订，扩充了“新时期文学”的内容，于1986年出版了名为《当代中国文学概观》的新一版。此后，《概观》一直是北大中文系当代文学课的主要参考书，也曾被一些兄弟院校的当代文学教学采用为教材。
如今，十多年过去了。书的著者中的两位，在90年代初不幸过早离开人世。这十多年中，社会生活和文学界，也发生了众多当初难以逆料的事情。回过头去读《概观》，不难发现许多缺陷，许多需要修正补充之处。一方面是它所体现的文学观念和叙述方式需要反省，更重要的是它所处理的材料，基本上截止至1985年。因此，重新修订编写，就提上了日程。
这次的编者，没有在《概观》的基础上进行，也没有采取集体合作的方式。主要原因是研究者之间，已较难维持“新时期”开始时的那种一致性。我们的看法之间的差异，比相互之间的共同性有时更为明显。当代文学史的个人编写，有可能使某种观点、某种处理方式得到彰显。当然，因此带来的问题也不言而喻。受制于个人的精力、学识、趣味的限制，偏颇遗漏将是显而易见的。好在自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史已出版三十几种；本书存在的阙失，会由另外的史著加以矫正。还有一点需要提出的是，《概观》也许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是，它的长处，它所表达的那种想象和情感，那种看待文学和世界的方式，在今天却已很难复现——而它们并非都是应该否定的。这十多年来，我们也许“成熟”了，“稳妥”了。为着这种“成熟”，我们失去了许多值得珍惜的东西。这种代价究竟是否值得？
《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编写历时一年半。在这期间得到许多朋友的支持、帮助。在北京大学当代文学研究生讨论课上，同学们发表的意见，他们提交的读书报告和论文，给我很多的启发；而我对当代文学的观点和叙述方法，也都是在教学中，在与他们的讨论中逐渐形成的。因此，要向他们(这里无法一一列出他们的名字)表示感谢。
我要感谢周亚琴、臧力的帮助。他们撰写“新诗潮”一章的部分初稿。他们对80-90年代一些诗人艺术个性的分析所表现的识见，是我所难以达到的。尽管稿子没有全部采用，也做了些改动，但那只是出于总体安排上各部分之间平衡的考虑。
我要特别感谢为本书的编写付出许多劳动的贺桂梅。她为我准备了80-90年代一些重要文学问题、一些重要作家的有关资料，包括作品目录、重要的评论文章等。在书的编写的最后阶段，我因病无法再继续工作，贺桂梅承担了最后三章(女作家创作、散文和90年代文学状况)的初稿撰写，并编写了本书的年表。
最后还要感谢高秀芹在本书出版时认真细致的工作。她仔细审读全文，改正了许多错讹，也提出不少修改的建议。
著 者
1999年5月，北京大学燕北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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