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频繁的批判运动
“五四”以后的文学，各种文学主张和文学派别之间，有着复杂的矛盾和冲突。20年代末以后，这种冲突的政治意识和政治集团的背景进一步突出，文学问题的论争的规模和激烈程度，更加发展。进入50年代以后，文学界的斗争有增无减。由于政治权力的支配作用，这种冲突、论争，在性质和方法上，又常演化为当代特有的大规模的批判运动。50到70年代，发生在中国文学(文艺)界的全国规模的批判(注：“批判”和“批评”这两个词，原来在现代汉语中的区别并不十分显著。但在当代中国，其含义已有很大不同。“批判”指对错误性质十分严重的言论和行为的严厉批评。)运动有：
1、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0-1951年)。电影《武训传》由孙瑜编剧、导演，写清末山东堂邑县贫苦农民武训“行乞兴学”的事迹。1948年在中国制片厂开拍，未完成因故中断。1949年初上海昆仑公司收购已拍成的胶片和继续摄制权。次年，在对剧本作了全面修改后重新开拍，年底在全国公演。开始，报刊评介的文章，虽也有个别对影片的某一局部提出质疑，而大多数则是热烈赞扬。毛泽东认为这种情形，反映了我国思想文化界的严重的思想“混乱”，而参与修改、撰写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人民日报》社论(1951年5月20日)(注：毛泽东大量修改、撰写的部分，曾于1967年5月26日作为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文稿在《人民日报》上刊出。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7年版。)，发动了这一批判运动。这是对作家、知识分子发出的“信号”，要求他们进行思想改造，以与国家确立的政治方向保持一致。对于这部影片，毛泽东的批评，与马克思、恩格斯批评拉萨尔剧本《弗兰茨？济金根》有相似的理论依据。对《武训传》的批判，在理论上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对“历史”不同阐释的合法性，二是文学创作的“修辞”性质和作家的“虚构的权力”。当时不存在有对批判的依据提出质疑的可能。在批判的后期，周扬撰写了总结性质的长篇文章：《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注：刊于1950年8月8日《人民日报》。)。在这期间，还组织了武训历史调查团，到山东省武训出生和活动的地区进行调查，成果以《武训历史调查记》(注：刊于1950年8月23-28日《人民日报》。)的名目发表。
2、对萧也牧等的创作的批评(1951年)。主要是批评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等小说。在此前后受批评的还有长篇小说《战斗到明天》(白刃)、《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碧野)，电影《关连长》等。《我们夫妇之间》的问题是“歪曲了嘲弄了工农兵”，“迎合了一群小市民的低级趣味”，它正被一些人当作旗帜，用来反对毛泽东的工农兵方向。(注：见丁玲《作为一种倾向来看——给萧也牧同志的一封信》，《文艺报》第4卷第8期(1951年7月)。)因而，这些批评，是维护第一次文代会确立的文学规范。
3、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和胡适的批判(1954-1955年)。1952年，俞平伯将他出版于1923年的著作《红楼梦辨》加以增删、修改，改名《红楼梦研究》出版。在这期间，他还写了一些评介、研究《红楼梦》的文章。对于俞平伯的观点和研究方法，青年批评家李希凡、蓝翎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等文章中提出批评。他们的文章最初发表时，发生了一些波折，后来在作者母校山东大学的《文史哲》上得以刊出(1954年第9期)。《文艺报》在被指定转载这一文章时，主编冯雪峰撰写的按语，态度有些暧昧(“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但他们这样去认识《红楼梦》，在基本上是正确的”)。这一切，成为毛泽东发动这一批判运动的凭借。他于1954年10月16日写信给中央政治局成员等，称李、蓝的文章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提出要开展反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注：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当时未公开发表，但其主要观点，在经毛泽东审阅的《质问〈文艺报〉编者》(袁水拍，1954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一文中得到传达。“文革”期间的1967年5月27日，这封信公开发表于《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第5卷。)。对于胡适的不限于文学，而且包括政治学、哲学、史学、教育学等领域的批判，成为运动的焦点。郭沫若1954年11月8日对《光明日报》记者的谈话，周扬的《我们必须战斗》的长文，是要求文化界、学术界毫无例外投身“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与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严重斗争的动员令。在这期间，报刊发表了知名作家、学者的大量批判文章(注：1955年3月到1956年4月，三联书店(北京)共出版了收入这次运动中发表的论文的《胡适思想批判》8辑，近二百万字。另外一些出版社也出版有类似的“批判文集”。参与批判的作者，主要有：孙定国、李达、侯外庐、荣孟源、潘梓年、彭柏山、黎澍、冯友兰、任继愈、王若水、艾思奇、贺麟、金岳霖、陈仁炳、李长之、游国恩、陆侃如、冯沅君、罗根泽、王元化、陈中凡、冯至、王瑶、黄药眠、何其芳、以群、华岗、钟敬文、刘大杰、夏鼐、范文澜、嵇文甫、高亨、童书业、罗尔纲、翦伯赞、周一良、陈炜谟、陈鹤琴、陈友松、郑天挺、罗常培、钱端升、俞平伯、高一涵等等。其阵容之大，实属罕见。这些批判文章，有的表现了认真的“学术”态度，有的是无限上纲、用词粗暴而忮刻，有的则属不得已的避重就轻、言不由衷。)。全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主席团于1954年10月31日至2月8日，召开了8次联席扩大会，就《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文艺报》的错误展开批评讨论。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作协，也召开联席会议，并组织专题批判小组，撰写批判文章。
4、对胡风集团的批判(1955年)。胡风等与左翼文学内部的主流派别的矛盾由来已久。1955年的批判，是这一冲突的继续和发展。开始是在文艺思想的范围内，后来成为“政治问题”。胡风及其追随者和同情者，被构造为“反革命集团”。毛泽东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撰写了序言和大部分按语。(注：1955年初，舒芜将胡风写给他的34封信件交出，《人民日报》于5月13日，将它们与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一文同时发表，称胡风为“反党集团”。5月24日和6月10日同一报纸又刊出胡风和他的追随者被迫交出的来往信件135封，胡风等被称为“反革命集团”。)
5、文艺界的反右派运动，和对丁玲、冯雪峰“反党集团”的批判(1957年)。这一运动，连同对胡风等的斗争，是50年代文学界最重要的事件。在此之后，在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还开展了对资产阶级人性论、人道主义的批判。主要对象有：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文艺月报》1956年第9期)、巴人的《论人情》(《新港》1957年第1期)、王淑明的《论人情和人性》(《新港》1957年第7期)、《关于人性问题的笔记》(《文学评论》1960年第3期)、李何林《十年来文学理论批评上的一个小问题》(《河北日报》1960年1月8日)等。
6、1962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从1963年开始，在哲学、史学、经济学、文学艺术等领域开展全面的批判运动。批判的主要对象，当时的批判者归纳为：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翦伯赞的“让步政策论”，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邵荃麟的“写‘中间人物’论”，以及孙冶方在经济学、罗尔纲在历史学的观点等。受到批判的还有五六十年代发表的一大批文艺作品(包括小说、戏剧、电影)。这一批判运动，是“文革”的先声(或“序幕”)。而“文革”十年，就是一场持续的文化批判运动。
可以看到，斗争和批判贯串着这近三十年的时间。文学观念、艺术倾向、创作方法上的差别和分歧，都被当作现实的“政治问题”处理，看作对立的阶级力量和政治力量冲突、较量的表现。在方式上，论辩和批判越来越不顾“学理”的规则，而对立面也失去为自己主张辩护的权利，且多出现对“异端”施予“锻炼人罪，戏弄威权”的手段。这种方式的批判运动，只能发生在一个不仅靠文学自身的调节，而且靠政治权力的干预以建立“一体化”的文学格局这样的环境中。这些斗争和运动，又大多数为毛泽东直接发起，或为他所关切和支持。这表现了他对意识形态问题的高度重视。文学上的行动、措施，既有关文学自身的方向，也涉及总体的“文化战略”设计(进行持续不断的“文化革命”，以建立一种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的“新文化”)。当然，文学界的矛盾冲突和批判运动，也包含着其他方面的复杂内容。它们也是中国新文学(尤其是左翼文学内部)长期存在的因歧见和派别利益而发生的冲突在“当代”的延续。
持续不断的运动之间，也会有短暂的间歇。如1952-1953年，1956-1957年，1961-1962年等。在这些间歇期中，文学观念、政策，会有所调整，在运动中受到批判的主张、创作倾向、艺术方法，又会以不同方式重新提出。严格控制也会稍有松弛，而试图建立一种对“非主流”的文学观有所妥协的秩序。但是，它很快又会被更大规模的运动所拆毁，并在观念和方法上表现出较之前此更为激烈的状态。在这些运动中，尽管不是所有的作家都是打击的对象，但是，其波及的范围却是全面的，对作家思想艺术和行为的选择和规范，起到有力的制约、控制的作用。从文学写作的方面而言，当代开展的这些运动所要达到的，是想摧毁把写作看作个体的情感、心态的自由表现的“资产阶级”的文学观，摧毁“个体”写作者以自我认识、体验的信心，和自由选择认知、体验的表达方法的合法性。
二 左翼文学内部矛盾的继续
这个时期文学界的冲突，既为现实政治、文学问题所引发，又是文学界历史矛盾、积怨的继续和延伸。
在本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文学界就存在着复杂矛盾。开始是由于文学主张的不同，和各文学派别的利益，后来由于政治集团因素的加入，冲突更加尖锐。从政治—文学观这一基本点上看，矛盾大致有以下几条线索：在政治上倾向于国民党政权的作家和投身于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的作家的矛盾(这些作家有截然不同的政治立场，却都信奉文学服务政治的文学观)；在复杂环境中企图保持“中立”或寻求“第三条道路”，并维护艺术的“独立性”的作家与上述两类作家的矛盾；左翼文学内部因见解和宗派利益而发生的矛盾等等。各条不同的矛盾线索并非对等的关系，正如郭沫若所说，“中国文艺界”的主要矛盾和论争，“存在于这样两条路线之间：一条是代表软弱的自由资产阶级的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的路线，一条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其他革命人民的为人民而艺术的路线”。到了40年代末，郭沫若已经有充足的根据和信心宣布，前一条路线的文学理论“已经完全破产”，其创作也“已经丧失了群众”，而“代表无产阶级和其他革命人民的为人民而艺术的路线”，已取得了对中国文艺的绝对的主导地位。(注：郭沫若在第一次文代会上的总报告，见《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第38-39页，新华书店1950年版。)
这样，左翼文艺界内部的矛盾，便上升到主要的地位。在50年代初，虽然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胡适的批判，仍是为了清除“自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影响，不过，这些斗争，又可以说是针对左翼文化界内部“向资产阶级投降”的状况。
从20年代末到40年代末，中国左翼文艺界内部的争论、冲突，较重要的有：创造社、太阳社的郭沫若、成仿吾、钱杏邨、李初梨等与鲁迅、茅盾关于“革命文学”问题的争论；30年代初，在对待“第三种人”问题上，瞿秋白、周起应(周扬)与冯雪峰等的不同态度；1936年左联内部有关“国防文学”(周扬、夏衍、郭沫若提出)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鲁迅、冯雪峰、胡风提出)的两个口号的论争；1936年，周扬和胡风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争论；1938年毛泽东在文化问题上提出“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之后，在文化界开展的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在讨论中，胡风等表现了与毛泽东等有异的观点；1942年延安文艺整风中，毛泽东对周扬等的鲁艺办学方针的批评，和对王实味、丁玲、艾青、罗烽的杂文、小说的批评；40年代中后期，在重庆、香港，团结“主观”等问题对胡风及其追随者的批评。
周扬、冯雪峰、丁玲、胡风等，是中国左翼文学的“资深”人物。在左联时期，冯、丁、周都先后担任过左联党团书记，胡风也担任过宣传部长、行政书记。丁玲的创作，当时已获得很高声誉。冯雪峰是“五四”作家，后来参加过工农红军的长征，1936年受在陕北的中共中央委派，到上海领导革命文化工作。胡风30年代在左翼文艺界的地位尚不能与上述诸人相比，但后来通过办刊物、出丛书、写批评文章等，扶植、联络了一批青年作家，确立了其在文学界不容忽视的地位。新的政权建立后，胡风及其追随者已处于受冷落、排挤的地位。不过，对所坚持的路线、主张能取得胜利，他们当时充满信心，而完全未曾料到1955年成了被围剿的对象而“全军覆没”。冯雪峰、丁玲等，由于他们的资历和声望，在50年代初文学界的领导层占有重要的位置。他们都是中国作协的副主席，并先后主持《文艺报》、《人民文学》这些重要刊物的工作。丁玲还担任中共宣传部文艺处长、中央文学研究所(后更名为“中央文学讲习所”)所长的职务。但是，在1954年以后开展的各项运动中，他们直接、间接受到冲击。首先是在批判《红楼梦》研究的事件中，冯雪峰被指责犯了压制“小人物”、保护“资产阶级权威”的错误，被迫检查，失去《文艺报》主编的职务。接着，在1955年的一次不为外界所知的斗争中，丁玲、陈企霞被指控组织“反党小集团”，搞“独立王国”而受到审查和批判。最后，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冯雪峰、丁玲、艾青、陈企霞、李又然、罗烽、白朗等都成了右派分子。他们被说成是一个早已存在的“反党集团”的成员。不仅“揭露”了他们的现实问题，而且将历史旧案一并翻出。这包括：丁玲30年代初被南京国民党政府逮捕时的“自首变节”(注：关于丁玲1933年被捕后的表现，1984年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关于为丁玲恢复名誉的通知》中指出，在50年代对丁玲是“叛徒的指控，属不实之词，应予平反”。)；胡风、冯雪峰在左联时期“勾结”以分裂左翼文学运动，和鲁迅受他们欺骗而错怪了周扬；40年代初丁玲等在延安发表反党文章等。1958年初，《文艺报》辟出“再批判”的专栏把王实味、丁玲、艾青、罗烽等1942年在延安发表、在当时已受过批判的杂文、小说，加以“再批判”。毛泽东为这一专栏写了“编者按”，称被批判者是“屡教不改的反党分子”，他们“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注：《文艺报》1958年第2期。)。
在文艺界反右派运动告一段落时，发表了周扬署名的、经毛泽东三次审阅修改的长篇总结文章：《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注：参加这篇文章的执笔者有林默涵、刘白羽、张光年等。发表于1958年2月28日《人民日报》和1958年第4期《文艺报》。)。在座谈这篇文章的一次会议上，邵荃麟、张光年、林默涵、袁水拍等指出，这篇文章，不仅分析、总结了反右派斗争，而且分析了这场斗争的历史的、阶级的根源，“对长期以来我国左翼文艺运动中的分歧和争论，也提供了一个澄清和总结的基础”(注：《为文学艺术大跃进扫清道路》，《文艺报》1958年第6期。)。“澄清和总结”得出的结论是：丁玲、冯雪峰、胡风等，都是“混进”革命文艺队伍中的“资产阶级分子”；而过去的“两个口号”、“民族形式”论争，并非学术观点的分歧，而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样，从20年代后期到50年代，以左翼面目出现的资产阶级文艺路线的构成，便被叙述为这样的一条线索：“托派分子”王独清，“第三种人”，胡风、冯雪峰，延安时期的王实味、丁玲、萧军，以及50年代的秦兆阳、钟惦棐等。
三 对规范的质疑
在五六十年代，团结文学规范的确立，存在着广泛而复杂的矛盾。这种矛盾，在大多数情况下，表现在经常性的，即政策制订、理论阐述和文学创作、批评之中。(注：如筹备第二次文代会时，对于建国后文艺工作的成绩和问题的估计，以及产生这些问题原因的分析，冯雪峰和胡乔木、周扬等有不同的看法，冯所起草的报告被否定。)不过，在一定的时机，争论、质疑，也会呈现为大规模“挑战”的状况。在50年代，这种质疑和挑战，最重要的有两次。一是胡风等人在1954年前后的活动，另一是1956-1957年文学“百花时代”所进行的革新。
胡风等在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就已被置于受批判的位置上。1948年在香港出版的《大众文艺丛刊》上，对胡风等的文学思想和创作的批评，是这份刊物的主题之一。邵荃麟的《对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胡绳的《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评路翎的短篇小说》，乔冠华的《文艺创作与主观》等文，都与此有关。这体现了当时左翼文学的主流派别的关注点。邵荃麟认为胡风等强调文艺的生命力和作家的人格精神，是把个人主观精神力量看作是先验的，超越历史、阶级的东西；说“从这样的基础出发，便自然而然地流向于强调自我，拒绝集体，否定思维的意义，宣布思想体系的灭亡，抹煞文艺的党派性与阶级性，反对艺术的直接政治效果”。第一次文代会茅盾关于40年代国统区革命文艺运动的报告，也在文艺大众化、文艺的政治性和艺术性、文艺的“主观”等问题上，没有指名地集中批评胡风等的主张，认为“关于文艺上的‘主观’问题的讨论，继续展开下去，就不得不归结到毛泽东的《文艺讲话》中所提出的关于作家的立场、观点、态度等问题”。这些论述，是在指明胡风等的理论与毛泽东的《讲话》在文艺问题基本点的背离、对立的性质。在50年代最初的几年里，除胡风、阿垅、舒芜的理论外，胡风、鲁藜、路翎等的诗、小说，也在报刊上受到许多指责。(注：胡风这个时期写的《时间开始了》等长诗，路翎的短篇小说集《平原》、《朱桂花的故事》和剧本《祖国在前进》，都受到批评。)1952年6月8日，《人民日报》在转发舒芜检讨自己错误的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原载《长江日报》1952年5月25日)所加的“编者按”(胡乔木撰写)中，为“以胡风为首的”“文艺上的小集团”的错误性质，做出这样的裁定：“他们在文艺创作上，片面地夸大主观精神的作用，追求所谓生命力的扩张，而实际上否认了革命实践和思想改造的意义。这是一种实际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这一年的9月到年底，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了四次有胡风本人参加的胡风文艺思想座谈会。在中宣部写给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报告中，对胡风的文艺思想的“主要错误”做了如下的归纳：
(一)抹煞世界观和阶级立场的作用，把旧现实主义来代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实际上就是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文艺来代替无产阶级的文艺。(二)强调抽象的“主观战斗精神”，否认小资产阶级作家必须改造思想，改变立场，片面地强调知识分子的作家是人民中的先进，而对于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民，则是十分轻视的。(三)崇拜西欧资产阶级文艺，轻视民族文艺遗产。这完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为了清除胡风和胡风类似的这些思想的影响，决定由林默涵和何其芳两同志写文章进行公开的批评。……(注：转引自林默涵《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新文学史料》(北京)1989年第3期。)
林默涵和何其芳，代表左翼文学权威力量对胡风等的异质思想进行系统清理的文章——《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便于1953年年初，分别刊登在第2期和第3期的《文艺报》上。
在这些具有严重性质的批评面前，胡风等仍坚持他们的主张，并相信他们在中国文学界取得胜利的前景。1954年3月至7月，胡风在他的支持者的协助下，写成近三十万字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意见书”或“三十万言书”)，以中国传统文人“上书”的方式，“转呈”给中共中央。报告共四个部分：一、几年来的经过简况；二、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三、事实举例和关于党性；四、作为参考的建议。报告全面反驳了林默涵和何其芳文章的批评，申明他在若干重要的文艺理论问题上的观点，批评“解放以来”文艺工作上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并提出他的建议。1954年年底，中国文联和作协主席团召开联席扩大会，讨论《红楼梦》研究的问题，并检查《文艺报》的工作。胡风以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文艺报》和文艺界领导的批评，是他的“意见书”起了作用，认为全面质疑、挑战文学规范的时机已到，便在会议上两次长篇发言，激烈抨击当时文艺界主持者。于是，这次本来是开展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检查《文艺报》的“错误”的会议，在快结束时，已转移了斗争的风向，胡风问题成了焦点。周扬在《我们必须战斗》这一经毛泽东审阅的发言的第三部分，把胡风的问题单独提出，并做出“为着保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着保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着发展科学事业和文学艺术事业”，“我们必须战斗”的号召。
不久，胡风的《意见书》便由中共中央交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处理。“主席团”将其中的二、四两部分，印成专册，随《文艺报》1953年第1、2期合刊附发，“在文艺界和《文艺报》读者群众中公开讨论”。毛泽东也在这时的一份批示中，要文艺界“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一场全国性的胡风文艺思想批判运动全面展开。全国报刊发表了大量的批判文章。郭沫若发表了《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这一批判运动，在舒芜交出胡风给他的信件，后来又“搜出”或要当事人交出他们的往来信件后，“性质”上发生重大改变。这些信件成为“罪证”。在摘录编排，并加上注释和按语之后，编成共三批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公开发表(注：先在《人民日报》上刊载，后汇集成册，以《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为书名，由人民出版社于1955年6月出版。书中的“序言”，大多数的编者按语，由毛泽东撰写。)。胡风于5月18日被拘捕。先后被捕入狱的达几十人。最后被确定为“胡风分子”的78人中，有路翎、阿垅、鲁藜、牛汉、绿原、彭柏山、吕荧、贾植芳、谢韬、王元化、梅林、刘雪苇、满涛、何满子、芦甸、彭燕郊、曾卓、冀汸、耿庸、张中晓、罗洛、胡征、方然、朱谷怀、王戎、化铁等。
第二次试图改变已确立的文学路线的努力，发生在1956年到1957年春天。毛泽东从建立中国模式的现代国家的思路出发，在1956年提出了发展科学、文学艺术的“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当时的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解冻”的普遍性现象，要求在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和思想意识上进行变革。在“思想解放”的潮流中，关切中国文学前景的作家，对50年代以来的文学落后状况表示不满，指出“我们的文坛充斥着不少平庸的灰色的、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有思想深度和艺术魅力的作品并不多见。他们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严重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束缚所致。而教条主义的表现，集中表现在以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不合理的“定义”作为我们创作和批评的指导原则，同时，也表现在对《讲话》的片面和庸俗化的理解。他们和胡风等一样，质疑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存在的根据，并以现实主义的“真实性”，来作为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的最高标准，用“真实性”来抵御政治观念和政策规定对文学的干扰。他们提出“写真实”和“干预生活”的创作口号，提出大胆揭露生活中的矛盾、冲突。他们还对以行政的、粗暴干预的方式“领导文艺工作”提出批评，而希望能使作家拥有必须的自主性和艺术创造的自由环境。这一时期，提出重要问题、影响较大的理论文章有：秦兆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人民文学》1956年第9期)，陈涌《为文学艺术的现实主义而斗争的鲁迅》(《人民文学》1956年第10期)，周勃《论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长江文艺》1956年第12期)，刘绍棠《我对当前文艺问题的一些意见》(《文艺学习》1957年第5期)，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文艺月报》1957年第5期)，巴人《论人情》(《新港》1957年第1期)，钟惦棐《电影的锣鼓》(《文艺报》1956年第23期)，黄秋耘《刺在哪里？》(《文艺学习》1957年第6期)，于晴(唐因)《文艺批评的歧路》(《文艺报》1957年第4期)，蔡田《现实主义，还是公式主义？》(《文艺报》1957年第8、9期)，唐挚(唐达成)《繁琐公式可以指导创作吗？——与周扬同志商榷几个关于创造英雄人物的论点》(《文艺报》1957年第10期)，吴祖光《谈戏剧工作的领导问题》(《戏剧报》1957年第11期)等。
这一次的“挑战”，也以失败告终。在反右派运动中，许多作家、批评家成为“右派分子”，如冯雪峰、丁玲、艾青、陈企霞、罗烽、白朗、秦兆阳、萧乾、吴祖光、徐懋庸、姚雪垠、李长之、黄药眠、穆木天、傅雷、陈梦家、孙大雨、施蛰存、徐中玉、许杰、陈学昭、冯亦代、陈涌、公木、钟惦棐、王若望、汪曾祺、吕剑、唐湜、唐祈、刘宾雁、王蒙、邓友梅、刘绍棠、从维熙、蓝翎、唐因、唐达成、公刘、白桦、邵燕祥、流沙河、高晓声、陆文夫、张贤亮等。其中，有不少是对文学“规范”提出异议，并探索着“新路”的作家。
四 分歧的性质
中国左翼文学界内部的矛盾、冲突，有着复杂的原因。自30年代初开始，文学与政治集团关系的密切，以及文学运动和文学组织的政治权力化，是冲突愈趋激烈的重要原因。进入50年代以后，“一体化”的文学体制和格局，使矛盾和冲突的方式、性质，发生重要变化。
不过，如果仅就文学主张和有关文学运动的方针、政策上看，则牵涉到对中国左翼文学的基本形态和发展道路的不同理解。纵观20年代末到70年代的文学过程，可以看到左翼文学内部存在着不同的理论派别：一是以胡风、冯雪峰为代表的，包括50年代的秦兆阳等；一是以周扬为代表的，包括后来成为左翼文学的主要领导者的邵荃麟、林默涵、何其芳等；另一则是在“文革”前夕形成的，以江青、姚文元等为首的派别——他们以经由他们所阐释的毛泽东的理论，作为依据。从30年代到50年代前期，胡风、冯雪峰与周扬等的矛盾占据主要地位。在胡风等被“清洗”之后，周扬等与更具激进姿态的派别的矛盾便突出了起来。需要说明的是，不同派别之间的矛盾，在许多时间里常常互相交错。另外，左翼文学这些代表人物的观点也时有变化。最明显的如周扬等人，他们有时持一种更为激进的主张，而在后期，在许多重要问题上，则接近他们原先的论敌胡风、冯雪峰的立场。
虽然周扬等与胡风、冯雪峰有尖锐矛盾，但他们也有重要的共同点。他们都无例外地把自己看作马克思主义者，坚持的是“真正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把建立革命的(或无产阶级的)文学，作为自己的职责。他们都表示对于毛泽东的《讲话》的拥戴(虽然胡风、冯雪峰会有不同看法，但极少公开批评；胡风70年代末出狱后，仍再三表示他对毛泽东及其理论的忠诚)。他们也都不赞同文学与政治无关(或平行)论，认为从广义上说，文学应该是人民革命斗争、是思想启蒙的“武器”，中国的文学运动应是革命运动的组成部分(或“一翼”)。不论是周扬、茅盾、邵荃麟，还是胡风、冯雪峰，都曾尖锐地攻击那种“文艺自主”、“纯艺术”的主张。(注：1954年，在中国文联、作协的主席团联席会议上，胡风对周扬等的批评其中重要一项，便是后者对朱光潜等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投降。)他们也都信奉、提倡“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在他们那里，有时被看作自古以来就存在(在中国，据说从《诗经》就已开始)的“创作方法”，有时被看作文学史上特定的一种思潮，有时又被解释为所有作家应予遵循的创作原则。从这样的立场出发，对于中国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文学思潮和文学创作，他们都持激烈批评的态度。另一具有重要意义的共同点则是，他们都坚持文学“一体化”的思想、坚持建立文学的“统一规范”的必要。一般来说，处在受压制地位的派别，会提出允许不同主张存在，让这些歧见“在实践过程中去解决”的要求(如胡风在50年代)(注：胡风《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新文学史料》1988年第4期。)。但这并非表示他们对个体的“自主”选择的尊重，对“多元”状态的“容忍”。在认为自己表达的是“终极”性质的真理上，在要求文学的统一性目标上，胡风等的立场，丝毫不比周扬等含糊。
但是，他们之间也存在一些重要的分歧。(注：周扬、胡风、冯雪峰的理论批评著作和文章，80年代以来，先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加以汇集出版。计有《胡风评论集》(上、中、下)，《雪峰文集》(1-4卷)、《周扬文集》(1-4卷)。下面的征引，不一一注明出处。)
第一，关于文学与政治、实践(生活的和艺术的)与观念的关系。这是左翼文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相对而言，周扬等更强调理论、思想观念的重要性，认为对作家而言，“正确的世界观”应置于第一等重要的位置上。胡风、冯雪峰也承认思想世界观的重要性，但认为更重要的是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思想问题、世界观问题，是表现在作家对现实的关系上，只有在“实践”中才能表现出来，也“必须”在“实践”上去解决。离开作家的“实践”去谈思想、政治问题，都是抽象、空洞的。胡风还认为，“真实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也就是现实主义的“艺术实践”，“能够补足作家生活经验的不足和世界观的缺陷”。
第二，关于现实主义。周扬、胡风、冯雪峰等，对于他们所提倡的“现实主义”，都申明与西欧、俄国19世纪的“旧”现实主义不同，而经常冠以“新”、“革命”或“社会主义”的限定语。不过，在具体的解释上，又有若干的差异。周扬等更多接受苏联30年代作家协会章程的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做的规定，即文学要“从革命历史发展上”来反映现实，表现革命的“远景”，并注重对民众的教育作用。而胡风的“现实主义”则更多承接19世纪法、俄文学的“批判生活”的性质，以及鲁迅所代表的中国现代作家的“思想启蒙”责任。对后者来说，他们更注意古老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沉重负担，认为中国的“传统”和民众的生存状况和精神状态，一方面是韧性的战斗力、原始的生命力，另方面则是奴性的卑贱与苟安。胡风提出了著名的“精神奴役的创伤”的命题，而要求作家“对于一切的麻木，一切的污秽，一切的混乱，随时随地感到难堪或悲愤，用了最大的警惕心去告发，去抨击”。
第三，创作上主客观的关系。周扬和毛泽东一样，重视“深入生活”的重要，并把“生活”主要理解为“工农兵”的斗争生活。而胡风则更强调作家的热情、创造力。他认为，文学创作是主客观的融合，如果这种“融合”是出色的，那就一定表现了主体对客体的主动态度。这种“融合”的过程，他用了“肉搏”、“搏斗”、“突进”、“相生相克”、“拥抱”等富紧张性的词语来说明。胡风认为，文艺虽是社会斗争的产物，又是用来进行社会斗争、思想斗争的武器，但“也不能不是作者的内心的矛盾斗争的产物”，“不能不是肉身的东西，不能离开个人的灵魂与血肉的”。对于作家的这种“主观战斗精神”，他强调的是受磨难的痛苦：如果在生活经验和艺术创造中抽掉了这种“受难(passion)精神”，那将是“艺术的悲剧”——这是胡风他们推崇揭示心灵搏斗的受难式作品，而拒绝肤浅的颂歌的原因。从推重“主观战斗精神”出发，胡风也反对冷静、“观照”的文学。当以这一创作理想来对抗左翼文学主流派忽视作家艺术创造的主体性时，有它的合理性。而当他们用这一主张去规范一切作家、作品，进而攻击沙汀的“客观”的写实方法，攻击朱光潜、沈从文等的审美距离和“冷静美学”时，也表现了他们的偏颇。
第四，关于“当代文学”的传统。在四五十年代之交，左翼作家需要面对20世纪文学的三个“历史事件”：“五四”文学革命，产生于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毛泽东的《讲话》和解放区文学。这三个方面，既是文学理想、文学观念，又是文学事实，文学经验。它们并非各自独立，而是相互渗透、纠结。《讲话》自然继承了“五四”文学革命的成果，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规定，也是《讲话》的理论来源之一，而《讲话》和毛泽东的其他著作，也参与了对“五四”的阐释和重构。左翼作家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看法虽然也存在分歧，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不被单独当作一个特别关注的问题(注：50年代中期的情况有些不同，当时，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态度，成为争论的重要问题之一。秦兆阳、刘绍棠等，就是从对这一创作方法和对《讲话》的质疑，来批评当时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政策的。)，他们在“传统”问题的论辩，主要围绕“五四”新文学、尤其是对《讲话》的理解和评价展开。《讲话》的基本理论构成，是一组对立的矛盾关系的展开。政治与艺术，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现实和理想，主观和客观，知识分子和工农大众，光明和黑暗，歌颂和暴露，普及和提高等等。《讲话》理论本身留下的“空隙”，和对对立项的不同侧重，是不同历史语境下，具有不同思想和知识背景的左翼作家关于《讲话》的论辩的主要内容。
在“五四”与《讲话》的关系上，胡风、冯雪峰、秦兆阳等虽然也承认《讲话》的指导意义，但并不把它的出现，看作是转折性事件。在有关当代文学“传统”问题的看法上，他们更重视“五四”的新文学传统，以“保卫五四文学革命传统”作为文学理想和文学实践的中心问题。而这一“传统”，在他们看来，已为鲁迅为代表的作家的实践所确立。他们对于过分宣扬、推行解放区文艺运动的经验的后果表示忧虑。(注：胡风《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中讲到，他1948年进入解放区时，感到“解放区以前和以外的文艺实际上是完全给否定了”，“五四传统和鲁迅实际上是被否定了。”)对于“五四”新文学，也更强调它与西欧和俄国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继承关系。胡风《论民族形式》中的“以市民为盟主的中国人民大众底五四文学革命运动正是市民社会突起了以后的、累积了几百年的世界进步文艺传统的一个新拓的支流”的说法，冯雪峰《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中的“五四”文学革命“所根据和直接受影响的”，是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和反抗的浪漫主义，“‘五四’是这近代资本主义的文学的一个最后的遥远的支流”的论断，都表明了这一点。(注：这些观点，被认为是歪曲、篡改了“五四”文学革命的性质和领导思想，而在50年代受到反复批判。胡风和冯雪峰在50年代虽然都修改了他们的这一说法(见胡风《意见书》和冯雪峰《中国文学从古典现实主义到无产阶级现实主义发展的一个轮廓》)。但这并非个别提法的问题，而涉及其文学思想体系。因而这些修改有值得怀疑的地方。)
在50年代，周扬等已构造了他们的毛泽东文艺思想正确阐释者和坚决贯彻者的形象。他突出的是《讲话》“的发表及其所引起的在文学事业上的变革”，“是‘五四’文学革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是继‘五四’之后的第二次更伟大、更深刻的文学革命”(注：周扬《坚决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1951年5月17日《光明日报》(北京)。)。对于周扬等来说，他们既强调《讲话》与“五四”文学革命的联系(“继续”)，甚至认为是“五四传统”的最有资格的继承者，同时更强调它们的区别(“发展”)。就前者而言，他们通过指认“五四”文学革命的性质和领导权来达到(即认为“五四”文学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一开始就是向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发展”的)；至于后者，则着重突出“五四”文学革命和新文学的缺点(没有能解决文学“与工农群众结合”这一“根本关键”问题)，来确定“五四”文学革命与《讲话》之间的等级关系(“更伟大、更深刻的文学革命”)。这种阐释，是为着使《讲话》及其在文学上引起的变革和出现的成果，成为“当代文学”的更直接、更具“真理性”的“资源”。
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范畴上来观察，胡风、冯雪峰与周扬等的分歧，不能说是无谓的争吵。胡风等在各个时期对左翼文学弊端的揭发和批评，也有积极意义。但是，胡风、冯雪峰(甚至周扬也一样)等，都是现代文学史上的“悲剧人物”。这指的是他们受到“主流派”的排挤、打击，也指的是这样的特殊处境：他们至死都认为自己是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自由主义作家”视他们“左”得出奇是情理中事，而左翼“主流派”则把他们当作“异端”、“右派”，“混进”革命队伍的“资产阶级分子”。况且，由于胡风及其追随者结成有强烈宗派情绪的集团，对一切不同意他们的创作主张，风格与他们相异的作家，一律采取攻击排挤的态度，这就使他们在一段时间里更形孤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