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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十年，尽管受战乱的影响，国统区的散文还是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当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内部各种样式的发展程度亦不尽相同。在抗战初期，报告文学迅速占领文坛，成为文学的主流。抗战中后期，随着抗战的持续发展和进一步深入，现实生活中一系列不利于抗日、阻碍社会进步的负面因素日益凸现。此时杂文开始显示出它旺盛的生命力。更适合抒发个性的抒情性散文受大环境影响，在抗战初期失去了自己的位置，随着梁实秋等人创作实践的带动，在四十年代，它又逐渐恢复了元气，出现了一批艺术上趋于成熟的佳作。此外，记叙性散文和游记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第一节 报告文学的蓬勃发展
“七七事变”爆发，中国进入全民族抗战的新时期。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所激励，绝大多数作家都纷纷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抗战宣传当中去。他们或是随军作战，亲临前线采访；或是在实际的救亡与战斗性生活中积累了丰富的素材。此时，文学的审美、艺术性等特征似乎已变得不合时宜，被人们自觉抛弃。为了实际的抗日救亡，人们更加看重的是文学的宣传效应。于是那些能够迅速直接地反映抗战生活的文学体裁就得到了极大发展的机会。报告文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凭借其自身的新闻性与纪实性的优势，迅速占领文坛的。评论家指出：抗战以来“一切文艺刊物以最大的地位（十分之七八）发表过报告文学；读者以最大的热情期待着每一篇报告文学的刊布，既成的作家（不论小说家或诗人或评论家）十分之八九都写过几篇报告文学。在这种情况之下，报告文学就成了中国文学的主流了。”据统计，仅1937年下半年至1939年，在上海、武汉、重庆、桂林等地出版的报告文学集就有40多本；报告文学在抗战初期的繁荣局面由此可见一斑。
在林林总总的报告文学当中，描写我军在正面战场同日寇作战的作品占了绝大多数。范长江在“七七事变”发生后，奔赴前线，冒着敌人的炮火，写下了《芦沟桥畔》，及时记录了中国军民奋起抵抗侵略者的情景，赞扬了他们的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情绪。祖澄的《孤军八百》以淞沪会战结束，国民党大撤退为背景，记录下了谢晋元团长率领八百勇士同敌人浴血奋战的事迹，笔触所及，感情真挚而热烈。八百勇士的事迹也随之传遍全国，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丘东平的报告文学成就最为突出（丘东平的抗战作品融小说的典型性与报告文学的纪实性于一身，具有两种文体的交叉性质。这里我们姑且按照报告文学来处理）。代表作《第七连》，连长丘俊在目睹了抗战初期敌我力量的悬殊对比后，并没有消沉，也没有感伤，而是更加顽强地坚持斗争，最后光荣地完成了任务。《一个连长的遭遇》和《友军的营长》在主题上有相似之处，无论是连长林青史还是长脸营长在率众突围后，都遭到了被枪决的命运。他的作品，一方面描写了随着抗战的深入，中国的新一代军人正从旧军队中蜕变而来，歌颂了他们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艰苦条件下顽强作战的昂扬斗志；另一方面，他绝不回避现实矛盾，而是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尖锐地指出了国民党旧军队存在的弊端，以及由此给抗战带来的消极影响。在他的一些作品当中，对共产党军队灵活的游击战术亦有所涉及。丘东平的作品悲壮激烈，颇有震撼力量。尽管其作品亦有不足之处，如艺术性不强，有速写式的倾向；人物刻画上有时不够深入；遣词造句上略显晦涩生硬，不易理解等，但丘东平在抗战初期报告文学领域所取得的成绩仍不可小视。除此之外，碧野的《北方的原野》、姚雪垠的《战地书简》、谢冰莹的《从军日记》等描写了广大民众自发抗战的高涨情绪；曹白的《生命，在这里呼吸》、《在死神的阴影下面》、萧乾的《血肉筑成的滇缅路》等，描写了人民颠沛流离的苦难生活；夏衍的《广州在轰炸中》、黄钢《开麦拉之前的汪精卫》等，则暴露了敌人的丑恶面目及所犯下的严重罪行。但是，报告文学鼎盛的背后亦隐藏着不少问题，很多通讯报告文学完全是为时间所迫，仓促之间写出来的。“只有’报告‘而没有’文学‘......和一般的新闻纪录相同。”(罗：《抗战文艺运动鸟瞰》）经过三年的热潮之后，一方面抗战形势趋于稳定，使得报告文学的新闻性、纪实性受到影响，从而也就使它失去了原有的轰动效应；而国民党当局加强对报刊图书的控制，查禁“鼓吹偏激思想，强调阶级对立”的“反动言论”也人为地阻碍了报告文学的正常发展。以后虽然也有个别优秀作品出现，但从整体上讲，报告文学的高潮期已经过去了。
第二节 杂文的兴盛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不断暴露出来。国民党政府对日本的阴谋妥协，国民党军队的消极抵抗以及蓄意制造国共摩擦，都给抗战的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而在国统区内部，国民党的独裁统治造成的社会凋敝、物价飞涨等社会问题也为杂文的发展提供了现实基础。于是，在抗战初期一度消沉的杂文又繁盛起来。
在国统区诸多杂文作家当中，以1940年创刊于桂林的《野草》为阵地而形成的杂文作家群，集结了聂绀弩、秦似、夏衍、孟超等人，是这一时期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个杂文阵地。他们的作品风格多样，笔力猛烈，真正继承了鲁迅“不克厥敌，战则不止”的韧性斗争精神。此外，重庆《新华日报》副刊、《新蜀报·蜀道》等也是这个时期杂文的重要阵地。郭沫若、茅盾、冯雪峰等人也对杂文的创作投入了相当的精力。
聂绀弩结集有《蛇与塔》、《早醒记》、《历史的奥秘》等。猛烈地批判社会黑暗及旧伦理道德，挖掘中国人民族性格的劣根性，从而挖掘出阻碍抗战胜利，阻碍社会历史进程的消极因素，是他杂文的主要题旨。《我若为王》为其名篇，他幻想出一旦“我若为王”后“我”的变化及“我的尊长，我的师友，和以前曾在我面前昂首阔步耀武扬威的人们”纷纷在我面前“低头、鞠躬、匍匐”的丑态。作者由此提出了改造国民性格的重要问题，并进一步指出：“世界之所以还大有待于改进者，全因为有这些奴才的缘故”，点明奴才们的存在，不仅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与历史的发展，更为少数统治者实行封建专制统治提供了温床。全文构思奇特，想象丰富，目光敏锐，笔锋却藏而不露，充分利用反讽、归谬等手法，于平静质朴的叙述当中融进深深的思索，形成了独特的冷嘲风格。冯雪峰结集有《乡风和市风》、《有进无退》、《跨的日子》等。他的杂文并不拘泥于一时一事，而是往往能够敏锐地抓住社会政治生活弊病，铺阵展开，深入剖析。他极善于在纵向的历史当中寻找其根源及发展脉络，并在其中融入自己主观的哲理思索，政论色彩极浓。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文笔细腻，语气委婉，善于细致全面地说理论事，极有说服力。但有时文笔拖沓，失之于不够快捷。代表作有《简论市侩主义》、《发疯》、《民主和“不是民主”》、《顽固略解》等。
此外，秦似文思敏捷，知识渊博，笔端不露锋芒，有较强的文化气息，结集有《感觉的音响》、《时恋集》等；夏衍有《此时此地集》、《长途》、《劫后随笔》；孟超有《长夜集》、《未偃草》；宋云彬有《骨鲠集》等。他们的杂文与鲁迅现实主义的战斗精神一脉相承，功绩突出，被朱自清称为“春天的第一只燕子”。
第三节 各具特色的抒情散文
抗战爆发以来，各种宣传抗战的功利主义文学占据了统治地位，很多作家都自觉地将自己的创作个性融入到历史大潮当中去，为抗战文艺摇旗呐喊，在这种情况下，更强调抒情个性的抒情性散文就显得不合时宜了。于是在抗战之初，它几乎消失殆尽。直到40年代，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它又才重新发展起来。重庆的《大公报·战线》、《中央日报·平明》、香港的《星岛日报·星座》等众多刊物的副刊都成了散文小品的重要园地。巴金、李广田、冯至等人的散文写得有声有色。当然，随着时代的推移和环境的制约，本时期的抒情散文也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它“从表现形式上说，大多是散文小品、散文诗一类短小凝炼之作，又大多采用比喻、象征、寓意等间接抒情手法，写得曲折含蓄。通常出现的意象是曙前、冬夜、寒风、冰雪、星光、烛光、黎明、春天之类与黑暗和光明、现实与理想、今天和明天等与矛盾冲突相对应的景物和时序，从而曲折透露自己的心曲，隐约把握到了新旧社会处于生死决战关头的时代的脉搏。
巴金是一位极勤奋的作家，本时期结集有《梦与醉》、《黑土》、《无题》、《龙、虎、狗》、《废园外》、《旅欧杂记》、《怀念》等。巴金的散文并不追求生动的故事和曲折的情节，而是注重以情动人。他往往能在普通的景物描写或故事叙述当中融入自己深深的感情，从而引起读者强烈的共鸣。其名篇《废园外》这样描写被日寇轰炸后的废园的残败景象：“窗没有了，楼房快要倾塌了。”尤令作者感到悲哀的是“二三颗炸弹带走了年轻人的渴望”。全文没有一句血泪声声的控诉，然而在其平静的语气当中，一股清愁哀怨却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催人泪下。《先死者》描写炮火洗劫下的灾区景象：砖头、木片、灰尘、废墟、瓦砾、死者......，然而作者并没有一味沉浸在悲痛之中，而是深情地写道：
“他们用自己的血灌溉他们所爱的土地，对这土地他们尽了最后的力量了。以后应当由我们来继续他们的工作，由我们来完成他们的工作。我们没有理由哀悼他们。我们倒应该尊敬他们。他们并非不幸的、徒然的牺牲者。他们用血来照亮我们前进的路。这样的血是会发出光辉的。”
在这里，深深的悲痛已经转而化成对人民的赞颂，对未来工作的承诺，充满了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及民族自豪感。景象虽是衰败的，格调却高昂乐观。
身处抗战，绝大多数作家都力图将自己的个性与整体的抗战气氛有机结合起来，既关注社会、人生，又保持独立的创作原则。但也有一些作家游离于社会主潮之外，并不直接干预现实生活。他们或谈天说地，或写民俗民情，或议论人生百态，或侧重幽默闲适，各具特色，仿佛生活在世外桃源般的隐逸世界里。其典型者有梁实秋与沈从文。
梁实秋于1939年后陆续发表了《雅舍小品》。“雅舍”指当年秋天他在重庆远郊与朋友合资购置的一栋平房。房子“有窗而无玻璃，风来则洞若凉亭，有瓦而空隙不少，雨来则渗如滴漏。”屋内的老鼠“使得人不能安枕”，蚊子则“聚蚊成雷”。如此恶劣的环境，梁实秋却安然命之曰“雅舍”，并觉得它“还是有它的个性。有个性就觉可爱”（《雅舍》）。言语之中流露出一种超然独立、悠然自得的心境和平和豁达之气。类似的格调在许多文章当中都有所流露。如《音乐》中，他欣赏的是“风声雨声，虫声鸟声”那样“自然的音乐”；在《客》中，他向往的是“风雨故人来”，“把握言欢，莫逆于心”那样的神交境界；在“雅舍”中，他安享的是“我有一几一椅一榻，酣然写读，均已有着，我亦不复他求”的恬淡生活，追求精神上的娱悦与洒脱。总之，他的散文，有意回避社会热点话题，而多以一些琐屑平常的生活为对象，在娓娓道来之中融入自己对生活的认知、理解，表现出一种幽默达观的人生旨趣。他的文章，不适宜抗战的总格调，却颇有一种俯仰自得、优游自由的中国古代的雅士风度，温柔敦厚，舒缓自如。《雅舍小品》自问世以来，风靡文坛，数十年来一直持久不衰，成为抒情性散文小品的精典之作。
1937年，沈从文一路颠簸，辗转来到大后方，后又回到湘西，写下了散文集《湘西》。在《沅陵的人》、《常德的船》、《凤凰》等篇中，他记录下了湘西诗一样优美的自然景观，回顾了历史悠久的湘西楚文化，描述了湘西所特有的赶尸、匪患、游侠、放蛊等民俗民情，更为湘西人淳朴热情的民风所深深感染。然而与此同时，他也为湘西的保守落后而深感惋惜。在他眼里，“湘西到今日，生产、建设、教育、文化在比较之下，事事都显得落后”，其原因就在于“是湘西人负气与自弃的结果！”“这两种缺点合而为一，于是就产生了一种顽固的拒他性。不仅仅对一切进步的理想加以拒绝，便是一切进步的事实，也不放在眼里。”(沈从文：《〈湘西〉题记》)在《泸溪、浦市、箱子岩》中，作者先是回顾了湘西历史上无休止的战乱及落在人们身上的种种不幸命运，继而悲哀地感叹：“这些人根本上又似乎与历史进展毫无关系。从他们应付生存的方法与排泄感情的娱乐方式看，竟好像古今相同，不分彼此。”相对于他的小说，沈从文的散文更为直接地体现了他对历史人生的种种感悟，寄托了他寂寞的文学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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