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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东西方”醒世小说“比较谈
——”三言“”两拍“与《十日谈》
冯梦龙把自己编辑的三本书命名为《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决非信手拈来，无论喻世、警世都是为了醒世。无独有偶，十四世纪中叶的意大利小说《十日谈》也被作者薄伽丘称为”一百篇’醒世小说’“。打开”三言“、”两拍“和《十日谈》，它们都讴歌自我发现与觉醒，突出地描写了尘世享乐和尘世利益。在交织着历史和现实投影的令人眼花缭乱的生活画面上，充斥着罪恶和无耻，流淌着金钱和肉欲，燃烧着爱情和嫉妒，混合着眼泪和鲜血……确实，在东西方各自被作者称作”醒世小说“的《十日谈》和”三言“、”两拍“表现出了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三言“”两拍“和《十日谈》堪称具有世界影响的作品。《十日谈》产生于十四世纪中叶（约1350-1353）的意大利。在西欧各国中，意大利是资本主义发生最早的地区，是得风气之先的文艺复兴运动的发源地。晚了两个世纪的”三言“于明末清初传到日本，对日本的通俗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十八世纪时，日本的冈田白驹、泽田一斋师徒二人从”三言“”两拍“和《西湖佳话》中选出部分作品译成日文，编成日本”三言“，即《小说精言》、《小说奇言》、《小说粹言》。由抱瓮老人选编”三言“、”两拍“而成的《今古奇观》是第一部被介绍到欧洲的中国小说集。1893年，法国巴维尔译的《小说与故事》中，收了《灌园叟晚逢仙女》、《李谪仙醉草吓蛮书》、《俞伯牙摔琴谢知音》等篇。英国、德国都有《今古奇观》的选译本。当时，中国小说流行在欧洲的文坛。德国的著名诗人席勒读了《今古奇观》后惊讶不已，写信给歌德说：“对一个作家而言，……埋头于风行一时的中国小说，可以说是一种恰当的消遣了。”西方大诗人的话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至少表明东西方的审美观有许多共通之处，无论《十日谈》还是“三言”“二拍”都是人类的优秀文化遗产。
“三言”、“两拍”的问世，不是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直接影响的结果，是我国自身经济、社会生活和哲学思潮变化发展的产物。东西方的醒世小说相似是由于彼此平行而又相近的社会所造成的，明代中叶以后，手工业、商业在我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商品经济空前活跃，它极大地刺激了人们对于尘世利益和尘世享乐的追求。当时以李贽为代表的后期王学左派，公开主张言“私”言“利”，把“好货好色”作为人生的自然需求而加以肯定，对长期来禁锢着人们头脑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教条提出了勇敢的挑战。反映到文学创作中，反对禁欲主义和蒙昧主义、宣扬人的七情六欲很快成为一个普遍的主题。东西方的“醒世小说”都有那些相似的内容和思想？下面让我们做一个大致扫描：
(1)撕开教会伪善的面纱
《十日谈》是一部集中向教会展开攻击的文学作品。薄伽丘生活的时代，以教会和世俗封建主为代表的封建势力在欧洲占据着统治地位。教会的职能主要是对人民实行全面的精神统治，无孔不入地渗透到人民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教会就是真理的化身，它至善至美以至神圣不可侵犯。已成为当时封建制度的主要精神支柱，而薄伽丘却以犀利的笔触，深刻揭露了教会的虚伪与腐朽。在《十日谈》中，不仅神父一个个都是荒淫无耻、阴险狡猾的家伙，而且教堂、修道院也完全成了藏垢纳污、为非作歹的场所。小说以艺术的描写告诉人们，在教会所宣扬的禁欲主义的背后，实际实行的却是纵欲主义。从而无情地撕破了教会崇高神圣的外衣，显露了它的原形。
“三言”、“两拍”诞生在明代中叶以后，那个年代是一个宗教甚嚣尘上的时代。儒佛道三教合流成为我国政治思想舞台上一种特殊的力量。正德时武宗的佞佛，嘉靖时世宗的崇道，万历时神宗的复又佞佛，在最高统治者的宠信和重用之下，和尚和道士相继成为我国社会的特权阶层，他们被封官晋爵，委以重任，炙手可热，势焰熏天；而这些佛道信徒之所以得宠，只是在于他们向最高统治者提供了荒淫生活所需要的闺帏方药。“成化时，方士李孜、僧继晓已以献房中术骤贵，至嘉靖间而陶仲文以进红铅得幸于世宗，官至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少傅少保礼部尚书恭诚伯。”（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这在当时已是司空见惯的事。因此，产生于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文学作品，只要它是揭露和攻击世俗封建制度的，必然也会把攻击的予头首先指向宗教僧侣势力。《十日谈》的故事历数和抨击教会的罪恶。整个作品之总纲第一天故事里，作者写了一个叫亚伯拉罕的犹太人，听了好友的苦劝准备改奉天主教；他来到罗马，想亲眼看看上帝的使者教皇的生活作风。不曾料看到的却是：（教皇宫庭里）从上到下，没有一个不是寡廉鲜耻，犯着’贪色’的罪恶，甚至违反人道，耽溺男风，连一点点顾忌、羞耻之心都不存了，因此竟至于妓女和娈童当道，有什么事要向廷上请求，反而要走他们的门路。不仅是这些，他还看透他们毫无例外，个个都是贪图口腹之欲的酒囊饭袋，那种狼吞虎咽，活象是头野兽。他们首先是色中饿鬼，其次就好算得肚子的奴隶了。“”那儿的修士没有一个谈得上什么圣洁、虔敬、德行，谈得上为人表率。那班人只知道奸淫、贪欲、吃喝，可以说是无恶不作，坏到了不能再坏的地步。这些罪恶是那样配合他们的口味，我只觉一个神圣的京城，而是一个容纳一切罪恶的大洪炉！
下面便引出许多嘲讽的故事。在这罪恶的渊蔽里：一个小修士犯了色戒，勾引诱骗了一个佃户的女儿。院长发现了这一奸情，同样卑鄙地奸污了这个姑娘，并想把小修士“打入牢房，关禁起来”，以使“那个小宝贝”归自己一个人享受。一个叫费利斯的修士为了勾引朋友布乔兄弟的妻子，假称教给布乔一种修成圣徒的秘法，把他支开，自己乘机去和他的妻子寻欢作乐。还有一位“言语举止都十分圣洁”的修道院长，看上了一个农民的妻子，于是用药酒使这位农民人事不省，禁锢在地窖里。院长就乘机和他的老婆私通。那女的怀孕后，又把农民放回了人世去做孩子的爸爸。一个自称为亚伯度的坏蛋，摇身一变，成了法兰西斯派的神父，这个神父愚弄一个女人，说是加百列天使爱上了她，然后自己扮作天使模样，就去和她幽会，以此来满足自己的私欲。神父如此，修女也好不到哪里去，第九天故事写一所女修道院的修女犯了奸情，其他修女发现后去报告院长，孰料女院长正陪着一个教士睡觉，慌忙中拿教士的短裤当作了自己的头巾。上梁不正下梁歪被那个修女当众揭穿，满口仁义道德的院长在众目睽睽之下出乖露丑，无地自容。作者要揭示的是：在圣洁的外衣下掩藏的一颗“堕落的灵魂和卑劣的居心”。而这种堕落和卑劣，正是被禁欲主义所扭曲了的人性的变态反映。对佛道二教和禁欲主义的抨击也构成了“三言”、“两拍”的重要内容。在这两部小说中，无论写僧还是道，都是贪淫奸邪的色中饿鬼；无论写寺还是观，都是藏垢纳污的罪恶场所。“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这些标榜色空的众多僧、道、尼没有一个不是以奸淫贪鄙的面目出现的。与《十日谈》相比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醒世恒言》《汪大尹火焚宝莲寺》，写一伙佛门弟子贪淫奸恶，利用善男信女求嗣心切，在寺中设子孙堂，哄骗妇女到堂中住宿；堂内却俱有暗道可入，至夜深时和尚便来轮流奸宿。《初刻拍案惊奇》《酒下酒赵尼媪迷花，机中机贾秀才报怨》，写一个观音庵中的老尼，平时把徒弟当作粉头，陪人歇宿，得人钱财；后又与一个浮浪子弟串通一气，设计玷污了一个正经女子，自己也从中渔色，肆意淫乐。《初刻拍案惊奇》《西山观设度亡魂，开封府备棺追活命》，则写西山观一个道士黄知观，平时不仅养着两个道童，耽溺男风；而且借设坛为由，勾引寡妇，以至因奸唆杀人子，最后死于非命。又如《初刻拍案惊奇》《夺风情村妇捐躯，假天语幕僚断狱》，写一个寺院的老和尚和徒弟搞同性恋，后与徒弟因争夺一个农妇，竟下毒手杀死了村妇。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
我们把上述例举和《十日谈》的有关内容稍加对照，便不难清楚地看到：在揭露教会和教徒的荒淫无耻上，在抨击蛊惑人心的禁欲主义的虚伪、荒谬和违反人道上，作者的创作意图和作品思想倾向都不谋而合。
我们知道，冯梦龙和凌蒙初不可能事先拜读过《十日谈》，但让人不解的是，这两种前后相距两个半世纪的作品集中却有部分篇章好象一个模子里脱出来的。《十日谈》叙述了一座以圣洁著称的女修道院把一个假装哑巴的园丁当作“一种畜生”，从院长到修女九人轮番向他进攻，弄得园丁精疲力尽。无独有偶，《醒世恒言》《赫大卿遗恨鸳鸯绦》也写了非空庵的四个尼姑，她们私藏男子，供其淫乐；后为要达到长期奸宿的目的，剃光了他的头发使他不得回家见人，弄得那可怜虫一命呜呼。这两篇故事如此的妙合，既反映了东西方教徒们品行上一样荒淫无耻，也表现了东西方三位小说作者思想立场的相似。
“三言”“两拍”和《十日谈》代表了东西方两个截然不同的民族，产生的土壤不同，时间也不同，但它们在抨击教会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这从根本上说是为社会和时代所决定的。薄伽丘生活于欧洲中世纪和近代社会之交，一方面，貌似崇高神圣的教会统治业已显示了它的腐朽性和虚伪性，生活给薄伽丘提供了大量素材；另一方面，近代新的经济形态以及伴随它而产生的新的思想道德观念，给薄伽丘提供了强有力的新思想使他觉醒、奋起。
“三言”、“两拍”的编纂者冯梦龙和凌濛初虽然要晚两个半世纪才出世，但他们也大致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类似的历史时代。大家知道，明代中叶以后的嘉靖、万历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这个时代所提供给“三言”、“两拍”作者的，也正是薄伽丘生活的时代相参照那种教会的猖獗和不可一世，我们不能不佩服他们作为艺术家的水厉目光和勇敢。
(2)张扬世俗真挚的情感
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套用西方的人文主义思想来解释我国历史上的文学现象；但显而易见，贯串于三言“、”两拍“肯定”人欲“，否定”天理“，提倡尘世利益和享乐的思想，和《十日谈》的人文主义思想却如出一辙。
无论罗马的天主教还是中国的佛教道教都把性爱看作是邪恶，不仅不允许它合法存在，哪怕只要想到它，也是一种罪过。但薄伽丘、冯梦龙和凌濛初却在他们的故事中一再表明：男女之间的性爱是人类的天性之一，是人生的自然需求，它有着无法阻挡的诱惑力；纯洁真诚的爱情更是人类一种最高尚的感情，是人生一种积极的因素，它不仅无可非议，而且应该受到尊重的。
《十日谈》里不乏优美动人的爱情篇章。作者以饱含感情的笔墨，热情讴歌了男女青年对于爱情的执着追求。第四天故事塑造的绮思梦达郡主的形象令人难以忘怀：她是亲王的独养女，嫁给公爵的儿子后不幸早寡。她回到父亲的宫廷后，遇见了年青侍从纪斯卡多，两人真诚地相爱了。不久事情泄漏，亲王一怨之下杀死了女儿的情人，取出心脏盛在金杯里面，送给女儿。郡主把早已准备好的毒液倾注在心脏上，和泪饮下而死。这是一出为门第观念所限而由封建贵族一手制造的爱情悲剧。当亲王责备女儿应该”挑一个身份相称的男人才好！多少王孙公子出入我的宫廷，你却偏偏看中了纪斯卡多--这是一个下贱的奴仆“时，绮思梦达回答她父亲的是：“我们人类的骨肉都是用同样的物质造成的，我们的灵魂都是天主赐给的，具备着同等的机能和一样的效用。我们人类是天生一律平等的，只有品德才是区分人类的标准，那发挥大才大德的才当得起一个’贵’；否则就只能算是’贱’。”“听你的口气，我缔结了一段私情，罪过还轻；只是千不该万不该去跟一个低三下四的男人发生关系，倒好象我要是找一个王孙公子来做情夫，那你就不会生我的气了。”这则故事表现了爱情的力量和这对青年男女对于爱情的执着追求。当亲王责骂纪斯卡多“败坏”他女儿的“名节”时，纪斯卡多一句话都没有，只是回答他：“爱情的力量不是你我所管束得了的。”绮思梦达也是一样，起先“好几次都险些儿要象一般女人那样大哭大叫起来”，因为“她知道也的纪斯卡多必死无疑，可是崇高的爱情战胜了那脆弱的感情，她凭着惊人的意志力，强自镇定，并且打定主意，宁可死也决不说一句求饶的话”。她不仅明确对父亲承认自己“确是爱上了纪斯卡多”，而且表示“只要我还活着--只怕是活不长久了--我就始终如一地爱他。假使人死后还地爱，那我死了之后还要继续爱他。”这是多么勇敢的追求，多么坚定的信念！在封建专制主义淫威下，纯洁真诚的爱情就是这样既掺和着血泪，又充满了活力。第四天故事叙述一个叫莉莎贝达的姑娘，爱上了她哥哥店铺中的一个年青伙计；哥哥知道后，设计杀死了妹妹的情人。莉莎贝达因情人的失踪哭得柔肠寸断，恹恹成病，梦中看见情人形容枯槁，指点自己被埋的地方。她发掘出情人的尸体，把他的头颅埋在花盆内，终日守着哭泣。哥哥又把花盆夺去，最后她哀恸而死。同一天故事第八还描写了一位富商的儿子纪洛拉摩，爱上了一个穷人的女儿，他俩青梅竹马，长大后成为一对情侣。但母亲不答应这门婚事，强迫他远去巴黎，准备重新物色一个“大户人家的小姐和他完婚”。等到两年后他从巴黎回来，姑娘已经嫁人。他闯进她家里，死在她身边，而当他的尸体停放在教堂时，她也一恸而绝，一对青年男女双双以身殉情……这些被教会视为邪恶肉欲的男女之间的爱情，在作者笔下显得动人而有光彩。而薄伽丘正是通过对爱情和忠于爱情的青年男女的热情讴歌，表现了他人文主义的思想观点。
“三言”“两拍”也写了青年男女特别是青年女性对于爱情的执着追求，如《古今小说》《张舜美灯宵得丽女》中的刘素香，为了爱情，毅然不顾一切地冲破了家庭的牢宠，历流离艰辛达三年之年。又如《古今小说》第四卷《闲云庵阮三偿冤债》，写一个帅府的小组陈玉兰由于父亲极其苛刻地择婿条件，耽误了自己的婚姻，于是她不顾父亲的意志，大胆而热烈地爱上了对门一个商贩人家的子弟阮三官；《初刻拍案惊奇》《通闺阁坚心灯火，闹囹圄捷报旗铃》，写罗惜惜反对父母包办婚姻，迫使父母退掉原订婚约，尊重自己的选择。这一切按照我国传统宗教和理学眼光来看，无疑也都是属于“邪恶的肉欲”，属于“非礼”的淫乱行为；但“三言”、“两拍”作者却热情讴歌了这种他们认为是高尚纯洁的爱情，讴歌了青年男女对于爱情的忠诚和坚贞。小说有关这方面的内容虽然没有达到《十日谈》如“绮思梦达的故事”那样的思想高度，但就总体上讲，它们在反映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上是要超过《十日谈》的。
(3)展示人欲不可抵挡的诱惑
《十日谈》里还有一些描写男女性爱的故事并不具备反对封建包办婚姻的意义，作者的着眼点在于表达“人性”和“人欲”的不可抗拒的诱惑力。在人文主义者看来，男女之间的性爱是人的天性和本能，它的力量要比宗教的戒规强得多；第四天有一个插曲：一个青年自幼跟随他的父亲上山修行，过着完全与世隔绝的清教徒生活。一天父亲带他回到了“浮华世界”，可巧遇见了一队年青漂亮的姑娘。父亲生怕儿子知道她们是女人，从而唤起他的肉欲，就哄吓说她们叫“绿鹅”，是“祸水”。谁知儿子却回答说：“爸爸，让我带一只绿鹅回去吧。”那老头儿这时候才明白，“原来自然的力量比他的教诫要强得多了”。确实，这个青年尽管连“女人”这个名词都不知道，但他却本能地觉得她们是世界上最美丽和最惹人爱的。这个插曲生动地说明了人类的天性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如果你非要跟它作对不可，那只怕不但枉费心机，到头来还要弄得头破血流”。第三天故事第十所叙述的“痴女修道”是同样的主题。一个十四岁女孩凭着一时幼稚的热情，一心想到荒凉的沙漠区修道。起先遇到的两位老修士见她生得年青漂亮，生怕收留了她会遭受魔鬼的诱惑，都把她打发走了。后遇上一位年轻、虔诚的修士，他有心想试一试自己的道行，便收留了她。可是很快肉欲的引诱便开始向他的性灵逞威，他终于屈服了这种诱惑，而那位痴女在尝到了人生的乐趣之后也再不肯罢休。一旦“人性”活生生地展现，即便是修炼得道的“上帝使者”，也无法抵挡其诱惑。
描写男女之间不那符合道德规范的性爱关系，在“三言”、“两拍”中同样也占了极大的比重。它们中有反映了对于封建婚姻制度的反抗和不满的，如《警世通言》第十六卷《小夫人金钱赠年少》一篇，写小夫人初嫁给王招宣作妾，失宠后又被骗嫁给了一个比她年纪大三四十岁的老头儿，她主动爱上了年青的主管张胜，死后犹然相从；又《醒世恒言》《勘皮靴单证二郎神》，写韩夫人妙选入宫，年方及笄，但却从未享受过爱情的幸福，因而恹恹得病，一次因到二郎神庙许愿，见了神象，祷告将来也能嫁得一个好似尊神模样的丈夫，被孙庙官听见，假扮神道模样，夜夜与其幽会，夫人再也不愿回宫。作者对小夫人和韩夫人都充满了同情，因为她们的不幸，无疑都是封建婚姻制度造成的。
(4)同情妇女不合理的处境
薄伽丘作为一位优秀的人文主义作家对妇女表示了尊重和同情。《十日谈》里不仅有许多故事赞扬歌颂了妇女善良、机智和深情，而且直接抨击了封建社会男女不平等的现象。妇女地位问题是和男女性爱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第六天故事写从前在一个地方有一条法律：凡是妇女与情人通奸被丈夫发觉的，一律活焚。就在实行这条严酷的法律时，一位美貌多情的太太因和情人欢会而被其丈夫发觉，诉讼到了法庭。但这位太太在法庭上不仅坦然承认了自己所做的一切，而且勇敢地对这条不公平的法律提出了申诉：“法律对地男女，应该一律看待，而法律的制订，也必须得到奉行法律的人的同意。不过拿这一条法律来说，可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因为这条法律是完全对付我们可怜的女人的……当时定下这条法律，女人并不曾同意而且也并没征求过我们女人的同意。所以这条法律可以说是一点也不公平的。”由于她的指摘，这条残酷的法律从此作了修改。
“三言”、“两拍”作者也表现了同样的尊重和同情妇女的进步立场，《卖油郎独占花魁》其间就表现了秦重对于瑶琴人格的尊重，对于她命运的同情。又如《古今小说》《蒋兴哥重会珍珠衫》，蒋兴哥对失节妻子的态度也不象封建阶级那样看得严重，那样处罚残酷，相反对妻子的不幸遭遇还表示了一定的同情，后悔自己当初不该“贪着蝇头微利，撇他少年守寡，弄出这场丑来”，仍能平等和好地对待失节被休的妻子。这种夫妻关系和感情态度在许多作品中反复出现，它说明那种只要求于妇女的封建贞操观念已逐渐失去了支配作用。还有些作品，作者借议论直接抨击了男女性爱关系上的不平等现象，如《二刻拍案惊奇》《满少卿饥附饱，焦文姬生仇死报》，作者尖锐地指出：“天下事有好些不平的所在，假如男子死了，女人再嫁，便道是失了节，玷了名，污了身子，是个行不得的事，万口訾议；及至男人家丧了妻子，却又凭他续弦再娶，置妾买婢，做出若干的勾当，把死的丢在脑后，不提起了，并没有人道他薄幸负心，做一场说话。就是生前房室之中，女人少有外情，便是老大的丑事，人世羞言；及至男人家撇了妻子，贪淫好色，宿娼养妓，无所不为，总有议论不是的，不为十分大害。所以女子愈加可怜，男愈加放肆。这些也是伏不得女娘们心里的所在。”这段议论说到了问题的要害和症结，把历来只是压束妇女而不压束男子的封建婚姻制度和贞操观念揭得淋漓尽致。特别是能在三百多年前就提出这样透彻的见解，实属难得。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在中世纪以前，是谈不到个人的性爱的。……古代所仅有的那一点夫妇之爱，并不是主观的爱好，而是客观的义务；不是婚姻的基础，而是婚姻的附加物。”而现代意义上的性爱同古代的爱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第一，它是以所爱者的互爱为前提的；在这方面，妇女处于同男子平等的地位，而在古代爱的时代，决不是一向都征求妇女同意的。第二，性爱常常达到这样强烈和持久的程度，……仅仅为了能彼此结合，双方甘冒很大的危险，直至拿生命孤注一掷，而这种事情在古代充其量只是在通奸的场合才会发生。最后，对于性爱关系的评价，产生了一种新的道德标准，我们不仅要问：它是结婚的还是私通的，而且要问：是不是由于爱情，由于相互的爱而发生的。”我们欣喜地在《十日谈》和“三言”、“两拍”中看到，对中世纪禁欲主义和专制婚姻制度的批判已吹响了号角，现代进步的性爱观正在萌芽。
新旧交替的时代必然产生新旧思想杂糅的作家和作品。对一部复杂的文学作品作出恰当的、实事求是的评价和分析并不是轻而易举的。《十日谈》“三言”、“两拍”，代表历史进步的一面，也表现了历史局限的一面。比如它们把许多不正当的男女关系看作了爱情，不仅特别宽容，且加以不适当的称颂。同时，对男女性爱的大胆描写虽然有着冲击禁欲主义牢笼的作用，但其间夹杂着大量不堪入目的描写，实在是一种玩世不恭。用公开的纵欲，来反对中世纪宗教的禁欲--不公开的纵欲，是历史局限性的突出表现。作为时代产物的《十日谈》和“三言”、“两拍”，不可能幸免。过去，有些评论者以把露骨的色情描写归为当时统治阶级的腐化风气所及，这只触及到问题的表层，试想：封建社会有几个统治者不腐化堕落？又有几个王朝没有宫闱秽史？罗马天主教会的虚伪无耻，也决非自是薄伽丘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独家新闻”，为什么偏偏在《十日谈》和“三言”、“两拍”里，会出现如此大量露骨的描写？这是一个有待重新认识的问题。但是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历史局限是重要的因素。
历史虽然提出了反对中世纪禁欲主义的使命，可是又只能为思想家和文学家提供如此这般的思想武器，谁又能免俗呢？
■21、吕四娘与侠女孰先孰后
在《聊斋志异》众多的妇女形象中，侠女是很特别的一位。她既非狐魅花妖又非幽鬼神灵，却有着超凡的法力，脱俗的侠骨，她来无影去无踪，行动神秘，让人难窥真迹。“神韵说”的倡导者王渔洋这样评价：“神龙见首不见尾，此侠女其游龙乎！”他一语中的，指出：蒲松龄的高明之处正在于给读者留下了一个广大的空间。唯其空间广大，读者便有按自己的方式诠释文学形象的可能。清末汉人喜谈宫闱秘闻，野史纷出。这些野史搜罗了大量的民间辗转相因的传说，枝蔓繁多，颇具影响，其中在雁北老人的《满清十三朝宫闱秘闻》、柴萼的《梵天庐巡录》、蔡东藩的《清史演义》中都被反复提到康雍间的一位女杰，她就是与甘凤池、鱼娘等人齐名的江南八杰之一吕四娘。她的故事在许指严的《十叶野闻》和孙剑秋的《吕四娘演义》等笔记、小说中有详细的交待。吕四娘等人的传说和记载给清史研究提供了旁证材料。特别是对于雍正的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很大程度受到这些笔记、小说的影响，甚至被一些研究者作为解决历史疑难问题的关键材料。关于雍正的猝死，历来是清代一大疑案，长期以来众说纷纭，至今尚无定论，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吕四娘刺杀说。人们发现《聊斋志异》中的侠女与历史人物吕四娘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显然，吕四娘与侠女有着某种不可解脱的连带关系。作为可资辩证的疑点，上述关系引发出一个假设：侠女系为吕四娘作传。亦有人断言：《侠女》并非蒲公所作，而是后人托名蒲松龄的赝品。侠女的生活原型来自何处？《侠女》真的是一篇伪作么？笔者在翻阅了大量相关资料后，感到有必要加以考证。欲以辩明，先从问题的发源谈起。
(1)吕四娘其人其事
吕四娘先于侠女之说最先起于《阙名笔记》，其中言之灼灼：清世宗之崩也，实为人所刺。盖其严治吕留良、陆生蚺、查嗣庭之狱，既以大干吾民族之义忿，于是甘凤池之流，始相率而起，从事于暗杀。清庭虽竭力搜捕，而终不能去之。当时吕晚村孙女某，剑术之精，尤冠柴倍，相传雍正即为吕女所杀。《聊斋志异》侠女一则，盖影射此事也。考鄂尔泰传，是日上尚视朝如恒，并无所苦。午后忽召鄂入宫，外间已喧传暴崩之耗矣。鄂入朝，马不备鞍，亟跨骣马行，髀骨被磨损，流血不止。既入宫，留宿三日夜始出，尚未及一餐也。当时天下承平，长君继统，何所危疑，而仓皇至此，知被刺之说不诬也。
说侠女影射吕四娘，必先知道吕四娘其人其事。关于吕四娘的传说有多种多样，但故事的主体都是围绕着刺杀雍正一事。选择有代表性的刊布如下：其一《吕四娘传奇》写在吕留良一案中吕家长子吕葆中之女吕四娘被乳母救下，只身北上京城，决心刺杀雍正，报全家惨遭屠戮之仇。由于连日奔波，年少体弱，昏倒在河南洛阳白马寺山下，被一高僧救下。高僧乃江湖豪杰甘凤池，因遭到雍正的通缉才隐匿出家当了和尚。四娘早闻甘凤池的大名，立刻跪地拜师，从此跟甘凤池在寺内学艺。四年过去后，甘凤池对四娘说：“你武功已练成，报仇的时机到了。”四娘告别师父，来到京城，摸清了雍正寝宫乾元宫的路径，翻越宫墙，混进宫内。入夜时分用蒙汗药麻翻了雍正，割下首级，离宫而去。
其二《十叶野闻》写以文字狱被灭族的吕家只有年幼的四娘被门人所匿。门人乃明功臣裔，家中有反清杰士往来，拔剑斫地，击拄悲歌。中有虬蚺客善技击，知剑术，取人首如探囊。当他见到吕女乃大惊曰：“此异人也，吾术概不传男子矣！”遂悉心教之，并赠以名“侠娘”。侠娘颖悟绝伦，三年学成，年已及屏，因志在报仇，矢志不嫁。她身边还有一江湖姐妹名鱼娘，妩媚且有英气，亦是非常女子。雍正要臣张廷玉派一心腹士人前去打探秘密，士人是侠娘儿时学友，企图以情感麻痹侠娘。侠娘为了活动的需要与士人假扮夫妻，但她没有陷入感情的漩涡不可自拔。当她与鱼娘前往宫中探路时发现雍正早有戒备，遂起疑心。一日士人作密函待发，被鱼娘发现。两人设计当晚入宫取了雍正的首级，并杀了士人。后两人遭到清兵的追捕枪击而失散，从此隐身江湖。
其三《清季野史》的记载与前两种有些差异。是说吕四娘逃出后拜一个道士为师，三年学成来到了京师。她与一李氏男儿结婚，从此以李家为隐身之处。四娘每每更深夜半待丈夫熟睡后从窗口逸出，李氏发觉后渐生疑窦。一日，四娘短装外出，深夜归来，提着一个血淋淋的人头，这是从雍正脖子上取下来的。李氏大惊，吕四娘才以真情告之。丈夫见四娘胆识过人，十分钦佩，想到妻子留在京都必遭鹰犬追捕，于是陪同妻子远遁他乡。文人笔记和小说所勾勒出的只是经过辗转相传、添油加醋的、带着过多演绎成份的、大半是虚构的吕四娘。史料中关于吕四娘的记载极少，我们只知道她与甘凤池等人合称江南八杰。据袁枚《随园笔记》甘凤池是江宁人，著名的反清密秘活动领袖。他“炼气粗劲、武艺高强”，名声很大。曾与明朝后裔周昆来、张云如等人结拜，在浙江安徽等地进行反清复明活动。而在一些小说演义中他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有说他是少林和尚，又有说他是雍正豢养的力士。而吕四娘只类似于草寇盗贼一类。上面所提到的鱼娘与吕四娘的情况相仿，我们只知道她是江南大盗鱼壳的女儿。历史上是否真有其人？只好存疑。
(2)两位女侠何其相似
凡是阅读过《侠女》的人都会发现，此女子是一个艳若桃李、冷如冰霜、有恩必酬、有仇必报的豪侠之人；而吕四娘亦是一位不同凡响的奇女子。两位女子无论是身世、处境；还是报仇方式，甚至年龄、称呼上都有许多的相似之处。概括起来不下五点：
一是籍贯相同，年龄称呼相仿
笔记、小说中的吕四娘是吕留良的孙女。吕留良，号晚村，清代大儒，雍正朝一特大文字狱的案主，他是浙江石门人。据此四娘的籍贯是没有疑问。再看《侠女》结尾处：侠女夹着一个“须发交而血模糊”的仇人首级回到家中，向顾生和盘托出自己的身世“妾浙人，父官司马，陷于仇，被籍吾家”。可知侠女也是浙江人。至于侠女的年龄，几处都交代当吕家被籍没时，吕四娘或“年未及笄”，或“年仅十四”；后来她拜师练武，有说“三年学成”，有说“四年始成”。照此推算，四娘得报大仇时年正十八九岁。顾生初见侠女，是一次偶遇，当时他“正自外入，见女郎自母房出，年十八九，秀曼都雅，世罕其匹”。再看两人的称呼，侠女没有留下真名实姓，以其特征称“侠女”。四娘在《十叶野闻》中因造诣精进被虬髯公赠以“侠娘”之名。在其它各处多被称为“女侠”。两人称呼思路相仿。
二是出身名门，长期流落在外
庄重、坚强，知书达礼是侠娘和吕四娘都具有的品行。这与她们的出身不无关系。吕四娘的祖父吕留良是一个以倡导程朱学问而著称于世的大儒，被人尊称为“东海夫子”，他义不仕清，写下了大量的诗集、文集。他以评选时文为务，评选集多达二十余种，当时的读书人莫不奉为经典。时人对他的仰慕不言而喻。照四娘的年龄推算，她出世时，其祖已仙逝，而吕家仍是当地的名门望族。蒲松龄对侠女的描写“神龙见首不见尾”，但几处都交代侠女出身大家。侠女流落金陵，家无隔宿之粮。“问所业，则仰女其指。”顾生的母亲通过观察说：“此女不似家贫”，只是家道中落而已。侠女最后道出隐情“父官司马”，可见侠女是家遭大难才破落的。这两位女侠均失去了生活依凭，不得不背井离乡，颠沛流离。
三是忍辱负重，舍弃感情生活
《侠女》写少女复仇的故事，同时也写了她的爱情生活。开初，作者以较多的笔墨写两家的交往，通过顾母及顾生的感受逐步揭示侠女的为人。顾母意娶侠女为媳，女每不应。然生送米给女，女受之。日尝至生家，代缝纫，“出入堂中，操作如妇。”顾“母适疽生隐处”，“女为之洗创敷药”。两家互敬互爱，感情日笃，但女终不愿以身相许。一直到她为顾生生了儿子，仍然表示“只能为君生之，不能为君育之”。她舍弃了原本能很幸福的家庭生活，主要是不愿拖累顾生。吕四娘也有类似的经历。据《十叶野闻》“侠娘年已愈开，矢志不嫁，盖在复仇，不愿傍分也。”她遇到了儿时的伙伴--士人，虽属意于他，但严格遵守师傅的教诲，只是假扮夫妻。当她发现这士人原来是官府派来的密探，遂决然舍去，让鱼娘结果了他。四娘和侠娘的共同之处在于她们都想过正常生活，但既要考虑报仇，又要提防仇家暗算，不得已要斩断私情。
四是身怀绝技，武艺超凡俗毫无疑问，吕四娘是以武艺高强而名闻遐尔的。在多种史料记载中她都身怀绝技。比如《吕四娘演义》中的四娘打一套少林拳，无人能匹。她还会飞檐走壁、空中飞剑等。《十叶野闻》中的侠娘，剑术尤精且有神力，虬蚺公感叹到：“吾术殆不传男子矣！”蒲松龄不愧是小说大家，他在《侠女》中写了一狐仙少年，看似闲笔，实则别有深意。少年不知侠女品气节，更不知侠女超凡的武艺欲狎亵侠女。侠女当着顾生的面，“忽翻上衣，露草囊，应手而出，则尺许晶莹匕首也”，“女以匕首望空抛掷，嘎然有声，灿若长虹；俄一物堕地作响。生急烛之，则一白狐，身首异处矣。”顾生看的目瞪口呆，才知侠女并非只是一弱女子。
五是胸怀大恨，勇取仇人首级《侠女》中有一段精彩的描写：更数夕，夜将半，女忽款门入，手提革囊，笑曰：“我大事已了，请从此别。”急询其故，曰：“养母之德，刻刻不去诸怀。向云’可一而不可再’者，以相报不在床第也。为君贫不能婚，将为君沿一线之续。本期一索而得，不意信水复来，遂至破戒而再。今君德既酬，妾志亦遂，无憾矣。”问：“囊中何物？”曰：“仇人头耳。”检而窥之，须发交而血模糊。骇绝。
这一段是《侠女》一篇的大结局，说侠女养兵千日用在一朝，如愿已偿，成功的取下了仇人的首级。关于雍正的死因，历来充满了神秘色彩，说法各异。有丹药中毒说、中风病死说、为宫人所杀说等，而流传最广的就是遇刺身亡说。究竟是什么人刺的？无从得知。吕四娘仿佛就是为了证实“遇刺身亡”而编造出来的人物。虽然在多种笔记史料中刺杀的细节不同，但主干都是吕四娘割下了雍正的首级。
(3)究竟谁摹仿谁
正是因为侠女和吕四娘如此相像，才给了人们想像的空间。遗憾的是作这种猜测的人忽视了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时间的错位。我们只要稍加考索就会发现：首先，蒲松龄于康熙五十四年去世，雍正于康熙六十年当皇帝，所谓雍正被刺发生在雍正十四年。其时蒲松龄早已作古，根本不可能写出十数年以后发生的事。其次，尽管九泉之下的蒲松龄有口难辩，与他同时代的王渔洋已留有评说，王渔洋的评语不会是凭空捏造。蒲松龄作《侠女》也不是未卜先知。那么，怎么来解释两位女侠神秘的相似之处？这里面有个谁先谁后的问题。我们不妨对《侠女》和吕四娘的来龙去脉再做一个考察。侠女是蒲松龄所创作的文学形象，但有源可溯。唐传奇里有诸种剑侠传奇，比如《聂隐娘》、《红线》中的女剑侠都可能是侠女的原型。另外，《集异记》和《唐国史补》中也有类似故事。《集异记》写唐余干县尉王立流落京师，认识了一个寡妇。两人生活在一起并生了一个儿子。寡妇有一天去市场上做生意半夜才归。她提了一个皮囊，内装一个人头。王立惊诧，问之，她说：“妾有冤仇，痛缠肌骨，为日深矣。伺便复仇，今乃得志，便须离京。”她舍不得婴儿，给孩子喂了奶，就象飞鸟一样跳墙走了。再看《唐国史补》写一个长安人的小妾忽然失踪，不知去向。数日后的一个夜晚她又出现了，手中却提着一个人头。她对长安街客说：“我有个杀父的仇人，我到长安来是为了报仇。如今心事已了，请你放我离去。”面对血淋洒的人头，长安客无言以对。那小妾洒泪后象一阵风似的去了。为了不留后患，她临行前杀死了自己的两个孩子。毫无疑问，《侠女》脱胎于唐传奇。《阙名笔记》说《侠女》影射雍正被刺一事非但没有根据，而且颠倒了事情的前后次序。然而，麻烦的是假使后人根据侠女的型象构思出了吕四娘，那么，吕四娘是否确有其人？这又成了疑案。无论历史上是否有吕四娘其人，至少有一点可以确定，吕四娘与吕留良毫无瓜葛。江浙是清朝的海上门户，又曾是南明小朝庭的盘距之所，历来盗劫、抗官案件层出不究。雍正朝《东华录》曾载：两江地方“一月之内，所报盗案，竟有一百九件”。有浙江总督兼巡抚李卫给雍正的奏折报告：以江宁人张云如、甘凤池为核心骨干的反清复明势力已被侦破云云。在徐珂的《清稗类抄》等文人笔记中也有许多甘凤池的轶事。而与甘凤池同样具有传奇色彩的吕四娘几乎不见于任何官方记载。世人为什么要把吕四娘和吕留良联系在一起，很可能因为俩人都姓吕。更重要的是吕留良案浓重的反清复明的政治色彩。
吕案始发于雍正七年，是被因策反而遐尔闻名的教书先生曾静所牵连出来的。其时吕留良早已死去多年。但雍正深深感受到了汉族尤其是文人士子中反清复明的强大政治势力的威胁，必欲除之而后快。雍正十二年，吕留良全家被诛。他的尸体被从棺材里挖出戮尸枭示，子孙俱发配到边疆为奴。雍正是一个政敌颇多的皇帝，当时冤狱遍地，受到他迫害的何止吕留良一家。可以想见，根据吕留良一家的遭遇塑造出吕四娘这样一个有仇必报，意志坚强，具有超凡神功的传奇式人物，表达人民对满清统治者残酷统治的不满和反抗。至于到底是谁最先创造了这一人物，不可考。大约先有口传，辗转相因，再有文字、演绎。这就是在多种文人笔记和小说中吕四娘的形象有多种版本的原因。应该说，吕四娘这个人物的“神”来自于吕留良冤案的思想精髓；而“形”正是摹仿于《侠女》。我们知道：雍正并不是文字狱的始作蛹者。顺康间就有多起冤狱发生，矛头都是直指汉族文人学士的反清思想的。联系时代背景和当时的社会状况可以得知蒲公创作《侠女》其主旨亦包含了一种反抗。《聊斋志异》传为名篇，摹仿其形当然更是顺理成章的事。综上所述，侠女并非为吕四娘作传；而吕四娘却可能是侠女的翻版。据此，侠女与吕四娘孰先孰后不言自明。
■22、《孽海花》
——晚清的新闻小说
应该说，小说自诞生那一天起就与新闻有着不解之缘。世说新语搜集的是“世事”；唐传奇的素材取之于软新闻；到了宋代，话本兴起时，涉及时事的作品已不在少数。然而，宋元话本不能算作新闻小说，因为它的传播仅仅是公众传播，不是通过大众媒介向受众进行信息传递，时效性也不强。对于受众与其说之获得了信息，不如说是得到消遣娱乐。真正意义上的新闻小说萌生于晚明，昌盛于晚清。反映晚清政治、文化生活的长篇小说《孽海花》搜罗了“三十年旧事，写来都是血痕”。曾朴《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道出主旨：“借用主人公做全书线索……专把些有趣的轶事来烘托出世事的背景。”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正是清末同治初到甲午战争这三十年间的社会面貌。小说中的人物，绝大多数是有所影射，有的甚至就是现实社会中的人物，连姓名都没有改动。所以，我们可以言之凿凿地说它是一部真正的“新闻小说”。
（一）、什么是新闻？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新闻小说是新闻与小说的混合体。所以称之为新闻小说。新闻与历史很难截然分清。今日的新闻，即明日的历史。因此，新闻小说应纳入历史小说的范畴之内。但新闻小说与一般的历史小说又有明显的区别。新闻小说的题材是新近发生的事实；它的创作时间极短，出版速度极快。一般的历史小说不具备这些特点。所以，新闻小说只能是历史小说中的一个品类。
从晚明开始，新闻小说以其崭新的内容、传统的形式，正式立足于中国古典小说之林。由于邸报发行量小，所传播的对象限于官僚士绅。当时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和社会事件被封锁在一个极小的范围里，而彼时，市民阶层已经壮大，作为一个的阶层，他们有他们自身的社会需求。因此他们通俗小说中就有了滋生的土壤。这些小说由于其真实性接近新闻，与今天的报告文学、新闻通讯实是一种文体。封建时代的报纸非大众传播媒介，不是为群众服务的，不可能起到引导舆论及教育群众。而小说读者面大的多，能借助说话人的“说话”，传播给市民。一些识字无多的市民也能阅读。这些广泛流传于民间的通俗小说常常以社会热点新闻为题材进行创作，替代报纸起到了引导舆论、发动群众的作用。例如：明末的《警世阴阳梦》、《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均刊于崇祯元年，魏忠贤于天启七年十一月自缢。《警世阴阳梦》从成书到出版在七个月内就完成了。这种写书、出书的速度，不仅在中国古典小说史上绝无仅有，即使与当代的书籍出版周期相比，也算是极快的了，简直是“抢新闻”。为什么会这样快呢？很明显，这是由小说的特殊内容决定的。因为，出版时间越迟，新闻价值也就越小。新闻变成路人皆知的旧闻，书贾当然不希望这样。于是，中国古典小说出版史上就出现了奇迹。这样及时地报道新闻，对于一些地方官吏也是一件好事。当时，并没有印刷邸报：“昔时邸报，至崇祯十一年方有活板。自此之前，只是写本”。一份邸报，从用人抄录到送往各地，这个周期是不会很短的。有时，地方官吏甚至看不到邸报。王世贞作《鸣凤记》，“词初成时，命优人演之，邀县令同观。令变色起谢，欲亟去徐州出邸抄示之曰：’嵩父子已败矣’乃终宴。可见，王世贞见到了邸报，而知县倒反而不能见到。因此，当时新闻小说提供的新闻，确实是很新的。邸报由谕旨、奏折汇编而成，用的是文言文。新闻小说主要是通过章回说部这一载体来传播其内容的。它虽杂有许多浅近文言，但毕竟掺入了大量的白话。章回说部以市阶层为主要读者群。市民是当时最需获得新闻的阶层之一。邸报文字古奥，非通儒夙学，很难读懂。通过阅读通俗小说，既能了解新闻，又能欣赏艺术，满足了文化层次较低的读者群的需要，当然是市民阶层乐于接受的。这样，终至形成了数量广大的受众群和新闻传播的市场。
（二）、新闻靠小说来传播这是中国所独有的。到了晚清新闻小说的载体发生了很大变化。清末民初，文坛领袖大都换成了报人。著名的有李伯元、吴研人、欧阳钜源（茂苑惜秋生）、曾朴、梁启超、徐念慈、周桂笙（知新室主人）、苏曼殊等人。创作《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的李伯元，曾任上海《指南报》主笔。1897年创办《游戏报》，此后又另办《世界繁华报》，由此被尊称为”小报界鼻祖“，同时商务印书馆1903年创办的《绣像小说》，其主编也是李伯元。梁启超是新小说理论的创导者，创作了政治小说的代表作品《新中国未来记》，主办过多种政治报刊，如《时务报》、《清议报》、《知新报》、《新民丛报》等，其于1902年创办的《新小说》期刊是中国倡导新小说理论后的第一种刊物。曾朴不仅创作了《孽海花》还同时创办了杂志《小说林》。吴研人曾任汉口《楚报》主笔。
这个时期的报人兼写小说成为风尚，他们注重借助报刊所具备的新闻性使小说更富时代性。与晚清政论报刊一样，晚清小说因政治而兴盛。此类小说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关注政治，反映政治；关注社会，反映现实。试图做到：“上之可以借阐圣教，下之可以杂述史事，近之可以激发国耻，远之可以旁及彝情，乃至宦途丑态，试场恶趣，鸦片顽癖，缠足虐刑，皆可穷极异形，振厉末俗”。他们认为正是清政府及其官吏把中国弄得几近垂亡，因此必须揭露。《孽海花》即是揭露社会的黑暗、表达作者对社会的关心以及对时局的政治态度为目的的作品。《孽海花》通过当时京城内外一大批知识分子、官僚、名士的聚会场景，通过他们眼、嘴道出了大量的时闻，所涉及到的新闻人物有慈禧、光绪、李鸿章、冯子材、刘永福、洪钧、孙中山、谭嗣同、龚自珍、赛金花等。涉及的新闻事件包括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中俄战争、孙中山革命等等。
请看爱自由者金松岑和东亚病夫曾朴是如何报道“三十年旧事”的：首先是以充分肯定的态度直接描写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革命党人。两位作者曾经一起拟订了六十回的回目，这部书原来预订的内容，是以推翻清廷、革命成功结束的，只可惜没有能够完成。但就这修订本的三十五回而言，有不少地方大写特写革命党人的活动。如第二十八回“霹雳一声革命团特起”，第二十九回“龙吟虎啸跳出人豪，燕语莺啼惊逢逋客”，第三十四回“双门底是烈女殉身处，万木堂作素王改制谈”，都有较长的篇幅详细交代了革命党人兴起、活动、乃至失败的过程，其中流露出作者对他们的钦佩、赞叹和同情的心情。特别是对孙汶亦即孙文的描写，倾注着深厚的感情：外面走进一位眉宇轩爽、神情活泼的伟大人物……原来此人姓孙，名汶，号一仙，广东香山县人。先世业农。一仙还在香山种过田地，既而弃农学商，复想到商业也不中用，遂到香港去读书。天生异禀，不数年，英语、汉藉无不通晓，且又学得专门医学。他的宗旨，本来主张耶教的博爱平等，加以日在香港接近西洋社会，呼吸自由空气……因而养成一种共和革命思想，而且不尚空言，最爱实行的。那青年会组织之始，筹划之力，算他为最多呢！他年纪不过二十左右，面目英秀，辩才无碍，穿着一身黑呢衣服，脑后还拖根辫子。当时走进来，只见会场中一片欢迎拍掌之声，如雷而起……作者对革命党人陈千秋、史坚如、陆皓东等人革命活动的记录，也流露出由衷的敬佩之心。第三十四回写到陆皓东因革命起事失败而被捕时，通过其他人物的口说：“陆皓东真被捕了，可惜！可惜！”“陆皓东的供辞非常慷慨动人，临刑时神气也从容得很。这种人真是可敬！”对于一般的出场的革命人物，他也写道：“个个精神焕发，神采习扬，气吞全球，目无此虏”，不仅和作者笔下的封建官僚迥异，而且和“维新派”也大大不同，人人都“热心共和，投身革命”。书中的孙一仙曾经说过：“哈！哈！本会有如许英雄崛起，怪杰来归，羽翼成矣！股肱张矣！洋洋中土，何患不雄飞于二十世纪哉！在《孽海花》主要部分的写作与成书时，不但辛亥革命尚未发生，即同盟会也还没有成立，而作者在初刊本中已的热情地描写青年会的活动、兴中会的成立等情节，这是难能可贵的。这一点，确是高出一般谴责小说之上。
其次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前六回主要是”爱自由者“草拟的，他看到帝俄野心勃勃，要侵我东北，有意借小说来反帝。曾朴改定和续作时，也并没有违背这个旨意。第十八回通过书中人物薛淑云，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作了深刻的揭露。他说：“现在各国内力充满，譬如一杯满水，不能不溢于外。侵略政策出自天然……”书中写到老沙皇一面用假地图骗金雯青，一面还花言巧语地对卸任归国的这位公使大人说：“近来外人都道朕欲和贵国为难，且有吞并朝鲜的意思，这种议论都是西边大国造出来离间我们邦交的……朕日夜兢兢，方要绥和斯地，万不愿生事境外。……贵大人归国，可将此意劝告政府，务敦睦谊。”这番话，活画出了老沙皇狡诈、凶狠、贪婪的真面目。书中描写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时，注意揭露出这是帝国主义对我国的蓄意侵略。如第六回在《花哥曲》里写道：“法国通商逼阮哥，得了西贡，又要过红河；……在河内立起黄旗队，啸聚强徒数万多”，因为刘永福“镇守了保胜、山西好几年，保障了越南固了中国的边！惹得法人真讨厌，因此上又开了这回的大战！”指出中法战争，是法国侵略者贪得无厌，侵略越南，进一步想侵略我国造成的。第二十四回谈到中日战争，书中人闻韵高说：“我说日本想给我国开战并非临时起意的”，而且“酝酿了数十年，到了今日，不过借着朝鲜的内乱、中国的派兵做个题目，发泄出来”。这个议论是切中要害的。再如三十二回、三十三回的描写台湾人民英勇不屈，誓死抗日的事迹，读之亦令人十分感动。在《孽海花》中自始至终贯串了反帝的精神。
其三尽述官场的腐败。书中说：当时的帝王“暴也暴到吕政、奥古士都、成吉思汗、路易十四的地位，昏也昏到隋炀帝、李后主、查理士、路易十六的地位。”封建君主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各树党羽，各怀心机，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第二十回、二十一回写到卖官鬻爵的事：先是有一个叫余敏的，走了慈禧太后前总管连公公的路子，花了银子，由一个“库丁”当上了“东边道”，却目不识丁，这使光绪很不平，抓住机会，就办了一个“降三级调用”。慈禧知道后大发雷霆伺机报复。二十一回写鱼邦礼谋取求上海道的官职，他礼花了一、二十万两银子，走了皇妃的师傅闻太史的路子，好不容易补了一个缺，几天就被太后革了职。朝廷里的那些达官贵人又是如何呢？上自尚书、中堂，下至巡抚、督办，面对内忧外患，一个个懦弱无力，醉生梦死。就拿威毅伯（影射李鸿章）来说吧，他是作者抨击的主要对象。第六回中写到中法战争时说，冯子材在镇南关大破法军，杀了数万人，……“算把法国的气焰压了下去”，可惜威毅伯却“只知讲和，不会利用得胜的机会，把打败仗时原定丧失权利的和约，马马虎虎逼着朝廷签定。”第二十四回讲到中日甲午战争，说他虽然被迫派了军队到平壤设防，但还是“请了英、俄、法、德各国出来，竭力调停，口舌焦敝，函电交驰……不料议论愈多，要挟愈甚，要害坐失，兵气不扬……”结果大败而归。小说在二十五回更进一步通过主战派闻韵高之口谴责威毅伯：“这一次大局，全坏在威毅伯倚仗外人，名为持重，实是失机。”对李鸿章的投降卖国的行为，进行了谴责。其四讽刺了官员的无能。二十五回写到主战派的两位首领高理惺和龚和甫，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一个谈灾变，一个说梦占”，甚至为自己的一只宠物鹤逃走而写了一篇《失鹤零丁》。湖南巡抚何钰斋自告奋勇去打仗，他的准备工作仅是训练三百个专门打靶的士兵，余下的时间便是邀了几个清客“画山水，拓金石”，“一到晚上，关起门来，秉烛观书”，以为这样便可以打败日本。他还别出心裁地“竖起一扇五六尺高白底黑字的木牌，牌上写着’投诚免死牌’五个大字”，还写了一张劝降告示，企图“借军威行仁政，使日人不战自溃”。这是多么的可笑！结果，自然“纶巾羽扇的风流，脱不了弃甲曳兵的故事，狂奔了一夜，败退石家站”。（第三十二回）嘻笑怒骂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
小说的男主人公金雯青（洪钧）是光绪时状元郎，作者也对他做了贬斥。这位出使德、俄、意、奥四国的堂堂公使，自嘘精通西北地理，当了公使，便想立下“千秋不朽之业”，花八百镑银子买了一张帝国主义分子绘制的中俄交界图。他竟自得地说：“我得了这图，一来可以整理整理国界，叫外人不能占据我国的寸土尺地，也不枉皇上差我出洋一番；二来我数十年心血做成的一部《元史补证》，从此就有了确实确实证据。”（第十三回）他把图刻印出来。喝酒时吹嘘“长图万里瓯脱坚”。可是这张伪图并不正确，后来成了沙俄侵占我国邻土的口实，“一纸书送却八百里”江山的黑幕简直让人欲哭无泪。
（三）、十九世纪，帝国主义用炮舰打开中国的大门后，开始在这块殖民地上办各类报刊。紧随着政治入侵、经济掠夺而来的无疑是文化渗透。最初由传教士们办的报，继而为洋商们办的报刊，都给予爱国志士们极大的启迪。一部分中国知识界的精英分子，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开眼看世界”，蓦然发现报刊是获取西方先进知识、思想、技艺促进改造社会的一个便利的工具，这成为先进知识分子的共识。
晚清小说的初兴，得力于上述知识分子的倡导。中国的文人政治家们，借助报业宣传变法思想，通过办报等方式参与政治。把社会变革的希望寄于自下而上的舆论。他们选择了或“发现”了尚未成为“高雅”文学的小说。他们将这些“稗官野史”抬高到“文学之最上乘”的地位，尝试通过小说达到改良政治的目的。晚清小说正是在这种观念的倡导下深入民众心中的。与明代相比，晚清小说与新闻的关系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小说的传播不再仅凭手抄本或刊印本传流于市。而大多首发于报刊，分章节连载。从一开始写就是为了报载。有些作者写成一章发表一章，边写边发。小说发表后受到市场欢迎，再结集印成单行本出版。《孽海花》第一、二回首发于杂志《江苏》，金氏后来交由曾朴修改续写，再由上海小说林社、《小说林》杂志、《真美善》杂志陆续出版。
政治、社会、官场的关注可以称之为晚清时代小说的整体特点。从晚清的主体小说曾被鲁迅先生命名为“谴责小说”来看，已经能大致了解了它的内容即以抨击时弊、揭露官场黑暗为旨归。晚清小说借助报刊这一大众传播媒介，服务于政治，也“服务”于读者的阅读兴趣。用市场的法则维持小说的生产了，传统小说的成书及出版方式是一次性完成的。受众对它的鉴赏必须是在成书后能进行。这决定了它必须具有完整性，要有鲜明的主题，注重高潮的设置。报刊连载小说，由于其定期、连续的出版方式，常常是边写边发表，读者在作者尚未完成整部作品的情况下便已先睹为快了。作者与读者几乎是同步进行着创作与鉴赏。在小说的结构上，报载小说也有一些别于传统小说的要求。即要求在一个单元内（即同一期刊物内）至少完成一个故事或一个相对独立的故事的叙述。否则，读者就会索然无味，引不起再“听下回分解”的兴趣。作者可运用这种方式，迅速地将社会热点问题化为小说中的章节，也可以根据读者反馈，将他们不再有阅读热情的故事快速地结束。
《孽海花》的结构属开放体，开放体主要指小说的人物、情节呈现出开合自如的状态。但开放体的结构必须围绕一个基本的、固定的主体展开。《孽海花》的众多人物、众多事件都可以另起炉灶，从头写起。它既可以在任何一处结尾，也可以在任何一处继续下去。如果把每个故事比作一根枝干，那么这根枝干的每个枝节都能生长成新的枝干。这种结构方式最适宜于写时事、写社会、写身边的各种人。曾朴曾提出：“拿着一根线，穿一颗算一颗，一直穿到底，是一根珠练”。《孽海花》又是穿珠式的，主要人物金雯青和傅彩云一贯到底，穿珠式起到“一根线”的作用。因此，吸引读者的能量相对要大的多，也容易使受众对主人公产生亲近与熟悉感，便于记忆和理解。
难道这不是事实吗？注重史实，同时又缺少新闻自由的中国民众，一向对于有事实依据或隐射某一知名人物、隐指某一重大政治事件的小说兴趣盎然，中国的考据之风盛行，恐怕难脱此干系。中国是一个舆论社会，在中国传播史上似乎有一条定律：凡小说涉及社会热点、牵涉到某社会性人物时，就能迅速、广泛地流传。毫无疑问，《孽海花》受新闻之益非浅。
■23、树前沿意识 向纵深开拓
——江苏省明清小说研究会1992年 年会学术讨论会综述
江苏省明清小说研究会于11月7日至10日在古城邳州召开。同时邳州市还成立了《三国演义》应用研究会。与会的专家、学者及业余研究者共50余名；收到论文20余篇，还有刘冬、刘怀玉、冯子礼、张清吉有关施耐庵、吴承恩、《三国演义》、《醒世姻缘传》的专著四部。
会议表明：江苏的明清小说研究正向纵深发展。会议交流了国内外明清小说的研究成果，并就明清小说研究与继承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关系、明清小说研究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1)继续加强明清小说的本体研究
明清小说本体的研究，即审美价值、认识意义、道德意义的研究任何时候都是研究工作的首要任务。对此，代表们具有较强的前沿意识。继几年的沉寂之后，1992年的红学界连续爆出几个有争议的问题。欧阳健就脂砚斋批本《红楼梦》真伪问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于从胡适以来几成定论的脂砚斋批本《红楼梦》为《红楼梦》真本、原本，其中的批语为曹雪芹的至亲或好友所加、批点者甚至参与了《红楼梦》创作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与辩证，便是若干争议中颇有影响颇具价值的争议之一。这次会上，他再次提出，应该深刻反思“新红学”七十年来的路子是否走正。检讨红学研究的原有基础是否稳妥。他从版本学的角度对脂砚斋抄本作了“来历”、“题署”、“年代”、“讳字”、“格式”、“文字”六个方面的考辨，论证了脂批本《红楼梦》是一种后出的本子，批语系后人所加，从而进一步向胡适《红楼梦考证》这部“新红学”的奠基之作提出挑战，明确地阐释了自己关于“程甲本早于脂砚斋抄本”的论断。他认为“重新梳理胡适《红楼梦》版本考证的逻辑顺序，重新检验他的最后结论，才是求得红学发展和突破的最明智的选择。”省红学会秘书长曹明指出：欧阳健对版本的考证不仅对程甲本早于脂抄本提出了证据；而且对打破“红学”研究停滞不前的状况也大有裨益。此外，陈玉书、张训《浅议秦可卿的出身》一文，也对《红楼梦》中的人物秦可卿的身世问题与刘心武同志作了商榷。
江苏是明清小说的繁胜之地，结合地方特点，会议对几部名著的创作环境进行了深入探讨。黄俶成在其《施耐庵籍贯考辨》（载《扬州师院学报》1992年1期）一文的基础上，进一步从《水浒》描绘的自然环境、历史环境、人文环境来验证施耐庵是以故里扬州兴化为蓝本来写《水浒》的。他指出至今兴化阳山还留有许多书中所写的战绩和遗迹。而持相反意见的诸祖仁《施氏家谱不可轻信》一文，在对新发现的资料进行考证后，提出“施氏家谱”存在着“元朝辛未进士”，“邑（文）庠生”、“迪功郎”等三个无着落的疑点。他认为施彦端家谱为其祖先所载的各种头衔均属虚假。因此，施氏家谱不可全信，施耐庵是扬州兴化人的结论也站不住脚。王伟康的《儒林外史与扬州》一文对扬州的古老文化进行了考证，指出《儒林外史》展现了包括名城扬州在内的广阔地域的生活画面，从客观上反映了十八世纪上半叶封建社会的本质特征。宣啸东的论文《三国演义与邳州市》择取了这本名著中《白门楼曹操斩吕布》、《屯土山关公约三事》等回的情节，论述《三国演义》的本事与邳州的渊源关系。
会上对明清小说的创作思想和社会性也进行了探索。夏兴仁《<西游记>中的长生不老是永恒的社会意识》提出：追求长生不老的思想在《西游记》的字里行间、人物思想言行中表现得甚为突出。他认为，事实上，追求长生不老是人类共同的要求和愿望。无论在科学不发达的过去还是在科学极端进步的未来，只要自然规律不突破，这个愿望就始终存在。因此，这是个永恒的主题。《西游记》所集中反映的这种具有人民性和人类共同具有的心理矛盾和意识，富有独特的思想内涵，值得认真研讨。明清两代是理学思想的弘大发明时期，过去，在明清小说研究中多重视李贽等进步的思潮对世情小说的影响，而忽略了从理学营垒中的分化、理学思想的衰变全面考察其对小说创作的浸染。赵兴勤《从理学的衰变和对世情小说内容的制约》从明清小说带有一定程度思辩色彩这个特点，分析了当时的社会存在所决定的文化总背景。对明清小说中所表现出的道德观念、思想意识以及“情”与“理”的矛盾作了新角度的诠释。
文学是人学，小说尤其是如此。对小说人物艺术形象的研究，无论何时，都应特别重视。陈建生《再论<金瓶梅>人物性格系统》一文是他《初论著<金瓶梅>人物性格系统》（载《明清小说研究》1992年2期）的续篇。他从性格组合的角度把《金瓶梅》人物的复杂性格梳理成有机的“三大系统”。他认为这些系统像作品中的人物和故事的链条一样环环相扣，形成立体、交叉、多层次、多方位的网状联系。认识和运用这个内在性格系统，不仅对理解全书的结构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能得到更多的美学享受，使这部名著具有丰富的认识价值。陈玉书《从降将出走看关公形象的风采》概括了《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关羽的忠勇、仁义、是非清楚、明白做人等性格特征，继而联系邳州人民在为人处世方面的质朴、真挚、正直，认为关公形象可称为中华民族道德的楷模，光大这种“古风”，有其现实意义。
在作品的研究方面，王立兴的论文《刘鹗筑路开矿论辨》很值得一读。他根据所涉猎的材料，联系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对晚清谴责小说家刘鹗和筑路开矿问题，提出了新看法。论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申办芦汉铁路、作为英公司买办插手山西、河南两地矿务等事件上。并且以史实为据，说明刘鹗流放新疆的原因与全国收回路矿运动的斗争形势密切相关。吴国对是名著《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所产生的思想影响实证，对于考察研究吴敬梓思想的民主倾向有一定帮助。徐保卫《接近李渔》一文则从生活、小说及戏剧的创作、哲学思想、美学思想、政治观点等方面对李渔重新作了评价，也使人耳目一新。
(2)致力于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明清小说研究要吹入新鲜空气，避免说老话、套话、大话。在研究方向、方法上，不仅要纵向开拓，而且要横向发展。首先，要重新面对原始资料来考证小说史的起源问题。朱恒夫的《目连戏中孙悟空故事叙考》以翔实的资料证明，在戏曲中有许多小说材料，这些资料不仅开辟了研究《西游记》的新途径，而且说明小说的起源不是孤立的，它是同时代姊妹文字艺术互相影响、互相渗透、共同发展的结果。萧相恺则在《关于通俗小说起源研究中几个问题的辨证》一文中明确指出，以往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中，存在着三个层次上的错误倾向：一是把敦煌石窟所藏的几乎所有叙事文学作品一概称之为变文；二是把所有这些所谓变文又一概当作和尚俗讲的底本；三是导出“说话”源于印度的结论。他认为应当正本清源，通俗小说的正源是在“杂戏”之中，“杂戏”的发展孕育了“说话”技艺，“说话”乃是通俗小说的父祖。
与会者一致认为，明清小说的研究要为繁荣社会主义的文化服务。小说研究者一方面要增强事业心，耐得住寂寞，甘坐冷板凳；另一方面也要拓宽读者面，古为今用，把中国古代小说的文艺理论作为现代文艺创作的主要理论支架。近年来，明清小说在改编成电影、电视剧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无论是研究论文还是鉴赏文章都没有打入作家这个读者群。一讲到文学的创新和突破，似乎只能去套外国的文艺理论模式，这是怪现象。中国古小说是一个文化宝库，明清小说研究者有责任总结其中的精华，形成一套有中国特色的小说创作理论，为作家、文学艺术家们提供借鉴。
(3)积极开展应用研究，投入经济建设主战场
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使之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筑和管理相结合，是这次研讨会的另一重要议题。东南大学旅游资源应用与开发研究所所长郑云波从旅游文化的角度作了发言。他指出旅游事业是文化性很强的经济事业，又是经济性很强的文化事业。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所有人类高级创作的物质都能转化为资源。中国古典小说正是这样一个取之不尽的资源。把小说研究与旅游事业联系起来，根据古典名著中的许多人物、景观、情节来设置旅游景点，不仅可以加快经济建筑的步伐，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而且使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真正植根于我国古老的国土之中，顺乎国情、民情。如此，明清小说的研究将更加根深叶茂。我国《三国演义》流传甚广，为广大群众所喜爱，原因之一是因为这部书是智慧与谋略的渊薮。其间诸多的战略决策、战术组织；举贤任能、外交谈判、领导谋略给后人留下了宝贵财富。世界上许多国家设专门机构对此加以研究。邳州是三国故事的发祥地，许多事件和人物的原型都发生在这里。会议期间，邳州市《三国演义》应用研究会与参加明清小说研讨会的专家一起从开发本地资源的角度，对故事情节的改编和再创造作了探讨，进而制定了开发的规划。会上《三国演义与企业领导谋略》（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1991年10月出版）一书的主编介绍了该书的编撰出版情况。他说：关于领导谋略是《三国演义》中的精华之一。发掘其间的领导谋略思想和斗争经验，将应用研究与现代企业科学管理结合起来，有利于提高现代企业领导的素质和管理水平；同时，也有利于拓展《三国演义》研究的视野。他认为：应用研究需要基础研究的深厚土壤；基础研究也要着眼于新观点、新知识的概括和应用，否则就没有生命力。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李灵年在总结中指出：这次研讨会发扬了好的会风，内容充实、有特色，学术气氛热烈和谐。代表们在如何巩固前沿，并占领更广阔的读者领域方面形成了共识，今后要继续发扬实事求是的研究作风，全面占有资料，反对以先验的臆测代替科学探讨的倾向。不说过头话，不过早下结论，不钻牛角尖，不进行人身攻击。在今后的事业中共同努力，使我省的明清小说研究取得更大成绩。年会得到了邳州市政府的大力支持，邳州市市长邢党婴同志和其他领导同志出席了开幕式，并发表了热情的讲话。
■24、大荟萃 大检阅
——江苏省明清小说研究会
1994年年会学术讨论会综述江苏省明清小说研究会成立十周年纪念会暨1994年学术讨论会于1994年11月7日至11月9日在兴化市召开。与会代表共62人，收到论文40余篇。会议期间，代表们就明清小说研究的诸方面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交流；省明清小说研究会副会长王立兴代表学会第二届理事会作了十年工作汇报。会上通过无记名报票选举产生了第三届明清小说研究会理事会。省明清小说研究会成立于1984年12月，1988年11月召开了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十年来，学会在发展会员、团结全省研究队伍、努力开展学术活动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迄今为止，会员队伍已由成立时的67人发展到165人。此外，继大丰施耐庵研究会、淮安市西游记研究会、连云港市镜花缘研究会三个地方研究群体后，又相继成立了东台市明清小说研究会、盐城市水浒研究会、邳州市三国演义应用研究会、镇江市三国演义学会四个群体，共有团体会员150多人。
据统计，十年来学会会员共发表了明清小说研究方面的专著42部、大型编著7部；校注整理25部、改编1部、翻译1部；发表论文508篇、其它文章69篇。一些优秀成果先后获奖；1985年，会员的专著和论文获得省首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的有9项；1988年，获得省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以上的有7项，其中陈美林的专著《吴敬梓研究》获二等奖；1991年，获得第三届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的有4项；1994年，获得第四届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以上的有6项，其中陈美林《吴敬梓评传》获一等奖，何永康的《红楼美学》获二等奖。
由社科院明清小说研究中心主办的《明清小说研究》创刊9年来共出版了33期，已成为小说研究会发表学术成果的主要阵地，并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另外，由各分会编辑的《耐庵学刊》、《西游记研究》、《镜花缘研究》也显示了工作实绩。由于研究会逐步形成了学科优势和人才优势，并在整体研究，作家作品研究，资料整体考证方面处于全国领先地位，新华社于1990年刊发电迅稿称“江苏省已成为明清小说的研究基地”。
这次会议，是对江苏省明清小说研究队伍的大检阅，是对上述学术成果的大荟萃。会上，代表们坚持双百方针，发扬优良的学风，研讨有以下六个方面的内容和特色：
(1)作为一门学科，明清小说研究的理论框架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在鲁迅、胡适、郑振铎等老一辈先驱者的倡导下，我国古典小说的研究体系逐步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古典小说的研究又被注入了新鲜血液。特别是80年代以来，明清小说的研究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范围更明确、课题更集中，硕果累累。作为一门学科，明清小说研究到底有哪些规律？学者们众说绘纭。夏兴仁在《浅谈明清小说研究》一文中认为：明清小说研究不能只囿于考证和求实的方法。在考证了时代背景、作者生平、成书年代、版本真伪，出版时间等方面问题后，还应着重研究小说自身的艺术水平和存在价值。一部优秀的古典小说被众多的人传抄、传阅、出版、评点、评论、传世，说明这部作品有很高价值，值得流芳后世。这就更需要把其思想意义、艺术水平作为大的工程来研究。萧相恺认为：界定通俗小说的范围是研究者和小说编撰者的首要任务，只有对通俗小说有了本质的认识，才能科学的划分其范围。中国历史上早就有“文雅”和“通俗”之分，这两个系统无论从创作目的、创作理论、创作实践上都有本质的区别。有人说划分两个概念标准的是“语体”，即“文言”和“白话”的区别，这不尽全面。他认为，界定通俗小说应依据三大特征：一是语言的口语化；二是内容的通俗化；三是精神的平民化，缺一不可。王学钧从中西小说比较的角度来探讨小说界革命与传统小说典范。他从二十世纪初小说学的提出考察了清朝末年小说界革命的宗旨。这场革命是在西风东渐、中西方文化碰撞的背景下产生的；它第一次把明清小说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并把中国小说纳入了文学的范畴。中西方关于文学的概念不尽相同。在中国，小说不是文学，因为它是用白话写的；而黑格尔把文学界定为“语言的艺术”。照此说来，中国古代的文学概念应称作“文言的艺术”。小说界革命的内容虽然不完全涉及小说，但梁启超等一代资产阶级思想家把中国的文学概念从“文言的艺术”转化到“语言的艺术上”，把小说作为一门学问奠定了下来，对20世纪的文学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2)作品的发挥、作者的研究和版本的考证，仍是研讨的重点
晚清小说浩如烟海，湮没无闻的不少在少数。发掘整理这批佚作是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中国十二女杰演义》是晚清专门为中国历史上杰出女性歌功颂德的书。刘怀玉介绍了发现这部书的经过，并对此书的思想意义、作者、校者和出版者作了详细的考证和评价。《英烈传》的作者历来有两说，一为郭勋，一为徐文长。“郭勋说”因有鲁迅、孙揩第、郑振铎、刘大杰、戴不凡等名有定论，似乎是不可更改的。朱恒夫通过对《皇明英烈传》等大量文献的查考，发现“郭勋说”的源头来自郑晓的《今言》，而郑晓是郭勋的政敌，言不可信。从文献来看，《英烈传》的作者当有三人。作品本身也透露出这部小说从开始编写到成为社会通俗读物经历了相当长的过程。作者问题是《金瓶梅词话》的热门话题。国内外学者的论说不下三十种，可概括为两大类，即：一是文人独立创作；二是说话艺人历代累积集体创作。
周欣在《<金瓶梅词话>是佚名艺人独立创作》一文中另辟蹊径，指出文人和艺人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金瓶梅词话》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具有完整性，构思亦较为缜密。而错乱主要在一些次要情节和年月、诗文等枝节问题上，这正好说明此书是一个艺人的独立创作。
(3)对于名著的研究，朝着多种层次、多种方法、多种角度的方向深入《聊斋志异》是脍炙人口的名著，戴永文对这部作品所蕴含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作了进一步的阐发。他认为，作者在小说中所流露的对花妖狐魅的深情是众所周知的；但人们对其间贯穿的理性思考却注目不够。“情”与“理”的矛盾是蒲松龄创作这部小说的最高原则，作者是如何处理对现实的描写和对理想的讴歌的呢？小说是借司马迁《史记》中篇末的赞语、以“异史氏曰”的形式淋漓尽致地抒发胸臆的，“异史氏曰”值得重视。吴九成的论文则考察了以中国文化为土壤、又给中国文化带来巨大影响的道教对《聊斋志异》的影响。他认为这种影响首先反映在创作题材上；其次表现在思想内容上；再次，道教的意象、思维模式和特征也给作者的艺术思想以潜移默化的渗透。
王伟康的《<儒林外史>对扬州盐典商人的典型化塑造》、张蕊青的《<三国演义>中知识分子形象扫描》和陈建生的《<金瓶梅>的男性魍魉世界》等三篇论文在评论名著人物艺术形象上颇有特色。王伟康指出：在以士人为中心的《儒林外史》画卷中，商贾形象占有一定比例，而其间大部分是扬州盐典商人的形象。作者通过对商人本质特征和艺术形象的典型塑造，揭示了他们在扬州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作用；并借以展示出十八世纪上半叶封建社会的时代特征。因而不仅具有形象意义，而且有认识价值。张蕊青认为：集中描写知识分子的《儒林外史》在对知识分子全面性概括和规律性的揭示方面不如《三国演义》。《儒林外史》暴露的是知识分子的弱点，给人以丑恶的一览；而《三国演义》不仅形象地再现了封建社会中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而且把他们在政治斗争中的主导性和一旦受挫时的依附性都展示了出来。可见《三国演义》才是知识分子的图谱和全息录相。陈建生用系统论的方法论对《金瓶梅》男性人物的性格系统作了探索。这是他对《金瓶梅》女性世界研究的进一步横向拓展。他认为：以西门庆为核心的男性世界内联以关月娘为首的女性群体，外则上联以蔡京为头子的官僚集团；下联应伯爵之类的无赖集团。如果将这男性的上层下层孤立地去看，只能看到分散的、个别的丑恶现象，只有对整个人物系统作全面观照，才能窥透社会的本质。
(4)更多的二、三流小说成为研究者注目的课题
明清时期的艳情小说《痴婆子传》向来被统治者列为禁书，这是因为“论者大凡着眼于此书的秽亵描写，将其与着意写床第，恣意描写性事的作品混为一谈”。王星琪在自己的论文中如是说。他认为：将《痴婆子传》斥为一味导淫之作，不仅近乎迂腐，而且枉费了作者曲意别调的一片苦心，甚至抹煞了作者借艳情形式，以摅愤慨的创意。他指出：当宋明理学被推向极端、将人们压抑的难以喘息之时，一种异端思想便应运而生。此时，从社会文化心态到人们的行为规范，以及价值取向、伦理道德都会发生深刻的、人性的觉醒。《痴婆子传》等书的价值正在于试图用情欲的火焰去焚毁理学的牢笼。从这一点上说，它具有进步意义。《钟馗斩鬼传》是一部未受到评论家足够重视的作品，沈漫涛在其论文中揭示了这部小说的思想意义。她认为此书虽然以降妖作为主要内容，抒发的却是作者对统治者不重视人才的强烈不满。这部小说有着以鬼喻人、讽世明道的主题，斩杀恶鬼是对人间鬼类的严重警告。作者通过暴露鬼类的种种邪恶，以引起人们的警惕、激起人们的愤慨，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5)搜集古典小说中的民俗和文化现象，作出归类和思考
华夏素称礼仪之邦。生活在封建礼教束缚下的男女老幼的举止言谈都要节之以礼，以表示人们对皇权、神权、夫权的崇拜。这种文化现象在一些小说中出现的频率相当高。比如《水浒传》中就有大量的关于君臣之礼、长幼之礼、亲朋之礼、道佛仪礼、谢恩之礼的描写。彭海、吴晓寅的论文《<水浒全传>中的礼节描写》把《水浒》中的跪拜、作揖、唱喏、合掌、以首加额以及许多与礼仪有关的词语加以归类、比勘，得出结论：这些礼节和词语分别透露出南宋、北宋和明朝的文化习俗，显示出不同时代的印迹和不同编撰者的文化修养。由此可以确定：《水浒传》是历代积累成书、经过多人写作修改而传世的。在中国仙话和明清小说、尤其是在《太平广记》和《聊斋志异》中有相当多的关于尸解的故事。周俐在论文中重点阐述了尸解故事的由来。尸解的方式有多种、先死后蜕、棺内唯留一枝青竹杖是最常见的。这种奇怪神秘的对生的崇拜，反映了中华民族多样的图腾崇拜。
(6)在古典小说研究贴近时代、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管理和经营挂钩方面，有了可喜的尝试小说研究如何与经济建设的应用研究相结合？这是明清小说研究的新课题。明清之际是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阶段，社会变化给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和人们的心态带来了极大的震撼。赵兴勤、孔繁华的论文《徽州经商习俗与明清小说的关系》重点考察了当时在徽州一带掀起的经商热潮以及新旧思想的种种冲撞。正是徽商的崛起给当时的作家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创作素材，并使小说中有了经济生活侧面的写照。徽商敢于冒险、勇于开拓、积极进取的精神，不仅扩大了小说表现现实生活的领域，同时也为后世研究明清之际的经济史、徽州文化史提供了宝贵的艺术资料。《三国演义》是智慧与谋略的渊薮。周俊在题为《三国演义的现代化市场竞争价值》的发言中指出：《三国演义》作为优秀的文化遗产对于人类的贡献是整体性的。书中的领导谋略、战略战术、竞争意识对于现代的市场管理、经营策略、信息网络等应用研究有着直接的指导作用。因此，《三国演义》不仅蕴含着文学价值，而且是发展经济的宝贵思想资源，如果加以利用，大有可为。小说研究如何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挂钩？这是应用研究的又一课题。作为意识形态，小说的传播必然对社会生活发生重大影响。缪咏禾在发言中指出：历史上曾经有过三次黄色小说的泛滥。第一次是明代末年；第二次是民国时期。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黄潮在中国大地上彻底绝迹。可是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它又死灰复燃、卷土重来了。黄色小说严重腐蚀着青少年的灵魂、危害着社会的安定。尽管政府对扫黄剿非投入了许多财力和物力，但是思想和文化不是靠围剿所能压灭的。为什么黄色小说屡禁不止，值得深思。他认为：作为一种文学潜流，黄色小说的产生、流传、影响必定带着自身的规律性，研究它在什么背景下产生、在何种情况下获得市场，通过哪些渠道传播，如何根除它的劣迹，不止是社会文化管理部门、出版部门的事，也是文学研究者的社会责任。为文学研究而去研究文学，是狭隘的，只能使文学研究之路越走越窄。小说研究如何利用现代声光图像等艺术手段拓展市场，向读者、观众普及优秀古典作品的文学知识，这是与会代表们共同的愿望。今后仍然要在开发利用古典小说文化宝库上动更多的脑筋、做更多的实事。配合文艺工作者、大众传媒机构为读者、观众做好导读、导看、普及、提高等方面的工作。这次研讨会开得求实、有成效。与会代表们探讨了文学本体研究和应用研究多方面的问题，并且在指导思想上形成了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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