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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群体与价值意识的整合
--论明清小说的时代性
明清时代，是白话小说百花齐放、异彩纷呈的岁月。此时的白话小说不仅数量浩繁，而且以其辉煌的成就赢得了众多的读者，在数千年中国文学殿堂中占据有很重要的位置。通俗小说能够成为文学的主流，决不是一蹴而就的。它自诞生那天起，身份就不甚高雅。既无“登高能赋，可为大夫”的堂皇遭际，又不像“诗言志、歌咏言”那样受圣人青睐。它无“经”可“崇”，也无“圣”可“征”，注定了属于世俗民间。它的崛起经过一个文学的启蒙、继而诞生启蒙文学的艰苦历程。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产生了新的城市阶级。阶级使社会群体重新划分，群体的价值意识也必然出现不可逆转的整合。法国著名史学家、批评家丹纳把风俗习惯与时代精神称作“精神气候”，他说：“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精神和风俗概况。”文化是人群在特定条件下生存的表现，任何文化都有自己存在的历史时间和社会空间。超时间、超空间、超人群的文化是不存在的。那么，明清小说建立在怎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上，又是由怎样的读者、作者群体介入进而完成形而上的文学活动的呢？
假设文学活动是一个整体，那么，它是螺旋式循环的。它由四个环节：世界、作者、作品、读者所构成。人类生活的世界不仅是作品反映的对象，也是作者和读者共同生存的环境；读者这个群体不仅是阅读作者的人，而且是与作者生活在同一世界的人，双方通过作品进行潜在的精神沟通；作品是显示世界的“镜子”，是作者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显现，又是读者能动接受的对象。本文所论及的侧重点在于小说的客体，即作者、读者群体价值意识的整合。价值观是社会文化中的最高层次，它表现出某个社会群体在特定环境下经过长期生活实践所形成的心理积淀和心理定势。然而，任何价值观并非亘古不变。社会的进步、文化的更新最终会动摇价值观的根基。说到底文化的变迁是价值观的变迁；价值观的变迁是生产者自身的革命。
白话小说在明清时代的流行代表着一种时尚与群体行为，时尚即一个时期相当多的人对特定的趣味、语言、思想和行为等各种模式和标本的随从和追求。在中国谁不知道《水浒》、《三国》《西游记》？去瓦舍听《今古奇观》、《说岳全传》；去书肆秘访《石头记》抄本，几乎成了不同人休闲、评世的重要方式！明清文化的变迁，在长长的过渡期群体意识是如何消长的，可概括出若干内容，本文试图从四个方面加以叙述。
(1)小传统加强，大传统弱化
每一个民族文化中都有大传统和小传统，我们称雅和俗，即俗文化和雅文化，有文野之分。一个社会有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有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分野是知识分子和统治阶层中流行和传播的文化；在基本群众当中和在统治阶层中流行的文化。两种文化风格各异，内容形式不同，也不完全同步，但两种文化处在同一个社会共同体中，它们之间有一种交流关系，大传统文化通过各种渠道浸透到民间文化，小传统文化又通过各种渠道升华为上层文化。小说一词在汉语中出现最早见于《庄子》杂篇中的《外物篇》，庄子所说的“小说”，是指与“大达”对举的小道理。东汉时桓谭《新论》中也谈到“小说”，但已不是指那种难登大雅之堂的“小道理”，而名之各种篇制短小、无法归类的杂书。一直到班固《汉书·艺文志》提出“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如淳注曰：“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小说的定义才与近现代的小说有了某种联系。《余嘉锡论学杂著·小说家出于稗官说》写道：“小说家所出之稗官，为指天子之士，即天子为察民之好恶，便使士采传言于市而谤誉于路，士所传民语便谓之小说。”可见，无论是“小道理”、“杂书”，还是“稗官”，小说都处于末流而为雅所不赏。它们不能与中国文学的大传统相提并论。中国文化的大传统是风骚。“三百篇”被抬上了“经”的宝座，并极力将其俗部分雅化，整理删定笺注训诂。骚辞则更是经雅人主体化的产物。从四言为主的杂言，到汉魏五言，诗的形式越来越严整，再经过南唐和初唐文人的反复雕琢，以近体律绝为标志，盛唐时已登上了古典诗歌的顶峰。其后的宋词和元曲，其演进的模式也是强辟蹊径，反复雕琢的。因而，这种阳春白雪只为文人学士和上层社会所生产和欣赏。它们是中国文学的正宗，其态势的不断强化与封建社会儒家文化的群体规范和价值意识相辅相成。
然而，下层民众也在我行我素地创造着里巷歌谣，南腔北调“下里巴人”。我国最初的白话小说出现在宋代。讲史和话本的创作者和欣赏者都是底层文化的大众。俗文学创作者大多是瓦市、瓦舍或瓦肆的说话人，欣赏者则是市镇里的那些小商贩、官匠、雇匠、店员、船工、苦力以及市井医生、民间艺人、商女、流氓、贫民等。瓦市的演出是市民群体所喜闻乐见的，因此聚集了大量的听众和观众。如此竟造就和养活了一支庞大的民间艺人和通俗文艺作者的队伍；形成了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大众化的市民群体的娱乐方式。他们除了维持温饱外，在闲暇时只要花费几文钱就可得到艺术享受，消除生活苦闷，弥补精神空虚，还可间接获得宝贵的生活经验。话本虽然不雅，却成为大多数受众的精神食粮。以至于连落魄的文人也来问津了，一些“书会先生”长期生活在下层市民当中，受到市民阶层思想意识的浸染，成为市民阶层的代言人。早期的通俗小说，比如元刊本《全相三国志平话》文笔粗疏简单，词不达意，粗具梗概，后来的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等人以自己的“雅”侵染俗文学，使小说文采斐然，面目一新。逐渐雅起来的俗文学蓬勃兴旺，任何鄙夷、压抑和焚毁都被都置之度外，无济于事。更让人注目的是征引“演义”的典故入诗入文的事越来越多。风气所及，文人们自己唱起“下里巴人”来。比如《儒林外史》越出俗文化的范畴，如同“世说”一般，成为雅文化的补充和组成部分。
俗形式雅文学的文学格局从社会性来看已不是典型的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它是宋代社会以来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化所带来的变化。社会群体在群体规范和价值意识方面的变化无疑是深刻的。
(2)真性意识加强，理念意识弱化
宋明之际，随着儒文化理念的僵化，理教对人的禁锢越来越多。可是，下层意识仍然在不断觉醒，促使俗文学冲破层层禁锢，茁壮发展起来。被朝廷和地方称作“坏人心术”的淫词小说和戏曲传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浸入上流社会沙龙的。在中国，“文以载道”的思想源远流长，千年传统的礼教、伦理在人民的心上形成了坚固、厚重的沉淀，因此，自然本能、合理的欲念与儒家的纲常礼教常常发生激烈的冲突。
宋元话本的作者首先觉醒了。他们熟悉市民生活，饱谙人情事故，他们的作品多取材于日常生活，以故事来阐发下层社会的人生哲理。他们总体上表现出两个毫不隐讳，其一，羡慕荣华富贵；其二张扬人性解放。二者一是倾向于物欲；一是倾向于情欲。这与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完全背道而驰。比如通过对个人的肯定，塑造了卓然独立的平民形象。《史弘肇龙虎君臣会》写郑州开笛艺人阎招亮慧眼识人，发现穷困潦倒的军兵史弘肇有“四镇令公”之仪，便把妹妹嫁给他，又发现无业游民郭威有“尧眉舜目，禹背汤肩”，“红光罩顶，紫雾遮身”，非常仰慕，毫不轻慢。后来两人果然发迹。“帝王将相宁有种乎？”大富大贵的奇迹也会降临在普通百姓身上。平民百姓们异想天开了，他们的扭扭捏捏少了。观念上发生了革命。
在宋元话本中流露最多的是肯定血肉之躯。拟话本有许多作品不光写爱情，而且写情欲，写以生理为基础的性爱。比如《张生彩鸾灯传》、《张舜美灯宵得丽女》写越州人张舜美上元观灯，与少女刘素香私自相爱，遂私奔同居，表现出市民对私通、艳遇的兴趣。整个社会对人性人欲似乎更宽容、开放。其实，桑间濮上的两性关系文人学士也未必不感兴趣，但是他们囿于“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传统思想，不敢作淋漓尽致的描写。对于女子违背封建礼教的举动，更不敢表现出支持甚或歌颂。
这一创作倾向的巨大变化表达了市民阶层朦胧的民主要求，并开创了人情小说的传统。使中国文坛得以产生《金瓶梅》、《红楼梦》这样的巨著。
(3)群体意识的加强，个体意识的弱化
鲁迅把宋元话本的出现称作“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变迁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文学的大众化，大众化的文学艺术必定是产业化的，在供求关系上是“市场经济”。创作文体必须迎合接受主体，才能争取消费者、创造经济效益。这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供求关系，它不同于艺术为宫庭、官署或贵族士大夫家的演出，对象是有一定消费能力的广大市民群众，性质纯粹是营业。既然作者、演出者、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经济联系，为了体现商业原则，市民文学作品必须是通俗、有趣并具有娱乐功能的。如此，作者作为一种新型文化消费的创作群体，必须弱化自我表现的个体意识；服从于听众需求的群体意识。
群体意识表现在作品的内容上，当然要表达市民群众大多数人都感兴趣的群体情趣，诸如对人情世俗的玩味，对风流艳遇的企望，对达官贵人的仰幕，对实用主义的崇拜……同时，表现在形式上，与知识分子文学唐宋传奇不同，话本语言不能是典雅的文言而必须是通俗生动的白话。当时的民众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即使是都市里的商人所具有的书写和运算能力，掌握的人也不多。要使市民能听懂说话人的故事，话本必须是通俗的、“妇孺能解”的。话本、拟话本的结构形式吸收了唐变文的特点，由入话、头回、正话、篇尾四个部分组成，处处为了方便听众接受而精心设计。这种结构程式是凝固的、公共的，甚至是媚俗的，根本没有作者个人为表现自己的思想与情怀，为了内容的需要而创造的新的结构形式的空间。于是，作者个人意识不得不弱化到最低限度并听从于、服务于听众的群体意识。
(4)近距离观照加强，远距离寄托弱化
从社会意义上看，明清小说作者、读者的群体价值意识还表现在更加贴近生活。写实主义的兴起，缩短了小说与生活的距离，并带来了创作方法的根本性转变。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说：“中国人从来都把自己看作最卑贱的，自信生下来是专给皇帝拉车的。”从民族心理和价值观念来看，我国古代历来有历史崇拜的习惯。在原始共产社会，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权力之争，伦理道德上是一种原始的崇高风范。奴隶社会初期，统治者比封建社会显得宽厚仁慈。我国民族文化的重要奠基人孔子以“信而好古”作为自己的原则。他把文、武、周时代称为“小康”，把更遥远的尧舜时代称为“大同”，表示要“祖述尧舜，宪章文化”。自孔子之后，崇拜历史便成为汉民族的一种社会心理。以古圣人为楷模塑造自己成了社会改制、重建社会的标准。凡文人雅士作文的永恒题材就是崇拜古人，侈谈古事。《东京梦华录》中所记载的北宋说话的五个科目中“讲史”、“说汾”、“五代史”，三个科目都是讲历史故事的。《都城纪胜》中所记载的南宋说话中的“四家”其中有两家讲史。“说铁骑儿”、“说经”中也有许多话本的内容发端于历史。圣人、英雄的故事象磁铁一样引人们的情感共鸣。这便是中国人生存状态、觉醒程度和心理需求的定势。
西方现代小说家享利·詹姆斯认为：“小说生存的唯一理由是力图再现生活。”百姓们憧憬能在圣君贤相的统治下出现一个世道公正、安居乐业的清平世界，反映了百姓对君主的依赖。但是封建社会皇帝昏昧、奸臣弄权、土豪横行、兵燹连绵，一而再，再而三打破了百姓们的迷梦。由真命天子君临天下的太平盛世，由贤相忠臣缔造维持的公正世界，从永恒的理想变成了可望不可及的镜花水月。在这种情况下，君权思想的强大牢笼，再也锁不住近代民主主义的曙光。从宋元话本开始，白话小说显示出现实主义的某些端倪，其内容渐次全转换到百姓们的日常生活。白话小说的创作思维的定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标志着作家觉醒的代表作品是《金瓶梅》。
《金瓶梅》是源自近距离生活的所得所感而创作的。它托言于宋代，其实写的都是十六世纪后期的社会生活。它毫不客气将《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中笼罩在人物、事件上的理想主义一扫而空，代之而起的是对世俗人生毫发不爽的真实描写。自此，中国白话小说的主流便沿着写实主义的道路坎坷向前，一路西去。
《红楼梦》继承了《金瓶梅》的传统，并且在思想艺术上大大超过了它，这是人所共知的。《儒林外史》则把写实主义的方法发展到近代的现实主义。它的意义在于不仅写世态人情，而且摒弃了《金瓶梅》对低级的自然主义描写。它消毒了市民阶层的低级情趣，提纯了爱情，贯注全书的是对知识分子畸变灵魂和由这些知识分子所支撑的封建政治腐败因素的批判，充满了严肃深沉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近代写实主义作品的成熟对封建社会全部上层建筑是深刻的反思和改造。从启蒙文学到文学启蒙，中国人文主义的曙光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
■2、评《宋元话本》中市民意识的两重性
当西方文学还在中世纪黑暗的笼罩下，反复咏唱着神权、帝王、骑士、贵妇时，我国封建经济高度发展的宋代已别开生面地兴起了用白话写成的以“市井细民”为主角的文学样式--话本小说。它的最初出现，至少比法国《列那狐故事诗》等城市文学早半个世纪；更先于但丁的《神曲》、薄伽丘《十日谈》两三百年；与日本的平民大众小说“御伽草子”相比，则几乎早了六百年。它的诞生，意味着在最古老的封建土壤上形成了新的民主思想萌芽。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凡中外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家、作品都鲜明地反映了当代自己那个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激烈的新旧之争。作为一定社会在人们头脑中反映的产物的文学作品，相应地呈现出时代的复杂色彩，不自觉地成为明暗杂揉、瑕瑜互见的矛盾体，这是不奇怪的。但丁站在历史的分界线上，《十日谈》为欧洲近代小说开端，《浮士德》总结了封建文学，“御伽草子”表明平民登上了贵族世袭的“物语”领地，托尔斯泰成为“俄国革命的镜子”，都是因为它们的时代、世界观、作品中“有着没有成为过去而是属于未来的东西”。既使“他们的殿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但是，其自身反封建的光芒是遮掩不住的。他（它）们的著称于世，在于他们预示着未来的曙光。
十世纪末，赵宋王朝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生产力得到较大发展，商品经济的活跃使城市日益扩大繁荣起来。聚集在城市的市民阶层，一旦壮大，便顽强地要求表现自己，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出身于市民阶层、站在市民立场上的小说作者，说话多取材于当时市民的生活，表现他们的理想、愿望。即使说的是前代，或其它阶级、阶层的故事，也无不与当代市民的喜怒爱憎息息相关。南宋罗烨的《醉翁谈录》中这样生动记述：“说国贼从怀奸从佞，遣愚夫等辈生嗔；说忠臣负屈衔冤，铁石心肠也须下泪。讲鬼怪，令羽士心寒胆战；论闺怨，遣佳人绿惨红愁……”从一侧面形象地表明了话本小说与市民阶层生活和思想意识的血肉联系。
但是，在政治上，当时的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剥削压迫有增无减。在意识形态方面，除了有一千多年儒家正统思想的枷锁，有与中国传统伦理合流的佛教“鸦片”外，更有根据宋代统治集团的需要来阐述儒家思想的程朱理学的新的镣铐。凡此种种严密的思想统治，使新兴市民阶层的思想意识不可避免地杂揉着两种互相联系又互相排斥的矛盾倾向。一方面，经济地位的低下使他们萌发思变的愿望；政治制度的不合理导致他们对理想的追求；封建礼教的束缚加剧了他们对自由的向往；宗教迷信的劝世使他们渴望个性解放。而另一方面，与封建经济的密切联系又生成了他们的依赖性；政治法权的威压使他们妥协动摇；封建道德的貌似公允让他们常怀着负罪感；他们的痛苦只能在谶纬迷信中暂时缓解。
从流传至今的为数不多的宋元话本篇目可以看出：小说话本的主题以表现爱情、婚姻、家庭生活的最多。在题材选择上我们不难发现：市民民主思想的萌芽是选择了封建统治阶级忌讳最甚但鞭长莫及的领域最先突破的。这在当时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同时，又一定程度地表露出市民阶层把个人幸福、个人利益看得至高无上的狭隘性。话本小说的作者和话本中人物形象身上的双重意识和双重性格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
(1)借助神意的外衣，肯定人的感情的价值。
表现出人道主义倾向与封迷信色彩之间的矛盾种种维护封建制度的伦理、宗教，实质上都宣扬“天道不变，死生有命”的唯心主义世界观，要人们甘心忍受现实的苦难，做俯首贴耳的羔羊。而人有没有享受现世幸福的权利？有没有争取到幸福的可能？宋元话本在小说的领域里首先提出了疑问。《勘皮靴单证二郎神》深刻揭露了封建社会中妇女的不幸命运。宋徽宗后宫的普通妃嫔韩夫人，因不堪忍受禁闭式的生活，在明媚的春光里奄奄成病。只一偶然的机会，她见到了木雕泥塑的二郎神，竟会生出一段爱慕之情。结果，让坏人钻了空子。韩夫人所以上当受骗，只因为她极少有机会与男性接触，正常的情感得不到伸发。而皇帝后宫里却笼禁着三千这样的妇女。《志诚张主管》里给领军统帅王招宣做妾的小夫人，只为“一句话说得破绽些”说被“情愿白白里把与人”嫁给了“须眉皓白”的胭脂绒线铺老板张员外。出于爱惜青春和对买卖婚姻的不满，她主动去追求店里青年伙计张胜并私赠钱物与他。但终因处处越轨，愿望不遂，被迫自杀。对于韩夫人、小夫人的可悲遭遇，作者的态度基本上是同情、不平的。客观上控诉了封建制度扼杀人性的罪行。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一方面有统治阶级公开合法的淫乱，作为封建婚姻的补充，另一方面又有板着面孔的孔孟之道：“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张生彩鸾灯传》中的刘素香、张舜美无媒自合，在一个灯宵之夜相爱。舜美愧己在穷途，无纤毫奉报。素香却说：“我爱子胸中锦绣，非图你囊中金珠。”情愿与舜美私奔。他俩感情深沉、专一，与“男女无媒不交，无币不相见的儒家伦理，”与“灭人欲而存天理”的程朱理学完全背道而驰，也说明了爱情并不象佛教所宣传的那样是一种罪恶，而是一种可以启发人的智慧、鼓舞人去争取幸福的可贵情感。《玉通禅师私红莲记》不无讽刺地写道：临安府水月寺住持玉通禅师相传为古佛出世，修行已经五十二年，眼看就要修成正果，却被一个妓女一番哄骗就破了色戒。这是客观上向禁欲主义挑战的一篇作品，写出了佛门的清规戒律抵挡不住人的正常情感，多少表现了对宗教藩篱的冲击。
可惜，在宋元话本中，对封建禁锢的宣战，缺少一种理直气壮的气势。揭和尚的疮疤是为了宣扬“前世欠宿债，今生转来还”的因果报应，说明佛法无边。张舜美的散而复聚则更是神的一手安排。藉着神的帮助和指点，他们才得遂生平意愿。作为意识形态，宗教本来是自然和社会力量以虚幻颠倒的形式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神是创造出来的，“神权”其实又是人的愿望和意志的体现。宋元话本的作者当然不可能有如此清醒的认识。他们不是无神论者，没有胆量宣布“神”根本不存在。在冥冥中，他们要寻找一个证明自己正义的力量。于是就很自然地借着神灵的光圈，把自己的意愿说成神的旨意。人权和神权本来是矛盾的两极，而话本作者在宣扬神意不可违时，已经偷偷地把神意篡改成市民阶层的人意了。他们的两重性就在于：自觉地宣传人对神的迷信，结果却不自觉地让“神意”被“人情”牵着鼻子走了。
(2)用悲剧的结尾，来歌颂反抗礼教的战士。
表现出对统治者必然地反抗与中间阶层习惯的妥协之间的矛盾“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教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这四种封建权力几乎联系着中国封建时代的一切社会问题。封建家庭是封建社会里生产和生活的基本单位，所有的社会问题总是又集中地体现在封建家庭关系上。《快嘴李翠莲记》中小康人家的女儿李翠莲敢于在封建家庭的湖面上投下一块反抗的石头。她姿容出众，书史精通，又是干家务活的行家里手。但偏偏“生得有志气”，能说会道，事事都有自己的主张。封建礼教规定妇女要“三从四德”，只有做家庭奴仆的义务，而李翠莲在出嫁前后的短短三四天里，却丝毫不肯逆来顺受。她针对礼教的种种不合理约束，放开喉咙，发泄不满，事事争取自决权。顿时，在全家掀起了混乱和骚动的波澜。公婆、叔嫂、小姑个个指责她。但她寸步不让。即使被丈夫休了，仍坚信自己行得端，走得正，不悲伤，不后悔。
李翠莲对封建礼教的反抗，直接冲击着夫权。《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的女主角周胜仙对封建门阀观念的反抗却与父权（即族权）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她在金明池的茶坊里与青年范二郎相遇，“四目相视，俱各有情，”就机智地假装和卖水人吵架向范二郎暗示爱慕，这样的行为已大大超过了礼教的范围。然而当她要求以正式的方式与范二郎结合时，却敌不过父权的淫威了。周大郎是个贩海商人，属于上层市民，既看中金钱，又看重门第。他本想通过自己的财富和女儿嫁给大户人家，挤进封建统治阶级的行列，没想到女儿要下嫁给“高杀也是个开酒店”的范二郎，从根本上妨碍了他的利益。于是，他就蛮横地利用封建家长的特权，破坏女儿和范二郎的婚事，把女儿活活逼死，还大骂她是“辱门败户的小贱人”。周胜仙死后刚刚活转过来，就又不舍不弃地去寻找范二郎了，直至做了鬼，仍然设法和情人梦中团圆。
《白娘子永镇雷锋塔》中的白娘子，在民间传说中原是一个妖怪形象。由于人民的喜爱和肯定才从一个蛇精发展成具有进步的市民情操的反封建妇女形象的典型。她追求的爱情是自由婚姻。夫妻互敬互爱，完全不同于妖怪的淫欲。婚后，她对许仙既关心照顾，又忠诚忍让，更说明她是以人的身份建立家庭，并希望与丈夫“百年偕老”的。她的有情有义使许仙和“妖怪”自由结合后竟生活得十分美满。然而，封建势力却不允许他们过下去。道士看出“妖气”，想画符镇白娘妇；李将仕要在肉体上占有她；法海宣传色即空，凶残地把她压在塔下，都是企图巩固封建统治的精神基础--等级观念。为了保卫自己和许仙的幸福生活，白娘子奋起反抗。直到被收入钵中，仍然不肯自行现出本相，这种坚强不屈的精神相当动人。令人痛心的是：白娘子竟是被自己的丈夫收入钵中的。小店员许仙身上既有小市民善良老实的一面，又有自私胆小的一面。他的一再轻信和对李将仕的容忍都是佐证。尽管白娘子对他那么好，他仍然反恩为仇，表现出动摇的负心汉的面目。这种软弱颟顸的性格在小市民中颇有代表性。如李翠莲的父母，见女儿被婆家休了，面子上不好看，便终日埋怨，迫使女儿只好出家。又如范二郎对周胜仙的生死追求根本不能理解，胜仙费尽苦心好容易与他相会，他却把她当作鬼魅不分青红皂白地打死了。市民中比较平庸的人物许仙、翠莲父母、范二郎与市民中优秀分子白娘子、李翠莲、周胜仙之间的爱与惧、恩与仇的矛盾，本质上是市民的愿望与封建势力之间的矛盾。许仙等人最后成为敌人的帮凶，从某程度上概括了中间阶层的特点：处在被统治者地位，具有必然的反抗性，但反抗极其有限，一旦受到封舆论和封建势力的重压，便不击自败。正因为他们把自己的妻子、女儿、情人视为异物，而把官绅僧道、封建礼教视为神圣，封建势力才可能通过他们发生作用。李翠莲的嘴终于被封住、周胜仙第二次被钉进棺材、白娘子遭到永镇塔底，这样正面人物被反面化，反面人物被如法海却被当作“真僧”的结局也反映了作者的爱憎不甚分明。
(3)寄希望于当政者贤明，以求实现进步的生活理想。
表现了创造新生活的觉悟与安于旧秩序的麻木之间的矛盾宋人话本《碾玉观音》诉说得是一对男女青年为摆脱奴役、争取自由和封建强权发生冲突的故事。养娘璩秀秀本是市井劳动女子，工于刺绣。只因做裱褙匠的父母“家寒”，哪讨钱来嫁人“，决定了她”只有献与官员府第“当奴婢的命运。在大官僚咸安郡王府里，她爱上了碾玉匠崔宁，并双双逃走，在自家门口挂着”行在崔待诏碾玉生活来“的招牌，过起自由的、独立的经营的个体生产的生活来。她追求的理想是经济独立、婚姻自主，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本来，咸安郡王已有过等到卖身期满就把她嫁给崔宁的许诺，而她却不肯驯顺地坐等封建统治者的”恩准“，害愿冒着生命危险去当逃奴。这反映了她对封建人身占有制的不满，对封建统治者的不信任。尽管这一对青年触犯了统治者的尊严，遭到一再讨代，最后只有到另一个世界去做鬼夫妻，但是，他们创造新生活的主动性，却透露出市民阶层要求民主权利的强烈愿望。《汪信之一死救全家》写的是上层市民大工场主汪信之的”事迹“。作者意在反映汪信之与封建统治阶级之间的一场可悲的误会。然而，却通过对他”豪侠“的歌颂，客观上肯定了一种有异于封建领主的生活方式和自信心。首先，汪信之的财势不是承袭祖业，而是带着冒险性质的白手起家，依仗的是手工业的兴起，商品经济的发展。他早年只身从家中出走，全部财产只有一把雨伞，一路靠表演武艺，收几个唱彩钱，才来到有”耕冶可业“的淮庆。他在山上伐木，在庙中安身，纠合无业游民，烧炭冶铁，出市发卖。后来又开酒坊，办渔场，变成个大工场和大地主。表现出早期工商业者的创业精神和经营管理才能。他”使所用之人，各有职掌，恩威并著“，”以致湖内渔民、四方穷民，归之如市，解衣推食，人人愿出死力。“显然，他的行为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其二，他不在其位，要谋其政，与封建士大夫的观念有天壤之别。他有一定的政治眼光，上书极言和议之非，要求率两淮忠勇为抗战出力，在民族矛盾危深的年代，表现出了不可多得的英雄气概，但因用世心切，于无意中得罪恶了小人，招致杀身之祸，从一侧面反映了上层市民要求参预政治的积极愿望和必然遭到的悲惨结局。其三，他仗义疏财，在生死关头牺牲自己，保全朋友和全家。这固然是受封建宗法观念和江湖义气的支配，也反映了新兴阶级的宝贵品质。其四，他的胆略、计谋也反映了大工商业者的特殊倾向。他独霸乡里，拉扰官吏，打击劲敌，手法狡猾冷酷。发起暴动时搞得惊天动地，在天荒湖巧设迷魂阵，俨然是一个出色的军事家。凡此，都描绘出一个豪强、机智的人物形象。
汪信之难道存心要与官府为敌吗？绝不。他在原料、商品、赋税方面可能与统治者有矛盾，但如果不是迫不得已，他是不会造反的。因为，他和话本作者一样，是确信”皇家雨露宽“的。这篇话本的入话写了两个与正文截然相反的例子。一个是造得好鲜羹的宋五嫂，得到太上皇的好评，遂成巨富。一个是太学生于国宝，以词受知太上皇，被钦赐翰林待诏。作者因此认为，在南宋承平时，受到皇家恩泽的百姓不知有多少。象汪信之这样被小人诬陷激成大祸，乃是命也，时也，不能把帐记在当政者头上。这种明君清官的幻想很有代表性。如璩秀秀受尽咸安郡王的迫害，却不敢找郡王算帐，只把罪过推到郭排军的”闭嗑牙“上，认为只要惩罚了郭排军，避开郡王的烈火性，便万事皆休。事实上，”为要触犯当时的社会制度，就必须从制度身上剥去那一层神圣的外衣。“可是作者和他笔下的汪信之等人恨的只是”畏懦刻薄，专一阿奉宰相“的奸臣刘光祖和二程，所以，汪信之谋反后，又会自首伏法；而新天子即位后，又会大赦天下，让汪信之的儿子汪世雄合家团圆，祖业尽复，这种百姓忠君，天子明察的幻想，正是市民意识两重性的又一表现。
(4)做着追求功名财富的梦，又恪守侠义、善良的道德准则。
表现了劳动人民进步的道德观与小生产者落后的私有观念之间的矛盾一定的社会心理是人们对社会生活的一种经验的反映。当整个社会存在着”交道奸如鬼“的恶劣风气时，受剥削压迫的下层人民，必然会出现对新道德的新期望。《万秀娘仇报山亭儿》歌颂了侠肝义胆、反抗强暴的行为。茶坊主的女儿万秀娘被强徒掳掠，落入虎口，后又被强徒苗忠骗卖给他人。偷儿尹宗”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为了救秀娘逃跑，他险些被人用枪戳死，回到家，又挨了不明真象的老娘三、四拐杖。秀娘为感激尹宗的救命之恩，要以身相许。尹宗却以义自恃，始终以哥妹相待。最后终于牺牲了自家性命。一个偷儿，有这样高尚的行为，不是偶然的。他的义举是建立在与秀娘有同样的悲苦命运，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情基础上。所以与封建统治阶级所提倡的愚忠、愚孝、愚义、愚信有一定的区别。而秀娘泾渭分明，知恩报恩，智报家仇，也受到作者的肯定。点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是许多下层市民所遵循的信条。《金明池吴清逢爱爱》中酒店女儿爱爱是又一个好例。一年清明节，吴员外的独生子吴清慕名来到卢爱爱的酒店与之欢会，不料被爱爱父母冲散。爱爱相思而死，香魂不散，竟跟随吴清做了一百二十天夫妻。吴老员外得知后如临大敌，急忙求救于道士，阻塞这”邪鬼“。吴清也听信谗言，欲杀爱爱。善良的爱爱并未因吴清反目就怀恨在心，反而是为吴清治好了病，救他脱出囹圄。并且为他安排了一个锦绣前程：让他得以与曾在金明池上邂逅、十分爱慕、无缘接近的褚爱爱结成夫妻。怀着深重的情意牺牲自己成全他人，这种行为时常发生在市民阶层的人身上。
市民阶层的道德准则是他们低下的政治、经济地位的折光。市民阶层在道义上肯定侠义善良，但是囿于私有观念，又无不歆羡荣华富贵，甚至欣赏剥削阶级的生活方式和投机取巧的手段，表现出不遗余力追求发迹变泰的一面。这在上层市民中尤为突出。万秀娘的父亲万三官人为了发财致富，刻薄至极。他发现自幼在茶坊的佣工陶铁僧，背着主人拿了五十钱，就在发雷霆：“你一日只做偷我五十钱，十日五百，一个月是一贯五，一年十八贯，十五年来，你偷了我二百七十贯钱……”，不但赶走了陶铁僧，还招呼襄阳府所有的茶坊都不用他。致使陶铁僧无处生活，铤而走险，当了强盗。这是个公开的反面人物。
最集中描写小市民渴望发迹变泰的是以历史人物为题材的《史弘肇龙虎君臣会》。开笛艺人刘诏亮替东岳神开龙材笛，有机会获悉史弘肇将来一定会发迹变泰，就千方百计巴结他，一心想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他。有诗为证：“结交须结英与豪，劝君莫结儿女曹，英豪际会皆有用，儿女柔脆空烦劳。”作者通过刘诏亮的攀龙附凤宣扬了一种实用主义的交友原则，告诉人们，交朋友要瞅准目标。倘若是能够发迹变泰的人，哪怕再阴损缺德，也不要怠慢。因为他们终是英豪，一旦得道，自己也可随之升天。而没有福态的人，哪怕再柔情似水，也不必费神周旋，否则只会竹篮打水一场空。在这里感情已成为盈利的商品，是赤裸裸的市侩哲学。
宋元话本记载了市民阶层对封建制度的叛逆，暴露和批判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淫虐和残暴。其中优秀的篇目，至今还能感动和激发我们对人民、对祖国、对美好品质的热爱，对剥削阶级腐朽意识的仇恨。但是，它毕竟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不可避免地蒙着一层封建思想的灰尘。市民阶层的民主愿望再进步，也摆脱不了历史的规定，反抗意识再强烈，也突不破阶级的局限；社会理想再崇高，也越不出自身经济利益的范围。肩负宋元学使命的人们，头脑中通向未来的路为什么会受到偏见的封锁？究其原因，除了他们长期接受封建思想的熏陶，不可能有彻底的反封建觉悟外，直接的社会原因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矛盾。市民群众被封建统治者掠夺屠杀远不及广大农民之甚。因此，他们的反抗也大逊于反封建反压迫的主力军--农民，从未达到明火执仗，揭竿而起的地步。其次，我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市民阶层始终没有形成一个阶级，他们的意识终究不是社会的主导思想。他们或来自农民；或是应仕未达的穷儒生；或从统治阶级中落魄而来。因而象一盘散沙，力量脆弱，根据各自经济地位的高低，对封建统治阶级或依附或反对，且表现为种种不同程度。加上小生产者狭隘的眼界和利益，也注定了他们必然是自私、保守、怯懦的。
按照唯物辩证法否定之否定的规律，任何事物自身都包含着它的否定方面。市民意识的幼芽是在板结厚硬的封建土壤中孕育出来的。它的顽强生命力给人以启示：任何一种古典文学样式自身的发展，很大程度要受其民主性因素的支配。宋元话本深深扎根在人民群众之中，开了通俗易晓的白话小说形式的先河；破天荒地把劳动群众当作正面歌颂的对象引进艺术殿堂，表明文艺走向了为更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历史道路。它的出现为后世涌现出一批充满民主活力和艺术光彩的优秀作品开了一个泉眼。带动了明后期短篇小说创作的繁荣；直接影响着《水浒》的成书；启发了《金瓶梅》和不朽名著《红楼梦》对家庭题材的描写。它又为戏剧在题材、表现手法上提供了借鉴，共同形成元明清文学的主流。如果说晚清时期围绕着文以“载道”或文以“言情”的争论，其意义相当于欧洲的文艺复兴；那么，宋元的小说、戏剧就是中国“文艺复兴”的曙光，是封建的载道文学向近代的言情文学过渡的标志。它是宋代理学喧嚣中的一声清钟，是封建文苑爆发出的第一朵迎春花，是黎明前来到东方天空的启明星
■3、《雪月梅》创作意蕴和时代背景探释
取法《金瓶梅》以主人公姓名联袂成书名的《雪月梅》，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失于脸谱化，这大致是其主要弊病。可是，《雪月梅》艺术地再现了嘉靖间朝廷与百姓抗倭入侵的史实，诚不可多得。雍乾间，新起的殖民主义国家觊觎我国领土，蠢蠢欲动，触发了国人在小说创作上前事之师的描写，其中当属《雪月梅》篇幅浩大，具体生动。然而，《雪月梅》并不是为救国救民，欲振聋发聩；出于愤世忧时，才借古谕今的，深谙背面敷粉之法的作者苦心经营的是什么？
(1)纸上“黄梁”的由来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有一群人伴随其主子活跃在社会舞上，这就是谋士、门客、幕僚阶层。这个特殊的文化阶层，在思想层次上属于怀荆负璞，有志于大济苍生和鸿国之志的精英人物阶层。从人格特征上看，他们原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不同流俗之士，却又把理想寄托在君主统治这张皮上，为了登上施展浑身解数的舞台，必须首先在高门大户的屋檐下找到立足之地，以抛售智勇，促成自身价值的实现。再从他们的社会功能和自身归宿看，其价值的实现很大程度取决于客观因素，如必然的因素：一个需要巨人又产生巨人的时代；又如偶然的因素：不但腹中要有计，而且身外要有遇。受困于种种羁绊，他们的命运常常是主客观相脱离的，悲剧式的。其结局不是因功高震主，“狡兔死，良狗烹”，就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沾襟”。
“史记以文运事，《水浒》因文生事”（金圣叹《水浒》“读法”）。同样是因文生事，言情小说不同于讲史可以“七分实事，三分虚构”，（章学诚《丙辰札记》）；亦不象传奇、侠义，可以进行更多的“设幻”，它的题材虽为最贴近时代的市井生活，却与朝廷大事和政治形势保持了相当的距离。《雪月梅》可以说是有悖于常规的。它以岑秀与雪姐、月英、小梅三位小姐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偏偏不入花前月下、才子佳人的窠臼，展示的是从边防到内地纵横八百里的广阔天地，蕴动着的是从朝野到敌营四海翻腾的战争风云。声势之浩大，犹如海啸山呼；人物声口的逼真，又有如古时善艺者上乘的口技表演。其前朝史事出神入画的借用，生动地实践着“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由我”。（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的原则。显然，作者是把时代背景当作人生戏剧故事的舞台来搭建的。生活在这个舞台上的人物原形，正是那些不甘被埋没；抑或孤芳自赏，陶醉在往日的才华横溢中；抑或抱憾与明君失之交臂，怀才不遇；抑或“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苏轼《论贾生》）的失志文人。而幕客、谋士又不同于一般失志文人。他们在总体上具有依附人格，带有更多的愚忠色彩。但即便有大树作盖好乘凉，却又被浓荫遮蔽了自由伸展的空间。《雪月梅》创作意蕴可从作者身世、董孟汾的释评及小说本身窥见端倪。
抒怀之作与游戏之说。《雪月梅》开篇有诗曰：“盛世雍熙崇礼乐，万方宁谧戢干戈”。“野老清闲无个事，拈毫编出太平歌。”月岩氏“读法”亦称：“凡此作者必有缘故，《雪月梅》却无缘故，细细看去，是他心闲无事，适逢笔精墨良，信手拈出古人一二事，缀成一部奇书。”似此，《雪月梅》被标榜成自娱的游戏之作。然而，就在同一篇“读法”中，月岩氏又自相矛盾地举司马迁：“诗三百，大抵贤圣发愤之作也”为证，料定作者“胸中别有许多经济，勃不可遏”，定要发泄出来。两者间的抵牾把读者引入了泥淖。究竟孰是就非？《雪月梅》的作者陈朗一生不利于场屋，又久居人檐下，年过“杖乡”，发愤著书，不平之气，始得喷发。他所扮演的人生角色是一个满腹经纶却壮志未酬的官府幕僚。无情的岁月和严酷的现实早把他的少年壮志击得粉碎。当有机会将鲲鹏之志展现在笔下，在纸上开出灿烂的花朵时，怎么能不借端于主人公去尽情实现那桩桩未竟的心愿？若是仅因录个题目，写出了自家的锦心绣口，就把创作时筹画的乐趣，和寄托理想的愉快等同于更深层次的思想内蕴，那就要犯认识上的错误。李贽、袁宏道就创作动机而言，把小说划分为述怀、借喻、劝戎、解颐四种类型。静观《雪月梅》，没有《西游记》那种在高层次上的幽默和灰谐，更不象狭邪小说只为博人之欢，释人之闷，有低级无聊之嫌。从作品中清晰地折射出一个失志文人的辛酸人生和突发奇想。其寄情抒怀，消胸中块垒之意甚明。
儒家风度与豪侠气魄。八股科举导引着清代知识分子纷纷拥挤在通向仕途的羊肠小道上。但是，最终能完成“治国、齐家、修身”的读书人却寥若晨星。在到达理想境界的跋涉中，社会造就了一大批行为不端、灵魂变态的不逞之徒和迂阔之土。《雪月梅》却从正面下笔来褒扬那些符合封建“标格”的完美君子。儒家风范是其首要标志。他们一为封建统治阶级队伍的后备军，一为其队伍中的清官。或是如岑秀似的因奸雄迫害被排挤在统治阶级队伍外，或象王县令那样因不谙贪赃枉法之道放了任又被罢官，但美玉之质、长虹之气却缘豪不减。他们本来就是天姿俊雅、禀性温良、事母至孝、笃行好学的贤士。历经坎坷，经国济世的大志仍坚如磐石，万劫不复。这反映了陈朗希望以礼让道德来改造社会风气主张。然而，幕客们虽然有时朝为布衣，暮为卿相，论其出身，却多为一介寒土。于是，陈朗把不入规范的市民意识也领进了封建道德的圣殿。因此，他笔下的人物呈现出较多的平民面貌。诸如扶困救弱、豪侠仗义，感恩图报、宽宏大度等。这表明了作者根据理想的需要对道德的自我完善所寄予的更高期望，以及所做出的种种设想。隐士蒋士奇便是一个洁身自好者。未遇时，不肯轻用其锋。象诸葛亮居身茅庐时，躬耕于南亩；元代耶律楚不仕时，在家里打坐参禅一般，视名利如浮烟。其旷达豪放，大有魏晋名士之风度；对待朋友却敦厚朴实，掏心挖肺，颇具侠士之气概：且通今博古，膂力过人，可连伏二虎。至使皇帝识其庐山真面后叹曰：如此神勇，“几至埋没英雄，今东西倭寇肆扰，若将弁俱得如卿，何愁不能歼灭。”更有甚者是鬼丈刘老封君和仙姬之女小梅的描写。这两个人身份特殊，名份更低，有着更浓重的下层社会意味。刘老丈生前是一商贾，在鬼域中将六亲无靠的孤魂雪姐收为义女，庇在庐下。小梅自幼会占星看相，算人通达，喜诙谑，生性豁达。她是最先与表哥岑秀巧结姻缘的，却亲手安排丈夫与有约在先的雪姐结婚，并为恩姐月娥作阀，三人同事岑秀。由此可见，陈朗在道德标准上恪守至善至美的孔孟之道；在择友标准上却推崇平民式的不论门第，真诚待人。最能集中体现作者道德主张的是：豪士必网罗人材，豪士必受人拥戴。扛鼎之才岑秀便是这样择友有方，众望所归的俊杰。他身上混合着达则兼济天下的大家气象和“苟富贵，难相忘”的哥们义气。在他周围，所见略同的英雄相濡以沫，作桴鼓之应。最后，滚雪球一般地形成一个封建统治阶级所需要的知识分子“精英”集团。
天生我才与人尽其才。“立言有本，故不觉淋漓婉转刻划如生。”《雪月梅》要立的不仅是儒雅的谋士，而且是孔武的力士。这些藏龙卧虎之士既能运筹帏幄于军国大机，又有超绝的胆气和武艺。在《雪月梅》五十条回目中，缀有英雄、英豪、壮士、奇才字样的地方竟有十八处。风云际会赋予他们以使命感，虽远居乡野，身处微末，却象孔子所说：“沽之乎？沽之乎？吾待沽者。”在表面之退掩饰下的待时以进昭然可见。第十一回中的一段对话是极好的印证：
蒋士奇已有几分醉意，便觉得胸中有一段豪雄之气，勃不可遏，因对岑公子道：“大丈夫处世，也须要轰轰烈烈做一场事业，庶不虚此一生。若依靠了先人遗下的这几亩田园，老死牖下，岂不是与草木同朽？”……“如今分宜父子当国，又兼有鄢、赵辈为爪牙，是非颠倒，曲直不分，夏、曾、杨、沈之徒溅碧血，直堪发竖。必得一盖世伟人，方能扫除奸佞，整顿朝纲，与普天下忠良吐此一口怨气。”
岑秀道：“物极必反，将来自然有肩当大任的人出来补天浴日，不过在迟早耳。”
正所谓“何世无英才，遗之在草泽”。岑秀们的自视甚高不是与生俱来的，天降斯任与我，天下事舍我其谁？首先源自封建士大夫阶层的传统教育，反映了“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忧患意识。其次派生于失志文人隐居不仕的无可奈何。这一切又导致了陈朗在人才观念上若明若暗的离经叛道。他腹诽那些只效寻章摘句的书呆子，赞叹那些驰马射剑、熟习韬略的秀士，认为大丈夫当文武兼备，才能举业报国。这种旁门左道当然不容于八股取仕的铁则，现实中的仕途跋前踬后，纸上的仕途便绕过暗礁，不由正途胜于科甲。《雪月梅》中修成人间“正果”的少年英雄无一是通过八股入选的。中魁的只有岑秀天资愚钝的表弟郑玉璞，其能中式还亏岑秀捉刀。作者并未给他戴上英雄的桂冠，塑造这个智能中下的陪衬人，显然不无用意：即以此说明八股取仕录用庸人，埋没奇才。作者主张另辟蹊径，人尽其才，按才干高下论官封爵。如品学兼优的“第一人物”岑秀即能与君坐论抗倭十二策，又能统兵百万，沙场征战，理应封都御史，官至极品；忠心耿耿的“中上人物”殷勇，在抗倭前线屡立战功，便派他驻守重镇，量才委用，各得其所，以此类推。
只有彻底脱出封建统治阶级营垒的人，才有可能窥视见铁桶山河的沉沉黑幕；但站在外围并不意味着就是清醒者。《雪月梅》封赠大团圆的结局，就是作者不屑于仕途正道的反证。说明他并不否定功名富贵，哪怕这只是一纸“黄梁”。那么，作者又是怎样为自己“乌托邦”的迷宫沟通条条通衢大道的呢？
(2)建功立业的舞台
人物形象是小说成功的第一要素，《雪月梅》的人物是靠了出色的时代背景才得以成活的。可见，环境不仅是事件发生的场地，而且是人物活动的根据。离开了舞台，角色便无从表演。试想，倘若没有内忧外患，何须英雄补天浴日；倘若没有沙场征战，英雄何处崭露头角。如果说纸上八股是销蚀知识分子才情的大染缸；那么，疆场经略则是检验英雄本色的试金石。
①时代启动幕帏
陈朗以太史公游历名大川为范例，强调“古人文章皆从阅历中出，”说自己“北历燕齐，南涉闽粤，游览所经，悉入编记”（序）。因此《雪月梅》有实事在内。陈朗正是成功地借用了明嘉靖间包括轶闻野史在内的史料，把“时代呼唤英雄”的设想诉诸纸间的。拉开幕帏，是一个内忧外患的乱世。主人公们的命运首先受到社会恶势力的挑战，继而又在民族矛盾的风口浪尖上磨砺考验。
据《明史》朱纨传载：嘉靖二十五年，由于明政府日趋腐败，海防松驰，“战船哨船十存一二”，士兵也剩十分之四。倭患骚扰日益严重。当时朝廷命朱纨为浙江巡抚，整顿海防，捕杀内奸。因侵犯了闽、浙豪绅地主利益，朱纨被劾自杀，朝廷“罢巡视大臣不设”，于是“倭寇入侵浙江及江苏沿海，当地人民奋起保卫乡里，人民的英勇斗争又鼓舞了爱国将士的抗战意志，这就是《雪月梅》的大背景。
华秋英可说是一位不栉之士。这是明清小说史上较早出现的一位抗倭女英雄。她的亲身经历是倭寇罪行的记录：
且说这倭奴攻破崇明，大肆杀掠，巨商富室，馨掳一空。妇女三十以上，无姿色者杀戮无存，少艾者驱使作役，青天白日，群聚裸淫，少不如意，挥刃溅血，群妇股裂受污，天日为惨。
但是，华秋英不甘做砧上的鱼肉，她被倭寇掳去以后，至死不从。为了保卫国家、保护自己，她一改温顺柔弱的禀性，把对敌人的消极反抗升华到主动进攻。她将来犯的倭奴引至无人楼房里，奋力刺死，逃离火海，其智勇双全，堪称女中丈夫。当她历尽险阻投奔官军后，又为击退寇仇出谋划策，使官军扳回败局。这位在民族存亡关口挺身而出的妇女，锻炼了才干，最后成为侥将殷勇抗倭的贤内助。如此生动逼真的场面描写还有第三十七、三十八回、四十至四十九回。其中岑秀身负封疆重任后调集兵力，分路进剿大获全胜的情节，就是以嘉靖三十四年”战功第一“的王江泾大捷为蓝本的。所不同的是，小说除袭用讲史中枪挑刀砍的手法外，还出现了神魔小说的斗法”手段“。真假参半，倒为仕士各显身手，大增风采。
②社会险象”追光“
丰富的生活底蕴为《雪月梅》的演出铺设了舞台基石。从艺术框架看，《雪月梅》的支点是三维的，即主角--正而人物、配角--反面人物、活动舞台--时代背景。陈朗的笔直下褒贬，营垒分明，黑白清纯，对比强烈，但个中缺少复色。尤其是反面人物草草带过，面目模糊，充其量只是恶势力和社会险象的化身。作用是以昭彰的劣迹为正面人物建功立业作一铺垫。他们或是朝中奸臣，或是江上盗贼。如海盗汪真、徐海、毛海峰历史上确有其人。正是因为这些社稷江山的蛀虫，勾结倭寇，充当内奸，才使社会更加动荡，人民惨遭祸殃，一贯陷害忠良的代表是江南巡抚侯杰父子。岑秀的祖父早年为官时，曾秉公依法经办过候杰私吞官橐之案。俟候重新得势后便加害于岑家，祸延孙辈，封门拔灶，使岑秀三年流落异地。花花恶少侯公子，因垂诞清官王县令女儿月英，强聘不逞，便将王县令诬陷致死，遂又勾结强盗抢其女儿月英。写得最栩栩如生的要算雪姐被辗转骗卖的过程了。强盗江二兄弟四人明是江上船夫，暗是歹徒响马。金陵秀才许俊卿的女儿雪姐因走亲戚而误上贼船，便跌入了一个由强盗、窝主、牙婆、人贩紧紧包围着的密不透风的陷井。她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最后被骗卖给仪征财主曹伟如作妾，不料其夫人是一悍妇，致使雪姐不堪捶楚，悬梁自尽。堕入阴间后，又遭恶鬼欺凌。这样的社会分明是一个黑世界的天罗地网。善良的人们须得团结起来，方能镇邪压恶，使正气发扬光大。在《雪月梅》中，倭寇骚扰、强盗打劫的场面比比皆是。而正是这些危难的紧锣密鼓唤来了英雄的出场亮相。
③”千里马“驰骋的天地
虎狼遍地的乱世为英雄们披荆斩棘，敞开了莽林腹地。同时，如果没有明君的雨露恩泽，英雄们便没有施展抱负的可能。《雪月梅》的人才正是从这两方面来体现的。机会面前人人平等。《雪月梅》中冠以英雄之称的人有五个。虽然出身不同，却个个身手不凡。机遇让他们的宝刀在同一块铁钻上初试锋艺，这表达了作者的阶级观点和民主意识。其实作者已为英雄谱划出了等次。列于榜首的是世家子弟廉吏之后岑秀和蒋士奇，他们是封建统治阶级正统的继承人。排在末尾的自然是纯属劳动人民的船夫文进。尽管他不是等闲之辈，作者仍将其觉悟写得稍逊一筹。文进的面前曾摆着两条路：一是投在官军的旄下，靠自己的才干，走一条堂堂正正、轰轰轰烈烈的路，另一条接受歹徒的拉拢，入伙盗贼，苟苟且且了此一生。他之所以选择前者，是因为有直接的榜样。以自己的刚猛打天下的殷勇是他的乡邻。少年气盛的刘电又因偶然的机会与他结伴冲进敌阵。如此的点拨、感召和鼓励，象暴风骤雨震撼着他的心灵。使他再也无法安心蜗居燕雀之中的生活。在小说中占有大量笔墨的殷勇因此也成了主人的义子，不能等同于一般家奴。为寻落入强人之手的母亲，他与义士刘电不期而遇，诱发了深藏在心中的报国之志。一日，他在江浦为叔父收帐，碰上江贼打劫过往船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一身冲险隘，擒住众匪，以非凡的勇武证明了自己的价值。他被辖区县令所看中，经层层官员的举荐，破格起用。商人之子刘电因迁父柩，由江西往山东，辗转耽搁了投充之事，但深感时不我待：“此壮士力功之秋，不可错过机会。”值服丧期满便立即起程，寻立功报国之机。当他看见倭寇如群蚁般的呼啸而来，劫村焚舍，茶炭百姓，不由得怒火万丈，振臂高呼：“见死不救，义勇安在？”遂冲锋陷阵，配合官军痛击寇仇。战场是最好的考场，刘电超群的技艺和非凡的胆略都受到洗礼，得到社会的承认。
“所以龙蟠凤逸之士，皆欲收名定价于君侯。”（李白《与韩荆州书》）千里马还须伯乐来牵。《雪月梅》中有一大批求贤若渴、肝胆赤诚的各级官员。如耿直刚愎，治下极严的江南都御史黄炯；为官风厉、品望非常的南直操江察院程宏达；苏州县令刘电的哥哥刘云等。其中对网罗人才最有心最热心的当属江浦县令成某。他是殷勇的发现者，又是岑秀的拣金人。当殷勇在其境内为民除害的消息传开后，做事英决的成县令“夜里五更听得通报，即刻坐堂，审了口供，将两个强盗收监，即告四班头役去拿伙党。”并一面迎英雄到衙，一面呈文上报。为怕一介白衣受人冷落，特与殷勇结为金兰之盟。在科场上，岑秀的卷子因犯圣讳，主考不取，成公不愿埋没良金美玉，奔走设法，又将卷子荐给副主考大监临程宏达。在程公的建议下，考场诸官员联奏请皇上御览，使榜上无名的岑秀以石破惊天的妙文受到皇上的青睐，被钦赐内阁中书，后又授尚方宝剑，出任江浙巡海副都御史，主办封疆事，捍御之才岑秀平步青云，程公不禁发出肺腑之言：“老夫为官数载，只有两件大快人心事，今日得遇贤契是一大快也，前者招幕得一少年英雄（殷勇）屡建奇功，亦一快事。”这是众伯乐的心声。
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之才。君臣际合是至关重要的。试想，以自荐闻名于世的毛遂，如孟尝君不让其处于囊中，则他何以脱颖而出？《雪月梅》写了一个慧眼识珠，体察下情，会用才、不弃才的好皇帝。他降旨特批江浙两省招幕民间勇壮的奏疏，并颁布了一系列细则。如“立贤无方”，即“不论大小文武官员尽情条奏，有抱负者只要是智勇非常之人都可举荐。”又如“制宪受验”，即在举荐的基础上由皇帝亲自面试、殿试、武试。这样使草茅英雄不致埋没，恂私舞弊者不能得逞。再如“果有英才，计攻尤效”，即根据才干大小论功封爵。这些严明的措施杜绝了滥冒者鱼目混珠之想，同时切实搜罗到一批洗天浴日之才。岑秀及经他推荐而入选的蒋士奇、刘电等人成了社稷江山的左辅右弼。“四朝忧国鬓如系，龙马精神海鹤姿。”（唐李郢诗《上裴晋公》）插上理想的翅膀的英豪们终于鸿图大展，怎么能不仰报天恩，肝脏涂地？于是便有了这样的结局：在纷纷的战火硝烟里，敌方气炽方盛，咄咄逼人，而英雄们镇定自若，巧于筹划，“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为全歼盗寇，安国定邦立下汗马功劳。幕客、谋士从来不是独立的阶层，必须寄附于“谋主”，即他们所事奉的人物阶层才能实现其自身价值。这种意义上的英雄好汉不象被皇帝招安的农民起义军，身在曹营心在汉，暗藏反骨他们并不希望彻底毁灭可以寄身其上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根基。所以，陈朗的政治理想不发生在《镜花缘》式的理想国度，又未染上《水浒》斑驳的叛逆色彩。陈朗在纸上铺设了一条最现实又最正统的路。然而，他未必清楚，他所高擎着的封建大旗，正在召唤一种进步的人才观。康乾两季是八股科举的盛世，对知识分子身心的束缚，早已超越了权力与荣誉的归属，而成为一种社会心理、习惯势力。陈朗们的黄粱美梦直做到光绪戊戍变法才破灭。
■4、曹家的败落与雍正的改革
雍正，执政短短十三年，很少娱乐，绝不巡幸，惟日孜孜，宵旰操劳，从而使政治趋于清明，国家统一安定，清代的经济自此被推上繁荣的顶峰。但是，后人论及康乾盛世，却往往将这一位皇帝承前启后的功劳忽略过去，而津津乐道于他“篡权谋位”的公案，并由此引发出种种流言蜚语。在公众舆论中，雍正罪不可恕的“罪行”大约就是“杀兄弑弟”，清除异己，大抓朋党。诛连所及，《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家族也被革抄，从一个喧喧赫赫将近百年的世家大族，最终落到“瓮牖绳床”、“举家食粥”的地步。史学的研究影响了“曹学”的研究，而“曹学”的研究更为清史研究中的“雍正篡位说”提供了反证。如何正确认识曹家的败落和雍正朝政治斗争的关系？笔者感到有必要重新加以分析。
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写金陵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文学典型，是以曹家为首的江宁三织造为原型的。江宁三织造的另外两家是苏州织造李煦、杭州织造孙文成。李、孙两家都是皇室的包衣。李煦本是曹寅的内兄，孙文成是曹寅母亲孙氏的娘家。三家构成了当时一个联络有亲、荣辱与共的特权豪族集团。康熙皇帝是他们的总后台。自从雍正继位，同僚戚谊的三织造先后撞到雍正的枪口上。首当其冲的是李家。雍正二年，李煦因亏空公款落职入狱，并被抄家籍产。李家遭祸后雍正以“组织差员勒索驿站”为名辙了曹頫的职。雍正五年，江南总督范时绎奉旨查封了曹頫的家产。不久，孙文成也以“年已老迈”为由，被撤职。有些研究者认为：雍正迫害其父的家奴，是为了掩盖自己篡位的事实：曹家是康熙包衣家奴和心腹大臣，家中藏有大量康熙的朱批谕旨，这些谕旨中收有不利于雍正的材料，雍正必须销证灭迹而后快。二、曹家与康熙的皇八子允祀、皇九子允关系密切，允祀集团是雍正的主要政敌。曹家是被雍当作允祀的党徒来打击的。这些观点乍一听有些道理，其实与历史事实存在一定的差距。先从雍正收缴朱批谕旨说起。康熙六十一年十月二十七日，康熙驾崩的第十四天，雍正立刻下了一个缴批的规定：“所有皇考朱批谕旨，俱著敬谨封固进呈；若抄写、存留、隐匿、焚弃，发现断不恕宽，实行从重治罪。”他不仅要求将前朝奏折收缴归档，并且要求今后形成一个制度。从密折书写规格、装封、传递、批阅、发回本人，再缴进宫中，都规定了一套完整的程序，不许紊乱。自康熙年间，开始实行一种由皇帝亲拆亲行，任何第三者都无权拆看的奏折报告，这便是所谓密折。给皇帝上密折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特权。只有皇帝的亲信家臣才有这个权利。据现存的《康熙朝朱批谕旨》，最早的密折大约写于康熙三十三年，是苏州织造李煦给康熙的请安折。曹寅在康熙三十六年也开始向康熙奏事。最初的奏折毫无秘密可言，内容大都是请安、雨水、收成物价等琐事。曹家、李家是康熙的亲信，在宫可面奏，在外有折奏，事无巨细，均可上奏。康熙嗜好江南食物，他们在贡献宁鸭、金腿、腐乳的同时，顺带将当地要事奏皇上，使皇上能通过非正式渠道来了解官僚的表现和民情。他们充当了康熙在江南的耳目。但今天看来，其密折的内容并未涉及到皇子，也没有不可告人的内容，那么雍正为什么惧怕康熙给三织造的朱批谕旨呢？这确实与雍正继位后政权的巩固有关。康熙晚年，皇子争储。康熙与众多的儿子虽是亲骨肉、一家人，但尔虞我诈，明争暗斗，杀气腾腾的情景，就象《红楼梦》里三小姐贾春所说：“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在这里，骨肉之情，君臣大义，全然消失了，只有三纲五常封建道德的虚伪性。雍正最终获得皇权，储位之争却没有随着他的嗣统彻底消失，其余波仍强烈地震荡着新政。新皇继位，在最高统治集团中相当一部分实力人物不予认可。各派皇子党纵横捭阖，给新君制造各种各样的麻烦，企图搞垮新政。他们的圈子里不仅有满洲铁杆死党，汉族官僚也厕身其中。雍正是一个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皇帝，他痛恨社会积弊，力图使清朝政权从康熙后期的储位之争和朋党之争中解脱出来。而要励精图治，必须有一支数量庞大的良好官僚队伍。遗憾的是雍正的支持者却不多。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原来的小集团势力单薄；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的政敌太强大。雍正要在势力单薄的情况下掌牢印把，就必须采取许多行政措施。建立密折制度实际只是雍正所施行的一系列有效手段中的一个罢了。
写密折的人不在官阶，而在同皇帝的关系。康熙皇帝通过密折来了解深宫中难以得知的官箴民情；同时还笼络了一大批心腹官员。雍正从中受到了启发。公开的题本和奏本在皇帝观览之前，已先由其他官员看过。有些事情，上奏的官员就不便奏闻了；皇帝想知道的从中得不到。为了保密，雍正规定了严格的密折收缴制度。这正是对康熙统治方法的继承和发展。果然，在雍正一朝，写密折的官员多达千人以上。密折的内容也比康熙朝大大丰富了。君臣筹商国家要事，变成了最重要的内涵。雍正正是通过密折制度掌握和控制了大批官僚，使自己的新政得以顺利推行。收缴朱批谕旨，并非为销证灭迹，更非专对曹家等个别亲康熙集团。
再谈曹家被抄与允祀集团的关系问题。据《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记载，雍正五年腊，在江宁织造府查出允交给曹頫保存的一对高近六尺的巨铜狮。那是帝王才能享受之物，允禟要它何用？于是曹頫被撤了织差，落入诏狱。在这之前，曹寅的内兄弟李煦早已在抄家过程中被查出替允祀强买苏州女孩的事，因谗附允祀而流放到乌喇。当时李煦年近七旬，仅一载余，便被折磨而死。更早一些，曹寅的妹婿，雍正的旧侍卫傅鼐也被从盛京户部侍郎任上锁拿至京，交刑部治罪。再晚一些，曹寅的长婿老平郡王纳尔素又被雍正围禁在家。曹家的亲朋好友均受到雍正的整治。其余的人都为何事得罪，史料中记载不详。而曹頫帮助允匿藏巨铜狮、李煦为允祀送苏州戏子，是在对曹李两家的查处过程中被发现的。罪证得于后，显然不是他们抄家的主要原因。况且做为皇帝的家奴，为皇子们办一些事，也是顺理成章的。那么，雍正为什么要严办曹家呢？无疑，允祀允集团作为雍正最强劲的对手，对雍正皇权的巩固构成了很大的威胁。雍正的主要目标是打击他们。曹、李等是被当作允祀集团的党羽被严办，只是事情的导火线，问题的本质却关系到雍正大刀阔斧所进行的一场改革。
康熙末年，吏治败坏，贪风日炽，库帑日绌，日不瑕给，生民乏食，物价腾贵。当时，上官勒索下属肆无忌惮，酷吏严刑厚敛是为家常便饭。文官私征滥派、武官吃士兵空缺，督抚府州县官亏空成风，举不胜举。雍正所接手的是一个财政已亮起红灯的烂摊子。“户部亏银达数百万”，“藩库钱粮亏空达数十万”，国库存银仅八百万两。倘若灾年、战争，必定会引起天下大乱。为了巩固新政权，雍正不得不清理财政之举。雍正改革财政的第一个杀手锏说是“惩罗贪官，清理亏空”。他登基不到一年就查出了几十宗大案。紧接着革职锁拿，抄家追赃，皇亲国戚也不能幸免，贪污官吏惶惶不可终日。雍正对他们采取了严厉的措施以堵住其后路。其一将官衙与原藉同时抄捡，使官员财产无处匿葳。其二罢官革职，使他们不能贻累百姓、搜刮下属；其三是畏罪自杀者由亲友代还。对继续贪赃挪用者，更是严惩不贷。总之，敲骨吸髓也要还清国家亏空。曹家正是其中的一个亏空大户。当年三织造莱膺康熙在江南的政治耳目时，经济上一刻没有闲着。曹寅、李煦几乎轮流把持了两淮巡盐御史这一“肥缺”，他们在织造任上用“内府”、“上用”等名义肆意搜刮百姓。在供应皇室豪华享受的同时，日益增添着自己的荣华富贵。曹寅时经历过康熙四次南巡的接驾，花钱如流水，成百万地亏空钱粮，曾经遭到官员们多次弹劾，都被康熙压下去。康熙五十一年，曹寅突然病殁，曹家的亏空未及弥补。曹頫继任后，又有了新的发展。雍正本来就不喜欢曹頫，曾派两淮巡盐噶尔泰监视查访，被弹劾后交给怡亲王允祥代管。直到发生了曹頫骚扰驿站，转移家产的事，雍正才又严加追究。由此可见，曹家由盛转衰并非全是政治迫害，主要是撞在了新朝清理经济的风口上。雍正是在清王朝发展过程中出现问题的时刻登上历史舞台的。他碰到的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官员们不顾王朝的前途与命运，通过废弛政务法纪、贪污婪享等行动，来满足个人或利益集团的私利。雍正认为，官吏操守如何，是国家行政的根本，如果官吏贪酷苛暴，“即使尧、舜之仁，皆成苛政”。针对康熙晚年政治腐败、文武官员萎靡成风的时弊，他以精明强干整纲饬纪的功绩，为清王朝的发展写下了浓重的一笔。作为文学巨著，《红楼梦》艺术地再现了封建统治集团的腐朽、没落和必然灭亡的命运。这，正是它伟大的文学成就、社会意义和认识价值所在。但是，历史不能穿凿附会，如果先认为雍正得位不正，心中有鬼，再推及出他对一切知情人要加以迫害，这恐怕只是研究者的思路，未必合于雍正本来的想法。研究文学也是一样，不能因为曹雪芹是一代文学巨匠，便以同情替代事实。史实不能臆断，文学研究更不能建立在臆断的基础上。
■5、“血滴子”形象略考
——从雍正的特务机关和告密制度谈起
清末民初，中国民众好谈宫闱秘闻，即便识字不多的市民也能读懂的通俗小说，自然成了“讲新话”的最佳载体。在清代十三朝中，雍正是一位施行恐怖、苛严政治的强权统治者，关于他的流言蜚语在民间广为流传。在世人眼里，这位皇帝夺位前老谋深算，即位后冷酷无情。他屡行大狱文网森严，广布耳目，令人谈虎色变……。凡此种种都为他的统治蒙上了一层诡秘的色彩。当时的小说以雍正轶事做为谈资的有胡蕴玉《胤外传》、孙剑秋《吕四娘演义》、紫萼《梵天庐丛录》、和蔡东藩《清史演义》、燕北老人《满清十三朝宫闱秘闻》等等。这些小说言称借史实演绎成篇，其实都是择采民间传说，进行艺术加工而成。其间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艺术形象：“血滴子”。“血滴子”最早究竟出自何处，不可确考。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类似的艺术构思起到了引导社会舆论，借古讽今的作用。然而，历史总是有其客观性的，雍正到底是一个好皇帝，抑或是一个坏皇帝；他的强权政治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还是阻碍历史前进的？必须从史实中去加以考察、认定。“血滴子”的形象特征是诡秘、残暴、人治加铁腕，艺术原形是雍正朝的特务组织和密折制度。那么，“血滴子”与特务政治的真相是什么？笔者不揣简陋拟加以正之：
(1)关于“血滴子”和粘杆处
小说是有事实的“影子”。在文人笔下雍正被刻画成精谙武艺、神通广大的阴谋家，他的手下豢养了一批技艺绝伦的侠客力士，操持着一种名曰“血滴子”的杀人利器，能取敌人的首级于千里之外。同时，“血滴子”也是秘密杀手的代称。据传，雍正的八弟“阿其那”（允祀）、九弟“塞思黑”（允）都是为“血滴子”所杀。显然，此类荒诞不经的描写不能作为信史。然而，雍正确实是以处于弱势的政治力量在夺储斗争中取胜的。他能登上宝座，除了本人工于心计和有一套政治手腕外，还得力于他有一个训练有素的情报组织。这个组织便是“粘杆处”。
顾名思义，“粘杆处”是一个专事粘蝉捉蜻蜒、钓鱼的服务组织。雍正还是皇子时，位于北京城东北新桥附近的府邸内院长有一些高大的树木，每逢盛夏初秋，繁茂枝叶中有鸣蝉聒噪，喜静畏暑的胤便命门客家丁操杆捕蝉。康熙四十八年，胤从“多罗贝勒”被晋升为“和硕雍亲王”，其时康熙众多皇子间的角逐也到了白热化的阶段。胤表面上与世无争，暗地里却制定纲领，加紧了争储的步伐。他招募江湖武功高手，训练家丁队伍，这支队伍的任务是四处刺探情报，帮助胤铲除异己。
雍正登上皇位后，为了巩固专制统治，也为了酬谢党羽，在内务府之下设立了“粘杆处”机关。“粘杆处”的头子名“粘杆侍卫”，是由有功勋的大特务担任的。他们大多是雍正藩邸旧人，官居高位，权势很大。粘杆处的一般成员名“粘杆拜唐阿”统称“粘杆拜唐”，由小特务充任。他们都是内务府包衣人，属未入流，薪水不高，但每天跟随雍正左右，炙手可热。
可见“粘杆处”表面上是伺候皇室玩耍的服务机关，实则是一个特务组织。小说中所谓的“血滴子”大约指的就是粘杆处的这些人。不难推想，雍正是把政敌比作鱼、蝉、蜻蜒一样的小动物来撒网捕捉、加以控制的。
“粘杆处”虽属内务府系统，总部却设在雍亲王府。雍正三年，胤禛降旨雍亲王府改为雍和宫，定为“龙潜禁地”。但奇怪的是改制后的行宫并未改覆黄色琉璃瓦，殿顶仍覆绿色琉璃瓦，有人认为：雍和宫虽为皇帝行宫，曾经有一条专供特务人员秘密来往的通道。但是，今天的雍和宫其实是一个森严的特务衙署，为了不致秘密外泄，才改府为宫。还有一种传说：在雍和宫已找不到任何地下通道的痕迹了，很可能雍正的儿子乾隆为了消除其父留下的不良遗迹，改雍和宫为喇嘛庙时，已加以彻底翻修，将之平毁无痕。
“粘杆处”在紫禁城内还设一个分部，御花园堆秀山“御景亭”是他们值班观望的岗亭。山下门洞前摆着四条黑漆大板凳，无论白天黑夜，都有四名“粘杆卫士”和四名“粘杆拜唐”坐在上面。雍正交办的任务，由值班人员迅速送往雍和宫，再由雍和宫总部发布命令派人办理。雍正去世后，乾隆皇帝继续利用“粘杆处”控制京内外和外省大臣的活动，直到乾隆死后，“粘杆处”的特务活动才逐渐废弛。
(2)别出心裁的密折制度
告密，为君子所不耻，因为这是不正当的手段。可是在雍正麾下互相告密却是官员的常课，被视作为本职工作的一部分。雍正二年，封疆大吏渐闽总督觉罗保、山西巡抚诺珉、江苏布政使鄂尔泰、云南巡抚扬名时突然遭到皇帝严厉的斥责，紧接着宣布停止他们给皇帝上奏的权利。作为一个封建官僚，除了降罪撤职，再也没有什么比被剥夺其参政言事的权利更为严重了。为何事得罪？可以参见雍正七年胤给鄂尔泰的侄子鄂昌的一段批示：“密之一字，最紧要，不可令一人知，即汝叔鄂尔泰不必令知。”原来，觉罗保们是因为向外人透露给皇帝奏章的内容被惩罚的。这种不得让第三者知道的奏章，不是题本、奏本，而是雍正朝的一种特殊的文书制度--奏折。
古代臣对君的报告名目繁多，常用的有章、表、议、疏、启、书、记、札子、封事等。清代沿袭前明制度，用题本和奏本两种形式。题本是较正式的报告，由通政司转送内阁申请拟旨，再呈送皇帝，手续繁复，又易泄密。奏本不用印，手续较简，但也要做公文旅行，毫无机密可言。奏折的要旨就在一个“密”字，它由皇上亲拆亲行，任何第三者都无权拆看，有很强的保密性。因此，雍正登基的第十四天，便下了一道收缴前朝密折的谕旨，使密折逐步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文书制度。在雍正钦定的规章里，从缮折、装匣、传递、批阅、发回本人，再缴进宫中，都有一定的程序，不允许紊乱。按照密折的内容，分别规定用素纸、黄纸、黄绫面纸、白绫面纸四种缮写，并使用统一规格的封套。密折须本人亲笔，臣工缮写完后，加以封套、固封，装入特制的折匣，用宫廷锁匠特制的铜锁锁住，坊间锁匠配制的钥匙是绝对打不开密折匣的。密折派专人送达。
给皇帝上密折是一种特权更是一种荣誉。现存最早的奏折是康熙三十二年的奏折。当时有资格上奏的只是由中央派到地方上的常设官员，他们大多是皇帝家臣。如江宁、苏州织造什么的。终康熙一朝密奏者只有百余人。而雍正朝却多达一千一百多名，逐步扩大到各省督抚、藩、臬、提、镇等。何等官职才有资格密奏，谁也说不清。与其说依品级，不如说视与皇帝的关系而定。到了雍正后期，甚至连知府、同知副将等一些微职也可特许准奏。
上密折是特权，有权力就有义务，臣子们在洋洋得意于自己恩宠的同时，不知不觉中把前程也付之于这一奏折了。奏折的内容千殊万别，上自军国重务，下至身边琐事，无所不包。雍正朝的密折不但用来陈事，还用来荐人。于官员的登用、陟黜极为留意，他曾一再透露：“朕惟治天下之道，首重用人。”雍正考察地方的吏治，着重点是对地方的官吏的检查。他给官员授权，允许越境奏事；可以越级监视，上下牵制，这种方法使雍正了解了很多的情况。诸如地方政事的好坏，官员中谁认真负责，谁搪塞敷衍。也使为官者人人震慑，不敢轻蹈法网。但是，雍正很讲究体制，他不允许下级超越职权。他一再告诫臣子：“今许汝密折奏事，切毋籍此挟制上司，而失属官之体。”
密折作为君臣间的私人通讯，可以无话不谈；臣下献议，皇帝先睹为快，可以通达下情，直接批上自己的意见；国家有所兴荣，臣下有不同看法，也可以婉转谏劝。奏折制只是一种文书制度。它虽是无形的，但比之某个官衙的设置所产生的影响，却远远超出一般的衙门的兴废。杨启樵先生在《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一书中认为：密折制是雍正推行专制政治的有效手段。之一，皇帝可以直接处理庶务，强化其权利；之二，有效地控制了官员，使他们互相牵制，效忠于皇上。密折制度牵涉到君臣间的权力的分配，是官僚政治的重大改革。
(3)情报网的由来
在雍正朝每一个具有奏折资格的人都有权向皇帝密告自己的同僚、下级甚至上司；同时在他监视别人的过程中，自己也被置于别人的监视中。雍正并不忌讳谈到告密，他标榜自己“朕励精图治，耳目甚广”。从现存的资料分析得知，他的耳目触角遍及全国各地。有以奏折制度为依托的明线，又有由特工所织成的若干暗线。一切都是无形的却又很制度化。其情报网组织的人员，一为科道言官和写奏折的官员；二为雍正所培养的一批御前侍卫；三为通过各种渠道推荐给各省督抚的书记、长随等。
探究雍正情报网的设立，起因有三端：一是政体上的原因。清代以族国立制，皇帝是臣子的最高主子。家臣效忠主子是天经地义的事；所以，官员以取得与皇帝进行私人通信的资格为荣。二是受当时的政治形势所迫，这是直接的原因。康熙朝的储位之争在雍正初年的延续，造成了雍正了解民间动向的迫切性，也增加了他严格控制官僚们思想行为的自觉性。三可说是集权的需要，这是最本质的原因。杨启樵在《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一书中指出：“君主专政时代，人君深居九重，与外界隔阂，政事则委诸大臣，但又恐所托非人，为非作歹，贻误苍生，甚或生觊觎之心，危及江山，因此不得不广布耳目，以周知庶务，通达下情。”按照他的观点，高高在上的皇帝并非高枕无忧。在他们的潜意识中都有一种危机感，生怕臣子不忠，生怕佞臣篡权，对每一点星星之火都要防微杜渐，随时扑灭，以免失去控制，形成燎原之势。历代的特务机关都是在这种情形下产生的，诸如“诏狱”、“大谁何”、“丽竟门”、“不良人”、“侍卫司狱”、“内军巡院”等。最有名的当推明代的“厂卫”，其荼毒臣民的残酷和恐怖令人谈虎色变。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公开的任用特务，不得人心，且目标太大，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下情不能不周知，耳目不能没有。有此殷鉴，雍正所建立的情报网才有更多的创意。
雍正情报网监控的主要对象是臣子。雍正以为用人得宜则地方获治，此乃敷政宁人的根本。所在，他有一个基本信念，那就是对官员要不时体访，防其改节。他的用人政策有三个要旨：广采舆论、时加访察和乾纲独断。以广东省的官箴为例，略见一斑。广州提督王绍绪系宠臣鄂尔泰所荐，雍正也曾予以“明敏稳妥”的考语，但他疑惑王绍绪“偏于养柔，恐不能克胜现任”，因此命广州将军石礼哈“留心探听，便中据实奏闻”。石礼哈对王绍绪不错，说他：“念念不忘圣恩，志洁行清，勤于办事”。雍正仍不放心，再向两广总督孔毓、署理广东巡抚傅泰调查，直到再一次证实王绍绪操守极好，这才罢休。为了一名提督的任用，他不惜劳动众人。又如傅泰，不但监视王绍绪，还访察过广东布政使王士俊、广东按察使娄俨。照此说傅泰所得的宠信应该是很高的，但是，傅泰又何尝不受他人监视？从《朱批谕旨》可知，王士俊和广东总督郝玉麟都负有密报傅泰行止的使命。由此，一省大小官员均在互相监督之中。将军和总督可以密报提督、巡抚；提督、巡抚对总督，也要按皇帝的要求提供所需要的情报。章学诚在研究《朱批谕旨》时说：“彼时以督抚之威严，至不能弹一执法县令、詈误之吏，但使操持可信，大吏虽欲挤之死，而皇览能烛其微。愚尝读《朱批谕旨》，而叹当时清节孤直之臣遭逢如此，虽使感激杀身，亦不足为报也。”所叹正是封建政治尊卑统属，督察参劾均有定制，而雍正却随心所欲地混乱上下次序。一方面皇权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巩固，另一方面臣子们却处在被愚弄的境地中。
雍正的耳目还有一类是发往督抚处试用后补的侍卫，如雍正曾派遣十个御前侍卫到川陕总督年羹尧处学习军事。这些侍卫赋有了解该地官民情况的职责，同时身负监视封疆大吏行止的密务，应该随时随地向皇帝密报年羹尧的表现。不曾料他们被年羹尧恩威并重收买下来，给雍正的密折中充满了对年羹尧肉麻的吹捧。做皇帝的得不到任何真实情况，非常恼火。当年羹尧获罪时，他在给侍卫的朱批中连斥“卑鄙”令他们不必再回京。
在文人笔记和小说中，有许多对密访人员的记载和描写。有些情况因资料本身语焉不详已弄不清楚了，但有一批人在为雍正干密访的勾当则是千真万确的。赵翼在《檐曝杂记》中述及：官僚王云锦元旦在家里与亲朋好友打叶子牌，不知怎么丢了一张。第二天上朝，雍正询问他新年假期做了些什么。他从实回奏，雍正点头称是，说他细事不欺君，不愧为状元郎，随手从袖中把那张丢失的叶子牌掏了出来。王云锦惊骇有加五体投地。这样的说法近乎演义，不实的成分很多，但是雍正用耳目以获取真实情况却是事实。
有一利必有一弊。雍正要求亲信和非亲信、了解或不甚了解的官员都互相监督。文员武弁、上下级之间、中央派员和地方官员交互进行。文武不同途，这样互察已出了正常的范围。上级监督下级，本是应有职责；但密访密奏，不是正常考核。特别是下级汇报上级、属员汇报主官更是极不正常。这种不正常的手段必然会招致朝臣们的非议。雍正去世后不到一个月，原监察御史谢世济和伯爵钦拜就大声疾呼取消密折制，他们声泪俱下历数密报的弊端：“小人多以此说害君子，首告者不知主名，被告者无由申诉；上下相忌，君臣相疑。”他们在《论开言路之疏》中提出：“欲收开言路之利，且先除开言路之弊。”尽管，新一代君主乾隆对于他们的发难不以为然，继续把密折当作法宝相袭相沿。然而，这位新皇帝对于那种训练特务、派遣耳目的手段也感到过于凶残了。为了替父亲重塑形象，掩盖其败政；更为了给自己留下好的口碑，从此他再没有大张旗鼓地强调要强化情报网、并重用那些专事密报的耳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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