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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传状之文，即所谓传记与行状。传记，就是简述人物生平事迹的文章。传记体文章可大致分为三种：一种是史书上的人物传记，称为“史传”；一种是史书之外，一般文人学者所撰写的散篇传记；一种是用传记体虚构的人物故事，实际上是传记小说。行状，是传记文的一种，指专门记叙死者生平事迹的传记。因其用途特殊，不称“传”而称“行状”。行状又称“引述”、“行略”或“行述”，其特点是记事较详尽，篇幅较长，且因为旌扬死者而写，所以有褒无贬，记功不记过。行状有一定的行文格式，除写明死者的世系、里籍、官阶、生平、享年外，文末还须写明上呈的目的。写得好的传记文，实际也就是一篇优秀的人物传记，既有文学价值，也有史学价值。
清代姚鼐在其《古文辞类纂·序》中写到：“传状类者，虽原于史氏，而又不同。刘先生云：‘古文为达官名人传者，史官职之。文士作传，凡为圬者，种树之流而已。其人稍显，既不当为之传，为之行状，上史氏而已。’余谓先生之言是也。” 1这段文字指明了古代传状之文的作者与传主之间的关系，即达官名人的传记，由专门的史官来写；文人士大夫可以为一般人作传，且只为有名的人撰写行状，供史官参考写传记。《序》又云：“虽然，古之国史立传，不甚拘品味，所纪事尤详，又实录书人臣卒，必撮序其平生贤否。今实录不纪臣下之事，史馆凡仕非赐谥及死事者，不得为传。”2说明由于等级尊卑对传状写作的规定限制，一般为人撰写行状比作传记要普遍得多。
第二节 元代传状之文
元代的传状之文，大体包括传记、行状、述、事略四体。其中传记和事略文居多，可读性较强，具有一定的文学和思想价值。行状与述也有一定数量，但成就不高。从思想内容上看，元代的传状之文可以大德、延祐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儒风盛行，以姚燧“宏肆豪刚，舂容盛大”为代表的北方文风较为突出，有宗欧苏和法韩柳两种倾向，内容以表现金宋遗民心理和民族情感者居多。大德、延祐之后，元代文坛出现“治世之音”的特异现象。以虞集为代表的南方作家主导文坛，南北文风渐趋融合，在继承欧、韩两种传统的前提下，总体上倾向于欧文之平易、凝练、顺畅。传状之文的创作则呈现多样化、灵活化的特点，主要表现有三：①继续反映社会现实和民族情节。代表作家有虞集、②宣扬封建道德，为烈妇节妇作传层出不穷。以柳贯、揭傒斯为代表，作品如揭傒斯的《李节妇传》、《仙茅述》，柳贯的《刘节妇传》、《韩节妇传》、《傅节妇传》、《节妇传》等等。由于这类作品文学及西乡价值不高，这里不作论述。③出现具传奇小说色彩的奇人奇事，文学价值相对最高。代表作家有黄溍、马祖常和杨维祯。
王恽（1227--1304）字仲谋，号秋涧，卫周州汲县县人（今属河南）。中统元年(1260)，拜监察御使。十四年，为翰林待制。又历任河南、山东、福建等地方官职。二十九年复起为翰林学士。大德无年致仕，八年卒。《元史》卷167有传。著述甚多，今存《秋涧大全集》百卷。
王恽早岁从学于王磐，曾得元好问指点。散文创作主张“浮艳陈烂是去，方能造乎中和醇正之域。”3其文章风格则多倾向于欧阳修。他的《烈妇胡氏传》便颇能体现其文章理念。其文如下：
妻胡氏，滨洲渤海县秦台乡田家子。至元庚午，平絜胡洎二子南戍枣阳。垂至，宿沙河岸。夜半，有虎突来，咥平体曳之而去。胡即抽刀前追，可十许步，及之，径刺虎划肠而出，毙焉。趣呼夫，尤生，曰：“可忍死去此。若他虎后来，奈何？”委装车，遂扶伤携幼，涉水而西。黎明及季阳堡，诉于戍长赵侯，为救药之。军中聚观，哀平之不幸，吒胡之勇烈也。信宿，平以伤死。赵移其事上闻，得复役终身。4
短短不到200字的篇幅，却已经把事情的原委、经过交代清楚。语言平易朴实，栩栩如生的刻画出胡氏抽刀追虎之勇，划肠刺虎之烈，及其事后扶伤携幼弃车而走的从容镇定，可谓精简周全之致。文末写到：
嘻！胡柔懦者也。非不惧兽之残酷，正以援夫之气激于衷，知有夫而不知有虎也，平虽死，其志壮烈言言，方之太山。虢妇何壮毅哉？5
元人为文好议论，这篇传记也不例外。郭玉衡《中国散文史》认为王恽的文章思想受宋之道学影响更为深刻，然而这篇传记却全无道学说教之气，仅对胡氏之“壮毅”之举大加褒扬，赞其危急时刻“知有夫而不知有虎”的勇烈行为。文章读来通体顺畅，深得欧文平易自然之妙，为儒风盛行的元代前期少有的纯净之文。
姚燧（1238-1313），字端甫，号牧庵，(今属河南)人。三岁丧父，养于伯父姚枢家。拜许衡为师。至元七年（1207）拜为秦王府文学。其后历任陕西汉中道、山南湖北道等地方官职。至元二十四年，入朝为翰林直学士。元贞元年（1295），以翰林学士召修《世祖实录》。大德九年（1305）拜中奉大夫、江西行省参知政事。武宗至大年(1308--1311)受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五年，病卒。元史卷174有传。著有《牧庵集》36卷。
姚燧兼受韩愈、欧阳修文风的影响，呈现出多样化特色。为文主张经世致用，并不像宋代理学家重道废文那样偏颇。《元史》称其文章：“闳肆该洽，豪而不宕，刚而不厉，舂容盛大，有西汉风。”6张养浩在《牧庵集序》中称其：“惟公才御气假，纵横开阂，纪律惟意，其大略如古劲将率市人战，鼓行数合，无敌不北。”7清黄宗羲作《明文海序》论及元文，则将他与虞集并称。
姚燧的散文在当时极富盛名，《太华真隐禇君传》就是他的一篇著名的传记文。该文记述一位全真教道士禇志通，于金、元之际与世隔绝，隐居华山并怡然自得的事迹。文中描写了他生活居所的险奇，其中华山之险绝和牛心谷之景两段描写，文笔简洁古雅，很有特色：
云台，华岳也，为山益奇，上方又天下之绝陷。自趾望之，石壁切云霄，峻峭正矗，难侍铁縆不得缘坠上下。又不知铁縆成于何代，何人，意者古能险之圣也。将至其颠，下临壑谷，深数里，盲烟幕翳其中，非神完气劲，鲜不视眩而魄震。8
谷南道，中方入行二里许，深林奇石，泉溅溅鸣。其西啊垦地盈亩，构室延袤寻丈，环莳佳花美箭。9
在这样特殊的环境下，禇道士的生活方式亦非同寻常：“ 君负食上下自给，如由室适奥，嬉然不为艰。” 文中详写的一段听声辨兽之事，令人惊叹：
一夕如闻林间行声戛戛，君则曰：“兽也，虽不得其名，可试而知。”引石投之，曰：“麋鹿哉，将惊而奔，或止而不去者，虎耳。”果止听不去。明旦视樊垣外，虎迹纵横。再夜起行如前夕，不以自戒而止，闻而谈者神明之。10
这位遁迹深山的奇人对自身但求自适，对外世的态度，则是“不求人知”，给人的印象常常是“苦身不近人情”，一切“人间声利”“噤不酬应”，并婉言谢绝了皇帝的慕名召见。如此“恬愉静退之士，罕类例求也。” 禇志通的这种行为和处世态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元代刚刚经历乱世的一部分士人的一种心态，具有一定代表性。
姚燧还有一篇《序江汉先生事实》，也是让世人称道的文章。记述了他的先人姚枢于德安获得儒者赵复的故事，颇具有思想特点和时代特色。文章写到：
某岁乙未，王师徇地汉上。军法：凡城邑以兵得者，悉坑之。德安由尝逆战，其斩刈首馘，动以千亿计。先公受诏：凡儒服挂浮籍者皆出之。得故江汉先生。见公戎服而髯，不以华人士子遇之。至帐中，见陈琴书，愕然曰：“回鹘亦知此事耶？”公为之一莞。与之言，信奇士。即出所为文若干篇。以九族殚残，不欲北。因与公诀，但蕲死。公止共宿，实羁戒之。即觉，月色惨然，惟寝衣留故所。公遽羁马，周号积尸间，无有也。行及水裔，见已批发脱履，仰天而祝。盖少须臾，蹈水未入也。公曰：“果天不生君，与众已同祸矣。其全之，则上承千百年之祀，下垂千百岁之绪者，将不在是身耶？徒死无义，可保吾而北，无他也。”至燕，名益大著。北方经学，实赖之明。油其门者将百人，多达材其间。11
元虽以武力建国，但统治者很重视中原儒释之学，曾派专人寻访金宋文士。赵复开始不从，姚枢便说以天命。为了“上承千百年年之祀，下垂千百岁之绪”12，使儒业不坠，于是赵复来到北方，而北方经学因此亦得以推广。本文从两方面写出当时儒者心态，一方面为求儒士，姚枢以诚相待，并不遗余力的争取，另一方面，赵复为抱知遇之恩，由抱以死节，拒绝北上转而见贤思齐，以承受儒学之绪为业绩而北上，其所经历的复杂而感人的转变过程，很具有代表性。作为一篇事略文，它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姚燧还有一篇《中书左丞李忠宣公行状》值得提出，很能体现他的文风特色。元人大多注重应用文字，行状作为传记文的一种，用于为写传、墓志等提供原始资料，是很有实用价值的。姚燧的这篇行状，结构谨严，叙事简要，气势流畅，颇为耐读。现录一个片段如下：
七年，会上以蝗旱为忧，俾录山西、河东囚。行至怀仁，民有魏氏，发得木偶，持告其妻挟左道，厌胜谋杀，已经数狱，服词皆具，自以为不冤。公烛其诬，召鞫其妾，搒掠一加，服不移（曰+咎）。盖（女+丕）其女君，谓独陷以是罪，可杀之也。即直其器，而杖其夫之溺爱受欺，当妾死罪。观者神之，或咨赏泣下。13
此段文字写李德辉生前任山西湖东世职守令时，明察秋毫、英明断案的事迹。写的好的行状文，就是一篇优秀的人物传记，而这一段写得就像一个生动的人物传记的片段，顺畅而又凝练。
刘因（1249--1293），初名骃，字梦骥，后改名因，字梦吉，号静修。保定容城（进属河北）人。史称“天资绝人”，“才识超迈”又称其“性不苟合”，“家居教授，师道尊严”，“尝爱诸葛孔明静以修身之语，表所居曰静修。”14至元九年（1282），诏征承德郎、右赞善大夫。后以母疾辞官，再征不起。三十九年病卒。《元史》卷171有传。著有《静修集》28卷。
刘因受程朱理学影响比较深，文章道学气颇重，但也自有风格。为文主张取诸家之长，不蹈袭縻束，强调写经世置用之文。故其文既醇于道学，又精于文章，不同于一般的文士儒者。《四库全书总目》评论其文风格为：“遒健排奡，迥在许衡之上，而醇正不减于许衡。”15又引张纶《林泉随笔》说：“其为文章，动循法度，舂容有余味。......皆正大光明；较文士之笔，气象不侔。”16
刘因受父亲刘述影响，元王朝采取不合作的态度。正如他在《书画像自警》中所说的：“所以承先世之统者，如是其孤”17，多有恋金心理和遗民思想。这种心理情节在他的许多诗文作品中都有所反映，如他的《武遂杨翁遗事》，便是直言记述乱世时难的文章。如下：
翁与予外家通谱牒一世矣，昭穆则舅父也。八十岁余，每一过予，辄自喜数日，而谓有所得也。 好闻邵氏“恶盈”语，每告之一二，必手录而藏之。尝谓余曰：“予视世俗，惟予与山西一石丈者，其所为颇当吾子意。宜吾子之不见合于人也。”略能道予家数世事，每援之以为其朋友子孙之戒，临终，遗其子孙者无他语，惟及予。戒其诸孙令从予学而已。
翁旧尝与予言，昔自西山来武遂，涉百里途。一日意甚速，访捷径于人，视所尝往来当早至。中途遇人夺骑补驿传，乃远避之，乃反迂于所常往来者。尔后思之，事莫不然。遂不敢求捷。又云：“某人者，拥高官以南，予谓其人不免，后果如予言。盖治行时，予见谋利之具以知之。”又云，：“昔年二十余，遇保州抄骑，身已十余创，即伏而死矣。其一人复抽刀，由背及腹刺至地而去。是时岂意复生于天地之间六十年余也。以此知生死非人所能为也。”又云：“保州屠城，惟匠者面，予冒入匠中。如予者亦甚众，或欲精择事能否，其一人默语之曰：‘能挟锯即匠也。’拔人于生，挤人于死，惟所择，事遂已。而凡冒入匠中者，皆赖以生。当时恨不知其人之姓名。”若此等语，每语次，必一二及之。予亦乐闻而不厌其言之屡也。性喜饮，醉即微笑。好谈佛书，亦颇能知其微处。
呜呼！亲旧日益尽，予日益孤。感念知己，不觉涕零。遂书此书示其子孙，使知翁之言行如是，且令不忘予家之好云。翁字吉甫，忘其名。
至元十六年正月十六日，书于吟风亭。18
文章主要是回忆作者的外家亲戚杨吉甫，以杨翁的许多片段话语为主结构全篇，叙述其所亲经之事。语气纡徐和易，似在与人静心聊天，令人甚感亲切。然而平淡的叙述中，又蕴涵哲理戒意，反映了金元之际，乱世之中，普通百姓的遭遇及其微妙心理，读来颇耐人寻味。
虞集（1272--1348），字伯生，号道园，世称邵庵先生。临川崇仁（今属江西）人。三岁知读书。后从吴澄游。元大德初年，荐授大都路儒学教授。泰定初，除国子司业，累迁翰林直学士，兼国子祭酒。文宗朝累迁奎章阁侍书学士，纂修《经世大典》。朝廷典册，多出其手。至正八年卒，谥文靖。《元史》卷181有传。生平为文多至万篇，著有《道园学古录》等50卷。
虞集学问淹博，持论通达，在朝为官三十年，位尊资长，“当世文士，尝经论荐，后皆知名”19，身边聚集了大量知名人士，堪称文坛领主。其文章风格雅训醇和，简洁平易，挥洒自如，是元代后期文坛“治世之音”的代表。虞集道统秉承程朱理学，却不拘泥。他不满于道学家重经轻文，特别推崇欧阳修的文章，在《刘桂隐存稿序》中赞到：“庐陵欧阳公秉粹美之质，生熙洽之朝，涵醇茹和，作为文章，上接孟、韩，发挥一代之盛，英华醇郁，前后千百年，人与世相期，未有如此者也。”20而虞集的文风也近于欧文。
在元代一统天下的太平盛世，社会比较稳定，文人少受现实矛盾的影响，因而此期散文的现实性不强。但虞集有一些还是涉及到时事政治的文字，比如他的
《陈炤小传》。写的是南宋末期，一职位不高的抗战将领陈炤镇守常州并以身殉城的事迹。其文写到：
岁甲末，大元大兵渡江，江东西守者皆以降。大兵自沙武口冒雪徭渡至马洲，将攻常州。明年乙亥，宋命故参知政事蜀人姚常德之子（山+言）居常起知其州，以炤知兵，起复添差通判常州以佐之。（山+言）、炤心知常无险，去临安近，不可守，而不敢以苟免求生，同起治郡事。帅羸惫就尽之卒，以抗全胜日进之师，厉士气以守。缮城郭，备粮糗，治甲兵。炤输私财以给用，不敢以私丧失国事。身当矢石择后四十余日，心力罄焉。及兵至城下，拥壕而阵，城上矢尽，不降。城且破，（山+言）死之。炤犹调兵巷战。家人进粥，不复食。从者进马于庭曰：“城东北门缺，可从常熟塘弛赴行在。”炤曰：“孤城力尽援绝而死，职分也。去此一步，无死所矣。”......兵至，炤遂死。21
文笔简洁精练，仅寥寥数笔便刻画出了主人公陈炤的英勇和从容。文末借炤之友邵焕语曰：“宋之亡，守藩方擐甲胄而死国难者，百不一二；儒者知兵，小臣仓卒任郡寄而死，千百人中一二耳。若炤者不亦悲夫！”22抒发感慨，进一步表彰其忠义无私。在元需要表彰忠烈的盛世，做此文章恰好适应了现实政治的需要，颇能显示出时代之风气。
黄溍（1277--1357），字晋卿，婺州义乌（今叔浙江）人。少年时从师读书，迨长，隐居不仕。延祐二年进士，授台洲宁海县丞。浮沉川县僚佐十余年。至顺二年，以马祖常荐入朝任应奉翰林学士，转国子博士，出为浙江等处儒学提举，复入翰林直学士，升侍讲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同知经延事。至正十年辞归，优游田里间。死后谥文献。与临川虞集、豫章揭傒斯、同郡柳贯齐名，号为“儒林四杰”。有《金华黄先生文集》43卷。
黄溍从学于宋遗民方凤，为文以平和雅正为主，风格极近虞集。《四库全书总目》中云：“其文原本经术，应绳引墨，动中有法度。”23《元史》称其：“文辞布置谨严，援据精切。俯仰雍容，不大声色。”24是说其行文朴实，思维缜密而注重逻辑。宋濂在《行状》中说他：“文辞温醇，类欧阳永叔。”25 则大体点明了他文章的风格倾向。
黄溍为人正直，操行孤洁，其文章也颇能见出他的个性，如《柳立夫传》便是一例。文章记述了德才兼备的医生柳立夫，不计酬劳、救死扶伤的事迹。作者围绕人品和医德两个方面生动叙述了柳立夫值得称颂的三件事，即其自愿以身受刑代兄赎罪，拒娶厚遇他的吴公的爱姬，以及以德化人教训里中子。文章故事性很强，极近小说。现仅录一段供赏：
吴公既病殁，立夫乃去，卖药黄池上 。里中子或求立夫，愈疾，弗为报。立夫尝为称贷于富人，又弗尝也。会复得疾，乃不敢致立夫，而更迎它医。它医以药温之，病加剧。不得已始召立夫。立夫诊之曰：“病得之劳而伏暑，奈何以刚齐燥之？”方冬冱寒，而立夫言如此。它医素害其技，乃谓病家：“彼固有嗛于君不可信，”病家将谢，遂罢立夫。已而，念立夫素长者，卒听不疑，竟如其言而效。乃奉币物，重报立夫。立夫辄骂曰：“公市人，何复以市人处我，趣归而逋，无用是污我也。”里中子乃大惭悔，尽尝所货钱。由是，乡闾皆慕化立夫。行有不可者，惟惧立夫知之也。立夫后以高寿终。26
此段文笔省净，叙事一波三折，人物形象亦生动鲜明。文首云立夫之医德“志在德物，未尝挟以为市也”，“取足自养而已”。这段便着重突出了立夫不计较酬劳与前嫌，有求必应并坦诚行医的胸襟，文中痛骂里中子，则显示了他仁义耿直和为人的光明磊落。此外，文章对里中子和它医形象的刻画也极为生动传神。里中子典型的市民心理、形象，如贪图便宜，求医称贷不予偿还；功利心理，“会复得疾”“更迎它医”而“病加剧”，召立夫诊，又信谗而罢谢立夫，直到“如其言而效”才知相报；以及其市贾观念等。而它医之不明药理胡乱医治，以及疾贤妒能谗言离间的庸医形象也在数笔之间跃然纸上，这正和柳立夫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样精彩的故事及其艺术不亚于“三言”“二拍”以及其他明清小说，可见元代叙事文学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
柳贯（1270--1342），字道传。婺州浦江（今属浙江）人。早年无仕进之意。大德四年出仕江山县教谕，时已三十一岁。至正二年（1342）起为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官，在馆七月而卒。柳贯从方凤、吴恩齐、谢翱等学习作蒽、诗歌，与方回、仇远、戴表元、龚开交游，在当时南方文坛上颇有名气，被称为“文场之帅，士林之雄”。著有《柳待制文集》20卷。
柳贯的文名比诗名大，其散文雄浑严整，长于议论，事祥而词敷，见称于时。
为文主张“涵濡义理之真，而含咀道德之华，初不为葩柎粉泽以饰艳逞巧，要自致于用而已。”27即要求以性理为主而不事华艳，并归于经世致用。黄溍评曰：“涵肆演迤，舂容纡余”与黄溍的“俯仰雍容，不大声色”相近，而更加质朴些。故其散文多为墓铭碑表、兴学修桥等应用文字，而于行状之文中，有《故宋迪功郎史馆编校仁山先生金公行状》可体现其文风的主要特点。仅录一段文字，如下：
先生神爽清飒，器宇静夷，平居渊潜俨恪，深自晦藏，而内积忠信，与物天忤，非意之千，自不能近。简直不阿 ，视人犹己，久于之居，愈益生敬。四方学者，承风依止，肃襟造请。方群一疑塞胸，胶葛纠缠，莫能自解，而亲其矩范，聆其诲演，固吝消之，隐匿轩露。如人有疾疢，查脉制剂，廷其浮沈滑濇之候，而中央攻熨补泻之宣，动悟孚格，不俟终日。其或一时捍格而不入，则宽以养之，徐而制之，浸罐磨袭，未尝无益而错施之也。先生笃于于分义，先人后己，终始不渝。尝有故人子坐累，母子并击悉官，分配夷隶，母子至不相闻。先生耿耿在抱，为之物色经营，倾赀赎归。其子后贵，先生终不自言，相见劳问而已。而其推以成人者，又若此矣。28
这段文字于平实之中略见古奥，富于层次，思路清晰，余阙评其为文“缜而不繁，工而不镂”，是有道理的。
马祖常（1279--1388），字伯庸。光州（今河南潢川）人。先世为汪古部人。幼师明儒张（须+立）。元延祐初行科举，乡贡、会试、廷试皆名列前茅。授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三年，拜监察御使。后升翰林待制。泰定元年（1324）除礼部尚书。元统元年（1333）拜御史中丞，寻除旧密副使。（后）至元四年病卒。《元史》卷143有传。著有《石田文集》16卷。
马祖常出身于汉化程度很深的色目官宦之家，其学问根底主要也是理学。故其为文，继承理学家一贯的文以载道、经世致用的传统，主张“赋天地中和之气，而又充之以圣贤之学”29。《元史》称：“祖常工于文章，宏赡而精核，务去陈言，专以先秦两汉为法，而自成一家之言。”30“专以先秦两汉为法”，应指其为文注重先秦散文的言简意赅和朴质无华。《记河外事》就很能体现马文的特色，其文如下：
有计吏河外来，称河外斗菽三十千，弱民持钱告籴大家，大家亦无有。菽日益贵，民日益病，而有司赋之日益急也。余方食，投箸，即起说，且曰：“菽之比粟也悉急？而病若是！是履贱踊贵也。有司赋之亟，其谓何？请予悉之。”吏曰：“子，儒服者，所谓治天下之事，子盖懵懵也。故事，国马食，岁征诸内地而不给，则漕河间盐，错置郡邑，算民之口而廪食之，估当其直，而以藁秸入之官。又不给，则差河北郡县，凡民数几，可秣马几，俾马就食于外。今中山、河间、赵地百姓，无糠籺救旦夕命，人挈男女之里中，不得易斗米。其均赋于河外，有以也。子泥于古而昧于今，而不知道方之道。子不仕则已，子而仕，将见瘝官之罚，集子之躬矣。”31
文章采用问答体的形式，通过计吏、听者的一问一答，揭示“菽日益贵，民日益病，而有司赋之日益急也”的主旨，指出蒙元统治中“马政之弊”这个关系着国计民生的现实问题。百姓“无糠籺救旦夕命”，而国马食每年必征，即使卖二鬻女也不堪重负。这种重马轻民的统治思想，反映了善骑射、靠武力打天下的蒙古民族浓重的游牧习气，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元后期愈法黑暗混乱的统治及其造成的社会矛盾的激化。文章很具有史料价值和时代特色。
《息甿传》则是马祖常一篇很具传奇小说特色的叙事文。写的是一对固执、单纯的农民夫妇欲为子求妇，想当然的认为丑陋、惫懶的东家女美甚，便冒失的召媒往问，前媒告以实情，不信反訾，信他媒巧言，以致上当受骗、弄得一家鸡犬不宁的闹剧。文章简洁凝练，条理清晰，尤其是几个人物形象也刻画得栩栩如生。妫姓父母不信实言，“反訾媒氏，谓间谍两好；且称女子有柔德、能女工，不论色也。仍召他媒氏往。”及当“内外族暨里闬所善闻之，皆窃笑，相与图，告翁媪......翁媪惧不听，命其子，遂婚迎成礼。”仅两处数十字，二人的固执、想当然、愚昧和保守便刻画出来了。二媒人不同遭遇的描写也很有趣，二人都是有心的聪明人，前媒“过女父母家，匿所过事，阴觇女子”，他媒氏，则“性驵侩，善佞承戒”，然前媒“摘实”遭訾，他媒“言貌于情却”却反得翁媪束帛之劳及别奉之财物，令人哭笑不得。而两夫妇所得之丑女则：
病瘿，舯至不卞颈颔，背如负箕，腹下垂如斛，目黑白不分，色漆黑，卒自项及踵无一善相。32
女子既归夫家，谂舅姑不我陋，侦夫之觌我之不灼也，仇族里之宿毁啮我也，大肆专妒，日凌其夫，凡夫党之登其门者，壶浆亦不馈焉。恶声彰著，丑状百出，虽夫之女兄弟佩履声过户外，亦恚恨不解。居半岁，舅姑怒于堂，夫恶于室，诸所与无不欲速其夫之出之也。久之，沉忧积 无所寄托于天地之间，属淮滨大水，因自溺死。世之女子至今羞道焉。33
虽显夸张，但亦行神兼备。这也是一篇元后期出现的类似传奇小说的传记文。
然而，马祖常散文常有过于质实的缺点，为时人所批评，如这篇《息甿传》，故事虽类传奇，但纯粹叙述，缺少细节的描写，其质实之过可见一斑。
杨维桢（1296--1370），字廉夫，号东维子。因少时读书铁崖山中，又自号铁崖，又因善吹铁笛，故亦自称铁笛道人。浙江会稽（今绍兴）人。元泰定四年（1327）进士。初为天台尹，改钱清场盐司令，升调江西等处儒学提举。至正年间任江浙行省提举，因兵乱未到任，避地富春山，后徙居钱塘。张士诚据平江时曾遣使屡聘之，不赴，并复书士诚，劝其降元。后徙苏州、松江等地，闭门授徒。入明不仕。著有《东维子文集》等。
杨维桢性格桀骜不逊，疾恶如仇，为文备诸家体，不以藻饰、古奥为美，博雅不群。《四库全书总目》中云：“至其文则文从字顺，无所谓翦红刻翠以为涂饰，聱牙棘口以为古奥者也。”34所谓“文从字顺”，未见得确切，但说杨文朴雅、不藻饰到是有之。宋濂在其墓志铭中云：“肆力于文辞，非先秦两汉弗之学，久与具化，见诸论撰，如睹商敦周彝，云累成文，寒芒横逸，夺人目睛......其亦文中之雄乎！”35这都说明从杨维桢的文章中最能见出其高洁特立、桀骜不屈的个性。
杨维桢所处的元代末期，政治日益腐败，社会矛盾日渐加剧，农民起义不断，国势也愈加显出衰落的局面。此时的散文创作中“治世之音”的风潮已明显退去，现实促使一些文人采取避世自保的态度，因而文章也大多显示了部分文人此时超尘出世的心态与风貌。而杨维桢所做数篇传记文最能说明这种状况。
《铁笛道人自传》写的就是他以铁笛道人自比，放浪于山水之间，自我适意的篇章。
铁笛得洞庭湖中，治人（丝+侯）氏子尝掘地得古莫邪，无所用，镕为铁叶，筒之，长二尺有九寸，窍其九，进于道人。道人吹之，窍皆应律，奇声绝人世。江上老渔狎道人，时时唱《清江款》乃道人为作《回波引》和之，仍自歌曰：“小江秋，大江秋，美人不来生远愁。吹笛海西流。”又歌曰：“东飞乌。西飞乌，美人手弄双明珠，九见乌生雏。”城中贵富人闻道人名，多载酒道人所，幸闻笛。道人为一弄毕，便卧遣客，即客不去，卧吹笛自如也。尝对客云：“帝有《君山古弄》，海可卷，蛟龙可呼，非均天大人不发也。”晚年同年夫有以遗佚白于上，用玄纁物色道人于五湖之间。道人终不一起。36
铁笛的来历写得极富奇幻色彩，文字简明，读来顺畅平易。还有一篇与此风格相尽的《斛律珠传》，写得颇有情致。文章用拟人的手法为一把胡琴作传，并称其他两件乐器，即铁笛和玉笛为“三友”，津津乐道其妙并潇洒自得。他称胡琴为“斛律珠”，称二笛为“大小龙君”和“管同”，且每件乐器都似乎有着不寻常的来历，放言狂诞，以此来彰显自己清高孤傲的情致和超尘脱俗的意趣。文章想象丰富，时见传奇之笔，很有个性特色。
他的《罗錾传》，写一个以鱼盐之利致富的渔家子罗錾仗义助人的事迹。文中提到的“古田叔、稽发、雍乐成之徒”，都是《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谓以“奇胜”致富的人，或以盗墓，或博戏，或做商贾买卖，都是为正统耻的行当，而杨维桢则对其“见义必为”，“无所为而为之”表示赞赏，认为豪侠仗义的罗錾与之相近，并予大加赞扬，曰：“呜呼，松不櫽而直，性直也；玉不澡而白，质白也。錾只义出性质，非欤？予谓錾传，使有身后名，不与不轨者同没世也。”37罗錾的身上具有秦汉文学中豪侠义士“重言诺，轻死生”的形象特点，作者置正统观念于不顾，为人所不耻的鱼盐商贾、仗义行侠之人作传，若非其性情豪迈、不羁言行，实难为之。也可说明杨维桢文章突出的个性特色，亦足见他旷放、豁达的襟怀。
杨维桢还有《冰壶先生传》、《竹夫人传》两篇文章，亦以奇见称，写假想的事物，实际上更近乎小说。这些作品在小说发展史上的地位不可忽视。
1〔清〕姚鼐纂：《古文辞类纂·序》，页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2 同前注
3 王恽：《遗安郭先生文集引》，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六），卷一七六，页206，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自二六册起，改为凤凰出版社，2004年）。以下引用此书不再注明版本。
4《全元文》（六），卷一八二，页363
5 同前注
6〔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六，别集类一九，页1433，《牧庵集》，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65年。以下引用此书不再注明版本。
7 同前注
8《全元文》（九），卷三○七，页479
9 同前注
10同前注
11《全元文》（九），卷三○一，页372
12 同前注
13《全元文》（九），卷三○八，页484
14 [明] 宋濂等撰：《元史》（一三），卷171，页4007--4008，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76年。以下引用此书不再注明版本。
15《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六，别集类一九，页1430，《静修集》
16 同前注
17《全元文》（一三），卷四六六，页418
18《全元文》（一三），卷四六六，页424
19 欧阳玄：《元故奎章阁侍书学士翰林侍读学士通奉大夫虞雍公神道碑》，《全元文》（三四），卷一一○四，页661
20《全元文》（二六），卷八二○，页110
21《全元文》（二七），卷八六六，页154
22 同前注
23《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七，别集类二○，页1443，《黄文献集》
24 宋濂：《元史》（一四），卷一八一，页4188--4189
25 宋廉：《故翰林侍读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同知经筵事金华黄先生行状》，《黄文献公集》（八），卷一二，页556，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26《全元文》（三○），卷九六一，页14
27 柳贯：《席御史集序》，《全元文》（二五），卷七八六，页132
28《全元文》（二五），卷七九七，页334
29 马祖常：《卧雪斋文集序》，《全元文》（三二），卷一○三五，页408
30 宋濂：《元史》（一一），卷143，页3143
31《全元文》（三二），卷一○三六，页430
32《全元文》（三二），卷一三○八，页443
33 同前注
34《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八，别集类二二，页1461，《东维子集》
35 宋濂：《元故奉训大夫江西等处儒学提举杨君墓志铭》，《宋学士全集·补遗》（二十一），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卷五，页1440
36《全元文》（四二），卷一三二四，页199
37《全元文》（四二），卷一三二三，页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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