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十年来，唐宋文学研究领域出现了几部引人注目的博士论文，诗学如南京大学程（千帆）门诸子的《江西诗派研究》、《大历诗风研究》、《江湖诗派研究》；词学如南京师大唐（圭璋）门弟子王兆鹏的《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等。这些论著反映了文学史研究对体派或群体现象新的关注，也体现出中青年学者求新求深的开拓精神。
文学史研究中的体派研究由来已久，而群体研究的新意在于其文化视野比体派研究更开阔。后者偏重艺术风格，前者则拓宽到文化品格。因而它所关注的就不仅是艺术创作的方法、风格的异同，而且还关注作家群体与其所处时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时尚及地域等诸多方面的关系。社会的一切外在因素对作家群体心理产生影响，形成群体心态。于是文学创作便呈现出特定环境中的群体特征。因此，群体研究势必比体派研究更贴近社会历史文化。当然，它丝毫也不忽略艺术风格的研究。它只是更加注重在文化与文学之间寻求内在联系。力求在文化心理的原生形态中阐释一代文学风气、风格的生成、内涵和特质等等。
王兆鹏先生的《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1992年印行，下简称《南》），正是这种研究观念的成功实践。他很有勇气地选择了较少为人关注的宋南渡词人群体作为研究对象。在唐圭璋先生指导下，先扎扎实实地作了南渡十多位词人的年谱，并将南渡词作了较详的系年，从而对南渡词人的行为、心态和当时的时代环境、词史进程有了比较具体的了解。在此基础上，将南渡词人的政治联系、学术渊源、文学交往、社会心态、创作意向、创作风尚等等进行综合考察，从而构筑了《南》书的基本框架：
上篇《群体的认同》，分《群体关系》、《群体意识》两章，界定“群体”范畴，分析构成南渡词人群体的社会基础和心理基础。中篇《心灵的探寻》，继续分析南渡词人群体的特殊心态：漂泊者的心态、英雄的苦闷、迁客的信念、失意者的归宿。下篇《范式的演进》，分析词的抒情范式演进过程和南渡词的抒情范式。
该书材料翔实，可见作者读书之勤、涉猎之广、搜求之深。如第一章《群体关系》，正文约6500字，注释就有66条，近7千字，引用书籍如《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史》及宋人文集等多达40余种。其中仅考察以李纲为中心的群体关系，引文即达36条，涉及李纲与13位南渡词人的直接交往关系。而对南渡词人群体的唱和情况，作者则从15位词人的别集及有关总集中钩沉出他们诗词酬唱的准确数据，列为统计表，令人一目了然。由此约略可见作者秉承唐门治学风范，又与现代量化研究方法相融通的新一代治学路数。
这种“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材料功夫是治学必不可少的基础。然而，若要进一步提高治学境界，还需“独上高楼”，对材料进行提炼、概括和宏观的审视，以求深意和新意。《南》书正体现了作者对这种境界孜孜矻矻的追求。
王兆鹏是近十年来成就卓著的优秀青年学者。从《南》书亦可见其才情、学力之优良，宏观概括和抽象思辨能力之卓异。他进行词人群体研究的基本思路是：“认同他们为一个群体，是由于他们在社会交往、政治仕途、诗词唱和活动中彼此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而且具有比较自觉的群体意识，他们的人生态度，政治倾向，创作观念、抒情范式又基本相同或相近。”根据这一思路，他将两宋词人按时代分为六个代群，并归纳为三个周期。进而概括出如下区别：
|
周期 |
代
群 |
代表
词人 |
词人
类型 |
文本主
要内涵 |
主要风
格情调 |
主要传
播方式 |
主要的
接受者 |
|
一 |
台阁词人群 |
柳永、张先、
范仲淹、晏殊、
欧阳修 |
文
士 |
言
情 |
从
容
和
缓 |
口
头
传
播 |
歌
妓
市
民 |
|
元祐词群 |
苏轼、黄庭坚、
秦观、贺铸、
周邦彦 |
|
二 |
南渡词人群 |
叶梦得、朱熹、
李纲、李清照、
张元 |
志
士 |
言
志 |
愤
慨
焦
灼 |
书
面
传
播 |
文
士
阶
层 |
|
中兴词人群 |
辛弃疾、陈亮、
刘
过、姜夔 |
|
三 |
江湖词人群 |
刘克庄、吴文英、
陈人杰、孙惟信、
黄升 |
名
士 |
言
趣 |
低
沉
凄
冷 |
口头
与
书面 |
家
妓
社
客 |
|
遗民词人群 |
周密、刘辰翁、
王沂孙、张炎、
蒋捷 |
|
|
作者的语言表述也富于思辨性和概括力，常有精辟独到之论。譬如讲南渡词人“扮演着双重的社会角色，两栖于文坛和政界。官场是他们物质生活的基地，文坛则是他们精神生活赖以寄托的场所。”“与正式的文学流派相比，南渡词人群具有松散性、流动性和开放性的特点。”
思辨与概括离不开比较。例如作者将中国历史上三大乱世的诗歌加以比较，用建安诗歌中慷慨悲凉的进取意识、“安史之乱”时诗歌中关注世事治平的热切情怀与靖康之后南渡词人痛苦的心灵相比较，进而概括道：“建安时代、安史乱中的诗人，其审美注意力主要是投向外在的社会苦难现实图景，而南渡词人则深入到人的内在心灵世界去把握战乱给人们造成的心理创伤。前者重写貌，后者重写心……在中国诗歌史上，南渡词人即使不是第一次也是较早地表现出动乱时代流离漂泊者的多种复杂感受，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展示出当时时代的心灵史。”那么这颗“心灵”的主要内涵是什么呢？是缘于异族欺凌和皇朝苟安的“双重的屈辱感和压抑感”。这样的比较的确有利于研究的清晰和深入。
《南》书的下篇〈范式的演进〉，篇幅略等于上、中篇之和。上、中篇着力于文化阐释和心态探寻，求宽求深，下篇则从词的艺术发展史的角度看南渡词的继承与发展。作者的锐意求新在此篇中尤多体现。“范式的演进”是作者融旧学与新知而形成的新思路，他有意突破传统词学研究中豪放与婉约的两分法，力图“从传统的模糊性的感性把握走向规范化、科学化和明晰化的理性阐释”。他从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S·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引进“范式”一词，进而提出词的“抒情范式”这一新的研究范畴。这里的“范式”是指“作家在他的作品中所建立或遵从的一种审美规范、一种惯例性的艺术表现的范型。它既包括作品本体上的形式法则，也包含创作主体把握、表现外在现实世界与内在的心灵世界的方式……遵从同一范式进行创作的作家，并不意味着自我个性的消融。他只是运用已有的创作范式，来抒发自我的性灵，表达自我对人生、社会、自然的感受和理解。”循着这一思路，他将唐宋词发展史归纳为三大抒情范式：一是由温庭筠创建的“花间范式”，其创作主要是为听众读者消愁解闷而作，抒发接受者所喜爱而且人人能感受的类型化情感，是虚泛化的拟情创作。二是由苏轼定型的“东坡范式”，其创作主要以自我表现为目的，抒发个体化情感，是纪实性的写情创作。三是由周邦彦建立的“清真范式”，兼容前二者而略近“花间”，尤其在表现手法、艺术结构上更加精巧多变。
南渡词或承“花间范式”，或承“东坡范式”，或兼容并取，是类型化与个体化、虚泛化与纪实化的多维发展时期，而总的倾向又偏于“东坡范式”。其“感事纪实性、现实感和时代感比以前任何时期的文人词都强烈鲜明”。
“抒情范式”的研究思路，颇有令人耳目一新的启发意义。刘勰曾言：“熔范所拟，各有司匠”。就表达形态而言，文学史的确就是范式的演变史。王兆鹏先生对唐宋词史深思细想、阐幽发微、宏观把握，并将现代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文艺学等领域的方法、观念引人传统词学，从而迭出新意，不仅为词学研究献上一份颇具分量的新成果，而且尝试了一些很有启发性、开拓性的研究方法。傅璇琮先生认为此文“可能是唐宋词群体研究的一个突破”，“朝规范化的研究向前迈进了一步”。
王兆鹏是一位极富进取心又十分谦虚的学者。他在《南》书的前言后语中再三说自己的研究只是一种尝试，有许多的遗憾与不足。比如说“三大范式”能否全面说明唐宋词的演进、“南渡词的意象(群)特色、意象结构”等章目尚待续补等。作为读者，我也顺着作者的思路，想到了诸如“清真范式”是否“与南渡词的关系不甚密切”？南渡词中是否少有“男儿血性”和英雄气概等问题。或许好的论著正是这样予人以启发吧。
（刊于《中国韵文学刊》1996年第1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