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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柳宗元同是唐代杰出的散文家，而且他们交往密切，友谊笃厚，所以，人们常常“韩柳”并称，对他们的思想和文学进行比较。本世纪有相当长的时间，人们一直围绕着韩柳孰优孰劣的问题进行争论，但是也有一些学者能够着眼于他们各自不同的生活经历、思想特点、艺术风格较为客观地比较其异同。
一、韩柳之交游和友谊
韩愈和柳宗元是两个交往密切、友情笃厚的好朋友，本应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却把他们处处对立起来，涉及他们之间的交游和友谊的专著和文章不太多。
本世纪上半叶涉及韩柳交谊的著作主要有钱基博的《韩愈志》，他在该书第四部分“韩友四子传”中初步缕述了韩柳之间的相互交往、称赏和砥砺的情况。
五六十年代，吴文治在其《柳宗元评传》第十二章“和韩愈的交往和论战”中也探讨了韩柳之间的交往和友谊。他认为，“柳宗元三十一岁为监察御史里行时，曾经和韩愈同过事。在这前后，他们也常有交往。然而，由于他们彼此之间在某些政治见解上存在着分歧，因此使得他们的友谊，就也有着一定的距离。”
八十年代以后，除了陈克明的《韩愈述评》第五章在谈“韩愈师友关系”是论及韩柳友谊和交往的情形，还有一些论文专门探讨了这一问题，如路剑的《韩、柳友谊初探》、陈克明的《略论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的友谊与分歧》、方介的《韩柳交谊与相互影响》、张清华、尚振明的《韩愈与柳宗元》等。
其中路剑文探讨了韩柳之间的友谊，更多地强调了韩柳之间的一致之处，说二人身上都是“唯物唯心并存”，并批评了一些研究者在二人之间评比抑扬是片面地“迁就己说”。陈克明文也认为，韩柳之间并无利害的矛盾冲突，对一些问题的看法虽有分歧，但并未影响二人之间的友谊。
方介文则在肯定学界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对韩柳何时订交、如何建立深厚友谊、是否曾生嫌隙、如何为文竞胜等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探讨。她认为，（一）韩柳二人有世交关系，早在贞元四年，即有互相结识之可能，其后数年同于长安应进士试，并先后及第，释褐入仕，均有甚多机缘共同往还于朋友之间，交谊非浅。前人论韩柳初识之年，或定于贞元九年，或定于贞元十五年，恐非其实。（二）贞元十九年冬，韩、刘、柳同时入朝为监察御史，彼此交往十分密切。至十二月，韩愈上《论天旱人饥状》，旋被贬为阳山令，自疑为刘、柳泄言于王、韦所致，然就史书考察，韩愈被贬，恐系出于李实之排挤。（三）韩、柳毕生虽是聚少离多，思想各异，政治立场亦不相同，而曾生嫌隙，但因彼此才学相当，文学主张相近，文学成就亦相若，故能惺惺相惜，互敬互重，共同指导后进，改革文弊，加以彼此均重道义，具有接受批评之雅量，故终得以化解嫌隙，真诚相待。（四）韩、柳曾就修史问佛之事再三辩论，因而互有影响，但对天人关系互辨后，仍然各持己见，至于政治方面，韩愈取法宗元放免奴婢。文学方面，则是彼此观摩，互相竞胜。
张清华等文也认为，韩愈和柳宗元一生实际交往的时间不多，但他们志气相投，待人真诚。虽然他们对一些重大问题看法上存在着分歧，但两位中唐文学巨子仍然是推心置腹的好友。
二、韩柳思想、文学之比较
韩愈和柳宗元在思想和文学风格上均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学界对待这一问题态度不一，有些学者在两人之间要强分优劣，大多数学者则只是进行实事求是的比较。
在本世纪上半叶，人们大多持扬柳抑韩论，其主要理由是韩愈的人格粗鄙、思想粗浅、文学直率，不若柳宗元忠直坚决、思想深邃、文学婉深有致。如周荫棠《读柳文》就认为：“吾尝怪韩柳同倡古文，且属至友，韩力排释老，独承儒说，末沥余光，引为长雄，思想最粗浅，而不能深入，见于文学者，亦快意骋词，喜怒自恣，毫无隐曲婉转之趣。柳则思想邃密，政治理论，古所未闻，对于玄奥之佛学，亦细心探讨，不持狭见，发而为文与诗，其宇宙观、人生观，亦深远有韵，非若韩之硬拗直率而毫无意境也。至于其为人，忠直坚决，困不易操，尤非退之之一挫辄屈，随俗雅化之可同日而语。”
当然，也有一部分学者能够平心静气地分析韩柳思想、文学之异同。如胡怀琛在《韩、柳、欧、苏古文之渊源》中就指出：“就思想而论，柳文实胜于韩文。就文而论，柳文不及韩文规模宏大，且不及韩文变化莫测。”周澂《读柳子厚山水诸记》也认为：“论文章者，每以韩柳并称。而豪曲快字，凌纸怪发；柳精裁密制，结篇紧凑：雄肆密栗，各擅其胜。”
当时最为详细地比较、分析韩柳异同的著作是赵宗乾的《韩柳比较研究》，该书从境遇、性格、思想、文学渊源、文学观念、作品等诸方面较为深入、细致地比较了韩柳之异同，其中不乏己见。如他分析韩柳二人性格之别时说：“韩愈的个性较强于柳，而柳的品格，则较高于韩。”二人性格对文学成就亦有不同之影响：柳宗元比较稳健，多用一种圆通的办法，这“在一种破坏旧有文体，建设新的文体的动荡过程中，则嫌过于纡缓。柳宗元对于古文运动的影响，远不及韩愈，也就是这个缘故”； “韩于古文运动贡献虽大，但因他品格较低，所以其集中部分铭状，至今仍为人所齿冷。”再如他在分析韩柳思想之不同时也认为：韩愈是“走极端”、“排佛老”、“传道统”、“借势位”、“为人师”、“崇奇特”；柳宗元则是“尚中庸”、“嗜浮图”、“明道统”、“用圆通”、“避师名”、“排怪异”。
五六十年代，学界展开了更为激烈的关于韩柳评价问题的争论。五十年代中期，黄云眉针对陈寅恪在《论韩愈》中对韩愈历史功绩的全面肯定提出异议。他先是撰《读陈寅恪先生论韩愈》，认为韩愈的在唐代文化史上的特殊贡献，是文学而不是儒学，后又撰《韩愈的文学评价》进一步阐发其扬柳抑韩的观点。他在《韩愈柳宗元文学评价》引言中说：“韩愈柳宗元名字的不可分离，只是因为他们同是唐代最杰出的散文作家，同是唐代散文和骈文斗争运动的领导者；而他们在政治上的表现则恰恰相反，韩愈依然站在旧的落后的势力一边，而柳宗元是站在新的进步的势力一边的。”“韩愈的政治表现不及柳宗元，从而使韩愈的文学内容也不及柳宗元，这是事实；但韩愈散文的高度熟练的技巧，跟他的领导散文和骈文斗争运动走向胜利的坚决的精神，柳宗元却不及韩愈。这也是事实。”
六十年代，王芸生和吴孟复也曾就韩柳评价问题进行商榷，互有文章往还。1963年2月，王芸生发表了《韩愈和柳宗元》，文中有扬柳抑韩之倾向。1963年8月，吴孟复先生写了《试论韩愈的政治思想》一文与之商榷。接着该年十一月王芸生又发表了《再论韩愈与柳宗元》进行回应，重申自己的观点。
1965年11月，范文澜在其修订再版的《中国通史》第四册中，对韩愈的崇尚儒学、反佛老以及他的古文有所肯定，而对柳宗元的佞佛有所批评，这引起了章士钊的愤怒。六年后，他在1971年出版的《柳文指要》相关部分对范文澜的观点进行了不指名的商榷。
文革之中尤其是“评法批儒”运动中，几乎是众口一词地“扬柳抑韩”，将他们二人强分为儒、法两家阵营，并认为他们之间处处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
文革之后的三四年中，学界开始拨乱反正，人们纷纷撰文对“文革”之中的这种“扬柳抑韩”进行反思，认为韩柳之间并不存在着敌对关系，韩愈也并不象“评法批儒”运动中所说的那样反动和落后。
从八十年代初开始，学界虽然仍有一些人在探讨韩柳优劣的问题，但更多的学者则着眼于韩柳异同的分析和比较。
此时从思想方面分析其异同的文章主要有：刘知渐的《韩愈、柳宗元哲学思想的异同》、王春庭的《试论韩柳政治上的共同点》、《韩愈与佛老》、严寿瀓的《“永贞革新”与韩柳――思想渊源和社会背景分析》、王一民的《韩柳异同新论》等。其中王春庭文论述了韩、柳在反对藩镇割据维护国家统一、主张仁政反对暴政、主张用人唯贤反对用人唯亲等三个重大政治问题上的共同点，说明他们“在政治上是朋友，而绝不是什么敌人”，二人都是“唐代比较进步的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和文学家”。
从文学观、文学风格、创作成就等方面探讨韩柳异同的文章则更多，如刘知渐的《韩、柳文艺思想比较》、郁沅的《韩愈柳宗元美学思想比较》、严寿瀓的《从元和诗风之变看韩柳诗》、徐正英、田濮的《韩愈柳宗元山水散文艺术比较》、吴小林的《论韩柳散文的异同》、刘洪仁的《论韩柳杂文的思想成就》、洪本健的《韩文如水柳文如山略说》、蒋凡的《韩愈、柳宗元的古文“小说”观》、〖美〗司马德琳的《贬谪文学与韩柳的山水之作》等。
其中刘知渐文认为韩柳二人“政治立场和政治思想基本一致”，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学思想也“大同小异”。文章从文的概念、文道关系、文学的相对通俗化、文学的继承与创新等方面分析了二人观点的异同。郁沅文指出韩柳的美学思想共同为中唐古文运动打下了坚实基础，是促使古文运动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二人美学思想却有同有异，从不同的角度对古文运动产生着影响。文章从文道关系、创作的原则、创作的方法与技巧、作家的精神和道德修养与创作的关系等四个方面论述了韩柳看法的异同。
严寿瀓文把韩柳诗歌放到元和诗风的变化过程中进行分析比较，认为他们都“矫浮返实”，“力辟新境”，但二人诗格“颇有不同”：“韩文以气势胜，柳文以骨力胜。二人诗格大致也如此，可说功力悉敌”。韩、柳二人诗歌创作的渊源不同，风格不同，创造的诗境以及对唐诗发展的贡献也不同。“柳诗精裁细密，不广用虚词，不大发议论，也不用散文笔法入诗，较之韩诗，是约而不肆。柳开辟新境界之功到底不能和韩相比。”“柳之矫浮从’炼‘入，复古成分居多；韩之矫浮从’肆‘入，自出机杼的成分居多。就唐格而论，是柳胜韩；就变而言，韩则胜柳”。“唐以后诗，大体分为唐、宋两种风格”，“而宋诗的开山祖非韩莫属。因此，在诗歌发展史上，韩愈的地位自然要高于柳宗元。韩足称大家，柳只能是名家。”
徐正英等文从山水文学这个侧面比较了韩柳散文的异同。他们认为，在影响上，柳的山水散文被公认为开拓之作，而韩的四篇山水散文的光彩却被淹没了。在景物选择上，韩多选胜景古迹，而柳所选则多是鲜为人知的“小景致”。韩文展示的是壮阔古雅的名胜图，柳文描绘的是清幽深邃的山水画。在表现手法上，韩文用典有国滥之嫌，柳文征引却有神化之妙。就传统而言，韩文重继承，柳文贵创新。“粗略勾勒”与“精细描绘”是韩、柳笔法的重要区别。韩文多用赋、白描，柳文多用比兴，情景交融、形神兼备。在语言风格上，韩文平易自然，柳文细密峭拔。韩柳山水散文的相同部分，基本上都是传统的未成熟的山水文学所共有的，而不同部分恰都是柳宗元的独创。
吴小林文认为，从总体上不当论韩、柳散文的优劣，但可以而且应该比较其异同。韩、柳散文的共同特色表现在：许多散文文理兼胜，思想性与艺术性和谐统一；散文的文学色彩和审美特征更加明显；结构既严谨有序又灵动多变；语言精炼生动，明晓流畅，具有整齐错落之美。韩柳散文的不同风貌是：韩文表达感情的方式往往是爆发式的、倾泻无余的，充满着旺盛的气势；叙写尚奇务新，触处皆活；语言更富有独创性和新鲜感。柳文表达感情的方式，常常是含蓄深婉的，富有讽谕性；构思细密，用笔精严；语言更加精悍凝敛，冷峭峻洁。洪本健文，也就韩柳散文的风格表现，从情思、文势、结构、语言四个方面进行辨析。
蒋凡文则着眼与韩柳文学观念之同，透视了韩、柳古文“小说”观念的形成原因及其理论内涵，并阐发了韩柳古文小说理论对当时古文运动的积极推动及其对后世小说创作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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