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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上半叶 严格说来，具有现代学术意义的李白研究，是从本世纪二十年代才开始的。伍非百的《诗界革命家李白作品的批评》，是本世纪较早运用现代诗歌理论对李白进行批评的文章，该文无论是行文的方式还是论述的角度，都与传统的点评、集说异趋，而是从人格特质和艺术形式两方面，高度评价了李白对当时诗歌革新的贡献。稍后，又陆续出现了相当数量的从思想、性格、情感和艺术特质等角度对李白进行较为细致研究的文章，如崔宪家的《浪漫主义的诗人李白》、陆渊的《情圣李白》、徐嘉瑞的《颓废之文人李白》、缕启愉的《李白个性的遗传及其儿童期生活》、李长之的《李白的文艺造诣与谢朓》、浩乘的《李白的佛教思想》、萧望卿的《李白的宇宙意义及人生观》等。同时，用类似理论和方法研究李白的专著也不少，如李守章的《李白研究》、汪炳焜的《李太白传》、李长之的《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戚维翰的《李白研究》等，其中李长之著视角尤为新颖、分析尤为独到，在学术界具有较大的影响。
就具体问题而言，关于李白氏族和籍贯问题的讨论，无疑是本世纪上半叶李白研究领域中最引人注目的风景。这次讨论是从李宜琛的《李白的籍贯与生地》开始的，他在该文中提出李白应生于西域的说法。此后陈寅恪在《李太白氏族之疑问》中又详细考证，亦断定李白“生于西域，不生于中国”。而与之异说的文章则有王立中的《〈李太白国籍问题〉之商榷》。
五六十年代 从五十年代开始，学界又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分析和评价李白的思想和诗歌，学界还展开了关于李白的人民性和进步意义的讨论。这次讨论是从林庚发表《诗人李白》一文开始的。林庚在该文中指出，李白并非像过去有些人想像的那样脱离现实，相反，他对政治，对祖国，对人民是很关心的；他的作品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的某些情况，同时也表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对于这些看法，当时许多学者都表示赞同。而他们对林庚提出的李白歌颂“太平盛世”是反映了人民的愿望、李白的布衣感是与农民起义“一而二二而一”的的观点，则发表了不同的看法。
五六十年代李白的生平研究，除了对李白的家世和出生地继续进行讨论，又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即李白的经济来源。这一问题是由麦朝枢的《李白的经济来源――读李漫笔之一》引起的，他认为李白和他的父亲都是贩运铜铁的商人而李白则“兼涉采冶”之业。该文发表以后，立即引起了学界的注意，相继出现了耿元瑞的《李白是靠经商过活吗？――对〈李白的经济来源〉一文的质疑》、慕荣华的《李白是做生意的？》、李廷先的《为李白一辨――读麦朝枢〈李白的经济来源〉一文后》等商榷文章。
这一时期的李白诗歌艺术研究的新 势是学界开始普遍用浪漫主义的理论来分析其诗。林庚在其《诗人李白》中说“李白从市民阶级萌芽中所得到的主要是独往独来的自由生活，个性解放的要求，自由意志与浪漫主义的精神”，后来专论李白诗歌浪漫主义的文章一下子多了起来，如胡国瑞的《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精神及艺术特点》、孙殊青的《论李白诗歌的积极浪漫主义》、谢善继的《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精神》、黄海章的《试论构成李白诗歌积极浪漫主义的因素》等。
文革期间 从1967年到1976年，李白并没有被人冷落，其中最可注意的就是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提出的李白生于中亚碎叶说，他在该书中认为李白当生于中央亚细亚的碎叶城，其位置在今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托克马克。此说一出，马上得到了学界众多的响应，如余恕诚的《李白出生于中亚碎叶的又一确证》、殷孟伦的《试论唐代碎叶城的地理位置》等。就是到八十年代以后，也还有人响应此说。
文革后期，李白研究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当时有些人用“评法批儒”的观点来分析和评价李白，普遍认为李白是法家，说李白具有强烈的尊法反儒的思想倾向和战斗精神，而且他们还将之与杜甫进行比较，扬李抑杜。
八十年代以后 本世纪最后二十年，可以说是李白研究的复苏期和高潮期。从七十年代末开始，学界又重新用学术批评和科学研究的眼光来对待李白及其文学创作，再加上有相当多的学者在文革虽然被剥夺了撰写李白研究论文的权利，但是他们一直没有停止对李白研究的思考，所以在文革结束到八十年代中期，就出版了将近二十部李白研究专著，论文更是难计其数。
当然，八九十年代李白研究的兴盛局面不只体现在发表成果的数量上，更体现在空前的深度和广度上，此时人们发现和讨论的问题较之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多。
就李白生平研究而言，人们除了对李白的出生地、家世问题和李白的经济来源等问题继续探讨外，还就李白一生入京的次数和时间、寄家东鲁、长流夜郎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
李白思想研究方面，学界则拓宽思路，多角度、分层次地研究李白的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乃至盛唐文化之关系，对李白与宗教之关系的研究也更为深入和全面。
在李白诗歌的现实性的研究方面，人们对李白诗歌是否反映了“盛唐气象”的讨论较之五六十年代更为深入。
在李白诗歌的艺术研究方面，人们也逐渐改变用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的理论模式来套的思路，开始从意象、结构、语言、声律、诗体、审美观、创作心理、文化价值等角度进行更新颖细致的探讨。同时人们还将李白与古今中外的许多诗人进行比较，试图寻找李白诗歌的艺术渊源、艺术魅力及中外优秀的诗歌作品共同的艺术规律。在具体作品研究方面，此时学界对《蜀道难》作意和主题的研究、对李白词真伪问题的讨论较之五六十年代都更为热烈和持久。
在作品考订和整理方面，八九十年代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二十年间，除出版了十几部李白诗选、文选，还先后出版了《李白集校注》、《李白全集编年注释》、《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等三部各有特色的李白全集的新整理本，充分全面显示了本世纪李白作品整理和研究的实绩，同时也为李白研究的进一步推进和开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李白研究史上，本世纪八九十年代还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主要表现在李白研究会的成立、李白研究刊物的出版和李白学的初步创建等方面。1985年5月在安徽马鞍山市召开了“中日李白诗词研讨会”，在这次会议上有人提出成立“中日李白诗歌研讨会”。经过有关方面和全国李白研究专家们的共同努力，1987年11月成立了“中国李白学会”，并决定出版会刊《李白学刊》（后改名《中国李白研究》），学会秘书处和会刊编辑部都设在马鞍山市的“李白纪念馆”内。到1998年为止，李白研究会共召开了六次年会暨李白研究国际研讨会，先后出版了会议论文集一部、会刊九部、相关论文集一部。除了安徽省马鞍山市建立了李白纪念馆，成立了李白研究所，四川省的江油市、湖北省安陆市、山东省济南市也都建有李白纪念馆和李白研究机构。其中江油市李白纪念馆先后举办李白研究学术会议多次，出版《李白研究论丛》两辑；湖北安陆编辑出版了《李白在安陆》等著作；山东济宁李白纪念馆也出版了《李白在山东论丛》等著作。
可以说，在本世纪最后的二十年中，李白纪念活动和学术讨论遍地开花，使李白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兴盛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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