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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浩然在盛唐诗坛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的高洁的品格和精湛的诗歌艺术对当时许多诗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故自唐代以来他一直受到诗评家的关注。本世纪的学人在孟浩然的生平、思想和诗歌艺术等方面的研究更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现择要介绍如下。
一、孟浩然生平研究
本世纪关于孟浩然生平研究的成果很多，主要有：刘甲华《河岳诗人孟浩然》、李光璧《整理孟浩然传记之中心问题》、王达津《孟浩然的生平和他的诗》、陈贻焮《孟浩然事迹考辨》、谭优学《孟浩然行止考实──唐诗人行年考之一》、傅璇琮《唐代诗人考略·孟浩然》、屈光《孟浩然首次入京考》、陈铁民《关于孟浩然生平事迹的几个问题》、孙维城《孟浩然入京事迹考》、屈光《孟浩然二次入京考》、王从仁《孟浩然“年四十游京师”考辨──兼与傅璇琮先生商榷》、孙维城《孟浩然三入长安考》、王达津《孟浩然生平续考》、李景白《“李白遇明皇”事质疑》、陶敏《孟浩然交游中的几个问题》、李浩《孟浩然交游补考》、王辉斌《孟浩然集中之卢明府探考》、刘文刚《两唐书孟浩然传辨证》、王辉斌《孟浩然年谱》（上、下）、王辉斌《孟浩然入京新考》、李浩《孟浩然事迹新考》、屈光《孟浩然开元八年前后首次入京补考》、王波《孟浩然行年新考》、陶新民《孟浩然行踪辨异》等。
上述研究成果基本上围绕着这样几个问题进行探讨的：
入京的次数和时间 两《唐书》皆认为是浩然四十岁时入长安，千年以来无异辞。陈贻焮《孟浩然事迹考辨》亦认为孟浩然开元十六年冬（四十岁）入京师应进士第。傅璇琮《唐代诗人考略·孟浩然》则认为此说“大为可疑”，他认为孟浩然在开元十六年，年四十岁以前即已淹留长安。后来陈铁民在其《关于孟浩然生平事迹的几个问题》中又对傅璇琮之说表示异议，认为陈贻焮《孟浩然事迹考辨》“断孟入京赴试的时间为开元十六年冬，似无大误”。
四十年代，李光璧《整理孟浩然传记之中心问题》首先对此说提出异议，认为四十应是约数（实际上是开元二十年，浩然年四十四），且是二次入京。首次入京，当在年三十时。文章还就其本诗所述，论其三十入京之痕迹；再由其游踪地理考其四十入京之详细行程、路线。
三十年后谭优学的《孟浩然行止考实》也持孟浩然一生两入长安说，但他认为两《唐书》所说孟开元十六年入长安系第一次入京，孟浩然第二次入京“必在开元二十一年”。此后屈光相继撰《孟浩然首次入京考》和《孟浩然二次入京考》，力主孟浩然两入长安说，屈光认为，谭优学虽然提出了两次入京说，但他：第一，沿袭四十入京说；第二，历叙浩然自京返楚路线有误；第三，二次入京的年份考证不准确。据屈光考证，浩然首次入京在三十二岁左右，时为开元八年。文章又从四个方面论证了傅璇琮《唐代诗人考略·孟浩然》中提出的孟浩然开元十三年至十五年入京的说法不能成立。屈光最后认为，开元二十年冬或开元二十一年春（年四十四或四十五岁）又应襄州刺史韩朝宗举荐二次入长安。
孙维城先是著《孟浩然入京事迹考》支持二次入京说，但他对屈光文中所论两次入京的时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孟第二次入京正是《旧唐书》所称的“年四十来游京师”的一次，时为开元十六年，然后通过对开元八年至十一年间任尚书左丞者的考证及根据屈文对开元十一年至开元十三年任尚书左丞者的考证，得出孟约于开元十三年――十五年间游历长安的结论。在此文发表后不久，孙维城又著《孟浩然三入长安考》，认为孟浩然一生实三入长安。与此同时，王达津也著《孟浩然生平续考》，提出孟浩然多次入京，其可考者有三次，第一次是开元七年（719），他三十岁后曾入京，第二次入京似在开元十一年，第三次入京当在开元二十年冬，到达可能在二十一年春。
游吴越的时间 对于孟浩然吴越之行的时间，学界存在着分歧。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杨荫深的《王维与孟浩然》和北京大学中文系五五级学生编撰的《中国文学史》都认为孟浩然游吴越在其四十入京师之前，是“游吴越倦了才西入京师”的。
2、李光璧《整理孟浩然传记之中心问题》一文则认为，孟二次入京（开元二十年冬）返里后，才游吴越的。
3、王达津《孟浩然的生平和他的诗》则认为孟浩然是入京返里过程中折道东向，去游吴越的，具体时间“是从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冬开始的，一直到开元二十五年才启程还乡。”
4、陈贻焮《孟浩然事迹考辨》也认为孟浩然是在入京返里后才东游吴越的，具体时间定在开元十八（公元730年）年夏、秋之际，这年年底抵越州，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冬赴永嘉，吴越还乡在开元二十一年五月，且平生只有一次游吴越的经历。
5、谭优学《孟浩然行止考实》认为“此行以开元十三年自洛首途，以开元十五年冬回到荆襄，历时三年，时间绝不可能更后。”
6、陈铁民《关于孟浩然生平事迹的几个问题》认为，孟之游吴越应在久滞洛阳之后、开元十六年入京之前，也即开元十四年夏秋至十六年夏。
7、陶新民《孟浩然行踪辨异》认为陈贻焮先生《考辨》所定的开元十八年入吴越“还是较为妥当的”。
8、刘文刚《两唐书孟浩然传辨证》及《孟浩然年谱》虽然也认为孟浩然的吴越之游是在开元十六年离京之后，但他认为，孟浩然离京之后并未直接返里，而是先前往蓟门，再经洛阳，然后于开元十七年秋离开洛阳，往游吴越一直到开元二十年仲夏才归襄阳的。
以上诸文均对孟浩然此次吴越之行的路线作了勾画和探寻，结论小有出入。
孟浩然的交游 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郁贤皓的《李白与孟浩然交游考》、陶敏的《孟浩然交游中的几个问题》、李浩《孟浩然交游补考》、王辉斌的《孟浩然集中之卢明府探考》、刘文刚的《交游补述》（《孟浩然年谱》本）等。
孟浩然遇明皇事质疑 李光璧《整理孟浩然传记之中心问题》认为《北梦琐言》、《唐诗纪事》、《韵语阳秋》诸书所记载的孟浩然“赋诗忤玄宗”事并错误百出 ，不可信。后来李景白相继撰《“孟浩然遇明皇”事质疑》、《“孟浩然遇明皇”事质疑兼论孟浩然的功名仕进思想》、刘文刚《两唐书孟浩然传辨证》等皆论及此事，且持相近观点。
另外，刘文刚的《两唐书孟浩然传辨证》还论及孟浩然的“名与字”（ 认为孟浩然名浩字浩然）、“鹿门隐居”（ 在其二十岁至二十四岁之间，即景龙二年至先天元年）、“入张九龄幕”、“病卒”等事。
刘文刚的专著《孟浩然年谱》是目前较为详尽的孟氏年谱。
二、孟浩然思想研究
自唐代以来孟浩然在人们心目中就一直是一个隐士的形象。但到本世纪上半叶，学术界的看法就有了变化。
闻一多在其《孟浩然》一文中认为：“孟浩然是为隐居而隐居，为着一个浪漫的理想，为着对古人的一个神圣的默契而隐居”，但是他“虽然身在江湖，他的心并没有完全忘记魏阙。”文章还认为他的隐居是为襄阳的历史地理环境所决定的：“从汉阴丈人到庞德公，多少令人神往的风流人物”，“对于少年的孟浩然是何等深厚的一个影响”。
刘甲华的《河岳诗人孟浩然》首先对人们说孟浩然是隐逸诗人不以为然，认为这种说法忘记了孟的另一方面――他的儒家精神和仕进志趣，总计他的一生，早年学书剑，壮年游历，中年走京师，晚年在张九龄手下做事，所为的无非在做官，冀以实现他的志愿。所以“我们应该说他是不得志的文儒，那能说他是一个’隐逸诗人‘。”文章还探讨了孟浩然的思想与性格之间的冲突，认为：“在思想上，他继承了家世所重的儒风，锐意仕进；而在性格上，他却是放荡不羁，乐意山水。他既不能约制性格去成就思想，当然要得到相反的结果，使他的思想不能顺利地实行。”
陈贻焮在其《谈孟浩然的“隐逸”》对闻一多的观点作了申发和辨证，他认为闻一多所说孟浩然的隐居为襄阳的历史地理环境所决定的观点“是不很完全的”，“这些是原因，但并非最主要的”；孟浩然前期的隐居，是“在’隐居‘的名义下”，“努力在为科举，为入世作准备”，而且 ，“这种’隐居‘ 可以造成名誉，于进于退都是有利的”。至于孟浩然后期的隐居则是因为“壮志受到现实的挫折”，“政治上没有出路”。所以文章认为，“不要以为孟浩然前前后后总是隐居，实在前后的心情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应该了解这种差异、这个过程，应该从发展上来观察他。”
此后李景白《“孟浩然遇明皇”事质疑兼论孟浩然的功名仕进思想》、李育仁的《论孟浩然的思想特征》、丁成泉的《孟浩然“好乐望名”辨》等文也都认为“功名仕进”是孟浩然的主导思想，儒家的进取思想是其思想发展的主线，“隐逸”只是他生活的一面，甚至可以说是其表面，道、释思想是其不得已而出现的一条副线。
葛晓音《山水田园诗派研究》一书认为孟浩然是“盛世隐士的典型”，其典型意义在于他代表了盛唐大多数终生不达或官至一尉的失意文人共同的精神面貌：时代给予他们凭个人努力和才能获得一切的幻想，而现实中的矛盾又常常粉碎他们的希望。王士源所说的“骨貌淑清，风神散朗，救患释纷，以立义表，灌蔬艺竹，以全高尚”，正是融合了魏晋名流清朗潇散的风神仪表，盛唐拯世济人的时代精神，以及陶渊明躬耕田园的高尚节操而形成的盛唐隐士的典型风貌。也正因为如此，他与陶渊明虽在精神上相通，却又有很大的差别。在谈及孟浩然的这种精神风貌对其诗歌的影响时，作者指出：“孟浩然在诗中常以阮籍、陶潜和东晋的名士名僧自喻或比喻友人，不只是出于用典的需要，也反映了他的审美趣尚，即有意将陶渊明田园诗和晋宋山水诗中的自然观统一起来，寻求东晋文人在自然中领会的意趣。但因他缺乏深刻的玄理思辨，所以他的田园诗基本上沿袭了初唐以来山水田园诗已经形成的以观赏为主的表现方式，同时融入他在终生不达的生活经历中体会出来的陶诗真趣，因而能兼取陶、谢之长，融主观感受于客观观赏，通过塑造典型的隐士形象，反映出田园中的盛世气象，以及中下层地主文人寻求人格的独立、内心的自由和崇尚真真挚淳朴之美的艺术理想。”
三、孟浩然诗歌研究
本世纪涉及到孟浩然诗歌艺术的研究成果较多，主要有：闻一多的《孟浩然》、刘甲华《河岳诗人孟浩然》、刘开扬《论孟浩然和他的诗》、王达津《孟浩然的生平和他的诗》、陈贻焮《孟浩然诗选·后记》、陶文鹏《论孟浩然的诗歌美学观》、李景白《清幽雅淡 平易自然──漫评孟浩然诗歌的艺术风格》、章尚正《两位开一代山水诗风的先驱──谢灵运与孟浩然山水诗比较》、李景白《孟浩然诗歌风格的再思考》、程发义《谈孟浩然田园山水诗的“味”》、柯素莉《孟浩然诗歌魅力探寻》等。
闻一多《孟浩然》对苏轼所说孟浩然“韵高而才短”观点不太同意，认为“孟浩然不是将诗紧紧的筑在一联或一句里，而是将它冲淡了，平均的分散在全篇中”，“淡到看不见诗了，才是真正的孟浩然的诗”，而且，“古今并没有第二个诗人到过这境界”。另外，他在西南联大授课时的讲义中也有一节是专论孟浩然的，他首先认为在盛唐诗坛上，“作品中具有鲜明个性的，当首推孟浩然”，而且“他的诗格绝不是因为受王维的影响而形成的”，“旧来王孟合称，实不甚恰当”。他还认为孟浩然“对初唐的宫体诗产生了思想和文字两重净化作用”，“他在思想净化方面所起的作用，当与陈子昂平分秋色，而文字的净化，尤推盛唐第一人。”可见闻一多对孟浩然评价之高。
刘甲华的《河岳诗人孟浩然》首先对人们称孟浩然为田园或山林诗人不以为然，说他是河岳诗人。接着认为，孟浩然一生思想与性格的冲突虽然使他作不到大官，但他那放荡不羁潇洒脱尘的性格表现于诗，“则为悠淡自然，别有妙境，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最后将孟浩然诗歌艺术的来源分为三期：第一期，学汉魏西晋的古诗；第二期，学东晋宋齐梁的古体而间或采取近体诗的形式；第三期，融会古诗和近体诗，一方面采取汉魏六朝古诗的精华，一方面又旁摭隋唐新兴的近体诗的美点，于是成功了古体式的近体诗，其好处是：“古澹悠深，自然寄逸。”
刘开扬的《论孟浩然和他的诗》则认为“孟浩然的诗除了少数不满意封建官僚制度和’权势‘，以及描写自然风景的优美而外，有很多的诗篇都是不足取的。总的说来，他的诗的思想性是不高的，那是由于他的远离社会生活，因而他的诗就缺乏生活的气息。”
王达津《孟浩然的生平和他的诗》则认为，孟浩然虽有一部分带有出世色彩的作品，但其主要诗篇，仍然表现出一种始终并未忘却的积极问世的倾向，其山水诗内含的主要倾向也是在于始终不忘政治，用世、济苍生的愿望。该文认为，孟浩然诗歌的艺术造诣同样是有他不可磨灭之处：第一，诗人的诗有由用世心的执着和不屈于权贵的豪迈而形成的一定的风骨，起着一定的承前启后的作用；第二，他描写山水景物，兴象宏阔、高远、清新、豪逸，自有它艺术的魅力和影响；第三，孟浩然的诗更近于自然，佇兴而发，不假雕琢，比之王维，仍有工整与不求工整的区别；第四，孟浩然诗更接近现实，比陶、阮以及陈子昂诗要更明朗化，这也是诗歌新的动向。
陈贻焮的《孟浩然诗选·后记》对孟浩然诗歌独特的艺术精神作出了确切的阐发。文章指出，孟浩然的田园、隐逸诗虽然没有较广阔的内容，但侧重于写在襄阳村居时的种种高雅行径和闲情逸致，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学习了陶渊明写诗的经验，重视清新而浑然一体的感受，通过一系列的诗歌创作，以襄阳江村和本人为原型，经过艺术概括，竟成功地创造出一个幽雅、恬静的意境以及与此意境相协调的“风神散朗”的抒情主人公形象，从而形成了清淡的独特艺术风格，为百花齐放的唐代诗坛增添了别有韵致的奇葩。文章还抉发出孟浩然诗歌创作的艺术精髓――“妙悟”，进行了独到、深入的分析。认为孟浩然作诗，虽不像韩愈、孟郊诗派那样“钩奇抉异”，在构思和表现上惨淡经营，也不像寒山、拾得那样信口吟哦，率而成章，而是有待于“妙悟”，即诗人在生活中触景生情，忽有所悟，一悟之后，则诗思如泉，泻于笔下，这样往往能写出好诗来。文章还对人们常常忽视的孟浩然诗歌“浑健”的一面稍加强调，但是“冲澹仍然是它的主要艺术风格”。
八十年代以后出现的一些专论孟浩然诗歌艺术的论文虽然角度各异，但少有进一步的深入。
陶文鹏的《论孟浩然的诗歌美学观》专门探讨了人们很少注意的孟浩然诗歌理论，故显得角度新颖。文章通过对孟浩然谈诗的诗句的钩沉整理，发现孟浩然很重视诗歌着重写心灵、抒发感情这一美学特征，强调“情以物迁，辞以情发”；还明确表示反对当时那股内容空虚、词藻浮艳的形式主义诗风，提倡应以《风》、《雅》式的作品积极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猛烈抨击、扫荡诗坛上的齐梁颓波；孟浩然诗歌创作中的美学追求是“以清真为核心，在清空、清幽、清淡、清旷的多种美感中洋溢着清新气息”；文章最后还对孟浩然的诗歌美学观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认为它“较早地反映了盛唐时期审美风尚的变化，并体现了当时诗人们共同的美学追求”，“是由陈子昂过渡到李白的诗歌美学观的一座桥梁”，“对于盛唐诗风的继续发扬，无疑地起了推动和促进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葛晓音的《山水田园诗派研究》对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作了深入、细致的探讨，且颇多新意。该书首先指出，“从山水诗发展的历程和地域来看，孟浩然可说是在神龙至开元前期吴越和荆楚两地山水诗兴起的背景下产生出来的、南方山水诗最高成就的代表。”在对孟诗具体分析时，作者认为，“孟浩然将兴寄引入山水诗，尤其是近体，是他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孟浩然多次在山水诗里强调兴的发生，这在开元以前的山水诗里是罕见的。”他“明确指出了人对自然的会心在山水诗创作中的重要性”，“使山水清兴和托喻寄讽的’兴‘在理论上区分开来了。”作者最后总结道：“孟浩然作为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前辈诗人，其’经纬绵密‘（ 殷璠《河岳英灵集》）之处仍残存着山水诗从初唐之繁实转向盛唐之清空的过渡痕迹。但他以比兴寄托和壮逸之气充实了南方山水诗的骨力，并从题材和精神旨趣两方面将田园隐逸和山水行旅结合起来，使陶渊明的感受和谢灵运的观赏融为一体，以不刻画不雕琢的白描手法写景抒情，直寻兴会，寓情致和故实于鲜明的兴象之中，继陶渊明所开创的以意为主、由情见景的意境和平淡自然的风格之后，又形成了情景交融、意在象外的意境和冲淡清旷的风格。其强调 ’发兴‘的创作体会和淡化意象、注重传神的表现艺术，给盛唐山水田园诗提供了重要的艺术经验，因而在王维之前，将盛唐山水田园诗的发展推向了高潮，并代表南方山水田园诗的最高成就，与北方的王维构成了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两座高峰。”
另外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及八十年代，学术界曾经就孟浩然的《春晓》诗进行过讨论，在这两次讨论中，《光明日报》都曾就讨论的情况作过综合报道。
孟浩然作品的整理 本世纪对孟浩然作品的整理也取得了较大的成绩，陈贻焮的《孟浩然诗选》是较早出现的一部孟诗选注本，该书对孟浩然的37首作品作了编年。李景白《孟浩然诗集校注》、徐鹏的《孟浩然集校注》、赵桂藩的《孟浩然集注》都对孟浩然现存诗歌作品作了校勘、注释，虽然它们在一些作品的注解和编年方面存在着分歧，但也都各有其贡献。
另外，刘文刚的《孟浩然佚诗新辑》、房日晰《孟浩然诗辨伪》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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