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王之涣研究
王之涣生平研究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王之涣墓志》、《王之涣祖父王德表、妻李氏墓志》等墓石的出土，使得王之涣的生平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马茂元《关于王之涣的生平》首先援引了岑仲勉《续贞石证史》中所载李根源所藏石刻本《王之涣墓志铭》全文，然后以这篇墓志为主要依据，旁证以其他有关的文献记录，不仅勾勒出王之涣的一生，而且纠正了不少错误的传说。该文主要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生卒年。据《墓志》推知王之涣生于武后垂拱四年（公元688年），卒于天宝元年（公元742年），享年五十五岁。他在诗坛上的活动，是在开元时代。计有功《唐诗纪事》及《全唐诗小传》都说他是“天宝间人”是错误的。第二，籍贯。旧有二说：《唐诗纪事》作并州，《唐才子传》作蓟门。据此，可以证《唐才子传》之失，而《唐诗纪事》也只说对了一半，严格说，应是绛州人。第三，《唐才子传》说他兄弟三人，据此，可知他兄弟四人，他行次居末。文章还从墓志中看出“他出身于一般的官僚地主家庭”，“是亦儒亦侠式的人物”，“然而他在政治上，则穷困潦倒，失意终身。”还可知道“他是以一个四门学生的身份而入仕的。在这之前，他可能曾应试而落第”。他曾有过十五年在家闲放的时期，是他创作上成熟的时期，《登鹳鹊楼》、《凉州词》均作于此时。第二次屈就文安县尉，当在五十左右。死于文安县尉任上。总之，这是本世纪最先用出土墓志对王之涣生平进行较系统地梳理的论文。十七年后马茂元又发表了《王之涣生平考略》一文，结论未变。
八十年代以后，又有一些介绍《王之涣墓志铭》的文章发表，如李希泌的《王之涣墓志介绍》、傅璇琮《靳能所作王之涣墓志铭跋》、郝毓南的《王之涣墓石笺证》、王尔迁《〈王之涣墓志铭〉注及其它》，但较之马茂元文大多无更深入的探讨。
李希泌的《盛唐诗人王之涣家世与事迹考》根据《唐故文安郡文安县尉王府君墓志铭》和《唐故文安郡文安县尉王府君夫人渤海李氏墓志铭》，并参考了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靳能所作王之涣墓志铭跋》等有关资料，对王之涣的先世和经历、王李婚姻、王之涣的弟兄和诗友、王之涣诗篇写作时间的推测、王之涣及其夫人渤海李氏行年录等，作了较详细的考述。
另外，陈尚君的《跋王之涣祖父王德表、妻李氏墓志》据与《王之涣墓志》差不多同时出土的其祖父王德表、妻李氏的两方墓志，参稽史籍，对王之涣的家世及其若干事迹作了新的考证。而且，他在文后作者补记中又云还找到了王之涣祖母薛氏的墓志，从中也发现了一些为前文所不及的史实。
王之涣诗歌研究 本世纪的王之涣诗歌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登鹳鹊楼》作者的争议和对《凉州词》诗意的理解上。
1985年，林贞爱撰《〈登鹳鹊楼〉非王之涣诗》，根据盛唐人芮廷章的《国秀集》选王之涣诗未及此，而系于朱斌名下这一情况，认为，此诗的作者当是朱斌而非王之涣，文章还辨析了后人致误之由。该文发表以后，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文教资料简报》杂志社专门就此问题请程千帆、孙望两位教授发表看法，程、孙两位教授首先肯定林文提出了问题，读书细致，善于思考，这是好的。但似乎不能即下断语：“应该把《登鹳鹊楼》的诗的著作权还给朱斌。”理由是：一、朱斌行踪无考，生卒年不详，也无其他材料可作旁证；二、据靳能所作《王之涣墓志铭》和诗的内容均无不合之处，林文缺乏内证。程、孙二教授最后认为“孤证是难以成立的”，《全唐诗》编者的态度可行，还可再加两个字“待考”。
后来涉及此问题的文章还有一些，但大多自以为发人所未发，实无新意。
另外，在五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曾经有过两次关于王之涣《凉州词》诗意解释的讨论，焦点是此诗首句到底应是“黄河远上白云间”还是“黄沙远上白云间”，其中卜冬的《王之涣的〈凉州词〉》、林庚的《漫谈王之涣的〈凉州词〉》、王汝弼的《读卜冬〈王之涣的《凉州词》〉》、稗山《“黄沙直上”与“黄河远上”》史铁良的《也谈王之涣的〈凉州词〉》等几篇文章影响较大。对于这个问题，上引《文教资料简报》也请程千帆、孙望教授发表过看法，他们认为，“黄河远上白云间”不能妄改，因为将相距甚远的两个地名写到一首诗中并不奇怪。
二、李颀研究
李颀是盛唐诗坛上一位重要作家，其人、其诗也受到学界较多的注意。本世纪学界不但对他的生平作了较深入的探讨，而且对其诗歌的艺术风格和创作成就也进行了分析和评价。
李颀生平研究 学界关于李颀生平的研究成果较多，主要有谭优学的《李颀行年考》、马茂元的《李颀里贯仕履辨证》、傅璇琮的《唐代诗人丛考·李颀考》、刘宝和的《李颀里贯辨疑》、郑宏华的《李颀行事质疑》、刘宝和的《李颀事迹考》、姚奠中的《李颀里贯生平考辨和诗歌成就》等。这些文章又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讨论的：
1、生卒年。闻一多《唐诗大系》、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均认为李颀约生于武则天天授元年（公元690年），后来诸文学史、唐诗论著大多从此说。但傅璇琮在其《唐代诗人丛考·李颀考》中则认为，李颀的生年尚无法确定。至于其卒年，闻一多定于天宝十载（公元751年），亦为后世大多数有关著作所沿用。谭优学《李颀行年考》则认为李颀天宝十三载犹健在，此后则不可考。傅璇琮《李颀考》认为，李颀于天宝八载（公元749年）秋冬尚居住洛阳，其卒当在此后数年间，不超过天宝十二载（公元753年），但无法确定为哪一年。
2、籍贯。《唐才子传·李颀小传》说“李颀，东川人”，但“东川”究在何地，学界有不同的看法：（1）云南东川说。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认为，东川在今云南东川附近，马茂元《唐诗选》也说在今云南会泽县附近。（2）四川东川说。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第二册、游国恩等编著《中国文学史》第二册均认为在四川三台。（3）河南说。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李颀考》对前两说均持异议，认为李颀的郡望出自赵郡，但实际居住地则是河南府的颍阳。前人之所以认为李颀系东川人，是将李颀诗中的东川别业当成其籍贯了。谭优学的《李颀行年考》也对前两说表示反对，认为李颀的东川，不必他求，就在今河南巩县之南，且并非一行政单位，不能作为李颀籍贯。至于其籍贯应该存疑。姚奠中《李颀里居生平考辨和诗歌成就》一文对“东川”的辨证，与傅璇琮、谭优学相近，但他认为，李颀应是“赵郡人，家于嵩阳之东溪”。
3、举进士第的时间。对于李颀举进士第的时间，学界也有不同的看法：（1）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说。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文学史》和《唐诗选》都认为，李颀登进士第的时间在开元十三年。刘宝和《李颀事迹考》则在对开元二十三年反驳中，认定李颀登进士第是在开元十三年。（2）开元二十三年说（公元735年）。傅璇琮《李颀考》认为既然李颀是在孙逖典贡举时进士及第，就只能在开元二十二年，二十三年这两年内。《全唐诗》小传当是于开元二十三年中漏掉了“二”字，误载为开元十三年。马茂元《李颀里贯仕履辨证》、谭优学《李颀行年考》也都持此说。
4、李颀的交游。傅璇琮《李颀考》中曾对李颀与陈章甫、梁锽、康洽等人的交游作了考证，谭优学则在其《李颀行年考》后附有《李颀交游考》，文中对陈章甫、梁锽、康洽、相里造等人与李颀的交游作了考证。郑宏华《李颀行事质疑》首先认为李颀诗中的刘四乃是刘晏，而非刘昚虚；然后又认为傅璇琮《刘方平的世系及交游考》中关于刘方平与李颀的关系有所忽略，故补充材料，认为二人过往是完全可能的。
5、其他。谭优学《李颀行年考》后还附有《李颀江南游踪考》，傅璇琮《李颀考》对李颀登进士第后的经历也大略作了一些考证，刘宝和《李颀事迹考》则认为李颀大概在开元二十四年正月离开新乡，二、三月间，便到了长安，稍事勾留，即离开王维、卢象，返回东川故园。此后，再未出仕。姚奠中《李颀里居生平考辨和诗歌成就》一文也对李颀的生平行事作了一些补充。郑宏华《论李颀及其诗歌》一文将李颀一生分为四个时期：壮游时期（开元十五年前）、十年闭户（开元二十三年前）、进士及第（开元二十三年）、归隐东川（开元二十九年后）。
李颀诗歌研究 八十年代以前，学界对于李颀诗歌的讨论多是在文学史、唐诗论著中涉及的，很少有专论，但其中也有一些值得重视的观点。
如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中册认为，在盛唐七言诗的作家中，李颀是最重要的一个。他的七言诗差不多是几首七绝合成的，内容方面也喜欢歌咏战争，但其意境和见解近于王昌龄，而与高、岑略异。另外，李颀还擅长写音乐，并认为其《听董大弹胡笳》诗是“写音乐的作品中的杰作”。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二册在肯定李颀七言律诗方面的成就时认为他的七绝如《野老曝背》“也有独特的风趣”。
和这些出版于本世纪上半叶的文学史相比，五六十年代新出版的几部文学史加重了对李颀诗歌进行分析的份量，如林庚《中国文学简史》认为李颀的诗“长于粗犷明晰的线条”，如《送陈章甫》诗“风格正是与边塞诗情调一致的了”；又说其《古从军行》、《古意》、《少室雪晴送王宁》等诗是“何等清新明快”；又认为其五言“常常夹在七言里用”，以增加变化，“因为整个旋律的节奏乃是服从于七言的”，像《送刘昱》诗中“这些富于异乡情调的歌唱与边塞诗乃是同一脉搏的”。游国恩等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对李颀诗作的分析笔墨较多，认为其《古意》诗“在豪壮中略带苍凉”，《古从军行》诗“思想的深刻、感情的沉痛、章法的整饬、音韵的宛转，都有近似高适之处”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著的《中国文学史》第二册则认为，李颀的边塞诗虽然只有几首，却颇为流传，“是因为他的诗流畅而又奔放，，慷慨悲凉，发挥了歌行体的特点”，认为他“还善于用大自然的音响和形象表达音乐给人的感受”，“尽量把个人主观感受诉之客观景物，使难以捕捉的音乐美得到具体的形象的表达”，另外还具体分析了李颀用五、七言古体诗来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手法，并认为“在我国小说发达以前，这样的人物素描诗，的确是颇富特色而有意义的”。
八十年代以后，学界开始出现专门探讨李颀及其诗歌成就的论文。张建庆的《李颀和他的诗》与姚奠中的《李颀里居生平考辨和诗歌成就》是较早探讨李颀诗歌成就的论文，但持论较平。稍后不久发表的郑宏华的《论李颀及其诗歌――〈李颀集〉校注序》则论述较为深入，该文首先研究了李颀的思想，认为“在李颀的思想中，积极入世包含着患得患失，归隐好道则表现出消极颓废”，“这是李颀思想的局限”。文章进而分析了李颀诗“玄理最长”、“杂歌咸善”的艺术特点，对其歌行体的艺术风格分析尤细：其一，他巧妙地运用一些写律诗的手法于古诗之中，其二，押韵处往往平仄互换，其三，“杂歌”融合乐府民歌的特点，用一些参差长短的字句，显得自然，时时又变换其音韵，浮声切响，甚为调和。因此，李颀的七言歌行，流丽疏宕，凝而不滞；有一气到底的气概，又具有循环往复的旋律。文章最后认为李颀诗歌的整体风格是“工丽中透出英爽之气”。刘宝和《简论李颀及其诗》也先分析了李颀的性格和思想，他认为李颀在性格和思想方面均有近于李白处，所不同的是李颀表现得比较温和含蓄，没有李白的激烈劲直；另外，他的道家思想也比李白浓厚，且偏重治术，这就把个人修炼和治国明显地分开了。文章还认为道家思想是李颀的主导思想，除道家思想外，他还有任侠好义的一面。但是文章在分析李颀诗歌艺术成就时倒无太多新见。
另外，还有一些文章从一个侧面探讨了李颀诗歌的成就，如孙琴安的《简论李颀在七律诗中的地位》、王进驹《谈李颀的人物诗》、王锡九《试论李颀的人物素描诗》、王锡九的《论李颀的七言古诗》、林健的《论李颀边塞诗的审美超越》等，也都值得参考。
对李颀具体诗歌作品进行较深入的探讨的文章则有陈贻焮的《说李颀的〈古从军行〉》、程千帆的《李颀〈杂兴〉诗说――唐诗考索之一》、程千帆的《李颀〈听董大弹胡笳兼语弄寄房给事〉诗题校释――唐诗考索之一》、金性尧的《李颀诗中的乌珠与逻娑》等。这些文章虽然论题小，开口窄；但挖掘深，见解新，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如陈文给以往人们不太注意的“闻道玉门犹被遮”的“遮”加以新的解释，有助于加深理解诗的主旨和意境。程前文在对前人有关李颀《杂兴》诗的评论进行述评的基础上，重新探讨了李颀该诗所反映出来的思想上的复杂性和艺术上的优点和缺点；程后文旁征博引了许多音乐史上的材料，重新解释李颀《听董大弹琴兼语弄寄房给事》诗题中的“语”、“弄”二字，认为李诗原题当作《听董大弹胡笳声兼寄语房给事》，今传各本异文，乃是传写中误衍、误倒、误脱以及另拟所致。金文则对《听董大弹胡笳声兼寄语房给事》中的两个词语进行解释，他认为“乌珠”非“乌孙”，是指南匈奴、乌珠部落；“逻娑”也作“逻些”，即今西藏的拉萨，当时是吐蕃的首府，但诗中此处实指西羌的吐蕃。
李颀作品整理 本世纪新整理的《李颀集》主要有刘宝和的《李颀诗评注》，山西教育出版社，1990年5月版。该书共分解题、句解、注释、总评及有关李颀籍贯、仕历、评议等五部分。诗题次序一仍《全唐诗》编次，然亦于有些题解下考证其作年。诗后所附前人评论，亦有助于读者进一步理解诗意和艺术旨趣。
三、常建研究
常建生平研究 学界对常建生平进行研究的成果不多，主要有马茂元的《常建生平考略》、马茂元《常建生平考略补正》、傅璇琮的《唐代诗人丛考·常建考》、程亦军《常建的籍贯和时代》、张学忠《常建晚年隐于秦中辨》、张学忠《常建生卒年考》等。
其中，马茂元《考略》辨《唐才子传》、《四库提要辨证》之误，谓常建为盱眙尉当在天宝三载之后，天宝十二载之前；又对常建隐居事作了一些考察。其《考略补正》则认为其《考略》中原推断常建“至肃、代间犹存，其卒当在大历中”是错误的，常建当在天宝十二载前已谢世。傅璇琮《考》也对《唐才子传》所记常建事迹作了辨正，他认为《唐才子传》说常建是长安人不确，但他究系何地人，限于目前的史料，只能阙疑；他也认为《唐才子传》所说常建大历中任盱眙尉的说法是错误的，常建晚年可能居住在武昌。程亦军文首先认为常建的籍贯是湖南醴陵，又认为常建当活到肃代二帝年间，估计常建的出塞在开元二十年前后，天宝十二载，诗人已隐居武昌，而隐居前诗人在长安；但武昌并不是诗人终老之地，他后又离鄂返湘，后来大约卒于乡间。张学忠《辨》是对常建隐居行迹的考辨，作者不同意“先隐太白，后寓鄂渚”的成说，认为常建在罢盱眙尉后的行止应该是为了再度入仕而先隐于鄂渚，在希望破灭后才又隐居于秦中太白山，并终老于此。
常建诗歌研究 王锡九的《常建诗歌浅论》认为奇奥诡谲、幽秀清丽的艺术特色，刻削入微、雕琢精细的表现手法，正是常建山水田园诗不同凡响、灵光独运之处；他还指出常建诗歌有两个方面的创获：首先，在写法上多从实处见工，意象繁复，笔触细密，在一定程度上有写尽写透的特点；其次，是风格的奇奥幽邃、清寂峭拔，不同王、孟的幽静旷远、韶秀流丽；在意境上比较浑厚凝重，朴直质实；在韵调上急促。至于常建的边塞诗，作者则认为是“句奇语重”，往往以色彩浓重之笔，写悲苦之词。文章最后总结道，常建的艺术成就主要有两个：其一，艺术构思的奇巧和险僻；其二，非常注意选择词语，追求色彩上的浓烈，给人以极强的刺激，从而获得深刻的印象，达到强化造意的效果。牟臣益《常建边塞诗的悲苦意识》则专论常建边塞诗，认为常建是在盛唐豪迈奔放的边塞诗风和英雄功名思想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以悲苦意识独标一帜的诗人，是在盛唐边塞诗中表现悲苦意识的先觉者和代表。
陶文鹏《以无声画境，传琴筝清韵――谈常建音乐诗的艺术》和《论常建诗歌的音乐境界》两文均论及常建诗歌与音乐之关系。前文指出常建现存诗歌57首中，写到乐器弹奏的就有18首之多，更有几首直接以音乐为题材，这一数量超过了历来被公认善写音乐的李颀。作者认为常建音乐诗的艺术成就表现在：能以清澈、流畅的语言，栩栩传神地表现弹奏者的感情、动作，乐曲的美妙变化，演奏的环境氛围，以及听者的心灵感应，善于运用博喻和通感的手法，避实就虚，遗貌取神，力求创造一个完整的无声的画境，表现对音乐的幻觉和乐声的神韵。其后文则认为常建在山水诗和边塞诗中同样善于以文字创造音乐，将诗境提升到最高的心灵境界即音乐境界。常建山水诗中的音乐境界，是诗人那多情善感的心灵与自然的精神气韵感触交通，发生和谐共振而形成的。常建擅长于以灵动的笔墨，在时间的流驶过程中表现空间景物，创造出多层次、有节奏的时空境界。即使是写某一特定时间景色，常建也多以流丽圆转之笔，表现自然景物的空间节奏，并在空间中引进时间感和声音意象。常建山水诗中的梦幻情调、神秘色彩和幽渺意境，可能是诗人对其灵魂中的音乐的神秘感觉的自然流露，抑或是他自觉的艺术追求，都易于在读者心中萦回着一种微茫深秘的音乐旋律。对于常建的边塞诗，作者认为，一是基本上用乐府旧题，多数篇章是易于入乐的七绝，读来琅琅上口，颇具悠扬悦耳的音韵之美。二是有较高的艺术概括力，所写的多非实指某时某地某一具体战争，力求反映出当时人们对战争的共同感受。从这些篇章所表现的思想感情具有较高的艺术抽象性和概括力来看，颇接近于音乐。三是他的边塞诗有叙事成份，但主要是抒情。诗人的描绘重点不是具体再现边塞生活的各种事件和场景，而是致力于抒发他对战争的态度和感受。这种抒情的直接、强烈、细腻、丰富，正是音乐的主要特征。
四、储光羲研究
储光羲生平研究 本世纪关于储光羲生平研究的成果比较多，主要讨论了以下几个问题：
1、生卒年。 闻一多《唐诗大系》定储光羲生于公元707年，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亦持此说。后来李金坤《储光羲里贯、生卒年考辨》对此说作了补考。但是陈铁民在其《储光羲生平事迹考辨》中认为，储光羲当生于中宗神龙二年（公元706年）。葛晓音《储光羲评传》，则认为储光羲生于公元702年，似更合理。对于储光羲的卒年，异说较多。闻一多《唐诗大系》认为储氏约卒于公元759年，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则认为储氏约卒于公元760年，陈铁民《考辨》认为储之卒，当在宝应元年（公元762年）遇赦后不久，姑定为广德元年（公元763年）。李永祥、于友发《储光羲事迹考略》认为储光羲大约是在大历元年（公元766年）前后谢世的。李金坤《考辨》也认为储光羲并未贬死岭南，当卒于遇赦后的大历元年左右。
2、籍贯。 储光羲的籍贯，向有鲁国兖州的说法。施章在其《唐代田园诗人储光羲之研究》首先对此旧说进行了辩析，他认为储光羲并不是山东的兖州，而是江苏的江都人，又从他的诗中得知，储光羲的生地不是山东的兖州，而是江苏的南兖州。马茂元《储光羲里贯及生平事迹考辨》也对兖州说进行了辩驳，但他认为光羲世居鲁郡，后占籍润州之延陵，实应为延陵人。后来陈铁民《考辨》对马茂元的说法表示赞同，且以储诗证之，认为“储无疑是延陵人”。同时或稍后，又有黄进德《储光羲贯润州延陵考》、李永祥、于友发《储光羲事迹考略》、李金坤《储光羲里贯、生卒年考》等文皆认为储光羲籍贯当为润州延陵。
3、科第考。 对于储光羲科第的情况，学界也有不同的看法。马茂元《考略》认为，储光羲于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登进士第，与崔国辅、綦毋潜同榜。所谓“应制”，即诏中书试文章。盖登第后试文章，乃释褐也。谭优学《唐诗人行年考·储光羲行年考》则认为，储光羲开元十四年在东都，成进士，制科及第。陈铁民《考辨》对开元十四年进士试在洛阳举行而非在长安举行作了辨析；又谓储光羲是年登进士第后并未立即解褐入仕，盖登第后又试文章，然后授官也；又据《秋庭贻马九》诗知是年秋储尚在洛阳，估计他授官和离开洛阳赴任的时间约在十四年秋冬间。
4、仕宦考。马茂元《考略》据储诗补考了他曾在释褐后一度归隐，后又出山官太祝，天宝末曾使至范阳，其为御史当在天宝十四五载间（公元755――756年），安禄山乱起之际，其任伪官后似曾谋欲建功以自赎而未遂。陈铁民《考辨》则考出储曾四为县尉，大约在开元二十一年辞官归乡；归乡后约于开元二十八年复入秦，嗣后，即隐居终南；储出山官太祝的具体时间，难于确考，估计在天宝六、七年间；其官监察御史最晚即在天宝九载，出使范阳应在天宝九载；对于储陷贼后的行止，该文也作了较详细的考证。谭优学《行年考》对储光羲的仕宦经历也有较详细的考辨，并作了编年，他认为，储开元十四年制举及第后，即授汜水尉，自洛还江东当在开元二十一年之后，自开元二十三年至开元末，似闲居洛中（何时从“故丘”返洛中返此不可考），于天宝四载或稍前尉安宜，天宝十载任华州下邽尉，天宝十二载自下邽尉征拜太祝，未上，隐居终南庄城，天宝十三载或稍后迁监察御史，天宝十五载，陷贼，受伪署，疑于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贬赴冯翊。另外，李永祥、于友发《考略》也对储光羲的仕历作了一些考证，如他认为储光羲属于张九龄一派，于开元二十二年被擢入朝任监察御史，在开元二十五年疑因系张九龄党而入狱。葛晓音《储光羲评传》对储光羲的仕历也有一些新的考证，如她认为储光羲于开元十四年释褐后应先任下邽尉，时在开元十五年；开元十八年又转安宜尉，大约在开元十九年或二十年在安宜尉任上弃职归隐（先回故乡，然后又到太行山附近的淇上赋闲）；他任汜水尉当在开元二十二年左右，此后可能曾任冯翊尉；开元末到天宝初储光羲隐居终南山；其拜太祝的时间，应在天宝五载以后。
储光羲思想及诗歌研究 关于储光羲思想研究方面的专论，只有储皖峰《陶渊明与储光羲》、缪文逵的《储光羲的人生观》等为数不多的文章。另外施章在其《唐代田园诗人储光羲之研究》一文中也对储光羲的思想和性格作了较细致的分析，他认为，储光羲的人生见解，受老氏思想的影响较深，“他有时虽然有同道士或炼师的游仙思想，这是由于不满当时的社会环境，虚构出一个乐园，来聊以消忧的方法。”“他理想中的人物是柱下史老聃，是浮丘子，是王子晋；而不是孔丘颜回。所以他能好独善，怀虚无，他既与为功名而钻营之徒异趣，自然功名中人也不愿与之为伍。所以他希望能如王子晋游太清之境，就可以无忧无虑了。”对于储光羲之受伪职，施章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认为，“姑不论储光羲从贼是事出无奈，就是从他的诗中，也可看出他率真的性格，看出他对唐明皇的不满和对明皇左右一般助桀为虐的家奴的痛恨”，“这位诗人虽有悖于奴隶道德的嫌疑，可是他的人格道德无论如何，乃光明落地，并不像一般腐儒的拘守绳墨。”张仲谋、孙映逵《储光羲简论》在谈到储光羲诗歌的思想价值时说其思想基础是儒家思想，稍微沾染了一些道家和神仙家的意识。葛晓音的《储光羲评传》也对储光羲的性格和思想作了较深入的探讨，作者指出，“宁可崎岖下位，长守贫贱，也不肯改变自己的人生信仰，这种清浊分明、追求真淳的精神，是储光羲思想中可贵的一面。”“尽管他常怀独善之志，又好长生之说，积极入世仍是他的主导思想。”乔象钟、陈铁民主编《唐代文学史》上册在肯定了储光羲诗歌中有关心国事民瘼的力作，抒发了自己苦旱悯农，忧念社稷苍生的深切感情之后，又指出对其作品中的思想性不能估计过高，因为他还有一些歪曲历史的作品，表明了诗人也有阿谀权贵的庸俗思想意识。
对储光羲诗歌进行专门探讨的论文也不多。施章《唐代田园诗人储光羲之研究》中有一节是专论“储光羲之农诗”的，他认为储光羲“以他率真的性格，健全耐劳的身体，由实地耕作当中来体验农夫的生活，而由诗中表现出农人的自得和辛苦的实感来，自然是成为最真实的农诗了”，又认为“光羲的全部诗集的艺术，都具有率真朴质的本色”，“他在唐代诗人中，能特树一帜，而成为一个名家，也就是由于这种质朴的艺术所致。”张仲谋等著《储光羲简论》则探讨了储光羲的五古创作及其艺术成因和储光羲的田园诗及其影响，最后认为，“储光羲的田园诗多于而且优于王、孟，作为唐代田园诗人的代表，他上承陶渊明，下开范成大，堪称中国三大田园诗人之一。”葛晓音《储光羲评传》也着重分析了储光羲的田园诗的艺术成就，该文认为，储光羲首先以田园生活为喻体，均采用民歌形式，从农村田猎、樵采、渔牧等日常劳动取材，歌咏隐逸生活的悠闲，并以各类劳动的不同性质和特征为比喻，寄托他仕途失意的种种感慨；其次，善于朴实细致地描写劳动生活的情景，富有农村的泥土气息；还有不少诗以境界的清新闲静见长；他在五古上用力最多，格调清雅老成，颇有古意，但有些诗较为繁杂，缺乏完整和谐的基调；五律则大抵轻快有余而凝练不足；他的小诗虽然不多，却有一些佳作，最能见出其思致清新、笔调活泼的特色。此外，论及储光羲诗歌的文章还有李无未、王辛凡的《储光羲诗韵谱》、刘继才的《论储光羲――兼与陶渊明等比较》等。
储光羲作品之整理 本世纪上半叶，储皖峰曾对储光羲作品进行过整理，其《储氏丛书》中有《储光羲诗集》五卷，又附录一卷，该书是以文津阁《四库全书》本为底本校勘、刊行的。
五、崔颢研究
崔颢生平研究 本世纪涉及崔颢生平的论文有葛培岭的《崔颢事迹述略》、傅璇琮的《唐代诗人丛考·崔颢考》、谭优学的《唐诗人行年考·崔颢年表》等。
其中葛文于崔颢生平事迹无甚新见。傅文则发明较多，它首先对闻一多推定的崔颢约生于公元704年的说法不同意，而且认为崔颢的早年事迹亦不可考；崔颢登进士第当不出开元十年、十一年这两年；并考出崔颢《荐樊衡书》当作于开元十三年，时在相州为官，但不知任何官职；崔颢于开元二十年前后在河东定襄及代州一带游宦；天宝三载或以前，崔颢已从河东入朝，为太仆寺丞；该文认为《新唐书》本传记载的崔颢与李邕相见的事，恐系传说之词，不尽可信。谭文对闻一多所定崔颢的生年亦不同意，将之提前了十年，认为崔颢当生于则天延载元年（公元694年）；玄宗先天元年（公元712年）见叱于李邕；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成进士；开元十五年后数年间，游吴越荆鄂；开元末数年间，从军辽西；天宝元年，在河东，使往定襄郡，折疑狱；唐肃宗乾元元年后（公元758年）卒。
崔颢诗歌研究 关于崔颢诗歌的研究文章不太多，主要有如下几篇：武安国《崔颢诗论》、王婕《关于崔颢妇女诗作之我见》、李无未《崔颢诗用韵初论》、郑伯勤的《关于崔颢的诗歌》、陈珏人《关于崔颢的〈黄鹤楼诗〉》、陈植锷《崔颢的〈黄鹤楼诗〉和唐人七律》等。其中郑文首先探讨了崔颢的人生态度，说从崔颢一生行迹和诗歌创作来看，固不乏“高蹈的退守者”和“热情的进取者”兼而有之，但就其主导倾向而言，乃是一位“热情的进取者”。然后文章依次分析了崔颢的边塞诗、妇女诗及谈理诗、赠别诗的创作成就，最后认为，“他以满腔的热情和雄健的笔触，比较全面、真实地展现了’安史之乱‘前的盛唐社会风貌，为后世留下了一轴多姿多彩的时代画卷。这是诗人在我国文学史上所作的贡献。”陈珏人文认为崔颢《黄鹤楼诗》的好处，在八句紧紧结合在一起，传达出一个浑凝的诗感，这是一般的律诗做不到的。陈植锷文则对陈珏人文和王力《诗词格律》中所主张的不能用一般七律的要求来要求《黄鹤楼诗》（因为当时七律尚未定型；或者它根本算不上一首纯粹的律诗）的说法，提出不同的意见，认为《黄鹤楼诗》应该算律诗，并举三条理由以证之，文章最后的结论是：崔颢写此诗是在明确了七律的规格的情况下从事创作的，但当追求声律的美与锤炼意境的美发生矛盾时，他以前者服从了后者。
崔颢作品整理和版本研究 本世纪对崔颢作品进行重新整理的成果有万竞君的《崔颢诗注》，版本研究方面的论文则有傅增湘的《崔颢诗集跋》。
六、其他中小作家研究
在盛唐文坛上还有相当多的著名作家，他们创作了大量的作品，与当时的大作家均有频繁的交往、唱和和很深的友谊，而且也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甚至在当时享有很尊崇的地位，然而由于作品传世甚少，所以并未引起学界足够的注意，本世纪有关的研究成果也比较少。
刘昚虚 本世纪关于刘昚虚的论文主要有马茂元的《刘挺卿非刘昚虚 辨〈渔洋诗话〉之误》、傅璇琮《唐代诗人考略·刘昚虚》、谢先模的《盛唐诗人刘昚虚》、廖延平《刘昚虚〈阙题〉诗有题》等。马文首先认为刘挺卿是刘迅，非刘昚虚；刘昚虚的籍贯有嵩山和江东两说，目前尚不能确定；他在调洛阳尉之前，可能曾为校书郎；其卒当在开元二十八年后不久。傅文首先认为说刘昚虚开元十一年登进士第是错误的；刘昚虚“八岁属文上书，召见，拜童子郎。......调洛阳尉，迁夏县令”的说法也值得怀疑，是把刘晏早年的事迹错作刘昚虚的事迹了；另外，李华《三贤论》中的刘君根本不是刘昚虚而是刘迅。谢文首先对刘昚虚的出生地进行了考辨，在“江东”、“嵩山”、“江东（一作新吴）”三种说法中，认定刘是新吴人（唐时新吴即今之江西奉新县）；其次考证其生卒年，认为刘约生于公元702年――705年之间，卒于公元756年――759年之间；另外还据《奉新县志》（道光版）述其科第、官职：开元中以宏词科举左春坊、司经局校书郎，转崇文馆校书郎；最后认为康熙间仍流传的《鶺鴒集》五卷是其诗集，只是到道光间才散失了。廖文据江西《靖安县志》（道光五年版）和《长冈刘氏宗谱》，发现刘昚虚的《阙题》诗原题《归桃源乡》，且据此补考了刘在江西靖安桃源的一段隐居生活。
张子容 本世纪有关张子容的研究文章只有马茂元的《张子容生平及其诗》一篇。该文认为张子容当是先天二年进士，《登科记考》谓先天一年进士，误；在贬乐城尉之前，尝仕宦中朝，然涉历不详；子容谪乐城，当在开元中，乐城解官后，游永嘉，与孟浩然见面；子容之由永嘉北行，当为秩满还朝选官；可能终于晋陵尉；文章最后还对子容集中误收诗、散佚情况作了一些介绍。另外，一些有关孟浩然生平的研究文章中也涉及到张子容的生平，如陈贻焮《孟浩然事迹考辨》、谭优学《孟浩然行止考实──唐诗人行年考之一》、傅璇琮《唐代诗人考略·孟浩然》、屈光《孟浩然首次入京考》、陈铁民《关于孟浩然生平事迹的几个问题》、陶敏《孟浩然交游中的几个问题》、李浩《孟浩然交游补考》、王辉斌《孟浩然年谱》（上、下）、李浩《孟浩然事迹新考》等，均可参考。
綦毋潜 关于綦毋潜的研究文章主要有马茂元的《綦毋潜里贯仕履及其诗》、傅如一的《綦毋潜生平事迹考辨》、王辉斌《綦毋潜生平考实》、蒋方《唐人綦毋潜生平中几个问题的考辨》等。其中马文认为綦毋潜籍贯南康，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登第后，释褐授宜寿尉，入为集贤院待制；天宝中为右拾遗；其官右拾遗之前，曾为秘书省校书郎；似又曾由拾遗出为县令。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李颀考》中也涉及到綦毋潜的生平，其关于綦毋潜登第时间及初授官职的考证与马文相同，亦认为其籍贯当为南康，荆南说误；綦毋潜于开元十五年至十八年间曾归江西故籍，并已为集贤殿学士。傅如一文在綦毋潜生平诸多问题上的看法与马茂元、傅璇琮有异，如马、傅都认为綦毋潜是南康人，该文则认为綦毋潜的江东别业在南康，而荆南是其籍贯；闻一多《唐诗大系》认为綦毋潜的生于公元692年，约卒于开元749年，该文则认为其卒年目前尚可阙疑，最早当卒于天宝末年，具体不可考；马、傅都认为开元十四年登第后即授宜寿尉，该文则认为进士及第后所授官职为秘书省校书郎；该文还考证出綦毋潜开元十七年弃官还江东，长时期没到北方来，直到开元末才在洛阳与李颀、崔颢等人游，至天宝五年夏方去洛之京，同年授宜寿尉，大约于天宝八年即迁为右拾遗，至天宝十一年，仍在右拾遗任上；天宝后行迹难考；另外该文还发现綦毋潜一些与薛据相混的诗。蒋方文主要讨论了綦毋潜的乡贯、江东别业所在、任宜寿尉及初次归隐的时间，认为綦毋潜的乡贯当以傅璇琮的虔州说为是，江东别业指吴中，而非虔州；其任宜寿尉应在开元中，在集贤院待制与校书郎之前，但不是及第后即授宜寿尉；对傅如一定綦毋潜初次归隐在开元十七年、陈铁民定于天宝初两说都不同意，认为似应在开元二十年左右。
另外，赵克尧《论唐玄宗对音乐、歌舞艺术的贡献》、初旭《杨贵妃的诗和诗中的杨贵妃》、王令《李邕补益〈文选注〉说志疑》、王元军《事近小臣毙――略谈李邕之死》、马茂元《李昂仕履及其长篇歌行》、谢学钦《读薛令之的佚诗》、马茂元《崔国辅里贯仕履及其绝句诗》、陈尚君《李白与崔令钦交游发隐》、张旭光《〈教坊记〉作者崔令钦的时代》、洪炯《关于韦承庆〈凌朝泛江旅思〉》、刘法绥《高力士及其诗》、符苇《赵彦伯及其诗之疑析》、富寿逊《考订二则》（马戴籍贯考）、马茂元《祖咏生平考略》、张立名《祖咏和他的诗》、刘继才《论祖咏及其与王维、陶渊明之关系》、马茂元《崔曙里贯及其生平考略》、马茂元《薛据里贯及其生平考略》、佟培基《薛据生平及其作品考辨》、刘开扬《关于房琯》等文章皆论及盛唐一些中小诗人，也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限于篇幅，就不一一介绍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