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高适生平研究
本世纪学界对高适生平的研究曾出现过两个高潮。一是六十年代初。1961年，王达津发表了《诗人高适生平系诗》，使高适生平研究有所深入。此后，又产生了两篇研究高适生平的专论，彭兰的《高适系年考证》和孙钦善的《高适年谱》，使得本世纪高适生平研究出现了第一个高潮。二是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1979年，周勋初发表了《高适生平若干问题的探讨──兼评文学研究所〈唐诗选〉》，陈铁民发表了《高适何时入河西幕》。此后数年间，周勋初出版了《高适年谱》一书，徐无闻发表了《高适诗文系年稿》，谭优学出版了《唐诗人行年考·高适行年考》，彭兰发表了《关于高适研究中若干问题的探讨》，佘正松发表了《辨高适自蓟北归宋中及再到蓟北的年代》等。这些成果使得高适生平研究出现了第二个高潮。此后，虽然也产生了左云霖著《高适传论》和佘正松著《高适研究》等专著，但左著于高适生平无有发明，多采闻一多《岑嘉州系年考证》和周勋初《高适年谱》等已有之成果，佘著于高适生平亦无太大突破。故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高适生平研究又趋低落。
综合本世纪产生的诸多有关高适生平研究的成果，我们可以看出，它们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讨论的：
高适藉里 诸家对高适渤海人的说法无甚分歧，但对其县属的看法，则大不一致：
1、彭兰《高适系年考证》认为，高适是唐德州蓨（今河北省景县）人。
2、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编《中国文学史》（1962年版）则认为，高适是沧州渤海（今河北省沧县）人。
3、孙钦善《高适年谱》认为旧题郡望，谓渤海蓨（今河北省景县南）人，里藉当为洛阳。傅璇琮《高适年谱中的几个问题》认为此说是对的，并为之补充论证。
4、傅希克《高适藉里求是》则认为，高适藉里应是唐沧州饶安（今河北省盐山县夜珠高村人）。
高适生年 关于高适的生年，史无明文，历代研究者，亦未有定论。本世纪学界有十数种说法，影响较大的有以下几种：
1、“公元700年（武后久视元年）？”说。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和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等主此说。证据不详。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组和学生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北京大学中文系五五级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均从之。
2、“公元702年（武后长安二年）”说。闻一多《唐诗大系》将高适生年定为约公元702年。囿于体例，未提出证据。高文《试论高适》认为高适生年不应早于公元702年，并谓生于公元702年是较为合乎事实的。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著《中国文学史》和刘大杰著《中国文学发展史》等均从之。徐无闻《高适诗文系年稿》亦同意此说，并为之作了补证。
3、“公元696年（武后万岁通天元年）”说。王达津《诗人高适生平系诗》在否定公元700年、公元702年两说的基础上，持此说。
4、“公元706年（中宗神龙二年）”说。彭兰《高适系年考证》在明确反对公元700年、公元702年两说的基础上，论证此说。郭沫若《李白与杜甫》、《辞海·文学分册》均从之。
5、“公元700年――公元702年之间”说。傅璇琮《高适年谱中的几个问题》一文在对王达津《诗人高适生平系诗》、彭兰《高适系年考证》、孙钦善《高适年谱》以及刘开扬《试论高适的诗》等文关于高适生年说法一一考辨的基础上，认为高适的生年虽然不易确定，但比较起来，以生于公元700年――702年的可能性较大。
6、“公元704年（武后长安四年）”说。刘开扬《高适诗集编年笺注》卷首《高适年谱》在订正其旧说的同时，主此说。陈铁民在其与乔象钟共同主编的《唐代文学史》上册中，也推测高适当生于公元703年至704年之间。
7、“公元701年（武后长安元年）”说。孙钦善《高适年谱》主此说。
8、“公元700年（武后久视元年）”说。周勋初《高适年谱》主此说。佘正松《高适研究》在否定其他说法的前提下，为周说作了补证。
高适赴蓟北的时间 关于高适第一次赴东北边塞的最初时间，学界亦有异说：
1、彭兰《高适系年考证》认为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秋，北上蓟门；刘开扬《高适诗集编年笺注》卷首《高适年谱》、谭优学《高适行年考》均同意此说。
2、孙钦善《高适年谱》认为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高适三十二岁时，北游燕赵，至信安王幕府，欲入幕从戎，未遂愿。
高适 “自蓟北归”问题高适于开元中曾北上蓟北，开始其第一次边塞生活，但是高适何年何月自蓟北南归呢？各家说法不一：
1、彭兰《高适系年考证》定为开元二十年冬，然未加以论证；
2、孙钦善《高适年谱》则认为高适开元二十一年、二年“仍滞留燕赵”间；
3、周勋初《高适年谱》定为开元二十二年；
4、刘开扬《高适诗集编年笺注》定高适“开元二十年冬自蓟北南还”；
5、谭优学《唐诗人行年考·高适行年考》定高适开元二十年秋南还；
6、佘正松《辨高适自蓟北归宋中及再到蓟北的年代》一文在对以上诸说进行辨正的基础上，通过对高适《自蓟北归》一诗纪事的重新考索，认为高适在开元二十一年冬“自蓟北归”，最晚在开元二十二年春即抵宋中。后来陈铁民与乔象钟共同主编《唐代文学史》上册叙高适生平时，即取佘正松此说。
高适客居淇上的时间 对高适客居淇上的具体时间，诸家的考证并不相同：
1、王达津《诗人高适年谱系诗》认为，高适在开元十三年后的数年间，曾北游燕赵及魏郡，家又曾住淇水之上。
2、彭兰《高适系年考证》谓高适于天宝五载夏秋之际离开汶阳去淇。天宝六载夏，离淇上。
3、周勋初《高适年谱》将高适客居淇上的时间定在开元二十五年。
4、孙钦善《高适年谱诸疑考辨》一文则认为，高适客居淇上离北游燕赵甚近，当紧接应征赴长安落第之后，具体说约在开元二十四年秋至二十五年秋。
5、谭优学《唐诗人行年考·高适行年考》说，高适于开元二十或二十一年自蓟南还，曾小住淇上，究于何时，都有可能；又谓高适于天宝六载前后，亦曾留寓淇上。
高适举有道科及授封丘尉的时间 关于高适举有道科及被授封丘县尉的时间，学界亦有分歧：
1、王达津《诗人高适生平系诗》认为，高适于开元二十三年被征到长安，旋赴封丘尉任。
2、彭兰《高适系年考证》则将举有道科系于开元二十三年，与上引王说同。但认为此年高适落第，仍还宋州；说高适于天宝六载夏、秋之际，又被诏诣长安，旋解褐汴州封丘尉。
3、孙钦善《高适年谱》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认为高适于天宝八载举有道科登第，即授封丘尉。傅璇琮《高适年谱中的几个问题》、周勋初《高适生平若干问题的探讨》都认为此说较为稳妥，并为之作了较为详细的考辨。谭优学《唐诗人行年考·高适行年考》也认为定高适以今年（天宝八载）解褐为封丘尉，“似无可移矣”。刘开扬《高适年谱》亦主此说。
高适送兵蓟北的时间 关于高适送兵到蓟北范阳节度使安禄山辖区的青夷军的具体时间，学界也是众说纷纭：
1、王达津《诗人高适生平系诗》定于开元二十四年冬。
2、彭兰《高适系年考证》定为天宝七载冬。
3、孙钦善《高适年谱》、周勋初《高适年谱》、刘开扬《高适诗集编年笺注·高适年谱》均定为天宝九载冬。
4、徐无闻《高适诗文系年稿》认为高适于天宝八年冬，去青夷军送兵，但没有提出根据。
5、佘正松《辨高适自蓟北归宋中及再到蓟北的年代》在否定上述诸说的前提下，认为高适此次送兵再到蓟北，应确定在天宝十载冬由封丘县出发，十一载春由蓟北南返封丘，并详加论证。
高适入河西幕的时间 对于高适辞去封丘尉，赴西塞，入哥舒翰河西幕的时间，学界看法亦不一致：
1、王达津《诗人高适生平系诗》认为，高适入河西幕在天宝十三载。
2、彭兰《高适系年考证》谓，总览高适全集，考证前后行踪，辞封丘尉，客游河右，当在天宝九载。
3、陈铁民《高适何时入河西幕》对上引两说及孙钦善《高适年谱》均予以辩驳，认为高适于天宝十二年入河西幕。
4、徐无闻《高适诗文系年稿》认为高适在天宝九年辞封丘尉入河西幕。
5、刘乾《就高适问题同徐无闻同志商榷》则对徐无闻说提出商榷，同意陈铁民说。
6、傅璇琮在其《高适年谱中的几个问题》中根据现有材料认为，天宝十二年初夏，高适应哥舒翰之辟，为其幕中掌书记，随至河西，直至天宝十四载秋冬返朝，任左拾遗、监察御史，又佐哥舒翰守潼关，抵御安禄山军队。
7、孙钦善在其《高适年谱诸疑考辨》以及《高适集校注·高适年谱》中对其原《高适年谱》的旧说（认为高适天宝十载秋即已在哥舒翰幕）加以更正，谓高适赴西塞当在天宝十一年秋。
另外，周勋初《高适年谱》和傅璇琮《高适年谱中的几个问题》对高适父、祖相继作了较详细的考证；佘正松《高适研究》提出高适早年曾南游荆襄的问题，认为高适此次南游系与梁洽同行，时间在开元七年后，开元十八年前，即高适二十岁至三十岁之间这十年中。
二、高适的性格和思想研究
本世纪上半叶人们对高适的政治思想及其诗歌中的思想内容很少研究，只有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对高适的性格大加赞赏：“他虽没有王维、孟浩然的澹远，李白的清丽奔放，却自有一种壮激致密的风度，为王、孟他们所没有的。”又云：“他的诗也到处都显露出以功名自许的气概。他不谈苦空，不使酒骂座，不故为隐遁自放之言，不说什么上天下地，不落边际的话。他是一位’人世间‘的诗人，......为的是一位慷慨自喜的人，又是一位屡次独当一方的大员，所以他的作风，于舒畅中又透着壮烈之致，于积极中更露着企勉之意。”
五十年代以后出现论文、文学史著作、唐诗研究之类的著作则较侧重于高适思想及其诗中所反映的思想内容：
刘开扬在其《论高适的诗》中首先称高适是“一个政治诗人和边塞诗人”，然后又从三个方面阐述了高适诗歌所反映的思想内容：第一，其在“浪游”时期所写的伤不遇诗，反映了盛唐时期人才仍是大批地得不到任用，特别是出身寒微的士人很难找到从政的出路，从而揭露了那些特权阶级的把持政柄，阻滞了当时社会和政治的发展。第二，也是他的诗的最可贵的方面，是他能注意到人民的疾苦，提出改善人民生活的主张，通过对良吏的称道，和对历史上的暴君贼臣的指责来表达他的关怀人民的思想。第三，他对于保卫边疆的战争，热烈地歌颂战功，但他对于战争给人民直接带来的痛苦也很早就心领神会，对战士寄寓了高度分同情；对于统治阶级的内战，是立于反对的立场的。
高文《试论高适》认为，高适慷慨有大志，尚节义，务功名，以王霸之略，经世之才自许，以社稷安危为己任。这是他的主要性格和基本思想。
游国恩等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也论及高适的思想和性格，他们认为，他不肯“拜迎长官”，不能忍受小官吏的那种羁束和卑辱的生活，是受了嵇康、陶潜的影响。不愿意“鞭挞黎庶”，不作统治阶级直接压迫剥削人民的爪牙，则是他从切身体验中产生的宝贵的思想。另外，他们也指出了高适豪侠浪漫的性格以及在诗歌中的表现。
八十年代以后，学界对高适思想性格和其诗中所反映的思想内容的认识又更加深刻了。如傅璇琮在其《高适年谱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在肯定高适早期诗歌关心人民疾苦的同时，也指出，“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高适思想中是存在着矛盾的，在所谓追求功名、事业的努力中，有着强烈的挤入封建统治集团上层的欲望，......因此在天宝后期政治极其腐败的情况下，他可以向当时执政的官僚集团表示合作，并写了一些歌颂他们的诗篇。”相比较而言，前此的一些研究者，往往只注意他的《封丘县》诗中“鞭挞黎庶令人悲”的一方面，而忽视了高适对天宝后期重大政治事件的态度。
萧涤非、佘正松编著的《高适》中首先指出其“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其次肯定其“对民生疾苦的深切关心和同情”，最后和郑振铎一样，也强调他“对理想和抱负的不懈追求”，认为“他基本不受当时盛行的佛道思想的影响”，“失望、挫折、压抑、冷落，并没有动摇高适为时贤自己的主张和抱负而积极追求的决心”，“在他送别，同时也是自己真实感情抒发的许多作品中，都洋溢着一股雄健昂扬、热情奔放的乐观情绪。”
此外，八九十年代出版的两本有关高适研究的专著，也对高适的思想作了较多的剖析。左云霖《高适传论》在论述了高适边塞诗的思想内容和其诗中的人民性之后，还花费较多笔墨，谈其入仕目的。他认为，“高适不但功名欲强烈，对富贵的向往也是强烈的。”取得富贵，是他除了实现政治理想和经世济民的愿望之外所谓另一目的。“由于长期困苦生活的折磨和世人鄙薄贫贱对他的刺激，使他对富贵向往由来已久。这种思想，固然是庸俗的，但又是难免的，既不足多非，也无须为之辩护。”而且，“正因为他汲汲于个人名利，所以他才不惜屈己干人，自堕名节。”同时，该书还突出了高适“政治上的远见卓识”，认为这“特别表现在谏阻玄宗以诸王分镇天下和断言李璘必败上”，而同时代的著名诗人李白、王维、杜甫“对政治形势的观察、剖析、应付的能力，与高适相比，却相差甚远，他们在安史之乱中的遭遇和经历就是明证。”当然，该书最后指出了高适思想中的一些弱点，如他对李唐与周围少数民族战争和他对劳动人民的态度上，以及他身上牢固的“王权思想”、“封建正统思想”等等。
佘正松的《高适研究》一书在涉及高适思想时侧重于对其政治思想的透视，该书认为，高适政治思想的核心或纲领，就是他作于开元年间的《淇上酬薛三据兼寄郭少府》诗中明确宣布的：“永愿拯刍荛，孰云干鼎镬！”即永远为拯救人民的苦难而尽力，就是因此得罪被处以煮烹的酷刑也在所不辞。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提出了一系列纠正时弊的具体措施：第一，他反对过度的剥削，主张统治阶级对人民要进行“安抚”，及时解决他们的痛苦；第二，要求整顿吏治，选贤任能，打击豪强权贵；第三，要求“将军”对广大士卒要体贴爱护；第四，反对侵略别人，但主张抵御外来的侵略，使人民过上和平生活。它既说明高适为挽救时弊而提出的政治措施不是大而无当的泛泛之论，同时，也集中表现了高适“政治家”的气质和他爱国忧民的“王霸大略”。
三、高适诗歌研究
本世纪上半叶，虽然没有专文论述高适诗歌的艺术成就，但是一些文学史、诗歌史以及唐诗研究著作中也有所涉及。
如胡适《白话文学史》比较注重其在乐府诗方面的成就，他说，“高适的诗似最得力于鲍照”，“高适是个有经验，有魄力的诗人，故能运用这种解放的诗体来抬高当日的乐府歌词”他认为高适的乐府诗是“从乐府出来的新体诗：五言也可，七言也可，五七杂言也可，大体都是朝着解放自由的路上走，而文字近于白话或竟全用白话。”并对时人称之为“古诗”、“五古”、“七古”大为不满。
再如，郑宾于《中国文学流变史》（第二册）认为高适的诗风是岑参的一派，而且高适“体气狭小”，“终于不及岑参的高歌激昂”。在分析高适的诗作时，他又认为，“高适的长篇很少警惕，往往不如其绝句的浑厚可爱”，并谓“这是他与岑参不同的地方”。
和郑宾于一样，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也认为高适是属于岑参一派的，而且其诗歌成就明显不及岑参，谓“他一切都迫近岑参”，“他们都不以五言诗和律诗见长，高适在这一方面的确是不高明，但是岑参在这方面却还有相当的成就”，并通过将高、岑的律诗进行对比，得出结论：“岑的方面较高多，才气也较高大。”苏雪林的《唐诗概论》更是认为：“岑胜高远甚。”
五十年代以后，学术界对高适诗歌艺术成就的评价明显比三四十年代要高得多，而这又和高适诗歌中多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符合当时文艺界所提倡的现实主义精神有关。
如刘开扬在其《试论高适的诗》一文开头就明确指出：“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作为一个政治诗人和边塞诗人，高适无疑是有较高的地位和较大的影响的。”在论及其诗歌艺术时，也强调高适的诗歌有气骨，而这“却不是岑参的诗所能赶过的”，并对钟惺、胡应麟等抑高扬岑的观点表示异议。
高文在其《试论高适》一文中也认为，“由于高适的长期潦倒失意，受过贫困的折磨，又参加过劳动，这就使他在思想感情上能够接近人民，看到人民的疾苦，写了许多反映人民疾苦的诗歌，标志着我国诗歌发展的新方向，这是高适的重要贡献。”又说，“他的诗歌形式是多样化，艺术特色是魄力雄毅，气骨琅然，直抒胸臆，多慷慨悲壮之音。在创作方法上基本上是现实主义。”
当时出版的文学史，更是对高适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予以肯定。如游国恩等编著的《中国文学史》认为，“总的来说，他的诗歌是现实主义多于浪漫主义。风格雄厚浑朴，笔势豪健。”并引殷璠、杜甫等人赞语，说明高适诗歌的艺术成就和影响。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虽然将高适归入“岑高诗派”，认为高适诗歌的“气象比不上岑参的奔放，然格调高远，富于苍凉的情韵” ，肯定了高适“在描写边塞的风光、战争的场面下，同时又表露出征夫的疾苦，少妇的情怀，故能于高壮的诗风里，呈现出慷慨之音”。
八十年代以后，学术界多就高适诗歌本身进行艺术分析和评价，即使将高适与岑参进行比较，也很少区分高低、进行轩轾了。
如萧涤非、佘正松《高适》在阐述高适诗歌的艺术特色时，就抓住高适诗歌慷慨激昂、豪放悲壮的风格特点，分析其表现手法，认为高适最突出的特点是“直抒胸臆”；其次在写景或刻划人物形象时，常常从大处落笔，以浓墨重彩式的粗犷笔调，概括而洗炼地勾画出广阔雄浑的景物或形象，给人以一种气魄宏大、胸襟宽广的不平凡感受；最善于运用对比的艺术手法，来表现和深化作品的主题思想；很注重诗歌的思想内容和篇章结构的完整，不大追求奇字奇句，语言显得质朴。
孙钦善《高适集校注·前言》认为，高适以写抒情诗为主，他的抒情诗艺术特色鲜明，成就较高，并认为“直抒胸臆”和“夹叙夹议而又包含着强烈的感情” 是高适诗的两个特点。在分析其写景之作时，也认为高适写景诗也独具特色，“即善于在具体描绘中表现主观感受，多有我之境、写意之画。”文章最后还指出了高诗的不足之处：“就是有时为了应酬，敷衍成篇，堆砌典故，食古不化，有些篇章读来颇感滞碍。”
左云霖的《高适传论》在肯定高适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诗人所具有的艺术特点之后，认为前人所说的“悲壮”不足以概括高适诗的全貌，他以为，把高适诗风概括为“沉实雄健”更确些：“总的说来，高适的诗歌，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如实地反映生活，深刻地揭示生活，用平淡而生动的语言，直书所见所闻所感。从而使他的诗显得内容充实、思想深刻、语言浑朴、气势充沛、感情真率、流利畅达，给人以粗犷厚重而又酣畅遒劲之感。”
佘正松的《高适研究》先是用三章的篇幅对高适各个时期的诗歌进行艺术分析和评价，接着又列三章分别论析高适诗歌雄放风格、概观高适诗歌雄放风格的异变、分析高适诗歌的语言特色，然后又各以专章探讨高适与岑参诗风之异同、高适诗歌的渊源、高适的地位和影响。该书对高适诗歌的研究研究不但较为全面、细致，而且不乏新见。如他用“雄壮豪放”来概括高适诗歌的艺术风格，认为，“读高适的诗，那如骏马注坡，鹰击长空的雄放之气，无不动人心魄。这些诗，不但展示出蓬勃向上、璀璨壮美的’盛唐气象‘，同时也凸现出诗人性格豪爽、抱负远大和刚毅勇敢的精神面貌。”又如，他能用发展的眼光来看高适前后不同时期、表现不同题材时的风格“异变”，并分析了产生这些异变的原因。再如，他认为，高适诗歌“刚健凝练” 的语言特点，有三种表现：第一，善于以刚健有力的语言，在诗歌一开始就造成一种雄浑壮阔的气势，给读者一种“声情高壮”的强烈感受。第二，善于运用一些响亮警拔的词语，在诗句中组成一个或几个响亮的音节，形成高亢有力的节奏，从而增强了诗歌的力度和气势。第三，善于以精炼凝重的语言，在结尾处“宕出远神”，使诗歌显得余味无穷，具有“篇终结混茫”的浑厚气势。另外，值得一提的还有该书设专章对高适的文赋创作进行了分析和评价，这是前人很少注意的。
八十年代以后，除了有人继续撰专文探讨高适的边塞诗（多无新意），也出现了一些另辟蹊径，视角新颖之作。如胡建平《论高适的山水田园诗》、陶文鹏《高适诗论述评》、高海夫《高适的审美情趣》等。其中陶文把分散在高适诗文中间谈诗的言论整理、归纳出一个比较系统的诗歌理论，如高适认为应该用“虚静”的心态来观物，论述了感悟发兴、“兴”与“悟”、“意”、“言”、“才”的关系，强调以性灵陶冶万象，创造出具有清新自然、飞动美的艺术形象，又强调要发扬“风骚”与“建安”的诗歌精神，使诗歌具有“风骨”。总之，他的诗论继承和发扬了陈子昂的诗论，对盛唐诗歌美学建设和盛唐时代审美理想的形成做出了贡献。高文则认为，在社会美和自然美之间，高适更喜爱、习惯于把前者作为自己的反映对象，他的诗作大都是直接以社会生活为描写对象，以表达其审美体验和评价的。在美的不同形态特征中，高适的趣味偏于壮美，是一种带有激越雄劲色彩的壮美。高适对语言美的追求，页显示了他特有的情趣，那就是朴实畅朗、劲健雄毅与对称整炼的结合。
另外，葛晓音在其《山水田园诗派研究》一书中对高适的山水田园诗作了较深入的研究。作者认为，高适山水诗仅见少量酬唱之作，体势与其边塞诗相似，均以感怀为主，间或穿插山水描写的片断。高适这类诗铺叙虽然繁密，但善于从虚处烘托，意象较为空灵，能脱出初唐古体诗刻画体物板实堆垛的窠臼，加上气韵沉雄，境界壮阔，仍有自己的价值。与山水诗相比，高适的田园诗更多，也更有特色。这些诗大多作于他隐居淇上、宋中时期。困顿失意、浪迹渔樵的生活使他的心头笼罩着一层难以驱散的阴霾，因此他笔下的田园，总是一片阴云密布、萧瑟苍茫的景象，与王孟诗派笔下清朗闲静的田园风光，形成鲜明的对照。高适的田园诗与王孟诗派还有一个显著的差别，这就是他注意到了田家生活和表象下所深藏的寒馁、辛劳，以及遭受租税剥削的痛苦。这类田园诗已脱离了陶王诗派重在回归自然的基本旨趣，为中唐以后流行起来的反映田家苦的诗歌开了先声。
四、高适作品整理和版本研究
本世纪高适作品的整理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八十年代初，相继出版了刘开扬的《高适诗集编年笺注》和孙钦善的《高适集校注》。其中刘著据明活字版排印，而以《唐诗选》残卷、《高适诗集》残卷、《文苑英华》、《全唐诗》尤其是以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及其《补全唐诗》等，补其逸佚，增其题注，校其误字，录其异文；且为集中可以编年者作了编年，诗文后有题解，附前人之重要诗文评论资料，书前有高适年谱，颇称资料完备，使用便当。孙著根据《高适诗集》版本源流系统及正误、完足诸情况，确定了校注的底本及具有代表性的校本，尤其用了敦煌写本残卷“伯”3862《高适诗集》、敦煌写本残卷“伯”2552《诗选》以及罗振玉辑印《鸣沙室佚书》敦煌写本残卷《诗选》（署为《唐人选唐诗》）等新出土材料进行校勘。书后还对高适诗赋作了较为细致、缜密的辨伪工作。另外编年、注释工作也颇见功力。
本世纪专门研究《高适诗集》版本的成果则有赵万里的《高常侍诗唐写本》、万曼的《唐集叙录·高常侍集》、孙钦善的《〈高适集〉版本考》、孙钦善的《〈高适集〉校敦煌残卷记》、张锡厚的《敦煌本高适集研究》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