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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塞诗”和“边塞诗派”这两个概念至晚起于二十年代，如胡云翼在1927年出版的《唐代的战争文学》一书中就说：“在唐代诗人中有‘边塞’一派，他们描写大都以《出塞曲》为主题，他们作品的风格，也就形成了一种悲壮的倾向，无论是主战与非战的文学，这些‘边塞派’的诗人，便是战争文学。”
一、关于盛唐边塞诗的争论
对于盛唐边塞诗的评价问题的争论起自本世纪五十年代，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其争论的焦点在唐代边塞战争的性质（主要开元、天宝间的边塞战争）和盛唐边塞诗中是否渗透进了爱国主义精神这两个问题。另外对边塞诗的繁荣原因、边塞诗的成就以及边塞诗派的代表作家的评价等问题，也有不同的意见。
唐代边塞战争的性质 边塞诗是以边塞战争为主要题材的，所以要评价边塞诗必然涉及到对边塞战争的评价。1957年沈玉成等人发表的《论边塞诗》中就点明“唐初与外族战争偏重在防卫”，“唐初频繁的对外用兵，其原因乃在于较彻底地解除外族掠夺的威胁”。并认为：唐朝要“交通西域、印度，就要先扫清道路上的障碍，在封建制度下，唯一的办法只有诉诸武力”。因此，“唐初以迄盛唐的对外政策由消极防御转为积极的开边，其间虽有着封建统治者对外扩张的原因，但其主要意义却在于确保国家的安全，发展了交通，又反过来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刺激了工商业的发展，在客观上对社会发展起着积极作用”。高海夫在《岑参边塞诗的思想性》一文中又补充说唐玄宗时代“唐帝国交通西域的道路受到威胁”，“河西走廊一代的国境的安全也将受到影响”（ 指西突厥的威胁），因此在西部边塞一带发生的战争是正义的。华东师大五七届学生集体讨论，由易朝志执笔的《试论边塞诗与战争诗的评价》对边塞战争作了较细致的分析，他们认为，处于落后的奴隶制或处于原始游牧状态中的一些少数民族对于富庶的唐代边境的掠夺是经常的，因之唐朝初盛的对东突厥的战争多是自卫和防御性质的，但作者又强调：“在封建社会中有些自卫性质的战争，也往往由于统治阶级的野心或者为了缓和国内阶级矛盾而变成非正义战争。”一些将领贪功邀赏，也会使得正义战争“往往成了升官发财的手段，于是正义战争中产生了非正义的行动”。
到八十年代，边塞诗的问题又被提了出来，首先发难的是吴家恒、王绶青的《边塞诗评价质疑》一文，他们认为，开元、天宝间“唐玄宗有吞灭四夷之志”，“四夷有弗率者，皆利兵以移之”，“制造民族仇杀与不和，使边地的烽火常年不熄”。作者分析了唐玄宗对奚、契丹、突厥、吐蕃的战争，并均予以否定。此文发表以后，引起了古典文学界的关注，《文学评论》从1981年第1期起开辟“关于边塞诗的讨论”专栏，其他刊物也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这些文章的作者，多数不同意此文的观点，并且指出对这个时期的战争不能笼统否定，要对具体问题作具体的分析，于是就当时与契丹、奚、土蕃、突厥、南诏的战争的来龙去脉作了较细致的剖析。1984年8月下旬在兰州召开的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二届年会上与会代表指出：“我国是一个历史地形成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在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中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不能简单地从进攻与防守来区别它的正义与非正义，应该把它放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加以考察，从而区别它的正义与非正义。据此，不但初盛唐时期的边疆战争，应该说大部分是正义的，因为它促进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形成与统一，唐玄宗时期对西域的战争也应该肯定，因为它主要是与吐蕃争夺对西域的统治，是维护了祖国的统一。”
唐代边塞诗中是否渗透进了爱国主义精神 论者对于盛唐边塞战争多采取肯定态度，那么积极参加和热情歌颂边塞战争的诗歌自然而然地是渗透着爱国主义精神。上引沈文指出：“边塞诗之所以具有强大的感染力量，最主要是因为它包含着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其内容主要是“人民自己英勇地把保卫祖国的神圣职责担负在自己肩上。边塞诗就反映了爱国主义中这样一个特定的保卫祖国边疆的主题”，反映了人民“保卫祖国的积极性”。北大五五级同学在编著《中国文学史》时也指出爱国主义和边塞诗反战主题是统一的。“爱国主义必须从爱人民的思想出发才有基础，这些诗人对人民所遭受的痛苦，发出了沉重的呼声，正是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的具体表现。”上引吴家恒、王绶青文则不这么认为，它否定了唐代边塞战争的正义性质，因而自然认为许多边塞诗是“歌颂扩边战争的诗篇，这自然不是什么爱国主义精神的表现，因为自周秦以来，我们的国家就已形成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历史上的民族战争属于国内民族矛盾的范围，一般不涉及爱国主义问题”。对于这两点否定理由，吴庚舜在《谈边塞诗讨论中的几个问题》中进行了反驳，他认为：“第一条理由是建立在否定盛唐时期唐王朝的边塞之战有正义性的基础之上的。”否定战争的正义的理由既不能成立，那么，所谓歌颂“扩边战争”的说法也就不能成立了；关于第二点，他认为：“‘历史上的民族战争属于国内民族矛盾的范围’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我们不能以为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国家，从周秦到现在就都是一个样子，没有自己发展的历史。就以周秦来说，其统一形式和统一达到的程度就存在着显著的区别。”在唐代也是如此，“一方面要看到当时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事业发展到了空前的高度，当时吐蕃、回纥、南诏等等都是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政权，它们和唐王朝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民族和睦相处的时候都是拥护唐王朝，接受它的册封和任命的。但同时也要看到我们这个多民族的统一的国家还处于当时的历史发展阶段，不但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是在加强过程中，就是吐蕃、回纥、契丹以及南诏境内的少数民族自身也存在着进一步统一的问题。处于这样一种历史条件下，从各族的历史看来又被看作彼此不同的国家。”因之，“我们谈盛唐边塞诗中的爱国思想，是从爱国主义的历史发展角度来说的。”并指出：“当然我们不能把一切边塞诗都看成反映了爱国思想的。反映爱国主义精神的作品仅是边塞诗中的一部分。我们应当结合作家的思想，把作品反映战争性质等方面的事实弄清楚，才能肯定它们。”刘先照在《评边塞诗》中也指出：“当国家分裂的时候，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人们的力量和愿望不能够均衡地覆盖着整个中国大地，只好把爱国主义放在一个特殊的、有限的范围里，这种比较小的范围的爱国主义同样具有一般爱国主义的本质内涵。”
另外，许多学者认为边塞诗中的爱国主义的内容不仅仅局限于歌颂边塞正义战争和歌颂保卫祖国、抗敌御侮上。前引沈文就指出边塞诗中爱国主义的内涵还应包括：“热爱祖国的人民、乡土、山川风物乃至一草一木，热爱千百年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热爱劳动生活”。方达儿在《边塞诗派的爱国主义思想能否定吗》中说：“边塞诗人把塞外的飞雪、火山、热海、狂风和屯云积水......等奇壮的景色，描绘得栩栩如生，形象鲜明，色彩强烈，展示了祖国的壮观，读来如临其境。因此，难道这些诗不是赞美着我们的祖国吗？难道这些赞美不是基于作者的爱国思想吗？”
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不应简单地理解边塞诗中的爱国主义。周祖譔在《盛唐边塞诗及其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中不赞成把边塞诗的“战争的背景材料代替诗歌内容的确定”，主张“边塞诗中有无爱国主义精神要根据诗歌内容来确定”。并指出“综观盛唐边塞诗，莫不表现出英雄气概和必胜的信念。所以，盛唐边塞诗是有爱国主义精神的，但此类描写又经常混合着报答朝廷知遇之恩或追求功名这类明显的个人主义色彩，严重削弱了爱国主义精神的感染力。所以，我个人认为：盛唐边塞诗有爱国主义成份，但不宜过分强调”。白坚在《关于盛唐边塞诗的评价问题》中也持类似的观点。
二、对盛唐边塞诗成就的评价
边塞诗的思想和艺术成就，凡是论述边塞诗者都有所涉及，但在评价上却略有分歧。上引沈文在论述了边塞诗的爱国主义精神之后，指出边塞诗表现了“一种向往边塞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这些诗篇“以反抗侵略、热爱祖国、热爱和平的思想为基础”，同时“肯定生活的意义，唤起人们对生活的感情，鼓舞人们积极向上地服务于时代的一些巨大事件”。还有一些边塞诗反映了边塞生活中的深刻矛盾，“给我们以巨大的历史的认识意义”。文中还指出了边塞诗的高度的艺术成就。李廷先在《盛唐边塞诗的评价》中就把边塞诗的内容倾向大致归为四类：1、对反侵略战争表示拥护的；2、描绘边塞风光的；3、揭露腐朽的兵役制度所造成人民的痛苦，以及军中苦乐不均的生活。作者认为这类作品“其中流露出消极的、伤感的的情绪”；4、具有严重反战思想的作品。作者认为：“他们的反战诗都是腐朽没落的世界观的集中表现”。上引白坚文则不同意这样的论断，他说：“对于态度、倾向不同的作品，只要同样反映历史真实，就应同样肯定，......以对战争的不同态度的诗篇为例，排斥非战作品的论者，基于对战争的片面化、绝对化的理解，认为凡是边塞战争都有利于民族的形成、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发展，因而就把非战作品看成是有害的了。杜甫、李白、李颀、王昌龄等非战诗篇，不论谴责唐王朝的黩武开边政策，或者揭示战争（包括正义战争）的缺失，都符合历史的真实，都有助于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传统”。上引吴家恒、王绶青文虽然否认边塞诗的爱国主义精神，但也承认它的思想价值，文中说，“边塞诗创作的价值何在呢？我们以为主要是在他们仕途不得意或是受到严峻的现实的教育，所以写下的那些揭露不义战争的作品”，包括：描写“军中的黑暗的兵民的苦难”、关怀民生疾苦，同情征人戍卒、刻划“征人思妇的离愁闺恐”以及“同情受凌辱的少数民族”的篇什。该文还肯定了支持平叛战乱的作品。吴文认为唐代边塞诗的数量和质量都是前代所无法比拟的，并指出：“唐以前，文学作品反映边塞生活、边塞风光的任务主要是由历史散文、地理著作来承担的。到了盛唐时代，边塞诗已成为反映边塞生活的一面镜子。”因此，丰富多彩的边塞生活得以再现于诗歌创作之中。朱尔纯的《边塞诗浅论》强调了边塞诗在艺术上的贡献。文中指出边塞诗“注意揭示人的复杂的心理活动和人们的美好精神世界”，“深刻动人的感情是寓于生动的形象之中。边塞诗往往用简练的笔触发挥高度的想象力，塑造鲜明的形象，给读者以深刻的感受。”
葛晓音的《盛唐边塞诗的历史价值和艺术魅力》一文则认为：“从边塞诗产生的具体背景可以看出，在唐朝边事由衰转盛，统治者由安边走向开边的过程里，大多数诗人都能把握住时代的脉搏，反映出不同时期背景中人民情绪的变化。盛唐边塞诗的主要价值就在这一点。”文章还认为：“盛唐边塞诗的价值不仅取决于诗人们对待边事的态度，更重要的是边塞形势的改观，鼓励边功的时代风气，给他们造成了开拓眼界、振奋精神、了解将士和人民感情的客观条件，促进一代文人的审美观念发生了重大改变。......盛唐诗人打破前人写边塞多袭乐府‘因其事用其题’（《存余堂诗话》）的格套，即事名篇，自出己意，继承建安诗 ‘志深笔长’、慷慨多气的风骨，又吸取南朝诗善写离愁别怨的长处，形成了健康开朗的审美观念，以新鲜的生活和充沛的激情为传统的题材罩上了时代的光轮。”
三、盛唐边塞诗兴盛的原因
在这个问题上，人们争议不多，但解释却各有侧重。沈文指出盛唐是边塞诗最繁荣的时期，在解释其原因时说：“唐初以后在边境设都护府，增强了边庭的军事力量，不少诗人都曾去过边塞、甚至长期居留在边塞”。“由于边塞是保卫祖国的前哨，边塞生活本身又是如此丰富多样，除了去过边塞的诗人写下他们的生活感受外，还有为诗人普遍歌唱的价值和魅力”。“边塞生活成为诗歌中普遍的题材和诗歌整个发展的形势应当是不能分开的。”吴庚舜文指出：边塞诗的繁荣除了可用大家承认的唐诗繁荣的那些原因解释外，还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1、盛唐时期国力强盛，当时“诗人视野广阔，精神振奋，边塞对他们很有吸引力，当时人热心从军和密切关心边塞，还有政治制度和英雄人物的影响”。2、盛唐时期“边塞与内地联系空前加强，各族人民交往增多，交通便利......这就为从军出使，漫游塞上提供了方便，实际上也就为诗人直接和间接地吸取边塞生活养料创造了可观条件”。3、“在边塞军旅中有一种类似于建安诗人的写作环境”。将帅能文能武，他们延揽诗人入幕，使得诗人接触了边塞生活和战争场面，这些悲壮、雄壮的境界使诗人耳目一新，产生了写作的激情。“禹克坤《如何评价唐代边塞诗》中指出边塞诗”与文学传统有一定的关系，边塞诗多用乐府古题，这些古题一般属于乐府中杂曲、鼓吹曲、横吹曲，是‘马上之曲’，适于表现征战的题材。唐代边塞诗人......都亲历过边塞生活，他们的诗往往是呈献之作，呈献的对象，又是依附的边塞守塞武将，这样的生活，这样的创作目的，使得他们的边塞诗常常直接或间接地去描写征战。“”唐代重视边功，有‘节度使入相天子’的制度，寄身幕府，是中下层知识分子‘蹑取进身’的重要途径，从而，以边塞征战的审美趣味，写了许多仿制的边塞诗。“回俊才《边塞诗而形成及其评价问题》强调盛唐时期”封建经济的高度繁荣，国力空前强大和统一，以长安为中心各民族（还有外国）商业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的加强，这是边塞诗形成的根本原因。“这里所说的”经济繁荣“是包括陇西一带的，而且特别强调”边塞地区的繁荣，那里富有传奇色彩的生活，对盛唐诗人有极大的吸引力，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王景琳《论盛唐边塞诗派形成的社会原因》强调从军求仕对边塞诗繁荣的影响，文中说：“开元以来自边帅入相者很多，所以文人更加注意边塞，走从军求仕之路，以诗抒发情怀、表达志向，就十分自然了。”祁子祥《唐代边塞诗》中除了指出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对边塞诗的影响以外，还强调了唐朝统治者所之行的“兴学”和“修文”的文化政策，“这种有最高统治者提倡而又身体力行的较自由而开放的文艺主张，解放了诗的题材，造就了一大批多种风格的诗人，反映了广泛的社会风貌。”葛晓音的《盛唐边塞诗的历史价值和艺术魅力》则着眼于初盛唐处理民族关系的特点和边塞形势的变化对文人精神面貌的影响，就边塞诗产生的具体背景和审美特征作了一番考察。作者认为，边塞诗之所以在盛唐最繁荣，原因就在它那乐观高亢的基调和雄浑壮美的意境典型地反映了中华民族处于全盛时期的精神风貌。唐前期处理民族关系的主流决不是实行民族压迫，而是在保障国家安全的基础上，尊重各民族的独立自主，促进各族人民的团结和民族文化的融合，这就大大激发了盛唐文人讴歌强大国力的自豪感和民族自强的信心。如果不考察这些因素，仅仅把盛唐边塞诗看作开边战争的颂歌，就很难作出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评价。左云霖《尚武社会风气的形成及其对盛唐边塞诗的影响》一文从民俗学的新角度探讨盛唐时期尚武的社会风气，以及形成这种社会风气的原因，并论证了尚武风气对边 塞诗思想内容的影响。作者认为盛唐尚武 风气对边塞诗思想内容的影响最显著的有三个方面：一、赞美勇猛剽悍的性格和尚武轻生的精神；二、歌颂出塞之乐，使人产生“致功名于千里之外”的激情；三、颂扬边塞征战。
徐定祥《“文章四友”与盛唐边塞诗──兼谈边塞诗的文学渊源》则从诗歌艺术本身的演进和发展的角度探讨了盛唐边塞诗的文学渊源，因“初唐文学研究综述”文章四友部分已经作了介绍，此处就不再赘述了。
在八十年代，还出现了两本有关盛唐边塞诗派研究的专著；一是漆绪邦的《盛唐边塞诗评》，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版；二是西北师院中文系和西北师院学报编辑部合编的《唐代边塞诗研究论文选粹》，甘肃教育出版社，1988年5月版。前者第一章从“盛唐的边塞战戍形势”、“源远流长的边塞诗传统”、“盛唐气象和盛唐的边塞诗派”等三个方面讨论了盛唐边塞诗勃兴的历史原因，后三章分别探讨了高适、岑参以及李颀、王昌龄和盛唐其他边塞诗人的创作成就，最后一章“第五章”是“盛唐边塞诗的余波──中晚唐的边塞诗”。后者是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二届年会的论文汇编，分四大部分，第一部分都是总论唐代边塞诗的文章，其中较有新意者，有邱俊鹏的《唐代边塞诗与传统征戍诗》、吴逢箴的《送入吐蕃使诗初探》等，第二部分是论盛唐边塞诗的，重要论文有徐定祥的《“文章四友”和盛唐边塞诗》，第三部分是论岑参边塞诗和中晚唐边塞诗的，较有价值者是孙映逵的《岑参边塞诗地名笺释》，第四部分是关于唐代边塞诗在国外的影响和研究综述的文章，王丽娜的《高适、岑参、王昌龄的边塞诗在国外》角度比较新，填补了本世纪唐代边塞诗研究的一项空白，值得一读。 九十年代以后，虽然也还有人对盛唐边塞诗派进行研究，但总得来说无太大进展，有关的文章主要有胡大浚的《唐代社会文化心理与唐代边塞诗》、倪培翔的《略说盛唐边塞诗的美学特征》、韩玉珠的《琵琶起舞换新声――评唐代边塞诗中的西部风情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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