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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唐代文学概论和唐代文学史的编撰
唐代文学概论 本世纪的唐代文学概论性的著作主要出现在三十年代，专著主要有朱炳煦的《唐代文学概论》和胡朴安、胡怀琛的《唐代文学》。其中朱炳煦著简述了唐代文学发达的原因、特点流派、对后世的影响，以及它在历史上的地位、价值，并重点讲述了唐文的演进、分类及唐诗的演进。胡怀琛等著也简述了唐代诗歌、小说、戏曲、抒情散文和杂文作品的创作情况，介绍了一些唐代文人轶事，以及唐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书后附有研究唐代文学的书目。
同样，相关的专题文章也大多是唐代文学的简单介绍，缺少研究深度，如曦微的《唐代文学之鸟瞰》、张显丰的《唐代文学的研究》、张秀亚的《唐代文学一瞥》、黄江华的《唐代文学概说》等。但它们客观上起到了向当时普通读者介绍和普及唐代文学艺术的作用，所以也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稍具深度的倒是从某一题材角度对唐代文学进行剖析的研究成果，如胡云翼的《唐代的战争文学》、孙俍工的《唐代的劳动文艺》、石笋的《唐代妇女文学之发展》等。这些成果的出现大多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新思潮的兴起具有密切的关系，如胡云翼著出版于二十年代国内军阀混战之中，具有较强的反战色彩。孙俍工著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劳工至上的思想。石笋文中可以看出五四运动以后全社会对妇女命运的关注，反映了妇女解放的呼声。
唐代文学史的编撰 本世纪出版的严格意义上的“唐代文学史”并不多，在本世纪上半叶主要是陈子展的《唐代文学史》。该书共分唐代文学概说、初唐诗人、盛唐诗人、中唐诗人、晚唐诗人、古文运动、唐人小说、晚唐五代词人等八章，进行评述。议论简明扼要，初具“史”的规模。
五十年出版的周祖譔的《隋唐五代文学史》，无论是在“文学史”的线索的梳理、规律的总结，还是在一些文学史主要环节、重大现象的研究方面，都较上述陈子展著前进了一大步。该书首先能把隋唐五代每一历史阶段的文学的基本特征和当时的时代背景比较紧密地结合起来进行论述。这在前此的文学史研究中还是不多见的。其次，能够具体地提出作家的历史作用，评述其功过，而且其评价的标准也未完全受当时左的思潮的影响，比较注重文学艺术本身的标准，这也是难能可贵的。第三，在对一些文学史重要环节的研究中时有创见。如该书以杨炯的《王勃集序》为依据，最先指出龙朔年间曾有一场反上官体的斗争；在论及卢照邻的歌行体时，指出这种体裁的出现是诗的赋化的结果。总之，这部书至今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在经过了二十五年的冷落之后，九十年代中前期又出现了两部新的“唐代文学史”，即罗宗强、郝世峰合编的《隋唐五代文学史》、乔象钟、陈铁民主编的《唐代文学史》。
从罗宗强、郝世峰著已经出版的上册和中册来看，比较注重各个时期文学风尚的描述和诗人群体的研究，在对文学家创作成就评价时，已经抛弃了五六十年代出版的文学史中经常使用的现实主义和人民性的标准，较为看重艺术审美标准，另外，该书对一些重要的文学史问题的认识，也较前此的文学史著作更为深入，如他们对初唐宫廷诗歌的历史作用的评价，对盛唐诗歌艺术风貌的认识，都较有新意和深度。
相对说来，乔象钟、陈铁民著则较为厚重、细密。他们在充分吸收了八十年代以后学界新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唐代文学史进行了更为细致、深入的分析和描述。这首先表现在该书章节的安排上，他们首次把“唐初宫廷诗人”、“吴中四士”等诗人分别列为专章进行论述，把“大历至兴元时期文学”、“咸通至天佑时期其他作家”分别都用两章的篇幅进行探讨，充分显示了他们对前人所谓的“文学史低谷”、“中小作家”的重视，体现了文学史研究已经从以前的思想艺术价值评判开始朝着“文学史”意义的评判标准转化了。其次，他们也很重视文学体式的形成和演变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如他们将“律诗体制的完成”单列为一章。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八十年代以后唐代文学史研究观念的更新和转变。
总的看来，这两部隋唐五代文学史在体例和写法上，基本上还是沿袭的以前的模式，即先分大的时段，然后再以作家作品的评述为主。并没有充分显示文学艺术流变的历史轨迹，深入总结隋唐五代文学艺术发展的宏观规律。
值得注意是，世纪末出现了一部写法新颖、面貌不同的隋唐五代文学史著作，这就是由傅璇琮主编，傅璇琮、陶敏、李一飞、贾晋华、吴在庆等合著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该书充分吸取了陆侃如的《中古文学系年》、刘德重的《中国文学编年录》、熊笃的《天宝文学编年》、吴文治的《中国文学史大事年表》等文学史编年著作优点的基础上，分段对唐代进行文学的编年，把唐朝的文化政策，作家的活动（如生卒、历官、漫游等），重要作品的产生，作家间的交往，文学上重要问题的争论，以及与文学邻近的艺术样式如音乐、舞蹈、绘画以及印刷等门类的发展，扩而大之如宗教活动、社会风尚等等，择取有代表性的资料，一年一年编排，使读者看到文学上的“立体交叉”的生动情景。由于编著者本人在编写这部书的同时，已经对相关的文学时段的史实、作家的生平进行了大量的考证，所以这部书并不仅仅是把学界已有的文学史考证成果的汇总，其中更体现了编著者的最新学术成果。尽管编著者们认为，这部书还只是一种编年性的资料“长编”，但是这部书的出版已经使有心的读者能够利用本书较为丰富的资源，描绘出富有才情的唐代文学流程图景，已经开始引出一些原先意象不到的新的研究课题。
二、唐代文学与政治制度之关系
众所周知，隋唐五代文学的发展，除了有自身的规律，还和当时的一些社会制度甚至政治制度具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加上本世纪下半叶我国文学研究界的指导思想――马列主义的文学理论也很强调文学艺术与社会的上层建筑和其它意识形态的关系，所以研究唐代文学与政治制度之间关系的成果就非常多，取得的突破也较大。
唐代文学与科举制度之关系 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提出：“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这种说法，历代都有人赞同或反对。在本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人们大多囿于此论，援引《全唐诗序》所说“唐开国之初，即用声律取士，聚天下才智英杰之彦，悉从事于六义之学，以为进身之阶”，或者引《唐会要》卷七十六《贡举中·进士》所记：“进士举人，自国初以来，试诗赋、帖经、时务策五道。中间或暂更改，旋即仍旧”，得出唐代开国以来就以诗赋取士，所以促进了唐代文学的繁荣这样的结论。
但从七十年代末开始，有些学者对这种流行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如皇甫煃在《唐代以诗赋取士与唐诗繁荣的关系》一文中，就通过对历史资料的征引和辨析，论证了唐代以诗赋取士不始于唐初而始于神龙至开元年间，从而认为：“笼统地说唐代以诗赋取士因而促进了唐诗的繁荣，那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因为初唐这一百年间，不用说还没有以诗赋取士，连律诗的最后定型也要到沈佺期、宋之问那时候，更不用说象后来那样用五言排律来考试进士了。然而初唐时期还没有以诗赋取士而诗歌却已相当繁荣，这说明唐诗繁荣还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
针对皇甫煃文的这种观点，王水照又在《再谈唐诗繁荣的原因》中进行商榷，他首先指出，《唐诗选·前言》中所说的“进士科的发展与庶族的勃兴相联系，主要指唐中叶以前的情况，尤其对盛唐、中唐诗歌高潮的影响至为突出”，然后针对皇甫文关于唐代以诗取士“始于开元年间而定型于天宝之季”的论断，认为高宗调露二年即有“进士加试杂文两首”的记载，而“杂文”是包括诗在内的，因此将以诗取士的科举制度视为初唐诗歌的初步繁荣和盛唐诗歌的高度繁荣的一个原因是不错的。
八十年代以后，人们在研究唐代文学与科举之关系时大多从更广的角度考虑问题，作更深细的资料考证工作。所以产生了一些资料翔实、考证谨密的考论结合的论著，如程千帆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傅璇琮的《唐代科举与文学》、陈飞的《唐诗与科举》等。
其中程千帆著经过对大量材料的梳理、考订、判别之后，认为“对于唐代文学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的，并非进士科举制度本身，而是在这种制度下所形成的行卷这一特殊风尚”。他说，行卷是举子们用来直接显示自己在创作上的才能和成绩的作品，因此都是精心结构之作。行卷的作品“可以较自由地选择题材和主题，可以较自由地发挥自己的社会、政治思想和文艺思想，可以有较富裕的时间来从事艺术构思，可以用较多的篇章、较大的篇幅以及各种各样的文体来充分显示自己的思想、感情、才能和风格”，“就行卷之作这方面说，它也带来国一部分坏影响，但主流是好的，是起着促进作用的。”作者在这部著作中用三章的篇幅，分别仔细地考察、论证了行卷对唐代诗歌发展的影响，对唐代古文运动所起的作用，行卷风尚的盛行与唐代传奇小说的勃兴。最后指出，科举制度是唐代以来采取的一种官员选拔制度，是强化期政权的重大措施。它不可避免要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进士科举，则又是唐代科举制度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主要是以文词优劣来决定举子的去取。这样，就不能不直接对文学发生作用。这种作用，应当一分为二，如果就它以甲赋、律诗为正式的考试内容来考察，那基本上只能算是促退的；而如果就进士科举以文词为主要考试内容因而派生的行卷这种特殊风尚来考察，就无可否认，无论从整个唐代文学发展的契机来说，或者是从诗歌、古文、传奇任何一种文学样式来说，都起过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总之，此书无论是在科举对唐代文学的影响这个问题的论述上，还是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上，都给唐代文学研究领域以新的启示。
在程千帆之后对唐代文学与科举关系进行深入研究的学者是傅璇琮，他的成果重要体现在论文《关于唐代科举与文学的研究》和专著《唐代科举与文学》中。在这些成果中，作者通过对历史材料的清理与辨析，肯定了以诗赋作为进士考试的固定格局是在唐代立国一百余年以后，而此时唐诗已经经过了婉丽清新、婀娜多姿的初唐阶段，开始放出璀璨夺目的光彩，步入盛唐的康庄大道。这样，作者就充分论证了进士科以诗赋取士成为固定格局，正是诗歌的发展繁荣对社会生活产生广泛影响的结果；不是以诗赋取士促成了唐诗繁荣，而是唐诗的繁荣促成了以诗赋取士。而且，作者还以大量的材料，论证了唐代进士科的考试诗赋对文学的发展产生的消极作用。但是，作者又指出，如果从更广阔的社会生活角度看，科举制度作为一种在当时政治上起进步作用的制度对文学又有不可忽视的积极影响。这主要表现在：科举制度推动了文化的普及，唐代文化普及从广度和深度都是远远超过了前代，而唐代灿烂的文学艺术就是以文化的普及为基础的。其次，科试诗讲究声律对偶，也刺激了文人对声律音韵的研究，从诗歌创作的形式来说，也不是没有值得肯定的一面。再次，科举制度还形成了漫游的风尚，扩大了文人的行踪，开阔了他们的视野，有利于他们对现实生活的认识。这些论述是比较辩证和中肯的。傅璇琮在文章中还指出，研究唐代文学与科举的关系应该把视野放宽一些，可以把科举制对社会风气与文人生活的影响作为研究课题，进行较全面、历史的考察。这个研究方向也是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的。
作为傅璇琮上述研究设想的实践，陈飞在十年以后出版了《唐诗与科举》一书。该书就是从唐代社会政治的大背景入手，分析了唐代科举制度的成败得失，以及它和唐诗“品格”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进而对唐代科举士子的心态、生活、信仰、社会地位以及他们的价值取向、进取姿态的等情状作了较为深入、独到的剖析，同时还以大量生动有趣的史料实例，对唐代科举制度对唐诗所起的作用也作了入情入理的探讨和阐释。与上述程千帆、傅璇琮著不同的是，该书除了具有学术性，还注重趣味性和和可读性，是一本雅俗共赏的读物。
此外，八十年代以后，还出现了一些专论唐代科举制度与文学之关系的文章，其中较具学术深度者主要有：马积高的《唐代科举考试与诗的繁荣》、蔡川右的《唐代诗人与进士科》、任爽的《科举制度与盛唐知识阶层的命运》、尹占华的《唐代文人社会地位的变迁与文学的发展》、陈飞的《唐代科举制度与文学精神品质》、尚定的《论武则天时代的“诗赋取士”》。
值得注意的是，九十年代以后，还有一些学者另辟蹊径，从科举制度的外围生活形态――干谒风气的角度，探讨唐代科举制度对唐代文学的影响，如薛天纬的《干谒与唐代诗人心态》、葛晓音的《论初盛唐文人的干谒方式》等。
其中薛天纬文指出，荐举是唐代相对于科举入仕的另一条求仕之道，唐代文人要想通过荐举之路走上仕途必然要行干谒之事。所以该文旨在通过列举大量的实例，引证一些历史资料，对有用世热情的唐代文人在行干谒之事的种种心态作出分析：“自矜与躁进”、“委屈与自饰”、“感激与感愤”。
葛晓音文从初盛唐取士举人的观念变化、礼贤风气在盛唐的形成，以及初盛唐文人的干谒方式和精神状态等方面，对唐代科举制度对盛唐诗歌风貌的影响作了新的探索。作者首先通过对初盛唐一百多年间朝廷用人标准变化的详细考察，认为在科举和荐举中逐渐形成的以荐贤为“至公之道”的观念，最终在盛唐开元年间成为朝野的共识，以及政治清明的主要标准，是造成初盛唐文人独特干谒方式的根本原因，也是导致初盛唐干谒之风盛行的基本背景。作者还从初盛唐文人种种干谒方式中看出，初盛唐文人无论是贡举还是释褐，调选还是隐居，只要不放弃仕进，就离不开干谒。然而从初盛唐文人的干谒诗文来看，这种风气对他们的精神面貌的影响主要是积极的。初盛唐文人在上书陈启时几乎都不承认自己是干谒，总是竭力将自己的行为与一般的干谒区别开来。这主要是因为以荐贤为至公之道的观念改变了干谒者的心态。统治者求贤礼贤的姿态使他们找到了自己与被干谒者在人格上平等的支点，从而在干谒中消除了仰人鼻息的屈辱感，理直气壮地将干谒视为出于公心、平交王侯的合理行为。初盛唐文人在干谒中不但力求与权贵保持人格的平等，而且表现出高谈王霸的雄才大略，以及对个人才能的强烈自信，反映了文人们以天下为己任的远大理想以及心胸宽广、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盛唐诗歌乐观开朗的基调正是由这种精神风貌所决定的。干谒对盛唐诗歌的另一重要影响，是缺乏世故的下层文人在诗歌中充分反映了幻想破灭后的激愤，尤其是布衣对权贵的不平之气，成为盛唐诗的基本主题之一。此外，干谒作为向先达者自炫才能的一种方式，往往要进献诗赋。特别是在唐初到神龙年间进士不试诗赋的相当长的时期内，干谒成为文人最重要的诗歌社交活动，对于诗歌发展的刺激作用，甚至超过了进士试。葛晓音此论解决了前此学界一直无法说清的初唐时期科举制度对文学创作尤其是诗歌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的问题。
唐代文学与幕府、使府之关系 九十年代以后，在唐代社会制度与文学之关系方面，幕府、使府与文学之关系的研究也取得了较大的突破，其中又以戴伟华取得的成果为最多。
其《唐代幕府与文学》是大陆第一部比较系统研究唐代幕府与文学关系的著作。该书首先对古代幕府制度作了一番研究，阐述了唐代幕府之盛与文人积极入幕的原因，认为唐代幕府的兴盛与节度使相始终，尤其是方镇的出现使其成为常置，方镇长官大量网罗名士入幕，加上科举制度并不能使士子们如愿以偿，因而布衣、旅客、方士、隐士等等均通过因人请托、以文干谒、献计献策等方式进入幕府，成为幕僚。该书重点探讨了唐代幕府与文学的关系，指出唐代许多著名诗人的坎坷而丰富的幕府经历，使他们有机会接触显示社会，直接面向冷峻的人生和广袤的自然，从而创作出了无尽数的优秀作品。不仅诗歌，四六骈文以及传奇小说的创作和发展与幕府也有至为紧密的关系。作者指出，既然社会上有大量的文士混迹幕府，不得不对章奏之学进行钻研。章奏之学的蔚然大盛，则必然影响到当时文学的风气。人们在研究古文运动时，对古文运动以后何以古文写作难乎为继，古文何以不会取代骈文在日常生活中的地位，曾多方加以分析，而显然幕府的兴盛与文人纷纷入幕为章奏之学，是其中重要因素。同样，广泛存在的幕府，是文人相对集中的场所，也为他们讲述、记录、传播故事提供了十分便利的阵地。中唐以后，传奇创作渐盛，这与中唐以后幕府的兴盛也是分不开的。
在取得了上述成果之后，戴伟华又搜集整理了相关的事类材料，编制了《唐代方镇文人创作编年》，进而直接对唐代文人入幕与文学创作之关系这一核心问题进行攻坚，终于在几经磨砺之后，推出了《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这一文史结合的唐代文学研究新成果。
在这部书中，作者并不满足于吸收史学界现有的研究成果来解决文学史问题，而是自己动手，对现有的方镇幕府制度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的考订。如该书第一章第一节通过对方镇制度的考辨，分析中央与方镇之间关系及其对文士的影响，发现“以朝廷为闲地，谓幕府为要津”的传统提法有失偏颇，认为大多数文人应是“先辟于方镇，次升于朝廷”，即经过“科举及第――服务方镇――入朝为官”的过程。再如，第三章第一节用统计的方法分别描绘了文人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分布状况，对入幕文士的出身以及入幕任职情况进行了排列和展示，依据对文人分布和文人素质的统计，发现明人胡震亨以来关于盛唐文人入幕乃一时风气的观点与史实不符，作者指出盛唐入幕人数尚少，特别是文学家甚少，文人入幕非一时社会风气而是个别现象。
在研究思路方面，本书作者也未囿于传统的线性探索的研究模式，而是把文学研究建筑在文化地理研究的基础之上，充分考虑到历史文化现象的空间分布。如作者在第三章中先是编制了《文学家入幕地点简表》，然后根据统计数字分析了文人入幕的分布情况，发现西川、淮南为唐代大镇，有特殊的地理、政治、经济地位，也是文人入幕最为集中的地方；而从文学家占籍来考察，籍里为北方者居多，而参幕则多在南方。对于这些新发现的问题，作者从各个角度作了尽可能的解释，同时分析其中所蕴含的唐代文人的某种心态。在文人的知识结构中，他开始关注过去一段时间内几乎被忽视的区域文化。基于这样的史实，所以作者揭示出权德裕之所以能在唐代第一个从正面多次肯定楚辞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正是缘于他对楚文化的关注，而这又和他长期在楚地为幕的经历分不开。另外，作者还论述了使府文人对特定区域民情民俗的记载、对特定区域山川风物的关注，这些都使唐代文学的表现题材得到了开拓、文学语言得到了更新。
然而，本书最值得注意的，还是作者发现和解决了一些向为人所忽视、误解的文学史问题。如学界通常在解释盛唐边塞诗繁荣原因时，总是喜欢说盛唐文人多有赴边入幕之经历。作者在大量的材料排列和数据对比后指出，“所谓盛唐知识分子赴边为一时风气的表述是错误的”。作者认为，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与仕进的关系。盛唐国力强大，政治开明，给士人提供了多种出路，科举考试外，有献文入仕，有因人举荐入仕等。入边取军功在盛唐尚是文人的理想，对武职僚佐更为实际，而且边帅的荣宠并不一定就能带来部下的升迁。第二，与游边的关系。盛唐人喜游历，游边只是其中一个方面，而且唐人游边一般不会深入，只是在幽冀、河东一代。第三，与个性的关系。高适、岑参等著名诗人入边幕在当时也还是个别现象，不能以偏概全。作者的这些分析不仅细入，而且也有相当的说服力。再如，作者在对唐代幕府中府主与幕僚均喜说闲话、讲故事的现象细致考察后指出，学界普遍认为的唐代传奇小说的繁荣与进士行卷有相当密切的关系的说法值得怀疑。他认为，牛僧孺的《幽怪录》（即《玄怪录》）并非成于早年（牛僧孺贞元二十一年和李宗闵同登进士第），当为幕府宾主之间的谈故事的记录，据书中提及的时间推论，大概是在淮南、东都、山南任上完成的；张读的《宣室志》，似成于大中十年至十二年宣州幕；裴铏的《传奇》，成书于乾符年西川幕府；高彦休编《阙史》在中和四年高骈淮南幕府；刘山甫《金溪闲谈》乃作于福建判官任上。作者最后认为，唐代传奇的创作实与幕府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它至少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唐代传奇生成的文化环境以及唐人小说繁荣的重要原因。这样的论断应该说是新颖而又辨正的。
三、唐代文学与文化思想之关系
有唐一代儒、道、释并存，是一个思想十分自由开放的社会，而这也是唐代文学之所以空前发达繁荣的一个外部原因。所以，本世纪学界不仅对儒家思想与唐代文学之关系进行了全方位的、多角度的研究，还对佛教、道教对唐代文学之深远影响作了较为细致而深入的探讨。
唐代文学与文化思想之关系 唐代思想意识形态的主流――儒家思想和外来文化、其他世俗文化对唐代文学具有相当的影响，本世纪涉及这些问题的成果有不少。
在本世纪上半叶，学界主要从外来文化对唐代文学之影响的角度分析问题，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刘恕铭的《唐代文艺源于印度之点滴》、任铭善的《唐学》、向达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罗香林的《唐代文化史研究》等。
从五十年代直到七十年代末，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未有实质性的进展。从八十年代开始，人们注重分析唐代文学的文化品格研究，尤其是对儒家思想对于唐代文学之影响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就宏观研究而言，主要有刘修明等的《试论唐代文化高峰形成的原因》、孙昌武的《唐诗与文化的积淀》和葛晓音的《论唐前期文明华化的主导倾向――从各族文化的交流对初盛唐诗的影响谈起》等。
长期以来，人们在分析唐诗繁荣原因时，都要论及当时文化开放的大背景。史学家们也在探讨唐代文化和风俗的“胡化”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一般人心目中也形成了唐代是一个国际化社会的印象。但是，葛晓音在全部初盛唐诗里将“胡化”的影响仔细地搜索了一遍之后，却意外地发现：除了岑参作于西域的边塞诗以其异域情调和新奇风俗为盛唐诗开出绚丽多彩的一块领地以外，可资说明“胡化”对诗歌产生重大影响的例证很少。作者在经过对唐代中前期文化史的重新考察后指出，大唐建国以后，在前期的一百四十多年中，以其强大的国力为后盾，既在北方各民族大融合的基础上，积极地推动汉化的进程，以建设本土文明，又在与周边各民族的交往和战争中，坚持以中华礼教作为胡汉文化交流的主导，广泛而有节制地吸取外来文明，从而达到了全面开放的极盛时期。以往学界在阐述唐代社会胡化的问题时，只注意各种具体例证的搜寻，没有分析这些“胡化”的迹象在总体文化中所占比例大小和层次的深浅，从而造成了唐代社会在开元前后普遍胡化的笼统印象。而唐前期文明以华化为主导的倾向，正是初盛唐诗人描写境内胡俗的作品很少的基本原因。作者最后认为，只有分别研究安史之乱前后对待外来文化的不同态度及其原因，才能找到盛唐之所以成为最开放时代的根源，并为我们今天处理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关系提供有益的借鉴。
就儒家思想与唐代文学之关系而言，本世纪学界研究的重点是在一些重要的作家身上，人们比较喜欢分析王勃、陈子昂、李白、杜甫、韩愈等著名文学家，和唐代的文学运动如新乐府运动、古文运动与儒家思想之关系，还喜欢探讨唐代的文学理论、创作倾向、审美趣味与儒家思想之关系。从宏观角度分析唐代文学与儒家思想之关系的成果虽然不太多，但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如葛晓音的《论唐宋的古文革新与儒道演变的关系》、《盛唐“文儒”的形成和复古思潮的滥觞》、张明非的《儒家诗教说在唐代的兴衰》、邓小军的《唐代文学的文化精神》、陈选公的《唐代文学的文化规定》等，均对儒家思想对唐代文学之深远影响作了细入的分析。
其中葛晓音文通过研究盛唐文儒的形成过程和开元礼乐雅颂大盛的局面，及其对天宝时代思潮的影响，使我们清楚地看出了初盛唐学术发展的走向，盛唐两代文人的思想和命运的联系与区别，有助于人们更透彻的理解盛唐诗歌革新的思想中强调大雅颂声的深层背景；李华、萧颖士、贾至等人复古思想的实质和局限；元结、杜甫诗歌中雅颂与讽刺并存的原因。而文儒合成复又分化的过程，正与开元诗歌中统一的时代精神至天宝开始分裂的过程同步。所以，作者选择这一新的视角来观察盛唐诗歌演变的根源，当是很有意义的。
邓小军著会通文史哲，运用宏观与微观向结合、考证与分析向结合的方法来研究作为唐代文化中最重要一部分的唐代文学。该书不是缕述纷纭复杂的唐代文学现象，而是探微抉奥，阐发唐代文学的文化精神。作者认为，隋唐两代四大文化主峰是河汾之学、贞观之治、杜甫诗歌、古文暨儒学运动，创造性地回应现实重大挑战，从而创造文化主峰推动文化发展。唐代文化之盛的主因是中国文化精神的创造性发明、发展、利用；唐代文化精神是人性人道精神；唐代士人对佛教的态度是包容异质文化而不失掉自己。作者还强调指出，中国文化精神就是人性精神，唐代文化精神突出地体现了仁，因而唐代文学最富有人情味，最受人喜爱。不仅李杜诗、韩柳文等文学作品富于人情味，就连一部《贞观政要》也读起来亲切动人。唐诗是唐文化的主流所在，便成为唐文化人情味的优势所在，而人情味的根源就是仁。从该书中还可以看出：作者研究唐代文化、文学的心得体会归结到一点，便是：在唐代，中华民族乃是由于发扬光大了固有的优秀文化，自本自根地挺立自己，才能抉择当时的合理政治方向，奠立深厚的国基，形成强大的国力，创造辉煌的文化，同时又气象雄阔地兼容外来文化而摄取营养，从而壮大自己，使大唐文化光耀五洲。而唐代文化的这种精神，恰恰可以成为中国文化与近代文明相结合的逻辑前提，亦是中国文化走向未来的逻辑起点。
陈选公文则指出，唐代文学与唐代的“文德”政治有着必然联系并受其双重规定。唐代文学始终是在儒家文化规定下展开并完成的，故而从内部精神内涵到外部形式表现都呈现出充分的儒家文化的性格和特征。唐初文学精神高度理性自觉，已把克服不合乎“雅正”的文风变成了国家的意志和个人的责任。儒家文学的理性精神已经完成，要将它下降为一般文人的自觉意识和普遍文学现实，尚需一个过程。王勃、杨炯等人已有了这种理性的闪光，到陈子昂，到李白、杜甫，逐渐显示出儒家文学精神已实现了理性和感性的有机结合。最迟到中唐时期，文学在本质上、功能上、风格上以及现实品位上已全面实现了“儒家化”。中唐时，儒家文学规定已转化为文人们的自身素质，精神由理性状态转化为人格状态，“文学”成为这种人格状态的自然呈现。韩愈、白居易等人已使文学的“风雅比兴”在理性上的精致纯正和感性上的“法度森严”达到了完美融合，从而完成了唐代文学的一代“王法”。文学的辉煌恰是“文德”政治的应有结果，这一点大抵可视为唐代文学繁荣的主要答案。作者同时又指出，儒家文化规定并不是唐代文学所接受的唯一或全部的文化规定。唐代文学同时还吸收了佛家文化、道家文化及前朝文化甚至还有“四夷”文化。唐代君主对待异端文化的态度，是既允许其存在，又有所限制。限制规模，控制介入“政体”，尽可能用儒家文化“包容”，故而异端文化始终未能动摇儒家文化的统治和主导地位。相反，它们的存在和融入，使儒家文化得以不断丰富和更新，更具有生命力。
八十年代以后，学界还探讨了世俗文化与唐代文学的关系。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肖文苑的《唐诗与娼妓》、孙菊园的《唐代文人和妓女的交往及其与诗歌的关系》、林继中的《“诗园”：豪门里的诗――“唐文化与文学”研究之二》、孙立峰的《唐代诗歌中的胡姬形象的文化意义》、何立智的《唐代民俗和民俗诗》、董乃斌的《唐人七夕诗文论略》、程蔷的《唐人巫术观的文学表现》、程蔷、董乃斌合著的《唐帝国的精神文明――民俗与文学》等。
其中董乃斌文指出，世上没有人可以不与民俗生活发生关系，世上没有不包含民俗内容、不烙上民俗色彩的社会生活，应该说民俗生活才是诗人作家汲取创作素材的真正源泉。一部中国文学史就是极其丰富有趣的民俗史画卷。而由于作家内在条件的差异，他们在利用民俗生活素材时又形成了创作上的千姿百态。
程蔷、董乃斌著在断代历史民俗学和民俗学与文学史交叉研究的理论背景下，对唐代民俗状况做了全景式的描述。该书是从民俗传统对于作家修养养成的巨大作用的角度，重新审视作家和作品。所以它既属于历史民俗学，是对于唐代民俗的断代性研究；又是民俗学对于文学史研究的介入，是从民俗视角研究文学史，即民俗学与文学史研究两门学科交叉的一次有益尝试与实践。
唐代文学与佛教之关系 在本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学界在探讨佛教与唐代文学之关系时，多侧重于佛教对敦煌文学的影响。八十年代以后，人们才开始对佛教与唐代一般文士和文学作品之关系进行探讨。其中又以孙昌武、陈允吉两位学者的成果最多。
从八十年代初开始，孙昌武就开始对唐代佛教与文学之关系进行探讨，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并且结集为《唐代文学与佛教》、《中国文学中的维摩与观音》和《禅思与诗情》等论文集。
孙昌武在借鉴佛学研究界的有关成果的基础上，对唐代文学中的某些宏观性的问题进行了阐释。他认为，在唐代，佛教影响文学之广泛与深刻，非其它朝代可比，这主要表现为：一，文人的世界观与人生观。唐代文人接受佛教义学，理解更为深入，他们往往更注重教义的探求。二、认识论。唐代佛教的许多宗派都注重对“境”的研究，这里包含着不少哲学上的认识论的问题，如认识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认识的可靠性和相对性；名言在认识中的作用；形象在认识中的地位等等。这都给文人们以启发。唐代文学理论特别是诗论的发展，借鉴和汲取了佛学在这方面的成果。三、创作题材和主题。唐代传奇小说中的许多故事、情节取自佛教故事，诗歌方面则以禅理入诗。四、文学体裁。在佛教的影响下，出现了象变文这样新的文学体裁。唐代寓言文学的发展，也受到佛典譬喻的影响。此外，还有一些潜移默化的方面，如唐代的议论文字，对佛典和儒人的论辩文字有所借鉴；而佛典的偈颂则促进了诗歌的通俗化和议论化。五、语言与修辞方法。佛典翻译丰富了汉语的词汇和语法，进而影响到文学语言。佛典文字的恢闳的想像、巧妙的譬喻、大胆的夸张以及排比、重复等修辞方法，对中国文人也有很大的吸引力。
在这些认识的指导下，孙昌武对唐代诗文创作和文学理论与佛教之关系作了一些个案研究，取得了一些进展，如《唐代古文运动与佛教》、《唐五代的诗僧》、《论皎然“诗式”》、《唐代文人居士与维摩诘》、《唐代俗文学中的维摩诘》、《唐代巴蜀佛教与文学》等。
和孙昌武喜从宏观着眼、将佛教与唐代文学进行比照性研究不同，陈允吉则力图在深入钻研佛典、佛教史的基础上，澄清唐代文学研究中一些前人未能解决或含混不清或理解有误的个案问题。他的一系列探讨唐代文学与佛教之关系的论文，能够抓住唐代著名的作家、作品中的难点、疑点，从佛教的角度对之进行卓有成效的研究，切实推动唐代文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如《论王维诗中的禅宗思想》、《王维“雪中芭蕉”寓意蠡测》、《王维与华严宗诗僧道光》、《王维与南北宗禅僧关系考略》、《略辨杜甫的佛学信仰》、《论唐代寺庙壁画对韩愈诗歌的影响》、《李贺与〈楞伽经〉》、《从〈欢喜国王缘〉变文看〈长恨歌〉故事的构成》等。由于他具有可贵的钻研精神，和翔实的材料作基础，加上锐意创新的治学品格，所以这些论文大多在详细、深入考辨的基础上，发前人所未发，其结论往往不但使人耳目一新，而且令人信服。
除了孙昌武和陈允吉，另外一些学者也对唐代文学与佛教之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如徐季子的《般若学与唐宋诗论――佛学与诗学初探》、黄新宪的《禅宗思想的民族化与中晚唐僧诗的繁荣》、周裕锴的《禅宗与唐诗》、郭绍林的《唐代佛教对诗歌活动的影响》、何林天的《唐诗的繁荣与佛学思想对唐代文学的影响》、毛水清的《唐诗与佛教》等，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唐代文学与道教之关系 八十年代以前，已经有不少学者将道教与唐代文学结合起来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如陈寅恪在《读〈莺莺传〉》中对“会真”二字的详细考证，在《〈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对《辛平公上仙》这篇道教色彩极浓的小说的本质的把握；程千帆《郭景纯曹尧宾游仙诗辨异》对曹唐游仙诗所受道教神仙家思想的影响的探索。
但是这种可贵的探讨中断了三十多年，直到八十年代，才又有学者开始注意唐代文学与道教之关系。而在这些学者中，又以葛兆光和钟来因两位学者取得的成绩较大。
葛兆光的《道教与中国文化》是较早论及唐代文学与道教之关系的著作，他在该书中首先探讨了唐五代时期士大夫与道教的交往及士大夫人生哲学和生活情趣的变化，认为初盛唐是一个风流的时代，士大夫们对道教具有迷狂的信仰，而唐宋期由于士大夫们的信仰使得唐宋文化和道教出现了三种演变趋向：巫觋本色、向老庄佛禅靠拢的士大夫道教、鬼神与封建伦理的联姻。该书还着重论述了道教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他认为，道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主要不在于思想、题材和形式方面，而是在于艺术思维与艺术情感方面。“它带给中国文学艺术的，乃是一种追求绚丽神奇的审美情趣，一种色彩缤纷、瑰伟怪诞的意象群，一种近乎沉浸于幻觉之中的热烈想象力。”
如果说《道教与中国文化》一书还只是在总论道教与中国古典文学之关系时论及唐代文学，那么，其专著《想象力的世界――道教与唐代文学》及其系列论文《道教与唐诗》、《瑶台梦与桃花洞――论道教与晚唐五代文人词》、《道教与唐代诗歌语言》则是专门探讨道教对唐代文学之影响的。其专著《想像力的世界》是迄今为止大陆出版的唯一一部较为全面论述道教与唐代文学之关系的论著。此书实际上是作者对其《道教与中国文化》一书最末一节的修改、加工和扩充，分别论述了道教与唐代小说、诗歌、词的关系。其《道教与唐诗》一文则对唐朝各个时期诗歌创作与道教之关系作了俯瞰式的描述，对唐朝各个阶段崇道的诗人作了简练的介绍。第一节指出道家给中国诗人自然淡泊朴素宁静为美的审美情趣与思维习惯；而道教却带来热烈迷狂的情绪，形成追求绚丽谲诡、驰骋想象的思维习惯。第二节认为唐诗富于想象，除庄、骚影响外，还与道教“存想思神”有关。第三节论述道教鼓吹长生及享乐，使诗人心灵骚动强烈。第四节，论述安史之乱粉碎了士的幻想，诗人心态也起了重要变化。第五节专论晚唐意识形态的变化。其《道教与唐代诗歌语言》一文则又是在《想像力的世界》一书对道教与唐代文学的关系论述中基础上的一个深入，分析的重点是道教对唐代诗歌语言的影响。他指出，由于受到道教语言“古奥”、“华丽”风格的影响，唐诗就显得有点“怪”，首先，受道教影响的一些诗人普遍爱好古拙的古体诗或古风而不太擅长写近体诗。其次，受道教影响的诗人在写一些有关道教的作品（如赠道士、咏道观）时，特别喜欢用一些色彩浓艳的神奇辞藻。再次，有一些诗人为了增加诗歌古奥的效果，还会采用道教颂赞、乐章的形式和辞语。总之，作者认为，“古奥华丽的语言、丰富神奇的想象，深沉强烈的生命意识和追求自由幸福的愿望，就是道教给予唐诗的影响。受了这种影响的诗人和诗歌，会显示出一种特别的风格。”
相对说来，钟来因则偏于对唐代一些作家作品与道教之关系的探讨。八十年代以后，他先后发表了《唐朝道教与李商隐的爱情诗》、《杜甫的病、药及诗风》、《杜甫与道教》、《李商隐玉阳山恋爱诗解》、《再论杜甫与道教》等论文。他在受到陈贻焮《李商隐恋爱事迹考辨》一文的启发之后，从学习《道藏》开始，进而发现义山爱情诗的手法以及遣词、取典，都跟《道藏》有关。在《唐朝道教与李商隐的爱情诗》一文中，他首先概述了中晚唐如痴如醉的崇道风气。这一风气使诗歌的发展趋向起了巨大变化：在内容上，多写爱情；在风格上，趋向绮丽隐晦。在论述李商隐在道观为何成为他写作爱情诗的黄金时期时，该文指出：首先晚唐道教鼓吹纵欲，社会风气急剧的变化，自然波及深山古观；其次，道教内外丹两大流派，都与房中术有关。道藏经典这些内容，必然影响到李商隐；第三，晚唐道观，有美丽年轻的女冠，有的还来自宫廷，她们能歌善舞，风流浪漫，这样，道观成为风流之地就毫不足怪了。在论及道教给义山爱情诗打上的烙印时，他又指出：（1）李集中充满了仙风道气的爱情诗，（2）义山大量运用隐比手法、比兴体制来写爱情生活中种种感受，致使这些诗呈现出谲怪、隐僻、晦涩、精深的风格；（3）义山深受道教好静虚无的影响，在坎坷的经历中，在恋爱悲剧中更易产生感伤、颓废的情绪，使他的诗涂上了浓浓的悲剧色彩。
八十年代以后，还有很多学者涉足了唐代文学与道教之关系这一研究领域，他们大多是对唐代的一些著名诗人，如陈子昂、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诗人崇信道教的问题，以及道教对他们诗歌创作的影响，进行研究。其中综合性的研究成果，则有葛晓音的《从“方外十友”看道教对初唐山水诗的影响》、王友胜的《试论唐代文人的崇道之风与游仙之作》、王定璋的《道教文化与唐代诗歌》和黄世中的《唐诗与道教》等。
其中黄世中著论述了唐诗与道教的内在联系。从唐道士、女冠，崇道、反道诗人等角度阐明了道意对唐诗的影响，探索了诗心、诗意、诗境中所蕴藏的道韵，研讨了山水、恋情、酒意等诗中所交融的道意与审美情趣。该书指出，道教对唐诗审美趣味具有深刻的影响，它使得唐人道蕴诗具有独特的惆怅美、傲岸美、静穆美和感伤美。总之，“唐人深蕴着道意的诗篇无不洋溢着一种对自由人生的追求，和对人的’异化‘的扬弃。而这正是其诗美之所在，体现了道蕴诗的的审美理想：追求肉体和精神的绝对自由。”
四、唐代文学与艺术之关系
唐代文学与音乐之关系 在唐代文学与艺术之关系的探讨中，音乐最受人们关注，相关的研究成果也最多。而在唐代文学与音乐之关系方面取得成果较多的学者则主要有朱谦之、任半塘、王昆吾和葛晓音等。
朱谦之的《中国音乐文学史》是我国近代第一部考察文学与音乐关系的专著，其中第六章专论唐代诗歌与音乐之关系。他指出，“唐代是新旧音乐交换接续的时代，一方面结束乐府体，一方面开辟词曲体，唯唐代本身也自有一种代表时代的音乐文学，就是那可以播于乐章歌曲的’绝句‘了。”书中还详细探讨了唐代绝句的唱法。
从五十年代开始，任半塘就一直致力于唐代音乐文学的研究。他在五十年代中期所写的《唐代音乐文艺研究发凡》中，就曾计划对唐代结合音乐的词章与伎艺作一全面研究，完成包括敦煌曲研究、唐戏弄研究在内的十八部著作。在超乎常人的努力下，他的理想逐步得到了实现。他先后出版了《敦煌曲初探》、《敦煌曲校录》、《唐戏弄》、《教坊记笺订》、《唐声诗》、《敦煌歌辞总集》、《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集》等著作。还有一部分设想由其博士生王小盾（又名王昆吾）付诸实施了。
《唐戏弄》是我国第一部对唐代戏曲进行专门研究的著作，在这部书中，作者一反前人认为唐代无“戏”或宋元之戏剧与唐戏剧无关的观点，不计成败，穷搜史料，“专述唐五代戏剧，清理其条贯，著明其精神，以期对以往之戏剧史、文学史内，在此部分过分简略与武断处，作初步的补正。”作者指出，前代早已存在的歌舞戏，到了唐代以后，由于受到胡乐、胡舞和胡戏的刺激，并与当时传奇、小说、讲唱、咏语等多种文艺互相影响，不但代言问答形式普遍，而且出现了融合乐、歌、舞、演、白五事，共同推进故事、加强表情和提高效果的“全能戏”。我国戏剧之体制，至此实已完成。该书还在第八章“杂考”中分别论述了“唐诗与唐戏”、“唐传奇与唐戏”、“唐变文与唐诗”之关系，所以该书虽然是探讨唐代戏剧的专著，实际上已是一部较为全面探讨唐代音乐文学的著作。
《唐声诗》是作者用综合研究方法从“声”的角度，系统探讨唐代诗乐及唐人歌诗实况的一部专著，也是作者继《唐戏弄》后，为开辟唐代音乐文艺研究所作的又一重要贡献。作者在这部书中，一反过去唐诗研究中重在主文、不兼主声之嫌，和诸多文学史只讲唐代民谣、无视声诗体用之弊，从“辞、乐、歌、舞”四个方面研究唐及五代的五言、六言、七言等齐言歌辞，积极倡导唐代固有的声诗之学。作者认为，唐声诗和唐诗词研究的区别就在于体格上，它不同于长短句的歌辞，也有异于未能合乐、和舞的“徒诗”。其诗乐多与舞俱，故有歌声、乐声、舞声等三级之别。因此，上编对唐声诗的研究重在“辞、乐、歌、舞”四事，尤以“声”为主。论述的范围既取诗人文士之作，兼重民间乐舞歌辞，对以声为主的敦煌歌辞、敦煌乐谱、敦煌舞谱进行尤为精辟的探讨。下编则详细论述已著录的声诗格调，逐一辨别一百五十四个诗调间的异同。总之，该书对于研究唐代声诗确实起到了“初步承乏，用资启发”的目的，并可以弥补唐诗和唐代文艺学研究的罅隙。
任半塘在研究唐代诗歌与音乐之关系时，实际上是齐言诗歌与杂言诗歌并重的。他把对《教坊记》和“声诗”的研究作为唐代燕乐歌辞研究的突破口，分别从音乐角度和“格调”角度，抓住了从胡夷里巷之曲演变至后世文人词的衷心环节。同样，他在研究长短句歌辞时，也已注意到另一种歌辞，即齐言歌辞的存在，他对这些齐言歌辞的研究，旨在破除关于长短句词是由近体诗演变而来的传统谬说。
总的看来，任半塘的研究提出了以下一些富于创造性的观点：（1）歌辞的体式是由音乐和表演方式决定的。齐言、杂言两大类辞式，彼此间并无因果关系。“绝大部分之长短句格调，应为倚杂言之声而辞，不假他辞。”（2）作为音乐文学，歌辞是由音乐与文学两重因素构成的。仅以文学为立场而忽略音乐的研究，不成其为音乐文学研究；把两者的关系简单化，仅认为长短句词是近体诗向外来音乐的一种适应，也不成其为音乐文学研究。（3）宋代人关于长短句词调由填实和泛声而来的观点是错误的：唐代燕乐歌辞并非一字一声，也非一句一拍；“和声以声为主，和声原本在曲调之内，并不在曲调之外”；“和声非衬字之声”；“诗调有和声可考者，不过十余曲，无从想象为凡诗调皆赖和声以成曲”。因此，任半塘的唐代燕乐歌辞研究的主要意义在于：借助词调的形成这一学术争议问题，全面展现了中古音乐与文学的复杂关系。
王昆吾的唐代音乐与文学之关系的研究，则是其老师任半塘学术观点和研究计划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入。他的相关成果主要是：《五台山与唐代佛教音乐》、《唐代的道曲与道调》、《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集》、《汉唐音乐文化论集》、《唐代酒令艺术：关于敦煌舞谱、早期文人词及其文化背景的研究》、《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等。
《唐代酒令艺术》一书，旨在一个比较宽广的背景下，描写出由多种文化因素结晶而成的两个事物――“词”和敦煌令舞――的产生过程，勾画出唐代酒筵――这个由唐代市民、艺妓、诗人、将士、官吏和羽客僧人们所组成的小社会的轮廓，说明其中某些文化现象的实质。该书还从三个方面深入分析了唐代酒令艺术的文化背景：中古时代的“胡乐入华”、饮妓艺术的兴起、南北音乐交融和词调的产生。作者认为，隋唐五代胡乐、中原俗乐和南方音乐的文化交流可分为三个阶段：（1）盛唐以前：胡乐与中原音乐的融合，新俗乐的产生，是初盛唐酒令歌舞化和著辞歌舞产生的文化背景；（2）中唐：教坊音乐与民间音乐的融合，艺术小舞的产生，是中唐文人曲子辞创作风格产生的文化背景；（3）晚唐五代的酒令辞具有令格细致的特征，而这又是和当时酒筵音乐走上了歌唱化和南方化的倾向联系在一起的。过去人们所说的词律的形成问题，其实就是著辞令格规范化的问题。就此而言，当晚唐五代人为着酒筵著辞的丰富精美而选择出一批流行曲调的时候，他们也就完成了“词调”的建设工作。作者最后总结道：“从游戏伎艺角度看，它包括律令、骰盘、抛打等三类品种；从表演艺术角度看，它经历了送酒歌舞、著辞歌舞、抛打歌舞、下次据令舞等四个发展阶段；从文学角度看，它拥有送酒著辞、改令著辞等两批音律谐美的作品；从音乐角度看，它是胡乐、边地新声、中原俗乐、南方音乐相结合的产物。”
其《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一书，把宫廷祭祀乐歌以外的全部隋唐五代长短句歌辞，放在隋唐五代文化史的大背景中加以考察，主要依据歌唱、吟诵、表演等艺术形式的发展探讨了它们的形成，试图建立关于隋唐五代音乐文学的系统认识。作者认为，几千年来的中国文学史或音乐史，其主体部分就是一部中国音乐文学史。所谓“燕乐”，就是宫廷祭祀音乐以外的全部音乐的总称。俗乐（包括教坊乐）是它的主流，宫廷宴飨音乐是它的组成部分，琴曲是它的一个器乐曲品种。而隋唐五代燕乐歌辞就是隋唐燕乐的文学表现。它可以分为谣歌辞和歌曲辞（曲子辞、大曲辞）两大类型。介于谣歌与歌曲之间的音乐艺术有琴歌与讲唱两种。琴歌虽是一种合乐之歌，但它大量采用了传统的歌乐相和的歌唱形式，同典型的曲子歌唱有别；讲唱除曲子歌唱外，应用了佛教的转读、呗赞，运用了民间谣歌歌调，范围比曲子歌唱更为广大。从演唱形式的角度看，隋唐五代歌唱包括曲子、大曲、著辞、琴歌、讲唱六种主要体裁。所以，作者进而分析了燕乐杂言歌辞在曲子、著辞、琴歌、谣歌、讲唱中的不同音乐性格和表演性格，描述了它在不同音乐体裁中的不同发展途径。
葛晓音研究唐代文学与音乐之关系的成果主要有：《初盛唐清乐从属关系质疑》、《盛唐清乐的衰落和古乐府诗的兴盛》、《从古乐谱看乐调和曲辞的关系》等。
其《初盛唐清乐从属关系质疑》一文针对目前学界多谓隋唐燕乐包含清乐的流行观点，查证全部原始资料，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作者认为，唐代清乐和燕乐的关系，是随着燕乐概念内涵的发展而变化的，并不是包含关系。清乐在唐代（至少在初盛唐）是独立于燕乐之外的一个乐种，其性质近雅，与燕乐的近俗构成对立关系，而古雅正是清乐衰落的根本原因。由于隋唐音乐早已失传，研究这一课题的实际意义与其说是体现在音乐史上，还不如说是体现在文学史上，因为只有辨明清乐的从属关系，才不至于将燕乐歌辞的范围定得太宽泛，使曲子辞和汉魏六朝古乐府混为一谈。
汉魏六朝的清商乐到盛唐已经衰落，而与清商乐相应的古乐府诗却出现了复兴的盛况，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该如何解释，葛晓音在《盛唐清乐的衰落和古乐府诗的兴盛》一文中，从考察初盛唐清乐的发展和乐府诗的类别等角度入手，对这个问题作了一些局部的探讨。作者认为，从初唐到盛唐，清乐在宫廷中虽趋于式微，但在民间，尤其是江南依然流传下来，而且为士大夫用于日常娱乐，借以修养情性，这应是初盛唐古乐府诗兴盛的音乐背景。但是，作者在对初盛唐古乐府的体裁、类别及其发展的阶段性进行细入研究后，又发现：盛唐古乐府的兴盛也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它与音乐的关系，并不像汉魏六朝乐府那样密切。清乐的盛衰对古乐府创作的影响与其说是体现在它的音乐性上，还不如说主要是反映了雅俗、新旧的文艺观念在不同的政治形势下的冲突和消长。乐府诗内容与题目的传承性固然与音乐有关，但它又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独立的诗体。这种独立性也是它兴盛不完全依赖于清乐的重要原因。作者指出：盛唐清乐的衰落和古乐府的兴盛，只是一种表面上的矛盾现象，正如一切事物在盛衰变化中都有反复，初盛唐雅乐在衰落的总趋势中也曾有过两度复兴。古乐府的兴盛以此为背景，但又不依赖于宫廷清乐。盛唐古乐府以恢复汉魏乐府为主要目标的事实，及其反律化的倾向，体现了盛唐诗歌复古革新的基本精神。这既是对当时政治上一度高涨的崇雅黜俗、尚质去文的呼声的一种反响，又是对宫廷清乐尚存淫哇之声的一种批判。这就是盛唐清乐与古乐府之间的辩证关系。
葛晓音等《从古乐谱看乐调和曲辞的关系》在中日学者关于词乐关系和古谱译解的研究基础上，结合保存在日本的雅乐和唐代乐谱等资料，对唐代齐言曲辞和杂言曲辞与乐调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并在声辞配合的规则、齐言和杂言曲辞的音乐根源、同调异体的成因这三大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声辞配合的规则”方面，作者否定了传统的“一句一拍”说，经过对敦煌古乐谱的深入分析和重新解读，总结出了乐调和曲辞配合的一些基本规则：（１）节奏安排和句逗相应，而且是以词组为基本单位，虽然不能说是一逗一拍，但在研究词乐关系时，曲拍和半逗的对应关系是应当首先考虑的；（２）应顾及半逗词组和句子之间可以用延长拍子来分割的事实；（３）拍号的位置或在句首的第一或第二字，或在半逗词组第一字，或在句末结束时。关于同调异体的成因，她们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一是与同名异调曲的不同结构有关；二是与同名异调曲的调性不同有关；三是，同调异体与大曲各部分节奏的不同有关；四是，杂曲和大曲的同名曲有不同的曲谱。至少可以看出，同调异体的曲辞体式取决于同名异调的乐曲结构的差异这一事实。这显然是同调异体辞现象所由产生的最基本的音乐根源。
其他的相关著作主要有：乐维华的《唐诗与音乐轶闻》、朱易安的《唐诗与音乐》、中国舞蹈艺术研究会舞蹈史研究组编《全唐诗中的乐舞资料》等。其中朱易安著通过唐代一些与音乐相关的诗歌、诗人及有关史料，介绍了唐代的诗歌与音乐的特殊关系，揭示了唐代音乐空前的繁荣的原因和唐代音乐发展的源流，以及高度发达和多姿多彩的风貌，展示了唐代这一历史时期音乐的文化特征。该书还介绍了唐代声乐、舞乐以及唐代的音乐诗与文人的生活，对唐代的音乐标题诗、民歌俚曲、宫廷音乐等等都有广泛涉猎。
有关的专题论文还有：席臻贯的《唐诗中的唐乐与乐伎》、武复兴的《唐诗与音乐》、王启兴的《唐代诗人与音乐――唐诗繁荣和唐代艺术的关系初探之一》、王建辉的《从音乐角度探讨唐诗繁荣的原因》、王庭珍等的《唐诗与音乐》、李扬的《唐代音乐诗的文化解读》、李雄飞的《唐诗中的丝绸之路音乐文化》等。其中王启兴文认为，唐代音乐的发达也是促进唐诗繁荣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众多用五、七言绝、律、古诗从不同角度描绘音乐的诗篇，对唐代音乐的进一步发展也有促进作用。作者还分析了唐诗与音乐之间密切的联系：一，唐代乐工用诗配乐，诗人为配乐而写作七言绝句，也说明唐代音乐和诗歌之间的互相促进而发展；二，唐代音乐的繁荣促进了唐诗描摹音乐艺术的丰富多采，开拓了前所未有的美学境界；三，唐代五言律绝中的声调名，显然是受音乐中平、侧二调的影响，进而借乐调名称来表示声调。
唐代文学与其他艺术之关系 除了音乐，唐代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之间也具有相当密切的关系，鉴于此，本世纪学界还探讨了舞蹈、绘画、书法甚至园林艺术与唐代文学之关系。
在唐代诗歌与舞蹈关系的研究方面，主要有朱帆的《唐诗和维吾尔族舞蹈》、冬青的《唐人诗歌中的乐舞资料》、曹大仓的《读唐诗窥唐舞》、武复兴的《从唐诗刊唐代长安绚丽的乐舞艺术――读唐诗札记》、张翥的《唐代舞诗艺术散论》、刘阳的《唐诗中所见外来乐舞及其流传――兼论唐人诗中的“何满子”》、张明非的《唐诗与舞蹈》等。其中张明非著通过唐代乐舞诗和有关史料，揭示了唐代舞蹈空前繁荣的原因，展示了舞蹈高度发达和多姿多彩的面貌，勾勒了不同时期舞蹈的文化特征。该书还介绍了李白、杜甫、白居易及元稹等著名诗人的乐舞观，描述了唐代各类乐伎的命运和生活，探讨了乐舞诗所具有的历史价值，以及乐舞诗独特的表现手法和它拥有的艺术魅力。
在唐诗与绘画方面，成果很多。学界除了研究了王维诗中的“画意”、杜甫的题画诗和杜诗中的绘画美，还从宏观的角度探讨了唐代诗歌与绘画之间的交融和互相影响。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陈华昌的《唐代诗画艺术的交融》、王启兴的《唐代画诗沟通的几个美学问题》、《唐代诗人和绘画――从一个侧面探讨唐代诗人的精神文化生活》、陶文鹏的的《传神肖貌诗画交融――论唐诗对唐代人物画的借鉴吸收》、《唐诗与绘画》等。其中王启兴后文通过对唐代绘画艺术空前繁荣和发展的探索，进而多方面具体考察了唐代诗人深爱绘画佳作这一精神文化活动的情况；同时对诗人题画、咏画诗的创作也有所论列。陶文鹏著旨在以唐诗为基点，论述唐诗与绘画的种种关系，以大量的题画诗、山水田园诗、人物素描诗、咏物诗和绘画代表作，阐述“绘画是不说话的诗歌，诗歌是看不见的绘画”；“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人们透过书中所列举的唐代诗歌，可以了解到当时的山水画、人物画、花鸟画、宗教画与诗歌相互渗透、相得益彰之妙，品味我国古代诗歌艺术和绘画艺术传统悠久、风貌独特之趣。
在唐代诗歌与园林别业方面，也产生了一些成果。其中主要有葛晓音的《山水田园诗派研究》、李浩的《唐代园林别业考论》、林继中的《唐诗与庄园文化》等。其中葛晓音著认为，王绩是唐代别业山水诗的先导，王绩特别善于在山水描写中缀以野兴幽情以表现隐士的高古闲雅，善于渲染高卧静室、面对松风泉影、服药弹琴的闲趣。该书还详细分析了盛唐山水诗多作于别业之中的原因和特色。作者认为，盛唐山水田园诗能从别业中产生，与当时的构筑崇尚风光、不加穿凿的审美趣尚有关系。由于当时著名权贵和普通官吏的别业都以“自然成野趣”为上，到处是高朗的天空，开阔的田野，澄清的陂塘，大片的丛林和幽静的山谷。山水田园风光融成一片，反映在诗歌中，自然就使山水与田园两大题材互相渗透，合为一体了。李浩著是一部对唐代园林别业进行全面考证，对唐代别业与文人的文学创作之关系进行系统研究的论著。该书上编详细探讨了唐代园林别业的历史风貌、景象构成和意境创造，分析了唐代园林别业与文学创作、文人隐逸、士林风尚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就艺术发生的实际过程看来，首先应该注意的是文学对别业园林的影响，即“诗以兴游”、“园借文传”；然后作者又反过来阐述了唐代园林别业对诗文创作的促进作用，即“吟咏之材”、“山水之喻”和“江山之助”。该书下编则按唐代的行政区划“道”，一一考证出当时全国各地的园林别业的名称和情况。林继中著从文人心态、诗歌创作和美学意蕴三个层面展开对唐诗与庄园文化各种关联的探讨，意在展示庄园文化对唐代文人特别是诗人心态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影响，并详细寻绎出诗歌创作中庄园文化的影响，最后作者将这种种关联归结为佛教禅宗与道家玄学思维催化下一种诗歌美学与意蕴的“韵外之致”。
就唐代文学与书法艺术之关系而言，则有于植元的《从书法看唐诗》、裴芹的《漫说唐代诗人和书法》、王元军的《唐人书法与文化》等。其中王元军著有一小节是专论“唐诗与书法”的，作者指出，我们不应该漠视这样一个事实，在《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字学典·书家部》中，共载录了唐代书家六百四十多人，而唐代著名诗人几乎全在其中。这给我们透露了一个信息，唐诗人几乎都是书家。当然，如果放在唐代，他们不一定是开宗立派的书家，只是善书家，但诗人与书法关系之密切不可分割，这是无可疑惑的。诗人书家的优势是，他们可以凭藉其特有的艺术激情使书法更具韵致。他们有书作流布于世，也有论书诗为世人所传诵，这些不仅为研究唐代书法艺术、书法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同时又反映了诗人们的审美观。作为唐代文坛影响力最大，传播最远、最广的诗歌，其中的论书诗又反过来影响了书法艺术创作。同时，唐代高水平的舞蹈又很容易感染想象力丰富的诗人，并使他们从中悟出书法与舞蹈之间内在的联系。
五、唐代文学的史料考证和研究资料的整理
本世纪唐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与唐代文学相关的史料考证和研究资料的整理，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
唐代文学的史料考证 在本世纪上半叶，对唐代文学相关的史料进行系统、深入考证的学者不太多，主要是岑仲勉。他从四十年代初开始对传世的唐代史料进行钩沉索隐，考证辨析，先后写出了《补翰林两记》、《登科记考订补》、《读全唐诗札记》、《读全唐文札记》、《唐集质疑》等论文，先后出版了《唐史余沈》、《唐人行第录》和《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等对唐代文学研究极有助益的著作。
其《唐史余沈》虽然是作者的一部读史笔记，但其中论述、考证唐代文士生平和创作、文集流传情况也不少，所以对深入研究唐代文学也不无裨益。《唐人行第录》一书博采传世和新出土的唐五代资料，对唐人行第一一进行考订，且编排有索引，对阅读和研究唐代诗人的交游和生平和正确理解作品的内涵，有较大的帮助，故自问世以来，一直为唐史研究者和唐代文学研究者的案头常置之工具书。《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则是作者对《尚书省郎官石记》进行全面的复查、勘核、考订、注补的成果，其中主要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证定原题名之顺序，各归其本；二是，订正各司名下的任官事迹。其中多发人所未发，创获甚多。对研究唐代文学家的生平有不可忽视的参考价值。
五六十年代，学界对唐代文学的史料考证也不太重视。当时在这一方面用力较多、成果较丰者当推马茂元。从1964年开始，作者为了撰写《唐诗史》做准备，先行着手编著《唐才子传笺证》。试图借辛氏之书引出线索，旁征博采，辨析异同，将有关唐代诗人的传记材料，全面系统地加以考订，从而对唐诗风格流派之形成及其传统继承关系，进一步作深入的探讨。经过两年的努力，作者写出初稿约二分之一。但是这部稿子在文革之中全部佚失了，只剩下两个副产品――《读两〈唐书·文艺（苑）传〉札记》、《唐诗札丛》。这两个成果实际上都是对唐代文学家生平事迹的考订，前者主要是针对初盛唐作家的，后者也只剩下初唐部分。但马茂元的这种做法启发了文革之后相当一部分研究者，后来傅璇琮、周勋初等学者正是沿着马茂元的这个思路展开研究的。
文革之后，直到世纪末，是唐代文学资料考证的丰收期。就唐代诗人生平考订的成果而言，主要有傅璇琮的《唐代诗人丛考》、谭优学的《唐诗人行年考》、王达津的《唐诗丛考》、卞孝萱的《唐代文史论丛》、周勋初的《文史探微》、陈耀东的《唐代文史考辨录》、吴在庆的《唐五代文史丛考》、陈尚君的《唐代文学丛考》等。
其中傅璇琮著对唐高宗至唐德宗前期28位著名诗人的事迹作了审慎翔实的考证和辨正，由于作者所考多为史书语焉不详或事迹错讹较多的的诗人，所以具有较大的学术价值；另外，该书在作家作品考辨的同时，还从文学艺术的整体出发，对所考诗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对当时诗坛的创作、评论及流派活动情况，间有论述，稍作探讨，指出了某些文学现象，提出了若干唐诗论题，具有促进唐代文学深入的意义。卞孝萱著收入其五十年代以后所撰论文二十余篇，以对中晚唐文史的考证为主，偏重于唐代小说与政治之关系的研究。吴在庆著的重点在晚唐五代文学史料的考辨，全书由名字考、生卒年考、籍贯考、登科记考、生平仕历考、诗文题目作者及失收诗文辨补、诗文人名及作年考辨等七个部分组成，由于晚唐五代史料缺失严重，作家作品的研究难度大，所以本书的出版，就为晚唐五代甚至整个唐五代文学研究的开展和深入，提供了较为坚实可信的史料基础。陈尚君著中既有对唐五代诗人生平问题的综考，如《唐诗人占籍考》、《唐代闽籍诗人考》、《“花间”词人事辑》等；又有对某个作家生平事迹的考证，如《李白崔令钦交游发隐》、《杜甫为郎离蜀考》、《杜甫离蜀后之行止原因新考》、《张碧生活时代考》、《温庭筠早年事迹考辨》等。其中《唐诗人占籍考》尤具新意，文中根据现有研究成果，作了唐代诗人的地域分布及唐前后期变化的统计，对探索唐代文化地理和唐诗风貌与地域文化之关系极有参考价值。
另外，八十年代以后还出版了一些与唐代文人生平研究有关的一些资料整理和考订的著作，如严耕望的《唐仆尚丞郎表》、郁贤皓的《唐刺史考》、傅璇琮主编的《唐才子传校笺》、王仲镛的《唐诗纪事校笺》、吴汝煜的《全唐诗人名考》、徐敏霞等校注的《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戴伟华的《唐方镇文职僚佐考》、岑仲勉校记、郁贤皓、陶敏整理的《元和姓纂（附四校记）》、韩理洲的《新增千家唐文作者考》、陶敏的《全唐诗人名考》、陈国灿、刘健明主编的《〈全唐文〉职官丛考》、张忱石点校的《唐御史台精舍题名考》、赵超编著的《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集校》等。
相关的论文主要有：陈鳣的《唐才子传简端记》、张忱石的《〈全唐诗〉“无世次”作者事迹考索》、《徐松〈登科记考〉续补（上、下）》、陶敏的《〈全唐诗作者小传〉正补（一）》、郁贤皓的《〈全唐诗作者小传〉正补（二）》、胡可先的《〈登科记考〉匡补》、《〈登科记考〉匡补续编》、《〈登科记考〉匡补三编》、陈尚君的《石刻所见唐代诗人资料零札》、陶敏的《〈唐人行第录〉正补拾遗》、熊飞的《〈唐刺史考〉小补》、张瑞君的《〈唐代诗人丛考〉补正两则》、吴在庆的《唐五代作家生卒年考》等。
唐代文学典籍的整理和考证 就唐代文献的重新整理和考辨方面的专著而言，本世纪除了重印了《全唐诗》、《全唐文》、《唐大诏令集》、《文苑英华》、《太平广记》等前人汇辑的大型总集，还出版了万斯年的《唐代文献丛考》、元结等编选的《唐人选唐诗（十种）》、万曼的《唐集叙录》、任半塘的《唐声诗》、王重民等辑录的《全唐诗外编》、孙琴安的《唐诗选本六百种提要》、陈伯海、朱易安编《唐诗书录》、池田温的《唐代诏敕目录》、〖清〗李调元编、何光清点校的《全五代诗》、陈尚君编著的《全唐诗补编》、周绍良的《唐代墓志汇编》、孙兰风等编集的《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傅璇琮等编著的《唐人选唐诗新编》、张伯伟的《全唐五代诗格校考》、佟培基的《全唐诗重出误收考》等著作。
相关的论文则主要有：刘师培的《读全唐诗发微》、罗振玉的《宋錾文苑英华校记》、建猷的《跋明翻刻宋本唐百家诗零本》、闻一多的《全唐诗校读法举例》、胡怀琛的《全唐诗的编辑者及其前后》、段琼林的《宋錾文苑英华辩证校记》、朱希祖的《全唐诗之来源及其遗佚考》、李嘉言的《全唐诗辩证》、岑仲勉的《读全唐诗札记·读全唐文札记·唐集质疑》、孙望的《全唐诗补逸》、王仲镛的《〈唐诗纪事〉校读举例》、李长路的《论唐人绝句的总集与选集》、葛兆光的《唐代文章总集（《全唐文》）》、张步云的《唐代逸诗辑存》、佟培基的《季振宜与〈全唐诗〉》、《〈全唐诗〉无考卷续考》、华钟彦的《〈全唐诗〉校补举例》、吴企明的《〈全唐诗续补遗〉溯源志异》、《唐人选唐诗八集流传散佚考》、《从唐诗载录看〈诗渊〉的价值与弊病》、王欣夫的《唐集书录十四种》、何法周的《〈文苑英华〉、〈唐文粹〉的编选情况、相互关系及其他》、孙方的《唐诗的辑佚及其问题》、胡可先的《〈全唐诗外编〉杂考》、《〈全唐诗外编〉辩伪》、《〈全唐诗〉“无名氏”诗考索》、《唐代墓志汇编残志考》、梅新林的《略谈宋代的唐诗整理》、傅璇琮的《关于〈全唐诗〉的改编》、何法周、孙方的《吸收唐诗研究成果，修纂新的唐代诗歌总集，改编〈全唐诗〉的一些具体设想》、李岩的《唐代文献典籍构成类析》、陈尚君的《述〈全唐文〉成书经过》、程章灿的《唐代墓志所见隋唐经籍志辑考》、张固也的《〈唐代墓志所见隋唐经籍志辑考〉补正》、韩理洲的《新出土墓碑墓志在唐代文史研究方面的学术价值》等。
唐代文学研究工具书和研究资料汇编 除了上面述及的对唐代文史典籍进行整理和考辨的成果，本世纪尤其是八十年代以后，学界还推出了索引、引得、词典、百科全书等唐代文史研究方面工具书和研究资料汇编。
本世纪较早从事唐代文史研究工具书编纂工作的当数洪业领导的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的诸位先生，他们于三、四十年代先后编纂出几十部常用古籍的引得，其中《杜诗引得》、《唐诗纪事著者引得》、《艺文志二十种·食货志十五种综合引得》和《佛藏子目·道藏子目》与唐代文学研究关系较大，至今仍嘉惠学林。
八十年代以后，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工具书的重要，很多学者进入到这一领域，先后编撰出了不少大型、实用的唐代文史研究工具书。
其中索引类的著作有傅璇琮、张忱石、许逸民编著的《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索引》、张忱石编《全唐诗作者索引》、武秀珍等编纂的《万首唐人绝句索引》、孙公望编著的《唐宋名诗索引》、河南大学唐诗研究室编著的《全唐诗重篇索引》、张万起的《新旧唐书人名索引》、方积六的《唐五代五十二种笔记小说人名索引》、吴汝煜的《唐五代人交往诗索引》、陈抗等编著的《全唐诗索引》、〖日〗平冈武夫主编的《唐代研究指南》等。
辞典类的著作则有萧涤非主编的《唐诗鉴赏辞典》、范之麟、吴庚舜主编的《全唐诗典故辞典》、李文学编著的《唐诗典故辞典》、王洪主编的《唐诗百科大辞典》、周勋初主编的《唐诗大辞典》、周祖譔主编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孙寿玮编纂的《唐诗字词大辞典》等。
资料汇编类著作则有周勋初主编的《唐人轶事汇编》、陈伯海主编的《唐诗论评类编》、《唐诗汇评》等。
值得注意的是，到世纪末，又出现了一些唐代文史研究方面的电子检索工具和网络检索工具。其中较早问世的有台湾中央研究院开发编撰的“汉籍全文电子资料库”，又称“瀚典资料库”，其中有中华书局整理排印本《二十五史》的全文，既可浏览、输出，又可全功能检索，其主页地址是：http://www.sinica.edu.tw。另外，台湾元智大学和北京大学计算机中心合作研制的“唐宋文史资料库”中，已有《新唐书》可供检索，他们还拟将《全唐诗》、《唐代传记资料》也上到网上，供唐宋文史研究工作者查检，其网址为http://cls.admin.yzu.edu.tw/tasuhome.htm。
比台湾起步稍晚一些，大陆一些学者和单位也做了一些唐代典籍的电子化工作。较早问世的是由尹小林设计并制作的《全唐诗光盘检索系统》，该系统以电子光盘的形式为唐代文史研究者浏览全文、全面检索《全唐诗》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尹小林还对中国古代重要的文化典籍进行了全面的电子化整理，目前已经整理出来的与唐代文史研究有关的数据库主要有“二十五史”、“诸子”、“全上古秦汉三代魏晋六朝文”、“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唐诗”、“全唐五代词”、“全宋词”、“太平广记”、“乐府诗集”，正在整理的数据库主要有“全唐文”、“中国诗话集成”、“通典”，将要整理的数据库则有“唐代墓志汇编”、“历代笔记小说、笔记史料集成”、“全唐五代文”。他已经建立了“国学网站”，供唐代文史研究者上网浏览、检索和下载。其网址为：http://www.guoxue.com。
和尹小林以个人的精力进行典籍电子化整理不同，北京大学中文系则以学校充足的财力和丰富的人力资源为后盾，近两年来也一直致力于唐代文史典籍电子化的工作。他们已经推出的成果主要有“全唐诗电子检索系统”，该系统以中华书局排印本《全唐诗》为底本进行电子化处理，同时又附加了不少相关的典籍和研究资料。如在其中的“唐前诗集”中就包含有逯钦立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史传资料中，包含有《新旧唐书》和《唐才子传》，另外，还有《乐府诗集》也隐含在其中，因而具有较大的使用价值。但是由于这么多资料全部隐含在“全唐诗电子检索系统”中，没有单行别出，所以给需要检索和浏览这些附加资料的使用者带来了不少困难。其网址为：http://chinese.pk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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