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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曹雪芹的生平思想
曹雪芹(1715?—1763?)，名霑，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圃、芹溪。祖籍东北辽阳。大约在明末，曹雪芹的祖先迁居东北，入了满籍，属汉军正白旗“包衣”人。后其祖随清兵入关，得到宠幸，成为显赫一时的世家。《红楼梦》中说：“吾家自国朝定鼎以来，功名奕世，富贵流传，已历百年。”又说：“如今我们家赫赫扬扬，已将百载。”虽讲的是贾家，却也可以看作是曹家的写照。
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的一代是曹家的全盛时期。曹寅，字子清，号楝亭，做江宁织造一直到死，一共做了二十年。最后八年，又兼巡视两淮盐漕监察御史，也是一个头等的财赋要职。曹家这时阔绰的情况，见之于不少笔记的记载。单看清康熙皇帝五次南巡，均以江宁织造署为行宫，后四次又都在曹寅任内，便可见当日曹家之阔绰，与皇帝关系密切之程度。曹寅又是一个结交天下名士、提倡风雅的人。他和当时的一些文人名流如施润章、陈维崧、尤侗、朱彝尊、洪昇都有友谊并时常诗酒往还。他又是一个著名的藏书家和校勘家，《全唐诗》就是由他主持刊刻的。他所刊刻的书籍向来被认为是善本。他自己也很博学、能诗，有《楝亭诗钞》、《楝亭十二种》等书。所以，曹家虽然很早入了旗籍，成为当时显赫一时的贵族，但又不是一般的暴发户，而是有着颇深的文化教养的世家。
曹雪芹的少年时代，曾经经历过一段极为富贵繁华的贵族生活。他生下来的时候，曹寅已死，他的父亲曹頫还在做江宁织造。但是，在曹雪芹约十岁时，由于清室内部政治斗争的牵连，曹家遭受—系列打击。先是曹頫被革职，次年被抄家，南京房舍全部被没收，曹雪芹随全家迁回北京居住。曹家从此一蹶不振，日渐衰微。
曹雪芹迁居北京后，先在一所贵族学校(宗学)里当舍夫，相当于杂役。晚年，搬到北京西郊的一个小山村里过着“蓬牖茅椽，绳床瓦灶”、“举家食粥”的贫因生活。
曹雪芹善诗，除《红楼梦》里给我们留下的诗词以外，现保存下来的诗，只有他题敦诚《白香山琵琶行》传奇中的两句：“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他的诗据朋友们讲，是“诗胆昔如铁，堪与刀颖交寒光”(敦诚《四松堂集》)。说他“诗笔有奇气”，风格效法李贺而又不被束缚。从现存诗歌来看，曹雪芹诗歌风格与李贺的确相近，说他的诗胆如铁，“诗笔有奇气”，也并非虚誉。
曹雪芹还善于绘画，并颇见功力。敦敏在《题芹圃画石诗》上说：“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见此支离。醉余奋扫如椽笔，写出胸中魏碣时。”从这四句诗，可以知道石头是曹雪芹经常画的题材，而且，他在“无才补天”的石头上，寄托着自己怀才不遇的情感，寄托着他孤高傲世的性格，可惜这些画我们现在看不见了。
《红楼梦》写成于曹雪芹凄凉的晚年。根据主要是甲戌本脂评上有“壬午除夕，书未成，雪芹泪尽而逝”的话。又根据《红楼梦》第一回上说：“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的话，可知此书至少在干隆九年，即1744年以前就已经开始创作了。大约在《红楼梦》写到快近于尾声时，曹雪芹因为小儿子夭殇，感伤成疾，终于在除夕的晚上“泪尽而逝”。据一些资料表明，曹雪芹去世之前，《红楼梦》前八十回基本上完稿，后面也写了一些，但当时就已经“迷失”，找不着了。
曹雪芹所出身的贵族家庭和他的生活经历，给他主要带来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在他的身上烙下了许多难以消磨的阶级印记。尽管他后来成为这个阶级的逆子贰臣，一个叛逆者，但他和自己的贵族阶级之间始终存在着温情的眷恋，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在他的世界观上，形成了一些空幻的、虚无的、悲观的消极思想。而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则是贵族家庭的由极盛走向极衰，这一巨大变化，磨炼改变着这个贵族子弟的思想，使他的文学才能没有被埋葬在糜烂的贵族生活里，在他经过贫民的生活体验之后，对所出身的阶级和经历的一切有了比较清醒的回顾和认识，并得以发挥处在富贵安乐环境中所不能发挥的才华。
第二节 《红楼梦》的版本和高鹗的续书
《红楼梦》初名《石头记》，最早以八十回抄本的形式在社会上流传。
这些抄本上最初有署名为脂砚斋、畸笏叟等人的评点。一般习惯上把这些评点的《石头记》称为脂砚斋抄本，简称脂评本。属于这个系统的本子，历年来不断有所发现，至今已有十余种。主要有大兴刘铨福藏抄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称甲戌本或脂铨本)，只存十六回；北京大学藏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称庚辰本或脂京本)，原为八十回，缺六十四回和六十七回，这个本子在脂评本系统中较为完整；清怡亲王府抄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称己卯本或脂怡本)，仅存三十八回；戚蓼生序有正书局于1912年出版的石印本(称有正本、戚序本或戚脂本)。
脂砚斋是谁，脂评的作者究竟有多少人，身份如何，历来是红学研究家感兴趣的问题而众说纷坛。可以确定的是脂砚斋和畸笏叟与作者有密切关系，对《红楼梦》的创作过程非常熟悉，因此，脂评向来为研究《红楼梦》的学者所重视。
乾隆五十六年(1791)，程伟元和高鹗对社会上流行了二十余年但“无定本”的《红楼梦》做丁一番“细加厘剔，截长补短”的工作，并增补了后四十回，合成一部故事完整的小说，用活字排印出来。于是，《红楼梦》第一次以印本的形式出版了，这就是人们通常称的程甲本。次年，程伟元和高鹗又做了一些“补遗订讹”的工作，重新排印，这就是社会上最流行的程乙本。自百二十回本《红楼梦》出来以后，脂评本系统就被程本所代替，而《红楼梦》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由北方到南方大量流行起来。当时的人曾这样写道：“自铁岭高君梓成，一时风行，几乎家置一集。”
后四十回文字，一般认为是高鹗(1738?～1815?)所补。高鹗，字兰墅，一字云士，别号“红楼外史”。汉军镶黄旗人。曾考取过举人、进士，在乾隆、嘉庆两朝做过翰林院侍读、江南道御史、刑科给事中等官职。着有《兰墅诗钞》、《兰墅十艺》、飞吏治辑要》等书。
总体来说，补作的后四十回基本上遵循着曹雪芹的原意，也体会到作者的某些艺术用心，作了一些颇为得宜的处理。《红楼梦》的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前后呼应，气氛也较一致，使读者产生了连成一体的印象，使《红楼梦》成为结构完整、首尾齐全的巨著。在某些重要情节上，如贾府的被抄，特别是在宝黛的爱情故事上，高鹗完成了悲剧结局，表现了它的悲剧主题。在艺术表现上，后四十回也有出色之处，比如第九十六回至第九十八回，写黛玉从傻大妲口里得知宝玉将娶宝钗的消息后，一连串的情绪变化．跌宕起伏。接下来的黛玉焚稿发病，虽着墨不多，悲凉惨淡的气氛却力透纸背，显示了极高的才情和功力二使无数读者受到强烈的感染。
但是，补作的缺陷也很显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后四十回写一直绝意于仕进的贾宝玉忽然去参加科举考试，金榜题名，背离了这一人物坚决不走封建仕途的叛逆性格。二是补作又使不可避免地要走向衰亡的封建家族忽然中兴，“沐皇恩，延世泽，兰桂齐芳”，也违背了原作对封建社会所作的“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宣判。三是，后四十回过多地渲染了神鬼显灵、因果报应。这类描写，虽然前八十回中也可以见到，但补作显然更加突出。
总的来说，高鹗的补作尽管其总倾向、风格和原著有着距离，存在不少缺点，但还是功不可没。二百多年来，《红楼梦》续书补作不少，唯有高鹗的补作与原著合在一起在群众中广泛流传，这本身就是一种评价。
第三节 《红楼梦》的思想内容
在中国文学史上，很少有几部作品，能够像《红楼梦》那样细密精微，然而又深沉阔大地从整个社会的结构上，揭露出封建社会从根干到枝叶的全部腐败。《红楼梦》从一个贵族大家庭的兴衰变化，暴露了封建社会末期的种种黑暗及其不可克服的矛盾，从而展示出封建社会必然走向崩溃的历史命运。同时通过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婚姻悲剧以及一大批女性所代表的青春、爱情、生命之美的被毁灭，表达了作者对社会和人生经过深沉探究之后所得到的启示。
小说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写出贵族大家庭必然崩溃的命运的：
首先是贾府生活上的穷奢极欲，挥霍浪费。穷奢极侈，成了这个腐烂的贵族家庭里最触目的特征。名目繁多的珍贵器玩填满了各个角落，精工烹调的美味珍馐更是一日三餐。至手逢到婚丧喜庆，奢华靡费的程度便更加惊人。《红楼梦》写大的婚丧喜庆场面共三次。秦可卿的死，单一口棺材，就化了一千两银子。送殡时，大小轿车，各色执事，“有如压地银山一般”。元春省亲更是奢靡铺张，连元妃都感叹“奢华过实了”。最后一次是贾母过八十寿辰，贾府已危机四伏，然而这次祝寿，仍化了几千两银子。贾府奢侈糜烂的寄生生活，使他们不可避免地走向破败没落。尽管小说描写了贾府有着丰厚的俸银收入和残酷的地租剥削，但贾府的经济却入不敷出，山穷水尽。这一趋势，贾府上下人，从主子到奴隶都不同程度地感受到了。精细的秦可卿托梦给王熙凤预言家事的破败。管家的王熙凤说；。“这几年出去得多，进来的少，总绕不过弯儿来。”丫环小红则说：“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谁守一辈子哩?不过三年五载，各人干各人的去了。”外表上垣垣赫赫而内囊已尽，由于挥霍财富而迅速走向崩溃，任是什幺人也无法挽救，这概括了末期封建社会经济上的普遍特征。
其次是，贾府子弟们精神上堕落空虚，道德败坏，荒淫无耻。《红楼梦》对于贾府可以说写了五代人。第一代人是打天下的宁国公、荣国公，表现出的是贵族英雄主义，然而已是往日黄花。第二代人是贾代化、贾代善，默默无闻。第三代人，有的逃避现实如贾敬，有的一味淫滥如贾赦，有的庸碌无能如贾政。第四代人分化更厉害，有的荒淫无耻，如贾珍、贾琏，有的则走向叛逆如宝玉。第五代人中，贾蓉像他的父亲一样荒淫堕落，贾兰则像他母亲李纨一样只是供人笑谈的玩偶。这五代人是一代不如一代。曹雪芹特别写了贾府子弟的淫乱无耻，淫欲的放纵已经达到了乱伦的地步。正如焦大所骂：“我要往祠堂哭太爷去，那里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生来，每日偷鸡戏狗，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我甚幺不知道!”贾府这帮贵族子弟的行径可以说是整个封建末世贵族子弟精神世界的集中代表，而整个封建社会的堕落解体和不可救药也正在于此。
再次是，揭露了贾府在社会上胡作非为、残害人命，在家族内部实行残酷统治，对奴隶进行欺凌和迫害的罪行，并从这个贵族家庭伸展开去，更为广阔地揭露了整个豪门贵族的罪恶。最典型的是第四回由争夺一个薄命女所引起的人命案。作者不但写出封建时代妇女的悲惨命运，而且写到制造悲剧的与贾府有至亲关系的史家、王家、薛家都声势垣赫，为所欲为，连官府也怕三分。身为应天府尹的贾雨村慑于护官符的威力，对于薛蟠打死人命不仅不闻不问，徇情枉法，而且还特意修书向贾府讨好。通过这样的描写，《红楼梦》所反映出来的就不单是贾府，甚至也不单是贾、吏、王、薛四大家族的罪恶，而是整个封建社会的罪恶。
最后是，作品深刻地揭示了贾府家庭关系上的重重矛盾。从表面上着，这个封建大家族好象是数代同堂，绕膝承欢，充满了所谓天伦之乐。可实际上，这个封建家庭的各个成员之间，几乎无时无地不在勾心斗角，充满了倾轧和猜忌，而又主要表现在争夺家业的管理和继承权上。由于贾母是荣宁二府最上端的家长，因此，她是这个家庭最受尊敬、也是最有势力的人物。讨她喜欢、争取她的宠爱，便成了荣宁二府主子们很重要的事情。王夫人、凤姐为一派，特别是凤姐，一有机会就要在这个老祖宗面前献殷勤，讨欢心。而贾赦夫妇由于得不到这个欢心，心怀不满，又不敢明说，便时时找机会发泄。最生动的例子就是第七十五回贾赦在中秋节家宴上借说笑话暗刺贾母偏心，说：“你不知天下作父母的，偏心的多着呢!”于是贾母悻悻地说：“我也得这婆子针一针就好了。”后来，由于宝玉在宴席上、作诗受到称赞，贾环技痒也作诗一首，贾赦立即称赞说：“以后就这样做去，这世袭的前程就跑不了你袭了。”贾赦的妻子邢夫人由于不得宠，对王夫人、凤姐心怀妒嫉，借绣春囊事件发难，向王夫人、凤姐进攻，结果引起了一场抄检大观园的风波。
至于为了争夺荣国府的继承权，赵姨娘和贾环同王夫人之间所发生的冲突就更剧烈了，以至赵姨娘勾结马道婆用魇魔法企图把贾宝玉和风姐害死。贾环故意烫伤宝玉，在贾政面前说宝玉坏话，直接导致宝玉挨打。赵姨娘和风姐，以及和亲生女儿探春之间也不断剧烈冲突。总之，在这个封建家庭内部矛盾重重，父子母女之间，兄弟姊妹之间，姑嫂妯娌，夫妻嫡庶，以及亲族亲戚之间，都处在复杂交错的矛盾利害冲突之中。用探春的话说就是：“咱们倒是一家子亲骨肉呢!一个个象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红楼梦》所反映出来的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贾府所独有的现象，甚至也不是当时封建社会所独有的现象，而是阶级社会本质的反映。
《红楼梦》对封建社会的批判不仅深刻，也极其广泛。封建社会里所存在的很多问题，无论是典章制度、道德法律、文化教育、宗教信仰、思想观念以至风俗习惯等等，曹雪芹都做了广泛的反映和不同程度的审视。其涉猎之广，堪称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正如王希廉所说：“《红楼梦》可谓包罗万象，囊括无遗，岂别部小说所能望其项背!”(《红楼梦总评》)而其中尤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激起读者的同情、感慨和深思。
曹雪芹在表现这一爱情悲剧时，并没有把悲剧冲突放在肤浅、表面的尖锐状态中，而是真切细腻地描叙了林黛玉和贾宝玉从两小无猜到相知默契的感情历程中同周围环境的对立。林黛玉初来贾府时，贾府上上下下对于她可能成为贾府儿媳怀着很大兴趣。善于看风使舵、窥察贾母神色的凤姐就多次打趣林黛玉，第二十五回亲昵地戏称：“你既吃了我们家的茶，怎幺还不给我们家作媳妇儿?”第六十六回兴儿对尤氏姊妹介绍贾府人物时，颇自信地说：“贾宝玉的婚事,将来准是林姑娘定了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林黛玉孤傲性格的发展和叛逆思想的外露，她逐渐失去贾府统治者们的喜爱。她和贾府的冲突，是以一种表面平静而内在深刻的形式进行的，是真正尖锐的。宝玉和黛玉的爱情成为悲剧，不是由于宝钗的出现，也不是简单地由凤姐、王夫人、贾母造成的。对于这些宝黛爱情悲剧的直接制造者，曹雪芹并没有把她们写成像传统的戏剧小说里的小丑一样拨乱其间，而是写她们沿着封建社会不可抗拒的社会法则在进行活动。并不是由于简单的门不当户不对，并不是简单地由于自由恋爱触犯了封建婚姻制度，而是在于这一爱情本身所包蕴的反封建色彩为社会所不容造成了悲剧，这是曹雪芹高出于他的前辈的地方，也是写得更深刻的地方。
伴随着以贾府为中心的四大家族必然没落的悲剧和宝黛钗的爱情婚姻悲剧，《红楼梦》还写出了大观园中另外一大批青年女性的悲剧命运：晴雯含冤惨死，司祺为追求婚姻自主碰墙丧生，鸳鸯为逃避贾赦的迫害悬梁自尽，尤二姐在夹缝中仍难苟活，尤三姐刚烈贞节却难觅知音。乃至高贵的元春枯萎在“见不得人”的皇宫之内，精明的探春被迫远嫁边疆，孤僻的惜春遁入空门自了，其它如巧姐、湘云、李纨以及芳官、香菱、紫鹃、平儿，无一不是悲剧结局，即使那个“男人万不及一”的王熙凤，最后也只落得个“哭向金陵事更哀”的下场。这些女性尽管地位不同，教养各异，性格有别，却都年轻，貌美，有才华，洋溢着青春和生命之光。她们的悲剧和宝黛悲剧一样是产生在同一块土地上-，是因为生活在末世而“运偏消”。正是时代的悲剧，家族的悲剧，决定了这些女性的悲剧，而这些女性的悲剧，又作为整个家族悲剧的和声织体，汇合到时代和家族悲剧的交响乐之中，表达了曹雪芹对社会、人生、命运的思考和探索。
第四节 《红楼梦》的主要人物形象
贾宝玉是《红楼梦》的中心人物，也是作者着力最多、写得较为成功的人物。在他身上既有著作者的影子，也寄托着他对人生和现实的反思。
关于他的形象，作者在第三回有过概括而形象的说明：“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庶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时光，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绔与膏粱，莫效此儿形状。”在这两首《西江月》词中，作者所赋予贾宝玉最鲜明的性格，就是与当时的社会格格不入的叛逆精神。而在这以后的描写，都无非是这两首词的深化和形象说明。
贾宝玉性格的特点，首先是对于锦衣玉食、安富尊荣生活的不满、厌恶，乃至愤懑。第七回他感慨地说：“可恨我为什幺生在这侯门公府之家?绫罗纱锦也不过裹了我这枯木朽株。羊羔美酒也不过填了我这粪窟泥沟。富贵二字，真真把人荼毒了。”第七十一回，贾宝玉更是愤慨地说：“我只恨我天天圈在家里，一点儿做不得主，行动就有人知道，不是这个拉，就是那个劝，能说不能行。虽然有钱，又不由我使。”封建贵族的沉闷生活，使他心中充满了孤独、寂寞和哀愁，也刺激了贾宝玉要求摆脱束缚的性格发展，并导致了他在思想和行动上对一系列腐朽的封建制度和教义的怀疑否定。他对八股文深恶痛绝，认为那只是“后人饵名钓禄之阶”，是“诓功名混饭吃的”。贾政督逼他必须把四书“一齐讲明背熟”，他读了几年，仍大半夹生，“断不能背”。但却对当时的“淫词小说”《牡丹亭》、《西厢记》非常喜爱。他不肯走当时一般贵族子弟所走的“学而优则仕”的“为官为宦”的道路，更不愿同官场人物交际，骂那些热衷功名的人都是些“国贼禄鬼”、“沽名钓誉之徒”；却对封建社会最低层的艺人和奴婢怀着深深的同情和友谊，与出身平民的秦钟、家道贫寒的柳湘莲及艺人蒋玉函称兄道弟，对备受凌辱的丫环们温柔体贴，百般呵护。他对于男尊女卑的观念进行了大胆的挑战，把他的全部热情和理想寄托在那些纯洁的女孩儿身上。他认为“天地间灵淑之气只钟于女子，男儿们不过是些渣滓浊物而已”。他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于男子便觉得浊臭逼人。”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贾宝玉的叛逆性格具有发展上的一贯性、连续性，以及思想上的严肃性和不妥协性。他同姐妹们的亲疏远近；是以思想上的亲疏远近为标准的。第三十二回，他当众宣布：“林姑娘从来说过这些混帐话吗?要是她也说过这些混帐话，我早和她生分了。”这段文字告诉我们，宝玉和湘云、宝钗在思想上有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而同宝玉真正接近的只有黛玉。所以“黛玉听了这话，不觉又喜又惊。所喜者，果然自己眼力不错，素日认他是个知己，果然是个知己。”正是由于宝玉和黛玉的爱情是经过长期了解，是稳固地建立在思想同一的基础上的，宝黛之间的爱情才有了近代情爱色彩，而与封建的婚姻格格不入。
正如《红楼梦》思想内容的复杂一样，贾宝玉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形象。他不满意出身的贵族阶级及其生活，却并不知道什幺是更有意义的生活，因而常常陷入了矛盾、苦闷、无可奈何的境况之中。他向封建的传统文化提出挑战和怀疑，却并没有从理论上进一步否定孔孟之道，斩断对寄生生活的眷恋。他追求高尚的爱情生活，却多少也夹杂了纨绔习气，庚辰本第十九回有一则批语评论贾宝玉：“说不得贤，说不得愚，说不得不肖。说不得善，说不得恶。说不得正大光明，说不得混帐恶赖。说不得聪明才俊，说不得庸俗。说不得好色好淫，说不得情痴情种。”从某种意义上说明了贾宝玉性格内涵的丰富复杂。
林黛玉是全书另一位主要人物。由于父母早逝，寄居贾府的环境，形成她孤傲清高和敏感多疑的性格特色。她是贾宝玉的知己，对贾宝玉的许多违背封建礼法的行为不仅从不规劝，而且常常采用同情或支持的态度。封建社会对妇女所要求的那一套贞静温淑的做人标准，林黛玉也并不很留意。她也同贾宝玉一样，对当时的所谓淫词小说的《西厢记》、《牡丹亭》等书，心里记得烂熟，认为“戏上也有真正的好文章”。对于“非女孩儿家的本分”的读书写诗充满热情，以至成为她生活中重要的内容。她是大观．园中最富有诗人气质的女性，写诗不仅成为她的一种特殊爱好，也成为她抒写自己抑郁心情的工具。她对环境氛围的敏锐感受，思想情绪的丰富变化，大都借诗歌细腻含蓄表达出来。
林黛玉同封建社会的矛盾斗争集中表现在她同宝玉的恋爱婚姻上。可以说爱情完全是和她的生命联系在一起的。在黛玉的爱情生活中，她一面承受着以贾母为代表的封建家长的百般阻挠和干涉，一面又经历着内心强烈思想矛盾的磨难。因为在那个时代，自由恋爱被普遍认为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的林黛玉思想上不能不受着封建阶级的教养和熏陶，不能不在爱情上承受着痛苦和压力。因此，她一方面本能地热烈希望贾宝玉向她诉衷肠；另一方面，在宝玉真的向她坦露爱情时，她又“气得说不出话来”，认为那是“胡说”，是“欺负”她。因而在她和宝玉的爱情表现形式上常常呈现出一种矛盾曲折或喜怒无常的状态。当然，林黛玉的爱情终于还是突破了自己的封建意识继续向前发展了，而且最后在婚姻无望时决心以死来反抗，表现了极大的悲剧色彩。
薛宝钗恰与林黛玉形成鲜明的对比。如果说，林黛玉作为一个具有叛逆性格的少女，时时感到封建社会的冷酷和压力，在诗中唱道“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的话，那幺在薛宝钗那里，她同封建势力却没有丝毫矛盾，而是水乳交融，如鱼在水，时时咏叹着“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了。
薛宝钗出身于皇商家庭，因入京备选宫中才人赞善而借居贾府。她是封建淑女的典范，不仅．“德言工貌”兼具，知识广博，才华出众；而且“随分从时”，“装愚守拙”，善于处理复杂微妙的人际关系。“会做人”，是她性格中的最大特点。在贾母面前，她可以顺着老太太的心意说自己喜欢吃甜烂的食物，点戏时迎合贾母心思点热闹的戏文。元妃从宫里送来灯谜叫大家分猜，她明明心里感到“并无甚新奇”，但“口中少不得称赞”，只说难猜，故意寻思。对于平辈，她帮史湘云出东道，给贾宝玉送丸药，送黛玉燕窝，给赵姨娘送礼物。对于下人，薛宝钗更善于笼络，在帮助探春理家时，对他们“使之以权，动之以利”，施小惠而全大体，老婆子仆妇们都欢喜异常。乃至那个对贾府人无不怀着敌意的赵．姨娘都称赞说：“怨不得别人都说宝丫头好，会做人，很大方，如今看起来，果然不错。”会做人，离不开虚伪和矫揉造作，有时还隐藏着丑恶的剥削阶级本质。金钏儿被王夫人一掌打得投井自尽，贾府上下人都感到吃惊，乃至王夫人也禁不住良心的谴责，心里不安。独独薛宝钗保持着超乎常人的冷漠，甚至说：“十分过意不去，不过多赏她几两银子发送她，也就尽主仆之情了。”这里薛宝钗的表现，就同她的恶霸哥哥“打死人便如没事一般，自谓花上几个臭钱没有不了的”，没有什幺区别。
在大观园的少女群里，她是一个封建主义的忠诚信奉者。一有机会便宣传封建妇女道德。她对史湘云、林黛玉等说：“咱们女孩儿家不认字的倒好”。“只该做些针线纺织的事才是。”她更是不止一次地劝贾宝玉去“立身扬名”，“不可荒废仕途经济学问”。婚前她在宝玉面前絮叨，被宝玉冷落，然而婚后依然进行劝阻说教。
在对待婚姻问题上，薛宝钗深信所谓“金玉良缘”。因此，她对于林黛玉的讽刺浑然不觉。这一方面表现了她的庄重自持，另一方面也来自于她的坦然自信。在她看来，婚姻是天定的，是父母做主的事。对于宝玉，她并非没有爱慕之心，但是她从来不愿表露，总是远着贾宝玉，因为在她所信仰的封建礼教看来，一个女子表露爱情是最不道德的犯罪行为。正是因为薛宝钗恪守封建道德教条，“品格端方”，贾府的家长们为了迫使贾宝玉尽心“正务”，继承祖业，在婚姻上选择了薛宝钗。从表面上看，薛宝钗在恋爱的角逐中依靠封建势力的帮助取得了胜利。然而，出嫁之后，荣国府破败被抄，贾宝玉出走，她落得了一个守活寡的结局。从某种意义上说，她的命运同林黛玉一样，也是悲剧，不过是一种缺乏感动力量的悲剧，表明在那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下，叛逆者固然没有好的命运，它的忠诚拥护者也得不到好的下场。
王熙凤也是全书刻画最为成功的形象之一。在《红楼梦》里，她是一个特别活跃的中心人物；其地位与宝黛钗等几个相匹敌。她是荣国府的管家媳妇，还一度协理宁国府，集贾府家政大权于一身。在管理家政上，她精明强干，威重令行，又巧于应酬，“竟是个男人万不及一的”。她费尽心机维护着这个华阀世家的“虚体面”，“假排场”，也因此成为贾府各种矛盾的绾结点，树敌过多，心劳力绌，呼唤不灵。在个人品质上，她“嘴甜心苦，两面三刀；上头笑，脚底下使绊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她都占全了”。她毒设相思局，弄权铁槛寺。大闹宁国府，逼死尤二姐，其阴险狠毒，贪婪冷酷，令人不寒而栗。为了一己私利，她没有任何道德良心的约束，也不信“阴司地狱报应”，为所欲为，什幺伤天害理的事都做得出来。她辛辛苦苦地支撑贾府的目的，全然在于满足自己的权力欲望，利用这个家族的存在供其支配和剥削。“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而她也便在这个大家族的“树倒猢狲散”中走向了毁灭。
第五节 《红楼梦》的艺术成就
《红楼梦》在艺术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它不仅是对以往的中国古典小说所达到的成就的超越，而且具有鲜明的创新精神。正如鲁迅所说的：“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红楼梦》是通过一个家族的解剖反映社会全貌，是通过日常琐事来表现重大社会问题的小说。这是曹雪芹把在它之前的《金瓶梅》所提供的创作经验批判地接受过来，又加以天才发展的结果。就我国的白话长篇小说而言，在《全瓶梅》出现之前，像《三国演义》、《水浒传》，它们都是全面地笼统地反映社会面貌的。所写的人物也都是帝王将相、英雄豪杰。《金瓶梅》第一次截取社会的一个侧面，通过家庭的兴亡来反映社会，通过日常的琐事来反映重大的社会问题，所写人物也转向了市井之辈和不起眼的小人物，这在中国小说史上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但《金瓶梅》又有很严重的缺陷，这就是它描写上的自然主义。它写得琐碎，像流水账，特别是在能描写性关系时都大肆铺张渲染，近于变态，而且，在《全瓶梅》中几乎没有好人，一片龃龊，没有光明，没有理想。《红楼梦》高出于《金瓶梅》的地方在于，曹雪芹不仅在家常琐事，儿女痴情中深刻地揭露出封建社会的丑恶和黑暗，较之《金瓶梅》更能充分地体现统治阶级的腐朽没落，更能全面地揭示封建伦理观念的虚伪吃人，更能集中地反映封建末世的时代特征，更深刻地表现了作者对于人生的悲剧性认识，而且，曹雪芹在日常琐事的描写中还发掘了埋藏在日常生活中的美和诗意，抛弃了《金瓶梅》那种沉湎于无意义的生活琐事的描写，抛弃了《金瓶梅》中那些自然主义的糟粕，充满着热烈的追求和崇高的美的理想。曹雪芹也善于在日常生活的描写中掀起大的波澜，使情节跌宕起伏，连成一体。这些大波澜既是日常生活各种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又常常是整个故事发展的关键和转折点。比如像宝玉挨打，抄检大观园，就都具有这种作用。这就使《红楼梦》故事的发展避免了繁琐和沉闷，是《红楼梦》在《金瓶梅》基础上的创造性的发展。
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由于是从说书演变来的，因此在结构上一般都是单线结构，人物、故事大都沿着一条线索向前发展。《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基本都是这种结构。这种单线的结构，有流畅的优点，便于讲故事，便于听故事，缺点是单薄，缺乏多层次地同时展现生活的广阔性和多面性的能力。《红楼梦》不同，《红楼梦》采取的是网状结构。它以贾宝玉为全书主人公，并以主人公的爱情婚姻悲剧作为贯穿全书的主要故事情节，同时又串插了以贾府为代表的四大家族衰亡过程。从总的线索看，四大家族的衰亡成为主人公爱情悲剧的典型环境，而主人公的爱情悲剧又是发生在这个贵族家庭中的许多事件中的一件。此外，《红楼梦》还交织着其它许多无不和整体交相联系的人物和事件。比如像甄士隐的看破红尘，尤三姐的爱情悲剧，贾雨村的宦海浮沉，刘姥姥三进荣国府，等等。这些事件此起彼伏而又主次分明地展开，从而构成了一幅气象万千、变化多端的封建社会的生动历史画卷。在曹雪芹笔下，每个故事或情节都是作为整体的复杂组成部分而交错存在着，它不像《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儒林外史》等作品，是由一段一段故事串连起来，，每回有极强的独立性，《红楼梦》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它多面地、立体地、同时展现生活的各个场面，其中几乎没有什幺可以单独抽取出采而不损伤周围筋络的情节故事。它首尾相联，面面贯通，有如生活本身一样浑然一体。这种体大思精的结构，不仅反映了曹雪芹驾驭结构的天才，也显示出作者对封建社会内在规律的深刻认识。可以说在中国小说史上，还没有一部作品像《红楼梦》那样充分表现出社会关系的复杂性、联系性、整体性，那样立体地、多层次地反映着社会的全貌。
由于曹雪芹是以“目睹亲闻”，亲身体验过的生活作为他塑造人物的出发点，因此他笔下的人物就打破丁古典小说中“恶则无往不恶，美则无一不美”的写法，而是像生活本身一样丰富复杂。作者既突出了作品中人物性格的主要方面，又写出了他们性格的复杂性。像薛宝钗和花袭人，作者确实毫不含糊地写出她们俩封建正统派的本质，头脑里充满着封建思想，千方百计地讨好贾母、王夫人，往上爬高枝；千方百计地劝贾宝玉走仕途经济、立身扬名的道路，“入了国贼禄鬼之流”。但是，作者在具体描写和处理这两个人物时，并没有简单化处理，而是在揭示这两个人物性格的主要特征的同时，注意写出了她俩性格的复杂性，写出了她俩身上某些优点和可爱之处。像薛宝钗，就写出了她行为豁达、性格稳重、多才多识、善于理家的一面。尽管她号称冷美人，她对贾宝玉却也确实怀有少女的柔情。像花袭人，作者同样也写出了她温柔和顺，对宝玉尽心尽力服侍的一面。而对林黛玉，虽然这是作者无限同情和赞扬的人物，表现了她作为封建叛逆者的悲剧性格特征，但同时又写她“孤高自许，目下无尘”，写她好弄小性儿，动辄给人脸子看，说话尖酸刻薄，不善于团结人。这也把林黛玉写活了，因此她不是抽象的完人。
《红楼梦》描写最多的是妇女，妇女中最主要的又是写那些在年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很相同或相近的少女。由于曹雪芹善于变换不同的视角，采用各异的描写手法，他不仅异常分明地写出她们不同的个性，而且对于某些性格类似而又有微细差异的特征，也精确地缕刻出来。譬如作品写探春和风姐，两人都精明，但探春的精明表现出思想的犀利和正派，有威严，有教养，有静气，是知识分子的精细。凤姐的精明则表现为手段的干练圆熟，阴险狡诈，给人以美女蛇的感觉。史湘云和尤三姐都很豪爽。史湘云的豪爽不失大家闺秀的风范，尤三姐的豪爽则泼辣放荡而带有市民气息。林黛玉和妙玉都孤高傲世，妙玉的孤高让人感到矫揉造作，假。黛玉的孤高让人觉得率真任性，真。妙玉的孤高是出世的孤高，使人觉得冷，黛玉的孤高是人世的孤高，使人在她的孤高中感到火一样的热情。即使是尖酸刻薄的话，都表现出一种对爱情，对生活的执着的追求。这些人的性格有一定的近似处，却又有着卓然各异的个性，从不混淆，显出很高的笔力。曹雪芹还特别注意下层小人物的刻画，把以往通常处于附庸地位的奴仆从贵族主人公的投影下解放出来，向人们显示他们也是有着自己性格和生命的个体。像晴雯、鸳鸯、司棋、平儿、香菱、紫鹃、小红等都可入于典型之列。曹雪芹给奴仆形象以如此巨大的关注，使他们获得独立的社会意义，不仅极大地增加了小说人物形象系列的容量和情节曲折变化的余地，而且在中国文学典型创造史和典型观念发展史上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
《红楼梦》的语言也取得了极高的成就。它在当时北方口语的基础上，吸收了传统文言中有生命力的部分，融汇贯通，创造出一种自然纯净、准确洗炼、生动流畅、色彩鲜明的文学语言。它在印本出来不久，即已成为当时官话的标准读物，被公认为是使用汉语言的典范。《红楼梦》的叙述语言不仅准确、生动、流畅、细腻，而尤在传神。像第二十三回当贾宝玉被贾政叫去时有这幺一段描写：
……惟宝玉喜之不胜。正和贾母盘算，要这个，要那个，忽见丫环来说：“老爷叫宝玉”。宝玉呆了半晌，登时扫了兴，脸上转了色，便拉着贾母，扭的扭股儿糖似的，死也不敢去。……宝玉只得前去，一步挪不了三寸，蹭到这边来。……宝玉只得挨门进去。……(贾政)说毕，断喝了一声：“作孽的畜生，还不出去！”……宝玉答应了，慢慢地退出去，向金钏儿笑着伸伸舌头，带着两个老嬷嬷，一溜烟去了。
在这段描写中，作者连用了“挪”、“蹭”、“挨”、“退”、“一溜烟”等动词，不仅将宝玉复杂的心理活动转变为可视的动作，而且非常传神地表达出他同父亲的关系，那真像是耗子听见猫的呼唤，不得不见猫，又实在不愿见猫，听到一声放行，像遇见大赦一样。而这些动词又鲜明地显示出少年儿童的举动特点；
《红楼梦》在语言上的最大成功之处表现在人物的语言上。书中人物语言虽多，但无一不符合人物声口，反映人物个性，变化万千，维妙维肖。像林黛玉的语言尖酸犀利，薛宝钗的语言浑朴含蓄，晴雯语言的锋芒毕露，王熙凤语言的油腔滑调、泼辣诡谲，确是达到了“由说话而看出人来”(鲁迅《看书琐记》》)的境界。像第二十九回贾母领着人往清虚观打醮，张道士送来一盘法器给宝玉：
且说宝玉在楼上坐，在贾母旁边，因叫小丫头子捧着方才那盘子东西，将自己的玉带上，用手翻弄寻拨，一件一件的挑与贾母看。贾母因看见有个赤金点翠的麒麟，便伸手拿起来，笑道：“这件东西，好象是我看见谁家的孩子也带着一个的。”宝钗笑道：“史大妹妹有一个，比这个小些。”贾母道：“原来云儿有这个。”宝玉道：“他这幺往我们家去住着，我也没看见。”探春笑道：“宝姐姐有心，不管什幺她都记得。”黛玉冷笑道：“她在别的上头心还有限，惟有这些人带的东西上她才是留心呢。”宝钗听说，回头装没听见。
在这一段简短的描写里，宝玉、黛玉、宝钗、探春；都只说了一句话，但生动地显示出各自不同的心理和性格。宝钗说的一句话，表现她正像探春所说的“有心”；探春能够看出宝钗的有心，表现出她的敏锐和精明；宝玉说的一句话，表现出他心地浑厚，不拘细事；而林黛—玉说的话，尖酸刻薄，而这种尖酸却是因为在她心里有着非常强烈而真挚的爱情，并怀着警惕和敏感造成的。像这样通过极简洁的语言宋表现群体人物的心理和性格，而且那幺传神，在中国古典小说中是很罕见的。
《红楼梦》所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它把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水平推向了一个新阶段，从而奠定了它在中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当然，《红楼梦》的创造性的发展，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突然产生的，除去曹雪芹个人的天才条件之外，还有它的社会条件。它是中国社会发展到十八世纪，在整个社会经济思想文化取得了相当的发展，并对文学提出了更多、更高、更复杂的任务时，在社会各方面的综合影响下产生的。同时，曹雪芹的《红楼梦》的艺术成就又具有承继性，它是在经过《水浒传》、《金瓶梅》等前代小说的创作实践所提供的艺术经验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
第六节 《红楼梦》的影响与“紅學”小史
在中国小说史上，没有一部小说像《红楼梦》那样博大深沉地感染着所有读它的人。
《红楼梦》在曹雪芹生前即以手抄本形式在其亲朋好友中流传，乃至被人们视为珍品，“当时好事者每传抄一部，置庙市中，昂其价，得金数十，可谓木胫而走者矣。”(程刻《红楼梦》程伟元序)程甲本印行以后，很快达到“士大夫几乎家有《红楼梦》二书”(潘炽《从心录》卷首)、“家弦户诵，妇孺皆知(缪艮《文章游戏》初编卷六)的程度。嘉庆年间甚至出现了“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得舆《京都竹枝词·时尚门》)的现象。而谈论时，则有时因双方争执不下，“遂相龃龉，几挥老拳”(邹弢《三借庐笔谈》)。至少有两种笔记记载当时的青年男女因读《红楼梦》而“寝食并废”，“辍卷冥想，继之以泪”，终致精神失常得病而亡的事。戊戌变法前后，在知识分子中间还出现了“新政风行，谈红学者改谈经济；康梁事败，谈经济者又改谈红学”的奇特现象，所谓“红学”一词即在此时出现。
《红楼梦》流传以后，很快被改编为戏曲曲艺作品，搬上了舞台。据不完全统计，仅嘉庆时的戏曲作品就有孔昭虔《葬花》、红豆村椎《红楼梦传奇》、万荣恩《醒世缘》、，荆石山民《红楼梦散套》、朱凤森《十二钗传奇》、花韵庵主《红楼梦传奇》、严保庸《红楼新曲》等。与之同时，一批文人不满足于《红楼梦》的悲剧性结局，纷纷续补，截止道光年间，即有《后红楼梦》、《续红楼梦》、《绮楼重梦》、《红楼复梦》、《红楼圆梦》、《红楼梦补》、《补红楼梦》、《增补红楼梦》等十几种续书。不过这些续书大都是才子佳人大团圆故事的翻版，思想庸劣，文笔稚拙，与《红楼梦》的志趣大相径庭。
对《红楼梦》的研究发轫于脂砚斋等人的批语。脂砚斋以后，评论和研究《红楼梦》的人也越来越多，蔚成风气。五四运动以前，最有影响的是“评点”和“索隐”两派。评点派以脂砚斋为代表，其后影响较大或较为系统的有护花主人的《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太平闲人的《妙复轩评石头记》、大某山民的《增评补图石头记》以及哈斯宝的蒙文《新译红楼梦》等。其特点是融赏析与评论为一体，颇能反映同时代人的感受体会，其缺陷是琐屑零碎，缺乏体系。索隐派有前后期的区别，前期索隐派以勾稽小说中人物本事为主，像陈康祺《燕下乡脞录》所谓“纳兰性德家事”说，《谭瀛室笔记》所载“刺和坤”说，王梦阮、沈瓶庵《红楼梦索隐》所主张的“清世祖与董鄂妃故事”说等。后期索隐派则以推究作者创意主旨为主。如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认为小说的立意是“吊明之亡，揭清之失”。邓狂言的《红楼梦释真》认为小说“其旨在于明亡并于清故”等。这一派的特点是“每别求深意，揣测之说，久而遂多”(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这一时期最有价值和特色的是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写于1904年。这是《红楼梦》研究史上第一篇比较系统，比较科学的研究专论，也是第一篇超越中国传统小说理论，采用西方近代美学理论研究《红楼梦》的论文。五四以后，以胡适、俞平伯为代表的“新红学”派是红学研究中影响最大的流派。其代表作有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和俞平伯的《红楼梦辨》。他们对旧红学索隐派猜谜式的研究方法提出了严肃批评，对作者的家世、生平、版本、续书进行了认真的考证，对《红楼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进行了辨析研究。尽管这一派也有缺点和失误之处，如混淆了“自叙传与自叙传的文学的区别”，但与旧红学相比，是红学研究史上的一次飞跃。为推动红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现在的红学研究，实际上已发展成为以文学为主，但跨越文学、艺术学、史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的专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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