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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辽代诗歌
辽是契丹民族在北方建立的政权，公元916年建国，公元1125年被金国所灭。辽代与中原汉民族政权发生了多次战争，同时也有着文化交流的悠久历史。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立国之后，就建立孔庙，辽圣宗还颁行《五经传疏》、《史记》、《汉书》等汉民族的文化典籍。辽代通行契丹文字和汉字，这也是他们的主要文学语言文字。
辽诗的作者既有契丹人，也有汉人。唐代诗人白居易倍受辽代的推崇。辽圣宗耶律隆绪曾亲自将白居易的《讽谏集》翻译成契丹文字。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长子耶律倍精通辽、汉文字，通音律，擅长书画，是契丹族的杰出诗人。他现存《海上诗》1首：
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
耶律倍让位给太宗反遭猜忌，遂在海上立木刻此诗。“山”是契丹小字，其义为“可汗”，与汉字之“山”形同义异。诗人利用汉字“山”的意象与契丹文“可汗”意思的巧合，使此诗寓有深微的隐喻。
辽道宗宣懿皇后萧观音（1040～1075）是契丹族杰出的女作家。她善琵琶，工诗词。她因劝谏道宗猎秋山而被疏，作《回心院词》10首抒发愁怨：
换香枕，一半无云锦。为是秋来转展多，更有双双泪痕渗。换香枕，待君寝。（其三）
叠锦茵，重重空自陈。只愿身当白玉体，不愿伊当薄命人。叠锦茵，待君临。（其六）
这些诗被后人誉为“深得词家含蓄之意”，“大有唐人疑意”（徐釚《词苑丛谈》）。萧观音还有《怀古》一首，诉说后宫女子的不幸遭遇：
宫中只数赵家妆，败雨残云误汉王。惟有知情一片月，曾窥飞燕入昭阳。
《醉义歌》是辽诗中最出色的长篇歌行，作者寺公大师可能是一位僧人。耶律楚材在《醉义歌序》中说他乃一时之豪俊，长于诗文。此诗原用契丹文字写成，为七言歌行体，长达120句。全诗从作者自己被斥逐后重阳节饮酒入手，宣扬人间万事皆空，抒写人生感慨，表达隐逸情趣：
问君何事从劬劳，此何为卑彼岂高？蜃楼日出寻变灭，云峰风起难坚牢。
芥纳须弥亦闲事，谁知大海吞鸿毛？梦里蝴蝶勿云假，庄周觉亦非真者。
以指喻指指成虚，马喻马兮马非马。天地犹一马，万物一指同。
胡为一指分彼此？胡为一马奔西东？人之富贵我富贵，我之贫困非予穷。
全诗开阖有致，看似说理，实则隐含着急欲摆脱悲伤、自我安慰的感情。诗中用了许多汉文化典故。辽诗数量虽不多，但表现出契丹民族的性格及其社会文化状况，具有较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第二节 元好问与金代诗歌
公元1115年，女真族建立金政权。1126年金国攻占北宋都城汴京，开始与南宋政权对峙，公元1234年，金国被蒙古所灭。金代入主中原后，完成了封建化的进程，他们施行科举制度，奖励诗文创作，文化程度远超辽代。金代作家主要是由辽、宋入金的文士，比较重要的诗人有宇文虚中、吴激、蔡松年等。
宇文虚中（1179～1146），字叔通，成都华阳（今四川双流）人。北宋时为资政殿大学士，南宋时出使金国被扣，被迫官礼部尚书、翰林学士承旨，后因图谋南奔而被杀。他的诗多表达去国怀乡的无奈和痛苦：“遥夜沉沉满幕霜，有时归梦到家乡。传闻已筑西河馆，自许能肥北海羊。”（《在金日作三首》之二）
吴激（1090～1142），字彦高，建州（今福建瓯县）人。出使金国被扣留为翰林待制。蔡松年（1107～1159），字伯坚，真定（今河北正定）人。北宋末年降金，出仕为右丞相。两人均以词闻名，号为“吴蔡体”，词中多有故国之思。
随着汉文化对金朝影响的不断加深，金诗开始走向成熟。著名的诗人有蔡珪（？～1174），字正甫，蔡松年之子。诗文俱佳。王庭筠（1151～1202），字子端，盖州熊岳（今辽宁复县）人。他的诗风与苏、黄颇为相近。党怀英（1134～1211），字世杰，同州冯翊（今陕西省大荔县）人。他是金章宗时期的文坛领袖，所作诗文平实畅达。这些诗人多为文学侍臣，初步形成雄豪粗犷的诗歌风格，蔡珪的《野鹰来》、王庭筠的《韩陵道中》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金朝末年，国势衰微，忧时伤乱成为文学的重要主题。赵秉文（1159～1232）、王若虚（1174～1243）是文坛的重要人物。赵秉文主张师法欧、苏兼取唐人，强调多样化的风格，他的五古、七绝有蕴藉之致。王若虚是金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家，他著有《滹南诗话》，推崇白居易的诗作，称赏苏轼的诗风。
这一时期最杰出的诗人和诗论家是元好问。
元好问（1190～1257），字裕之，号遗山，忻州秀容（今山西忻州）人。年轻时师从著名学者郝天挺，后举家迁居河南。金宣宗兴定五年（1221）进士。金哀宗正大元年（1224）中宏词科，授儒林郎。金哀宗天兴元年（1232）任尚书省掾、左司都事。金亡后元好问携家回到秀容，筑野史亭，以撰写金史自任。他编纂了金诗总集《中州集》和金史著作《壬辰杂编》。
元好问生逢乱世，他的丧乱诗深刻地反映了国破家亡的社会现状，成为金、元易代的诗史性作品。其诗风悲壮慷慨，境界苍莽雄阔，如《岐阳三首》之二：
百二关河草不横，十年戎马暗秦京。岐阳西望无来信，陇水东流闻哭声。
野蔓有情萦战骨，残阳何意照空城。从谁细向苍苍问，争道蚩尤作五兵。
诗中如实的记录了蒙古军队攻陷凤翔大肆杀戮的惨景，控诉了敌军的暴行。字里行间充溢着悲凉慷慨的气概。
金国都城汴京陷入敌手之后，满城一派亡国景象，元好问用诗歌忠实的记载了历史的瞬间，成为永远镌刻在世人心中的一段痛楚的诗史：
道旁僵卧满累囚，过去旃车似水流。红粉哭随回鹘马，为谁一步一回头。
随营木佛贱于柴，大乐编钟满市排。虏掠几何君莫问，大船浑载汴京来。
白骨纵横似乱麻，几年桑梓变龙沙。只知河朔生灵尽，破屋疏烟却数家。
以雄笔抒写巨痛，悲凉苍劲，显示出元好问的独特诗风。
元好问的写景诗篇也独具风采，特别是借助七律与七古的形式，造成一种沉郁老成的境界，传达给读者一股磅礴的豪壮气概。如《涌金亭示同游诸君》：
太行元气老不死，上与左界分山河。有如巨鳌昂头西入海，突兀已过余坡陀。
我从汾晋来，山之面目腹背皆经过。济源盘谷非不佳，烟景独觉苏门多。
涌金亭下百泉水，海眼万古留山阿。觱沸泺水源，渊化晋溪波。
云雷涵鬼物，窟宅深蛟鼍。水妃簸弄明月玑，地藏发泄天不诃。
平湖油油碧于酒，云锦十里翻风荷。我来适与风雨会，世界三日漫兜罗。
山行不得山，北望空长哦。今朝一扫众峰出，千鬟万髻高峨峨。
空青断石壁，微茫散烟萝。……
意象壮伟，视野开阔，结构宏大，颇有李白七言歌行的气派。
元好问也是金代杰出的词家，他的词风与苏辛非常接近，善于抒写历史兴亡之感，气象雄浑，境界壮阔。如《木兰花慢》：
拥都门冠盖，瑶圃秀，转春晖。怅华屋生存，丘山零落，事往人非。追随。旧家谁在，但千年、辽鹤去还归。系马凤凰栖柱，倚弓玉女窗扉。
江头花落乱莺飞。南望重依依。渺天际归舟，云间汀树，水绕山围。相期。更当何处，算古来、相接眼中稀。寄与兰成新赋，也应为我沾衣。
全词景象阔大，将凭吊故国之情寄寓天地之间，感慨之意更为深远，不愧为金国词人中的翘楚。
元好问是古代文学批评史上著名的文论家，他对于诗歌的理论见地主要集中在他的《论诗绝句三十首》当中。《论诗绝句三十首》系统评述了从汉魏以至两宋之际中国诗歌发展的历程，这是对杜甫以来以诗论诗传统的继承和发扬，自此以后，以诗论诗日益成为中国诗学批评的一项传统：
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
沈宋横驰翰墨场，风流初不废齐梁。论功若准平吴例，合著黄金铸子昂。
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华年。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
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晚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
池塘春草谢家春，万古千秋五字新。传语闭门陈正字，可怜无补费精神。
为了扫除金代诗坛上的靡靡之音，元好问极力标举建安风骨。他对于三曹父子、建安风骨、陈子昂等一大批诗史上有杰出贡献的诗人极为崇敬。推崇清新自然、刚健豪迈、慷慨悲壮的诗风，反对柔弱的诗风。他在诗中的一系列重要的理论观点，对后来的诗歌创作具有积极的理论借鉴和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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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宋太祖曾说：“可以利百代者，唯养兵也。”（晁说之《元符三年应昭封事》）所以，到了“皇佑之初（1049），兵已一百四十万”（王明清《挥麈录·余话·祖宗兵制名·枢廷备检》），但宋王朝抑制兵权的某些措施大大削弱了军队的作战能力，譬如集中全国精兵于京师外；立“更戍法”，轮番派遣京师驻兵到其它各地戍守，防止士兵和将帅之间发生深厚的关系，致使“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又把京师的禁兵分给殿前、马军、步军都指挥使统领，削弱禁军将官的权力；并设置枢密使，掌调发国内军队之权，使得“天下之兵本于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京师之兵总于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何坦《西畴老人常言》)。而且边疆有事时每派宦者监军，多方牵制；或自画阵图，遥授军机，使将帅不能因地制宜，随机应变。所以兵者虽众，战斗力弱。
[2] 与抑武的目的一致，重用文臣的出发点是为加强君权，宋太祖曾说：“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今用儒臣干事者百余人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十之一也。”而分权的目的也是巩固政权，为防止宰相的专权，在宰相之下又设参知政事，并以枢密使、三司使分取宰相的军事大权和财政大权。在中书、枢密二府之外又有台谏，在州郡长官之外又设通判。文臣力量因此而常常互相抵消。
[3] 这和当时的科举制度也有关联，宋王朝为从各阶层选拔效忠于他们的官僚，进一步发展了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但和唐代“温卷”之风不同，宋代科举采取的是弥封、誉录等制度，主考和阅卷官都集中贡院评卷，不得和外人接触。而且一次录取的进士常达三四百人，比唐代超过十倍以上。这就使中小地主阶级的士子有更多的机会参加政权。宋太祖就说：“昔者科举多为势家所取，朕亲临殿试，尽革其弊矣”(见《宋史·选举志一》)，这在一定程度上防范了势家大族对中央政权的垄断，此外宋代对科举录取的进士，还由皇帝赐诗、赐袍笏、赐宴、赐驺从游街等来加以奖励。“每殿廷胪传第一，则公卿以下无不耸观”。尹洙曾说：“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蕃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不可及也”(见《儒林公议》)。宋代的科举制度，以及配合这制度的种种措施，有效地吸引当时士子走向读书应举的道路，这必然促进了官学与私学的兴盛。
[4] 譬如宋祁晚年知成都,“每宴罢,开寝门,垂帘燃二椽烛,媵婢夹侍,和墨伸纸,远近皆知为尚书修《唐书》望之如神仙焉”。（丁传靖《宋人佚事汇编》卷七）
[5] 据新编《全唐五代词》(曾昭岷、刘尊明等合编,中华书局，1999年版)统计,《正编》中共收有姓氏可考的词人83人,性质确定的词作1962首，《副编》收作者60人、性质不定的作品863首。
[6] 据王洪主编《唐宋词百科大辞典·典籍》统计,学苑出版社，1990年版。
[7] 参见王兆鹏、刘尊明《历史的选择——宋代词人历史地位的定量分析》,《文学遗产》1995年第4期。
[8] 据统计,宋词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调,取其前十名依次为:《浣溪沙》(775首,指用此调创作的作品数量)、《水调歌头》(743首)、《鹧鸪天》(657首)、《菩萨蛮》(598首)、《满江红》(549首)、《念奴娇》(535首,含《酹江月》103首)、《西江月》(490首)、《临江仙》(482首)、《减字木兰花》(426首)、《沁园春》(423首)。可见令词的使用频率虽略高于慢词,但令词与慢词的比例仍然保持大体均衡的态势。
[9] 见宋真宗所作《崇儒术论》、《崇释论》以及宋孝宗《三教论》，他们有意识地提倡三教合流，试图使三教都能为己所用。
[10] 参看王水照主编《宋代文学通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4页。
[11] 参看王水照主编《宋代文学通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62-366页。
[12] “以俗为雅”是宋代诗学中流传甚广的口号。陈师道《后山诗话》载：“闽士有好诗者，不用陈语常谈，写投梅圣俞。答书曰：“子诗诚工，但未能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尔。”苏轼《题柳子厚诗》云：“诗须要有为而作，用事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好奇务新，乃诗之病。柳子厚晚年诗极似陶渊明，知诗病者也。”黄庭坚《再次韵（杨明叔）·引》云：“盖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百战百胜，如孙、吴之兵；棘段可以破镞，如甘蝇、飞卫之射。此诗人之奇也。”
[13] 参看周裕锴《以俗为雅：禅籍俗语言对宋诗的渗透与启示》，《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
[14] 详见朱刚《从类编诗集看宋诗题材》一文，《文学遗产》1995年第五期，第86页。
[15] 严羽推崇唐诗，喜唐诗之真率多情、兴致盎然，反对宋诗偏奇之风，“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且其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读之反复终篇，不知着到何在。其末流甚者，叫噪怒张，殊乖忠厚之风，殆以骂詈为诗。诗而至此，可谓一厄也”（《沧浪诗话》）。
[16] 对此现代学者多有阐述，如缪钺《论宋诗》说：“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折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钱锺书《谈艺录》说：“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
[17] 如荀子《礼》、《智》等府，楚辞《卜居》、《渔父》等篇，已肇其端，杜牧《阿房宫赋》更是文赋之先声。参见王水照主编《宋代文学通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8] 参看杨庆存《宋代散文题材样式的开拓与创新》，《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6期。
[19] 参看叶嘉莹《迦陵论词从稿》，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2页。
[20] 参看叶嘉莹《唐宋词名家论稿》，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68页。
[21] 当时，人们初以《行香子》“心中事，眼中泪，意中人”一句，称张先为“张三中”。后来才以其自举的平生得意之三词，称为“张三影”。
[22] 《定风波令》乃著名的“六客词”，序曰：“霅溪席上，同会者六人：杨无素侍读，刘孝叔吏部，苏子瞻、李公择二学士，陈令举贤良。”
[23] 《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十七记载的三句话略有不同：“云破月来花弄影”（《天仙子》）；“娇柔懒起，帘压卷花影”（《归朝欢》）；“柳径无人，堕轻絮无影” （《剪牡丹》）。
[24] 柳永的生卒年尚无定论，此处根据唐圭璋《柳永事迹新证》（《词学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排印本）推定，学术界多从之，吴熊和《从宋代官制考证柳永的生平仕履》（《唐宋词通论》）1989年版《附录》一文中将柳永的生年推前至宋太宗雍熙元年（984）。
[25] 柳永很早就以“淫冶讴歌之曲”闻名，曾写《鹤冲天》，末句为“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考进士时，“留意儒雅”的宋仁宗特予黜退，言其“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吴曾《能改斋漫录》）
[26] 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六：“柳三变好为淫冶讴歌之曲，传播四方。”陈师道《后山诗话》：“柳三变游东都南、北二巷（指歌妓处），作新乐府骳骫从俗，天下咏之。”
[27] 张舜民《画墁录》记载，“柳三变既以词忤仁庙，吏部不放官。三变不能堪，诣政府，晏（殊）公曰：“贤俊作曲子么？”三变曰：“只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曰：“殊虽作曲子，不曾道：‘綵线慵拈伴伊坐。’柳遂退。”
[28] 敦煌《云谣集杂曲子》中，已经有104字的《内家娇》和108字的《倾杯乐》，文人模仿试作的慢词，如《尊前集》所载杜牧《八六子》有90字，《花间集》所载薛昭蕴《离别难》有87字。
[29] 唐五代词或不分片，或为前后两叠，柳永始创三叠，即三段体式的词。
[30] 参看施议对《论“屯田家法”》，《第一届词学国际研讨会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4年印行，第194——198页。
[31] 黄庭坚曾评苏轼《卜算子》词：“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 孰能至此!“(《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十六《跋东坡乐府》)
[32] 晏几道的生卒年向无确考，此处据《东南言氏家谱》，见涂木水《晏几道的生卒年及排行》，（《文学遗产》1997年第1期）。
[33] 《鹧鸪天》：“碧藕花开水殿凉，万年枝上转红阳。昂平歌管随天仗，祥瑞封章满御林。金掌露，玉炉香，岁华方黄圣恩长。皇州又奏圜扉静，十样宫眉捧寿觞。”此词是庆历年间，“开封府与棘寺同日奏狱空，仁宗于宫中宴乐，宣叔原作此。”参见黄升《花庵词选》叔原《鹧鸪天》注。词虽是应命之作，内容无甚可取，但词人的艺术才华于此可见。
[34] 这是宋词中常用句法，意即纵然如此，也无可奈何，但是不如此的话，更加无奈。参看唐圭璋《词学论丛》中的《论词之作法》一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排印本，第850-851页。）
[35]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七著录《淮海集》40卷、《后集》6卷、《长短句》3卷；卷二十一著录《淮海词》 1卷。南宋长沙所刻《百家词》本《淮海词》已不可见，今存者有《淮海词》 1卷，有名吴纳《百家词》抄本，毛晋汲古阁《宋六十名家词》刻本。又《淮海居士长短句》3卷, 有《四部丛刊》本、朱祖谋《疆村丛书》本、北平图书馆影印宋本、叶恭绰影宋校本、龙榆生点校《苏门四学士词》本。《淮海集》有《四部丛刊》本、《四部备要》本。《淮海居士长短句》是据乾道九年高邮知州王定国高邮军学《淮海文集》本修订的。
[36] 王国维《人间词话》说：“冯梦华《宋六十一家词序例》谓：‘淮海、小山，古之伤心人也。其淡语皆有味，淡语皆有致。’余谓此唯淮海足以当之。小山矜贵有余，但可方驾子野、方回，未足抗衡淮海也。”
[37] 苏轼《答李方叔》：“某自恨不以一死塞罪，坐累朋友……少游又安所获罪于天，遂断弃其命。”又《答苏伯固》：“某全躯得还，非天幸而何，但益痛少游无穷已也。”
[38] 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二：“张文潜赠李德载诗有云：‘秦文倩丽舒桃李’，所谓‘文’，固指一切文字而言，若以其词论，直是初日芙蓉，晓风杨柳，倩丽之桃李，犹当之有愧色焉。”
[39] 陈廷焯认为蔡伯世所论“极陋。东坡之词，纯以情胜，情之至者词亦至，只是情得其正，不似耆卿之喁喁儿女私情耳。”以儿女私情为不正，也非确切，情感毕竟是复杂多样的，词评家对儿女私情与英雄豪情的认可与接受直接影响了他们对词的看法。这是在研究文学批评史、接受史时应该考虑到的问题。
[40] 隋炀帝诗云：“寒鸦千万点，流水绕孤村”。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中说晁补之“褒之如此，盖不曾见隋炀帝诗耳”。
[41] 黄昇《花庵词选》曾有记载：“秦少游自会稽入京见东坡，坡云：‘久别当作文甚胜，都下甚唱公“山抹微云词”。’秦逊谢。坡遽云：‘不意别后公却学柳七作词。’秦答：‘某虽无识，亦不至是。先生之言，无乃过乎？’坡云：‘“销魂当此际”，非柳词句法乎？’秦惭服。”
[42] 关于贺铸的籍贯，过去的文学史多作是“卫州（今河南汲县）”，此处根据孙望、常国武主编《宋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43页）中的考证，采用其说法。
[43] 《宋史》卷四四三《贺铸传》记载：“喜谈当世事，可否不少假借。虽贵要权倾一时，少不中意，极口诋无遗辞，人以为近侠”；晚年好友程俱在《贺方回诗集序》中也说他“喜面刺人过，遇贵势不肯从谀”，“事无大小不苟，要使人不能欺，而用不极其才老”。
[44] 依《青玉案》之韵唱和仿效的宋金词人多达２５人２８首，这在唐宋词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45] 夏敬观《手批东山词》：“稼轩秾丽之处，从此脱胎。细读《东山词》，知其为稼轩所师也。世但言苏、辛为一派，不知方回，亦不知稼轩”。
[46] 诸葛忆兵《徽宗词坛研究》（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第一章第一节有关“大晟府若干问题考辨”中得出结论：周邦彦提举大晟府，在政和六年十月至政和七年三月之间，任期最长不超过六个月，短则或许只有一二个月。进而又通过对大晟府提举官职权的考释，否定了今人沿承张炎《词源》的观点，即将按协声律、制撰文字的具体工作都指派给周邦彦，或云万俟咏“与周邦彦，晁次膺按月律进词”（《唐宋词鉴赏辞典》第605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诸类传统认识。
[47] 周密《浩然斋雅谈》卷下载：徽宗喜美成之才，“意将留行，且以近者祥瑞沓至，将使播之乐府，命蔡元长微叩之。邦彦云：‘某老矣，颇悔少作。’”周密此条记载中言及周邦彦与李师师事，漏洞百出，多荒诞无稽之说，前辈学者辨之甚详，唯这一段记载与周邦彦行迹相符，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言“先生提举适当其后，不闻有所建议，集中又无一颂圣谀贡之作，然则弁阳翁所记‘颇悔少作’之对，当得其实，不得以他事失实而并疑之也”。
[48] 譬如宋末方千里、杨泽民两家的《和清真词》和陈允平的《西麓继周集》，几乎遍和清真的所有词调。《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八方千里《〈和清真词〉提要》中就说道：“邦彦妙解声律，为词家之冠，所制诸词，不独音之平仄宜遵，即仄字中上去入三音亦不容相混，所谓分刌节度，深契微芒，故千里和词，字字奉为标准。”
[49] 参看钱鸿瑛《周邦彦研究》第三章，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排印版，第135-138页。
[50] 周邦彦词注重典雅精工是和当时的文化政策相关联的，大观二年（1108），宋徽宗下令将“旧来淫哇之声，如《打断》、《哨笛》、《呀鼓》、《十段舞》之类，悉行禁止。违者杖一百，听之者加二等”（见《宋会要辑稿》第七册“乐三”）。六年后， 朝廷颁行大晟乐于全国，企图以大晟词人的作品取代民间声乐伎艺。作为大晟府提举的周邦彦，制礼作乐，自然要投合当政者的审美观念，所以他的创作追求典雅的言辞与谨严的格律，审美趋向于浑厚和雅。
[51] 南宋姜夔、史达祖诸人所走的道路，大约都是以周为发端的。这种影响有利有弊，它使词雅化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又使其失去了固有的质朴清新，削弱了真挚感情的感染力。
[52] 王国维是第一位对周邦彦全面研究的学人，早年他并不喜欢周词，对其印象欠佳，“美成词多作态，故不是大家气象”，甚至视其词为“娼妓”；经过反复研读后，观点转变，最后在写《清真先生遗事》时给予盛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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