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两宋之际诗歌

  北宋元祐以后,党争日益激烈,当时的重要诗人几乎都被卷入其中,并影响到他们的诗歌创作。除了苏轼,苏门弟子是此期诗坛的主要力量。北宋末年的靖康之难则不仅对社会、政治、经济等各方面产生巨大影响,诗人的创作也因此发生深刻变化,表现抗战爱国以及家国之悲的作品显著增多。另一方面,诗歌也有自足发展的一面,由黄庭坚所创立、以艺术个性而名世的江西诗派在两宋之际逐渐发展演变,成为宋诗史上影响最大的一个诗歌流派,其流波所及,直至清末同光体。

  第一节 黄庭坚的诗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治平四年(1067)进士。熙宁中任叶县尉、北京国子监教授,元丰中知吉州太和县,移监德州德平镇。元祐初召为校书郎、《神宗实录》检讨官。擢起居舍人。绍圣初,责贬涪州别驾,黔州安置,移戎州。徽宗即位,放还。不久又被诬以“幸灾谤国”罪,除名编管宜州(今广西宜山县),卒于贬所。
  黄庭坚以诗受知于苏轼,成为“苏门四学士”和“苏门六君子”之首。他在政治态度上略近于苏轼,二人在党争中同进退、共浮沉,有着相似的政治气节和人格操守。但黄庭坚对党争抱着更为超脱的态度,希望消弭党争,并对新党领袖王安石有很高的评价。黄庭坚在思想学术上属于蜀学派,但他亦具理学造诣,故颇得理学家好评。这些政治和思想观念影响到他的诗学观念,进而影响到江西诗派的发展走向。
  黄庭坚与苏轼一样,属于博学多才之人,工于诗歌、书法,对绘画、琴、棋等也都有所研究。他虽然和一般的宋代士人一样科举入仕,但一生主要担任学官、馆职,又比较能超然于仕途,是个较为纯粹的“文人”,诗歌创作也表现出浓郁的文人气息。这首先体现在诗歌的题材内容上。黄庭坚诗多为文人间的交游赠答之作,以题画、咏竹、喝酒、品茶、赏花一类为题材,或是刻画文人形象,以此表现文人意趣和超越流俗的品性情怀。如《王充道送水仙花五十枝,欣然会心,为之作咏》:

  凌波仙子生尘袜,水上轻盈步微月。是谁招此断肠魂,种作寒花寄愁绝。含香体素欲倾城,山礬是弟梅是兄。坐对真成被花恼,出门一笑大江横。

  作者所“欣然会心”者,在于水仙这样一种本无情感意蕴的植物所体现出的花之格韵,而这种格韵来源于文人所赋予的文化内蕴的积淀。诗人抓住水仙轻盈素洁的特点,以曹植《洛神赋》中的宓妃相喻,宓妃虽然只是一个虚构的女神形象,但一方面曹植的生花妙笔使人对水仙的轻盈优雅、幽怨愁绝有了一些具体的感性认识,另一方面宓妃形象的丰富内蕴和非现实性也使人对水仙之美有了更多想象空间。诗歌前五句都强调水仙女性化的清幽高洁之美,“山礬”一句则以男性化的类比写其清雅的格韵,使诗歌一变而为健拔。最后两句更以开阔的意境作结,使诗歌在表现出水仙清幽之美的同时,也凸显了作者清雅的格调韵致。黄庭坚又有《双井茶送子瞻》:

  人间风日不到处,天上玉堂森宝书。想见东坡旧居士,挥毫百斛泻明珠。我家江南摘云腴,落磑霏霏雪不如。为君唤起黄州梦,独载扁舟向五湖。

  过去仅被当作生活用品的茶,此时也与花木一样承载了越来越多的文化内涵,作为文人间交流思想的媒介而成为一种人文意象。诗歌先写苏轼在玉堂挥毫泼墨,春风得意;然后切入送茶的主题,而作者之意在于以江南云腴唤起东坡的江湖之思,从而婉劝其勿忘黄州之贬以免重蹈覆辙。双井茶这样一种产于江南乡野间的物品,在此处便被作者赋予了与黄州及归隐有关的特定人文内涵,体现着作者对师友的劝诫和关怀。在很多时候,茶还被作者赋予某种人性化品格,具有与人的与世不合、磊隈不平相得益彰的孤洁之气,是作者高雅的文人意趣的体现。
  黄庭坚还在诗歌中刻画了多个文人形象,他们大多具有儒家君子清寒守志、安贫乐道、傲岸不屈等特征,作者对这类形象的偏爱,不难看出有着自咏性情的意味。不过黄庭坚诗中刻画得最生动的形象之一,却并不是一个坚定的儒者,而是颇有几分另类的文人俞清老。其《戏答俞清老寒夜三首》其一曰:

  索索夜自雨,月寒遥夜阑。马嘶车铎鸣,群动不遑安。有人梦超俗,去发脱儒冠。平明视清镜,政尔良独难。

  俞清老与黄庭坚有着多年同学之谊,一生不娶不仕,曾祝发为僧,又因难以忍受寺院清苦生活而还俗重为儒生。苏轼曾“屡哦此诗,以为妙也”,诗歌妙就妙在作者以平淡不动声色的语言写出俞清老进退两难的尴尬和矛盾心情,而在作者的生动笔意之间,清老这个游离于出世与入世的并不坚定的儒者或僧者,也因其率性任真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黄庭坚诗在题材内容上的另一个特点是表现亲情和友情。黄庭坚一方面有着清高孤傲的品性节操,另一方面在对待亲友上又深于其情,颇多感人之作。如《赣上食莲有感》因食莲而抒发对亲人的思念之情,比兴中见其殷殷之意;《宜阳别元明用觞字韵》表达患难中的兄弟之爱,平淡的语言中有着难舍离情。《病起荆江亭即事》其八则是表达生死不渝的友情:

  闭门觅句陈无己,对客挥毫秦少游。正字不知温饱未,西风吹泪古藤州。

  陈师道、秦观皆为苏门弟子,也都是黄庭坚志同道合的朋友。诗歌一、三句怀念清寒度日的师道,二、四句哀悼已经逝去的少游,挚友深情,溢于言表。《次元明韵寄子由》则是一首兼写友情和亲情的佳作:

  半世交亲随逝水,几人画图入凌烟?春风春雨花经眼,江北江南水拍天。欲解铜章行问道,定知石友许忘年。脊令各有思归恨,日月相催雪满颠。

  诗歌感慨苏氏兄弟有志难伸,表达了自己对他们的仰慕之意。“春风”一联以自然天成的好语言,写出江南春景,而写景中实蕴含着作者深切的怀人之意。他所怀念的,有忘年之交的苏氏兄弟,也有自己的兄长元明,所以尾联用脊令之典,表达了各自兄弟不能团聚的遗恨。诗歌笔意曲折,波澜丛生,而以一个浓浓的“情”字贯穿始终。
  黄庭坚的诗歌有着鲜明的艺术个性。他特别重视篇章布局和句法结构的出奇变化,讲究字眼的锤炼,喜欢通过奇特的意象、新颖的比喻和使事用典,押险韵,作拗律,出硬语,形成一种峭拔生新的艺术效果,骨气森然而又有令人回想的韵味。在他的诗歌中,宋诗的典型特点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富于理趣等都有突出表现,又往往通过其独特的艺术手法而显示出独特的个性风貌。在篇章布局上,或回旋曲折,或一气流转,不拘一格而各有新意。如《病起荆江亭即事》其五前三句写司马光当朝,生前“天下喜”,最后一句则笔意顿挫,写其身后“断碑零落”,曲折变化中暗寓作者对当时政局的批判。《追和东坡题李亮功归来图》前六句强调一个“隐”字,最后两句却如大风陡起,将前面反复表现的归隐之意完全颠覆,不但在内容上表达了对朝市和山林生活的双重否定,在形式上也以过程的有意铺陈和结论的悖反所体现的张力来突出作者的真实意思。《登快阁》则在篇章布局上体现出另一种风格:

  痴儿了却公家事,快阁东西倚晚晴。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朱弦已为佳人绝,青眼聊因美酒横。万里归船弄长笛,此心吾与白鸥盟。

  虽为格式整饬的七律,作者却能寓单行之气于排偶之中,对偶工整而意脉贯穿、笔势流动,在一气盘旋中营造出开阔的意境,写出作者傲兀超俗的襟怀。黄诗在句法结构上亦往往自出新意。如《寄黄几复》:“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雁传书谢不能”,下联以一句之中主语转换,形成一种拗折的艺术效果;《题竹石牧牛》:“石吾甚爱之,勿遣牛砺角;牛砺角尚可,牛斗残我竹”,采用古代民谣常用的章法句型,又加上一些散文化的句式,以不同于诗歌语言的节奏形成一种生新奇峭的艺术效果。
  黄庭坚诗歌的修辞手法更是变化多端。他的比喻以新警取胜。如“曲几团蒲听煮汤,煎成车声入羊肠”(《以小团龙及半挺赠无咎并诗用前韵为戏》),用车辆盘旋行走在羊肠小道上的声音来描写煮茶声,“满川风雨独凭栏,绾结湘娥十二鬟”(《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用湘水女神各式各样的发髻来形容君山高低起伏的丘陵,都非常新奇而又贴切传神。黄诗的使事用典亦常为作品增色不少。如《戏呈孔毅父》:“管城子无食肉相,孔方兄有绝交书”,作者在短短两句中连用韩愈《毛颖传》、范晔《后汉书·班超传》、鲁褒《钱神论》、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等典,自嘲靠握笔杆写文章为生,既升不了官,也发不了财,用典精妙明密而语意顺畅,毫无艰涩之感。《和答钱穆父咏猩猩毛笔》亦以用典精微、善于点化著称,如“平生几两屐,身后五车书”,关合“猩猩”和“毛笔”运用多个典故,而又善于融化斡排,其中自有一番文人奇趣。
  黄庭坚还善于押险韵、作拗律。张耒曾说:“以声律作诗,其末流也,而唐至今诗人谨守之,独鲁直一扫古今,出胸臆,破弃声律,作五七言,如金石未作,钟磬声和,浑然有律吕外意。”(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七引)黄庭坚既将遵守韵律等形式因素的要求发挥到极至,又勇于破弃声律,多作拗调,这与他字法、句法上的出新一样,都是为了凸显所要表现的对象,营造最能体现主体风神的独特意境。如七律《题落星寺岚漪轩》大拗大救,形成一种奇崛劲挺的风格,为表现幽僻清绝的奇恣境界创制了恰当的语音形式。又如《子瞻诗句妙一世,乃云效庭坚体,盖退之戏效孟郊、樊宗师之比,以文滑稽耳。恐后生不解,故次韵道之》:

  我诗如曹郐,浅陋不成邦。公如大国楚,吞五湖三江。赤壁风月笛,玉堂云雾窗。句法提一律,坚城受我降。枯松倒涧壑,波涛所舂撞。万牛挽不前,公乃独力扛。诸人方嗤点,渠非鼍张双。但怀相识察,床下拜老庞。小儿未可知,客或许敦龎。诚堪许阿巽,买红缠酒缸。

  从诗题可以看出,这是对苏轼“效庭坚体”诗的次韵,而这首诗也正充分出“庭坚体”的特点。作者用奇矫的句法、拗健的音节,巧妙地衬托出苏轼超越流俗的诗才笔力和傲兀性情;诗歌开篇用生动的比喻写出东坡“戏效”之意和自己的叹服之情;结尾四句笔意陡转、出人意表,实际是以此再次表达对东坡的仰慕之情。除了拗律、比喻、篇章句法等方面的特点,此诗不仅押险韵,且为次韵之作,而作者运笔自如,全无拘系之感,充分体现出“庭坚体”生新奇峭的特点。
  黄庭坚晚年诗作则日益走向精淳平淡。他一方面保留自我风格,不断磨砺而避去奇险生硬、达到更为醇熟的境地,另一方面受到苏轼所倡导的“平淡”之风影响,努力追求“有远韵而语平易”、“平淡而山高水深”的审美境界。《新喻道中寄元明用觞字韵》、《跋子瞻和陶诗》、《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蚁蝶图》、《鄂州南楼书事》等皆为此类。如《跋子瞻和陶诗》:

  子瞻谪岭南,时宰欲杀之。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彭泽千载人,东坡百世士。出处虽不同,风味乃相似。

  诗歌语言平实质朴,叙事抒情淡淡写来,不加修饰,寥寥几笔便将苏轼胸怀豁达的人格品性彰显出来,作者对苏轼的深刻了解和深挚感情也正蕴含其间。整首诗剥落浮华,语淡而意深,正是“平淡”的高妙境界。
  黄庭坚以明确的诗学观念、精益求精的艺术追求,在发扬宋诗典型特点的同时,自辟新意,不但以风格鲜明的“庭坚体”而名世,更开宗立派,影响深远。

  第二节 其他苏门诗人的诗
  苏轼与其师欧阳修一样,乐于奖掖后进,也致力于寻找斯文大任的传承者,而“四学士”与“六君子”正是在他的慧眼识拔下脱颖而出的,正如他在《答李昭玘书》中所说:“轼蒙庇粗遣,每念处世穷困,所向辄值墙谷,无一遂者。独于文人胜士,多获所欲,如黄庭坚鲁直、晁补之无咎、秦观太虚、张耒文潜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轼独先知之。”黄、晁、秦、张四人因元祐年间同任馆职而被称为“苏门四学士”,加上陈师道、李廌,则为“苏门六君子”。他们成为北宋中后期诗坛的主要创作力量。
  陈师道(1053-1102),字履常,又字无己,号后山居士。徐州彭城(今江苏徐州)人。陈师道早年师事曾巩,后入苏轼门下。王安石变法期间,陈师道因心非其学,绝意科举。元祐二年(1094),经苏轼等人推荐,任徐州州学教授。绍圣元年(1094)被看作苏轼余党而罢归。元符三年(1100)召为秘书省正字,不久病卒。
  陈师道是典型的寒士,一生不得志,家境贫寒,有时连家人也无法养活,只好把妻儿送到外家寄养。但是他立身行事很有骨气,尊师重道,介然自守,好结交品行高洁之人,而绝不依附权贵。他的诗歌正是这种清寒生活和傲兀品性的体现。如《舟中二首》其一:

  恶风横江江卷浪,黄流湍猛风用壮。疾如万骑千里来,气压三江五湖上。岸上空荒火夜明,舟中坐起待残更。少年行路今头白,不尽还家去国情。

  这首诗作于陈师道罢官返家途中,表达了行藏进退皆非本心的愤懑之情。诗歌意思流转直下,气势如虹、情感激荡,虽为佳作,但此种风格在陈师道诗中并不多见。更多的是像《宿合清口》一类内敛之作:

  风叶初疑雨,晴窗误作明。穿林出去鸟,举棹有来声。深渚鱼犹得,寒沙雁自惊。卧家还就道,自计岂苍生。

  这首同样作于宦途的作品前六句写客居夜宿时所见所闻,万籁俱寂中偶尔响起的风吹树叶声、举棹声、雁鸣声,仿佛寓示着作者内心的波澜,最后两句的喟叹,有家贫的无奈,也有无补于苍生的沉郁,而作者将深沉的不平之意蕴含在极平淡的语气之中。
  表现亲情也是陈师道诗的重要内容。《别三子》、《寄外舅郭大夫》、《示三子》、《送内》等都是写骨肉亲情的名篇。如《示三子》:

  去远即相忘,归近不可忍。儿女已在眼,眉目略不省。喜极不得语,泪尽方一哂。了知不是梦,忽忽心未稳。

  写出作者与儿女久别重逢时微妙复杂、悲喜交集的心情,情真意挚,句句似自肺腑间流出。又如《寄外舅郭大夫》:

  巴蜀通归使,妻孥且旧居。深知报消息,不忍问何如。身健何妨远,情亲未忍疏。功名欺老病,泪尽数行书。

  情味幽深,沉挚浑朴,学老杜笔法而又以自身真情贯注,意境浑成,感人至深。
  陈师道是江西诗派的重要诗人,与黄庭坚被并称为“黄陈”。他作诗以黄庭坚为楷模,又进而学习杜甫。他没有黄庭坚的学问才力,亦缺乏杜甫广阔雄浑的境界,但也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诗学追求,终能摆脱亦步亦趋的摹仿而自成一家。他的诗歌有黄庭坚瘦硬劲峭的味道,但他又认为黄诗有过于求奇之弊,而赞赏杜诗的“遇物而奇”,并主张“宁拙毋巧,宁朴毋华,宁粗毋弱,宁僻毋俗”(《后山诗话》),即反对尖巧、华靡、纤弱、浅俗的诗风,而追求一种朴拙的艺术风格。大体来说,陈师道的诗歌正是其诗学观念的体现,佳妙之作往往能以真切深挚的情感、简洁质朴的语言表达出涵咏不尽的意味。如《春怀示邻里》:

  断墙着雨蜗成字,老屋无僧燕作家。剩欲出门追语笑,却嫌归鬓着尘沙。风翻蛛网开三面,雷动蜂窠趁两衙。屡失南邻春事约,只今容有未开花。

  诗歌写春日闲居情景,春天本是万物复苏、欣欣向荣之时,作者却以断墙蜗牛、老屋飞燕、风翻蛛网、雷动蜂窠这样颇见萧瑟之感的意象物态,以劖削瘦劲之笔,脱尽甜熟之气;“剩欲”两句与“屡失”两句则以平淡之语写出作者想出游又犹豫不定、屡次回绝朋友赏春之约又对春色有所憧憬的老境情怀。诗歌既有老熟平淡之味、又见瘦劲刻峭之美。又如《怀远》:

  海外三年谪,天南万里行。生前只为累,身后更须名?未得平安报,空怀故旧情。斯人有如此,无复涕纵横。

  诗歌为怀念远谪海南的苏轼而作。以极简洁的语言写来,并在颔联和尾联用了两个否定句,看似平淡至冷漠,实为沉痛之极语。作者早年有怀念另一位老师曾巩的诗《妾薄命》二首,诗歌说:

  主家十二楼,一身当三千。古来妾薄命,事主不尽年。起舞为主寿,相送南阳阡。忍着主衣裳,为人作春妍?有声当彻天,有泪当彻泉。死者恐无知,妾身长自怜。
  叶落风不起,山空花自红。捐世不待老,惠妾无其终。一死尚可忍,百岁何当穷?天地岂不宽?妾身自不容。死者如有知,杀身以相从。向来歌舞地,夜雨鸣寒蛩。

  作者以一位侍妾悲悼宠爱她的主人的口吻,表达对其师逝去的沉痛心情。同样是写对老师的深挚感情,《妾薄命》以浓郁的抒情性而动人,《怀远》则以淡语情深而动人,后者所体现的“平淡”境界显示了陈师道自身的风格变化,也显示了当时诗坛普遍的审美追求。陈师道诗的缺点则在于有时过于追求言简意赅而导致意僻语涩,有时过于追求朴拙而变得质木无文。
  秦观(1049-1100),字太虚,改字少游,人称淮海先生。扬州高邮(今属江苏)人。元丰八年(1085)进士。元祐间苏轼荐之于朝,任秘书省正字兼国史院编修。绍圣以后坐元祐党籍,远贬横州、雷州等地,后于放还途中病卒于藤州(今广西藤县)。
  与陈师道的苦吟不同,秦观是才思敏捷型的诗人,略近于苏轼而在苏门弟子中最得其赏识。苏轼曾把他的诗推荐给王安石,王安石以“清新妩丽”评价之。秦观才气纵横,而又有着敏感纤细的心灵,往往用独具慧心的诗人之笔写出自然界的景物和活动,笔调清新,情趣盎然。如《泗州东城晚望》:

  渺渺孤城白水环,舳舻人语夕霏间。林梢一抹青如画,应是淮流转处山。

  宛如一幅淡笔写意的水墨山水,而舳舻人语又给有些萧瑟的夕阳山水增添了无限生意,情味悠然。又如《还自广陵》:

  天寒水鸟自相依,十百为群戏落晖。过尽行人都不起,忽闻冰响一齐飞。

  将水鸟的悠闲自得和受惊时的瞬间情态以寥寥几笔摹写得栩栩如生。《秋日》其二“风定小轩无落叶,青虫相对吐秋丝”则以动写静,将青虫吐丝这样本不起眼的事物写入诗中,极有意趣地体现出秋日的宁静和作者心绪的安闲。又如《春日》其三“翠碧黄鹂相续处,荇丝深处见游鱼”,作者用一片灿烂的颜色和欢快的鸟啼声写出春日的热闹,鸟鸣鱼戏间洋溢着春天的勃勃生机,也体现着作者愉悦的心境。《春日》其二则描绘出春天的另一种景象:

  一夕轻雷落万丝,霁光浮瓦碧参差。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晓枝。

  诗歌描写雨后晓晴时霁光浮瓦、花枝娇惰的景象,体物幽微,情思委婉,并可见出作者一片爱春惜春之意。元好问曾以韩愈《山石》诗为对照,讥刺秦观此诗为“女郎诗”,实为不懂欣赏异量之美的偏激之见。秦观亦有豪放之作,可见其风格并非拘于阴柔一类。如《秋日》其三:

  连卷雌蜺挂西楼,逐雨追晴意未休。安得万妆相向舞,酒酣聊把作缠头。

  语工而豪,颇可见出诗人性格豪隽、强志盛气的一面。晚期诗作则一变而为古拙平淡、朴质苍劲,更非所谓女郎之诗。《雷阳书事》、《宁浦书事》、《海康书事》等皆为此类。如《宁浦书事》其一:

  挥汗读书不已,人皆怪我何求。我岂更求闻达,日长聊以消忧。

  诗歌洗尽铅华,而平易之语中充满排遣不尽的忧思愁绪,是有着深沉意蕴的“平淡”境界。
  晁补之(1053-1110),字无咎,号归来子,济州钜野(今山东巨野)人。元丰二年(1079)进士。元祐中任秘书省正字、校书郎、著作郎。绍圣初坐元祐党籍遭贬。崇宁二年(1103)罢免,退居故里,筑归去来园,啸傲其中,因以为号。大观四年(1110)起知泗州,卒于任。
  晁补之很早就成为苏轼门生,得其亲炙而诗文日进。他在诗歌观念上与苏轼有所探讨,《和苏翰林题李甲画雁》开篇四句说:“画写物外形,要物形不改。诗传画外意,贵有画中态”,表达了他的诗画理论。这种对“形”的重视与强调,似乎与其师“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的观念相悖,实则与苏轼一样重视诗画之“意”,此说“盖欲以补坡公之未备也”(杨慎《升庵诗话》卷十三),即持一种更加完备的形意兼重的观念。晁补之还受到苏轼影响,很早就开始与苏轼一起追和陶诗,并对陶诗特有的意蕴之美体会日深。他的诗歌,早期以骨力遒劲、凌丽奇卓为特色,晚年则逐渐变得清隽自然、平淡深厚。如作于绍圣年间的《题谷熟驿舍二首》:

  驿后新篱接短墙,枯荷衰柳小池塘。倦游对此忘行路,徙倚轩窗看夕阳。
  一官南北鬓将华,数亩荒池净水花。扫地开窗置书几,此生随处便为家。

  从“扫地”两句来看,诗人似乎是相当豁达的,但“枯荷”、“衰柳”和夕阳中两鬓将华的宦游者形象,又传达出诗人内心的抑郁之情。“徙倚轩窗看夕阳”则是一幅颇具象征性的图画:在萧瑟寂寥的傍晚,诗人倚窗而立,独看落日斜阳。这个“看”字,全不同于柳开“碧眼胡儿三百骑,尽提金勒向云看”(《塞上》)的“看”,后者是充满跃跃动感的,而前者几乎静止得凝固。诗人在无言的静观中,心灵深处却充溢着洒脱与失落的复杂情感。这样一种“静”的表象与“动”的内心的情景,正象征了这两首诗语言层面的平淡与情感层面的深沉之间的张力。又如《感怀追和柳子厚郊居岁暮韵》:

  残暑夜如炊,晓风吹萧索。开门望林木,引蔓修篱落。所欣尘累远,不恨生涯薄。心事少干云,白头成忆昨。

  诗歌表现闲居心情,在摆脱世俗羁绊的欣慰中,仍隐隐透出岁月蹉跎、凌云抱负已成空的一声叹息。在世事的磨砺中,作者的不平之感以极深沉的方式表达出来,平淡之中更显成熟与醇厚。
  张耒(1054-1114),字文潜,号柯山,人称宛丘先生。楚州淮阴(今属江苏)人。熙宁六年(1073)进士。元祐元年(1086)授秘书省正字,后擢起居舍人。绍圣后坐元祐党籍屡遭贬谪。徽宗即位,起用,又因在颍州为苏轼举哀行服,贬房州别驾,黄州安置。崇宁五年(1106)放回,寓居陈州宛丘(今河南淮阳)。
  张耒早年受到苏辙赏识,因得从学于苏轼。他作诗主张不事雕琢、自然天成,其平易疏朗的风格在苏门弟子中最近苏轼。张耒虽没有苏轼那样渊博的学识和纵横的才气,但他善于巧辟蹊径,学习白居易的平易自然,又受当时“平淡”审美风尚的影响,而形成其平易流畅、自然有味的独特风格。
  张耒诗歌反映了较为丰富的社会生活,他的乐府学习张籍和白居易,描写稼穑艰辛和民生疾苦,颇受时人好评。如《大雪歌》写大雪压屋,摇摇欲折,农民只能靠想象来年收成聊以自慰;《劳歌》写劳工冒着酷暑出卖苦力,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在表现民生的同时,作者往往怀着悲悯天下之心反躬自责,体现了一个官僚知识分子的良知。这点也体现在很多五七言古诗当中,如《寓陈杂诗十首》等。
  张耒的七绝写得最好,自然流丽,清新俊秀。如《偶题》二首:

  相逢记得画桥头,花似精神柳似柔。莫谓无情即无语,春风传意水传愁。
  春水长流鸟自飞,偶然相值不相知。请君试采中塘藕,若道心空却有丝。

  这是宋人将写爱情转入词以后并不多见的两首情诗。作者沿用“藕丝”这类南朝乐府民歌中常见的谐音意象,以景寓情,写对一个偶遇女子的爱恋与揣测的微妙情感,词意流畅而情思婉转。张耒又往往在七绝中寄寓羁旅情怀、身世之感,如:

  年来鞍马困尘埃,赖有青山豁我怀。日暮北风吹雨去,数峰清瘦出云来。
  ——《初见嵩山》
  官闲身世两悠悠,种竹栽花一散愁。黄菊丛边对疏雨,一年怀抱此时秋。
  ——《对菊花》
  庭户无人秋月明,夜霜欲落气先清。梧桐真不甘衰谢,数叶迎风尚有声。
  ——《夜坐》

  写景疏宕而有韵味,诗歌于平淡中见风骨,内蕴丰富,意境深沉。
  张耒的七律也颇有特色,沉郁苍凉处有老杜风味,圆转流畅处又开陆游先声。如“新月已生飞鸟外,落霞更在夕阳西”(《和周廉彦》)一联,语言疏畅而取景独特,极有意趣。又如《己卯十二月二十日感事》写谪居情怀,“山川极目风光异,岁月惊怀老境侵”,悲怆苍凉,令人感沛。
  晁补之曾评价张耒诗说:“君诗容易不著意,忽似春风开百花”(《题文潜诗册后》),颇为形象地指出了其诗特点。“不著意”的长处在于流畅自然,但也易有率意粗疏的毛病。张耒在北宋诗坛卓然自成一家,并且由于他在苏门四学士中去世最晚,北宋末的一些诗人直接向他学习,故影响颇为深远。

  第三节 江西诗派的形成与演变
  尽管苏门四学士和六君子是北宋中后期诗坛的重要创作力量,但从具有相同诗歌理论和创作特色的流派来说,江西诗派无疑有着更为深远的影响。而黄庭坚的诗歌观念对于江西诗派的形成至关重要。黄庭坚论诗以“不俗”为高标,而要达到这种境界,他强调须多读书,只有“胸中有万卷书”,才能“笔下无一点尘俗气”。黄庭坚对多读书的强调,并非是为学问而学问,而主要有三层意思:其一在于认真学习、广泛吸取前人一切好的东西,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加以创造和发展。其二是作为一种学养的积累,以增加诗歌的内涵与意蕴,力去浅俗。其三在于主观修养和性情的陶冶,培养一种以儒家基本精神为底蕴而又超脱流俗、独具个性的气质,为人“不俗”,才能写出“出尘拔俗”之诗。黄庭坚最为著名的诗歌主张之一“点铁成金”实际上也与他所强调的主观修养有关。他在《答洪驹父书》中说:“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这段话往往被认为是指翻用古人陈言,因此是提倡蹈袭剽窃。事实上,黄庭坚借用了道家术语,用铁比喻被陶冶的万物即诗歌的素材,用金比喻点化后的成品即诗歌,灵丹则比喻诗人的主观思想和精神修养,所以他的意思是说出色的诗人善于将外界的事物拿来为己所用,而关键在于有诗人的主观思想和艺术修养作为统摄万物的根本,有了这个根本,即使取用古人陈言,也能变旧为新。所以黄庭坚虽然有以故为新之意,但重点在于强调诗人主观的思想修养和艺术修养。
  在对诗歌传统的选择过程中,从北宋庆历时期就被奉为道德和诗歌艺术典范的杜甫其人其诗,经过王安石和苏轼的大力褒扬,此时进一步得到推尊。黄庭坚曾说:“老杜虽在流落颠沛,未尝一日不在本朝,故善陈时事,句律精深,超古作者。忠义之气,感然而发。”(《潘子真诗话》引)“忠义之气”与“善陈时事”指出了杜甫的儒家道德追求和其诗的现实主义精神,也可看出黄庭坚作诗并非不关注现实,事实上他早期的很多诗作充满现实关怀和批判精神;随着文字狱的不断增多,黄庭坚的诗歌观念才有所改变,主张诗歌当吟咏情性,而“非强谏争于庭,怨忿诟于道,怒邻骂座之为也”。(《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这一反对直刺现实的诗歌态度在政治形势日趋严峻的北宋后期为江西诗人所普遍接受。“句律精深”的评价则体现出黄庭坚对杜甫诗歌艺术的服膺。他对杜甫在炼字、造句、谋篇等方面的艺术特点以及杜诗的艺术境界都有许多细致的分析,而在这些分析中往往见出他自身的审美追求和宋诗的时代精神,如他对杜诗“无一字无来处”、“平淡而山高水深”等评价,实际上体现了他本人重读书、提倡以故为新以及宋人追求平淡有味、涵咏深沉的审美境界的特点。
  黄庭坚以其鲜明的诗学主张和体现宋诗美学风范的卓越诗歌成就而为诗坛所瞩目,更由于他为后辈诗人提供了具体的创作门径,使他们有诗法可循,黄庭坚因此受到众多学诗者的拥戴。陈师道即尽焚旧作,转学黄诗。而他的创作实绩使他很快与黄庭坚一起成为这一诗派的核心。到宋徽宗初年,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就把黄、陈为首的这一诗歌流派命名为“江西诗派”。“江西”之名取自黄庭坚与诗派中的洪炎等十一人的籍贯所在地;“宗派”本为禅宗术语,因江西是禅宗盛行之地,黄庭坚等又习禅甚深,故借以称呼这一诗派。《宗派图》尊黄庭坚为祖,下列二十五人:陈师道、潘大临、谢逸、洪朋、洪刍、饶节、祖可、徐俯、林敏修、洪炎、汪革、李錞、韩驹、李彭、晁冲之、江端本、杨符、谢过(按,有草字头)、夏倪、林敏功、潘大观、王直方、善权、高荷、何觊。吕本中的《宗派图》本是少时戏作,名单的取舍序次都很随意,但他指出江西诗派的存在则是合乎事实的,诗派成员大多受到黄庭坚直接或间接的指点,他们的诗歌创作也或深或浅受到黄诗影响,确实是一个具有相似题材走向和风格倾向的诗歌流派。除了《宗派图》中的人,吕本中、曾几、赵蕃等也被认为属于这一诗派。南宋的很多诗人虽然自成一家,但在早期也往往受过江西诗风影响。到了宋末,方回因为诗派成员多学杜甫,就把杜甫称为江西诗派之“祖”,而把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三人称为诗派之“宗”,提出了江西诗派的“一祖三宗”之说。
  吕本中所作《宗派图》对江西诗派的流播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他提出的“活法论”则有纠正江西弊病、合苏、黄二家之长的积极意义。吕本中早期学习黄庭坚,但并不只取法一家,而同时学习张耒,所以诗歌有轻快流转的特点。其“活法论”更体现了要融合最能代表宋诗审美特征的苏、黄二家诗歌精神于一体的观念。吕本中出身于元祐学术世家,自身亦为理学家。活法论的理论来源是理学,再往前追溯则为禅学,充分体现出当时诗歌发展的学术文化背景。吕本中这样阐释“活法”之说:“所谓活法者,规矩具备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也。是道也,盖有定法而无定法,无定法而有定法。知是也,则可与语活法矣。”(《夏均父集序》)这就把重规矩而又主张“领略古法生新奇”的黄庭坚和重无法而又主张“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的苏轼的诗歌精神统摄在一起。此外,活法论主张“胸次圆成”,重视诗人主观的修养;又强调“悟入”,并指出了从“学”到“悟”的具体途径。活法论是对前期创作精神的总结,一方面可纠一味沉溺于诗法守则的江西末流之弊,另一方面也是陈师道、徐俯、韩驹等江西派诗人的一些重要诗学观念的集中体现。活法论对南宋诗歌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南渡前后,江西诗人不仅在创作原则和观念上有一些反思,靖康之难的发生更使他们得时代风云之助,创作出一批反映国家变乱、具有突出现实意义的爱国诗篇。北宋末年,由于严酷的政治和文化政策,诗人们往往不敢触及时事,多在艺术上用力雕琢,题材内容也较为单调,而突然发生的靖康事变打破了诗坛的沉闷空气,代表诗坛风气的江西诗派也因此发生深刻变化。金兵围攻汴京时,吕本中正在城中,他最早用诗歌记录了那场变乱。金兵退后,他又写了《兵乱后自嬉杂诗》二十九首,学习杜甫的笔法,沉痛真挚,悲怆苍劲,写出爱国士大夫的共同心声,具有史诗的气势和价值。如:

  晚逢戎马际,处处聚兵时。后死翻为累,偷生未有期。积忧全少睡,经劫抱长饥。欲逐范仔辈,同盟起义师。(其一)
  万事多反覆,萧兰不辨真。汝为误国贼,我作破家人。求饱羹无糁,浇愁爵有尘。往来梁上燕,相顾却情亲。(其九)
  偷生戎马内,室宇半摧残。假寐何曾看,惊魂尚未安。风前花自妥,雨后食犹寒。望断京华信,终宵泪不干。(其二十七)

  另外,徐俯、洪炎、韩驹等人之诗从不同角度烘托了抗战爱国的时代主题,或是表现出忧国伤时之思。如韩驹的《二十日戎服按军城外……》:“逆胡未灭壮士耻,子虽年少有典型。短衣匹马肯从我,与子北涉单于庭”,表达了要求抗战的愿望,豪迈慷慨。洪炎的《山中闻杜鹃》则是感时之作:

  山中二月闻杜鹃,百草争芳已销歇。绿阴初不待薰风,啼鸟区区自流血。北窗移灯欲三更,南山高林时一声。言归汝亦无归处,何用多言伤我情。

  诗歌作于逃难之时。作者以声声啼叫“不如归去”而又无家可归的杜鹃,寄寓国破家亡之恨,字里行间充满沉痛的伤感之情。他的《次韵公实雷雨》则说:“田园荆棘漫流水,河洛腥膻今几年”,表达了对沦陷山河的怀念。又如徐俯的《咏史》:

  楚汉分争辩士忧,东归那复割鸿沟?郑君立义不名籍,项伯胡颜肯姓刘?

  徐俯在投靠金人的张邦昌僭位时曾故意名婢女为“昌奴”,不难看出,此诗有借古讽今之意,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下寓含着强烈的民族气节。

  第四节 陈与义和曾几的诗
  陈与义(1090-1138),字去非,号简斋居士。洛阳(今属河南)人。政和三年(1113)登太学上舍甲科,授文林郎、开德府教授。宣和年间,以《墨梅》诗受到宋徽宗赏识,擢为著作佐郎。后遭王黼牵连谪监陈留酒税。靖康难起,他自陈留避乱南奔,流徙于襄汉湖湘之间。宋高宗绍兴元年(1131)经广东、福建辗转抵达临安(今浙江杭州)。历任中书舍人、吏部侍郎、翰林学士,累官至参知政事。一年后以病乞退,不久病逝于湖州。
  陈与义的诗歌以靖康之难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诗歌咏物、唱和、酬赠、题画、感叹时序等,多为书写闲情逸致的流连光景之作。题画组诗《和张规臣水墨梅五绝》是陈与义的成名之作,其一曰:

  粲粲江南万玉妃,别来几度见春归。相逢京洛浑依旧,惟恨缁尘染素衣。

  诗歌紧扣墨梅特征,写出其超于形迹之上的神韵。最后一句活用典故,自然而不着痕迹,说墨梅就是自己早年在江南见过的梅花,风神依旧,不同的是被京城的尘土染成了黑色。既为墨梅之墨色作解释,又暗示其不变的品格。组诗中还有“意足不求颜色似,前身相马九方皋”、“晴窗画出横斜影,绝胜前村夜雪时”等句,都遗貌取神,摹写出墨梅的风姿韵度。陈与义讲究字句的锤炼,但他在当时江西诗风流行的诗坛并不走瘦硬艰涩一路,而是颇有陶、谢、韦、柳的清淡自然。如“疏疏一帘雨,淡淡满枝花”(《试院书怀》),“开门知有雨,老树半身湿”(《休日早起》,“客子光阴诗卷里,杏花消息雨声中”(《怀天经、智老,因访之》),“海棠不惜胭脂色,独立濛濛细雨中”(《春寒》),寓意趣于平淡之中,充满萧散清远的神韵。还有一些小诗则灵秀活泼,比陶、韦更新更巧。如:

  飞花两岸照船红,百里榆堤半日风。卧看满天云不动,不知云与我俱东。
  ——《襄邑道中》
  杨柳招人不待媒,蜻蜓近马忽相猜。如何得与凉风约,不共尘沙一并来。
  ——《中牟道中》
  卷地风抛市井声,病夫危坐了清明。一帘晚日看收尽,杨柳微风百媚生。
  ——《清明》

  诗歌时有奇趣,活脱新颖处已开杨万里先声。
  刘克庄曾评价陈与义之诗是“以简洁扫繁缛,以雄浑代尖巧”(《后村诗话》前集卷二),大体概括了陈与义前后两期不同的风格特征。前期简洁平淡,后期则一变而为雄阔慷慨,这自然与“靖康之难”的家国巨变有关。陈与义和江西诗派一样学习杜甫,早期也主要着重于杜诗的声调音节、命意用字等艺术特征方面,而在国破家亡的变乱之中,他流落转徙于湖广一带,对杜甫的忧国伤时之作才有了深切体会,正如他自己所说:“但恨平生意,轻了杜陵诗”(《正月十二日自房州城遇虏至奔入南山十五日抵回谷张家》),此后才真正得杜诗意境而有所成就,成为两宋之际最出色的诗人。如高宗建炎元年(1127),陈与义写下被认为“颇逼老杜”(刘克庄《后村诗话》前集卷二)的《感事》诗:

  丧乱那堪说,干戈竟未休。公卿危左衽,江汉故东流。风断黄龙府,云移白鹭洲。云何舒国步,持底副君忧。世事非难料,吾生本自浮。菊花纷四野,作意为谁秋。

  诗歌以五言排律的形式感慨北宋覆灭、南宋偏安之事。杜甫写了不少五言排律,其中以六韵十二句最多,如《伤春五首》,亦为感慨时事、国事。不难看出,陈与义此诗在格调气度上都极力追摹杜甫,因感受深切而相近,故能做到神似。与之类似的还有《道中书事》等。不过陈与义更为成功的是那些脱略形似之作,如《伤春》:

  庙堂无策可平戎,坐使甘泉照夕烽。初怪上都闻战马,岂知穷海看飞龙。孤臣霜发三千丈,每岁烟花一万重。稍喜长沙向延阁,疲兵敢犯犬羊锋。

  诗歌借伤春而感伤国事,与杜甫《伤春》“天下兵虽满,春光日自浓”和《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命意相同,但作者改用七律之体,巧妙融化典实和前人名句,如颈联上句用李白《秋浦歌》“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下句用杜甫《伤春》“关塞三千里,烟花一万重”,一情一景,写出作者伤春伤时之意。诗歌声调音节弘亮沉著,境界雄浑深阔,风格悲慨沉郁,深得杜诗之神髓。又如《登岳阳楼》:

  洞庭之东江水西,帘旌不动夕阳迟。登临吴蜀横分地,徙倚湖山欲暮时。万里来游还望远,三年多难更凭危。白头吊古风霜里,老木苍波无限悲。

  与三百年前的杜甫一样,遭逢战乱、流落异地的作者登临高楼,感极而悲。由于忧国忧君的襟怀和遭遇乱离的经历与杜甫相似,诗歌同样表现家国之痛、身世之悲自在情理之中;而诗律之精严、意境之宏深亦直追老杜,可谓善学杜诗者。
  陈与义后期的咏物写景诗往往感慨良多、寄托遥深,大不同于前期的清淡萧散。如“雨”诗。陈与义喜欢写雨,方回《瀛奎律髓》选录陈与义关于“雨”的五七言律诗,就达二十五首之多。而陈与义的“雨”诗尤以后期的寄托之作感动人心。如《雨》:

  霏霏三日雨,蔼蔼一园青。雾泽含元气,风花过洞庭。地偏寒浩荡,春半客竛竮。多少人间事,天涯醉又醒。

  诗歌作于避难岳州时。前四句直接扣题,写南国之地,细雨霏霏,水气氤氲中一片绿肥红瘦,正是春色荡漾之时;然而后半笔锋一转,却是以乐景写哀情。天涯孤客,伶俜一人,只觉寒气逼人。这“寒”是因身处僻地的春寒料峭,更是现实冷峻的心绪之“寒”。作者将无尽的感慨浓缩在最后两句,于无可奈何之中寓含无限悲愤。又如作于同期的《观雨》:

  山客龙钟不解耕,开轩危坐看阴晴。前江后岭通云气,万壑千林送雨声。海压竹枝低复举,风吹山角晦还明。不嫌屋漏无干处,正要群龙洗甲兵。

  壮观的雨景描写中蕴含着作者期盼兵戈止息、百姓安宁的强烈愿望,豪迈激越,涵咏深沉。一些咏物写景的小诗也多包含忧国伤时之思,无复前期的活泼新巧。如《牡丹》:

  一自胡尘入汉关,十年伊洛路漫漫。青墩溪畔龙钟客,独立东风看牡丹。

  诗人故乡洛阳盛产牡丹,然而洛阳沦于敌手,还乡无望,如今在异乡见到牡丹,只能徒增伤悼故国、悲叹身世之感。诗歌悲凉深沉,引人共鸣,此后洛阳牡丹就常作为勾起中原故土之思的意象而出现在南宋诗词作家的笔下。
  方回将陈与义列为江西诗派“三宗”之一,其实并不恰当。陈与义与吕本中一样,并重苏、黄,其诗歌也同时受到苏、黄影响。他的诗风以效法韦、柳者较为逼近苏轼,另有一些作品颇有苏轼的豪放格调。而在当时江西诗法风靡之际,陈与义自然也会受到黄庭坚、陈师道的影响。他的一些诗歌作意用典、注重炼字炼意,不难看出摹黄的痕迹;而他对杜诗艺术的学习,也是自陈师道而上达杜甫,同样有江西诗法的影响。但陈与义之所以能自成“简斋体”(严羽《沧浪诗话·诗体》),正在于能逸出苏、黄藩篱,另辟蹊径。他在家国变乱之时,深刻体会到杜诗的深广境界,直承杜甫,以雄浑慷慨的风格卓然立于诗坛,成为两宋之际最优秀的诗人。而说到与江西诗派的关系,当时另一位著名诗人曾几显然要更为密切。
  曾几(1084-1166),字吉甫,自号茶山居士。赣州(今江西赣县)人。早年从学于其舅孔平仲,有文名。北宋末曾任秘书省校书郎等。南渡后转徙各地任职。绍兴八年(1138)因反对秦桧议和,罢职寓居上饶茶山。秦桧死后重得起用。卒谥文清。
  曾几作诗宗杜甫、黄庭坚。他曾说:“工部百世祖,涪翁一灯传。闲无用心处,参此如参禅”(《东轩小室即事》),表达了对杜甫、黄庭坚诗的推崇和用心揣摩之意。他与韩驹等江西派诗人交游,又向吕本中请教诗法。吕本中的活法论对他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他又将之传给了陆游。陆游曾说:“忆在茶山听说诗,亲从夜半得玄机”(《追怀曾文清公呈赵教授》),“我得茶山一转语,文章切忌参死句”(《赠应秀才》),指的正是从曾几处学“活法”之事。所以曾几是江西诗派向南宋诗歌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他的诗歌既有学习杜甫、黄庭坚用字炼意的一面,也有活法为诗、自然轻快的一面。如《苏秀道中,自七月二十五日夜大雨三日,秋苗以苏,喜而有作》:

  一夕骄阳转作霖,梦回凉冷润衣襟。不愁屋漏床床湿,且喜溪流岸岸深。千里稻花应秀色,五更桐叶最佳音。无田似我犹欣舞,何况田间望岁心。

  诗歌不仅化用老杜诗句,如颔联上句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床头屋漏无干处”,下句用《春日江村五首》“春流岸岸深”,多用虚词使句意流转的特点亦借鉴了杜诗,酣畅地表达出雨浇秋苗、丰收有望的喜悦心情。又如《寓居吴兴》:

  相对真成泣楚囚,遂无末策到神州。但知绕树如飞鹊,不解营巢似拙鸠。江北江南犹断绝,秋风秋雨敢淹留。低回又作荆州梦,落日孤云始欲愁。

  诗歌就“寓居”一题抒发政治感慨,以对秦桧主和势力的批判贯穿全篇,书写了作者对时局的忧虑和个人的艰难处境。诗歌悲壮沉郁的格调略似杜甫,用典与句法则学习黄庭坚。如“江北”两句变化运用黄庭坚《次元明韵寄子由》诗的“春风春雨花经眼,江北江南水拍天”,泯然无迹,别出新意。诗歌借鉴前人而又自成特色,气势流畅,感慨深沉。而曾几所影响于陆游的,除了活法为诗的艺术见解,还有这类体现爱国忧思的诗篇。
  赵庚夫称誉曾几之诗“新如月出初三夜,淡比汤煎第一泉”(《读曾文清公集》),指出了其诗清淡、清新的一面。这表现在一些拾取生活小景怡然成趣的诗歌当中,如“润能添砚滴,细欲乱炉烟”(《仲夏细雨》),“微风不动炉烟直,永日方中树影圆”(《即事》),“绿阴马倦休亭午,芳草牛闲卧夕阳”(《途中》),这类以清切之语写闲适情怀的诗歌也影响了陆游;曾几诗的清淡亦体现在一些五古中,如“春山数峰青,春水一溪绿”(《寻春次曾宏甫韵》),“结庐澄潭上,尽室清镜里。木阴凉夏簟,荷气馥秋水”(《题程伯禹给事漫吾亭》),这些诗洒脱自然,或许与曾几喜好陶渊明诗有关。曾几又有不少绝句也显得清新明快,自然成趣。如:

  梅子黄时日日晴,小溪泛尽却山行。绿阴不减来时路,添得黄鹂四五声。
  ——《三衢道中》
  凉风急雨夜萧萧,便恐江南草木凋。自为丰年喜无寐,不关窗外有芭蕉。
  ——《夏夜闻雨》
  乞君山石洪涛句,来作围床六尺屏。持向岭南烟雨里,梦成江上数峰青。
  ——《求李生画山水屏》

  诗歌的自然轻快、活泼跳脱处,或对杨万里有所启发。
  曾几虽然不像杨万里那样能把“活法”从理论上加以发展、从实践上加以运用,从而创造出别具一格的“诚斋体”,也不像陆游那样唱出抗战爱国的最强音,并且在创作上常有粗率生硬、信笔而书的失败之作,但他作为杨万里、陆游等“中兴四大诗人”的先驱,与吕本中一样,在两宋诗歌的嬗变中自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