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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陶渊明的生平与个性
陶渊明，字元亮，或云名潜，号五柳先生，谥靖节先生。江州寻阳郡寻阳县人，生于东晋后期，卒于宋文帝元嘉四年（公元427年），享年一说六十三岁说，一说五十六岁说，一说七十六岁说。
陶渊明的曾祖是东晋名将陶侃，出身溪族，曾被世人讥为“溪狗”、“小人”，从寒素中以军功晋身，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是东晋的开国功勋。陶渊明的外祖父是当时的名士孟嘉，“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傍若无人。”（陶渊明《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祖上赫赫功业应是陶渊明“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雄心壮志的源泉之一，而东晋士族文人的“魏晋风流”对陶渊明的影响则可以从孟嘉这里找到一些端绪。
到陶渊明，陶家已家道中落。幼年生活坎坷，“相及龆齿，并罹偏咎”（《祭从弟敬远》）八岁时父亲去世，十二岁时庶母卒。“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其十六），青少年时代的陶渊明广泛涉猎儒家经典，与浇离的世风有着一定的距离。因为家贫，不得不游宦，二十九岁任江州祭酒，不久就离职，回归田园。之后又分别做过荆州刺史桓玄的幕僚、做过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和建威将军刘敬宣的参军。这期间他时时除在仕与隐的矛盾中挣扎。安帝义熙元年（４０５）为彭泽令，因为“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宋书·陶渊明传》），八十几天而辞官，回到了渴望已久的田园。之后，虽有朝廷的征召，又有火灾造成的生活上的穷困，他始终没有出仕。
陶渊明的思想受到道家的影响很大，“自然”是陶渊明思想的核心概念，其他“任真”、“委运顺化”等等都是“自然”概念的延伸。从诗人的作品中考察，提到“自然”的有几处。陶渊明记述外祖孟嘉“丝不如竹，竹不如肉”的“渐进自然”之说，强调的是人去除外在的附加物，回归本源是音乐同时也是人生的最高境界。而在“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五首》其一）和“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归去来兮辞》序）中，“自然”是作为黑暗的官场以及矫厉本性的世俗生活的对立面出现的，同时也是现实的田园的理想化。最能体现陶渊明“自然”观的是在《形影神三首》的序中：“贵贱贤愚，莫不营营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极陈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释之。好事君子，共取其心焉。”在陶渊明这里“自然”是一种精神自由状态，自由的达成正是将自己融入自然。最突出的表现是对“真”的审视与体验，陶诗中经常出现的“真”的概念。陶渊明把“真”视为自然中自由发展的本性的象征，只有在自然中才能保存“真”，这种“真”包含着真意和真趣，表现在诗文中，也表现在他读书“不求甚解”、饮酒“忽焉复醉”、蓄无弦琴等多方面所感受的喜悦中。值得注意的是，陶渊明不是纯粹用概念思考的哲学家而是诗人，他是用自身的生命体验实践着、完成着更多审美意义上，而不是哲学意义上的“真”。为在自然中保持真，陶渊明采取了“委运顺化”的态度，就是让“真”随着“自然”的运转而存在发展。诗人不仅仅是为了存真而顺应自然的运动变化，并将自己置身于这一运动之中，更重要的是保持心灵的和谐，避免生死问题造成的困惑。
陶渊明的思想中也还是有矛盾的，最严重的就是死亡，“人生实难，死如之何”（《自祭文》），对生死，陶渊明不能满足于儒家“立名”和佛家“轮回”的解脱，对自己的“委运顺化”也仍然存有疑问。从追寻和思考的深度和执著来讲，陶渊明确实是一位带有哲人气质的诗人。
第二节 陶渊明的田园诗
田园诗是陶渊明对中国文学最大的贡献。在陶渊明以前，田园没有进入诗人们的审美视野；在他之后，山水诗兴起，很少有人能在这一题材上达到他的境界。陶渊明拓展了诗歌的审美领域。这有赖于他“自然”的哲学观，也与他躬耕的生活实践分不开。他不像同时代的诗人，如谢灵运，把山水作为外在的客体进行描写，而是田园中人和田园融为一体，所以他的诗中有境界，有情趣，摆脱了玄言诗的枯燥无味，而又富于哲思；避免了山水诗“模山范水”的繁冗、割裂，保持了汉魏诗“气象混沌，难以句摘”的特色。
陶渊明的田园诗写过农村在战乱中的饥寒残破：“徘徊丘垄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归园田居》其四）也写自己在其中生活的困窘：“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鸟迁。”（《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但诗人没有停留在对现实的不满和抱怨上，而是对自己归隐初衷的坚守： “贫居依稼穑，戮力东林隈。不言春作苦，常恐负所怀。”因此，田园磨砺丰富着诗人的精神。然而，这磨砺未妨碍田园是他的精神家园。无论是恬静优美的自然风光、躬耕的真切体验、邻居朋友的亲切交往，还是读书饮酒的活动，都给陶渊明带来了美好的精神享受。在这些诗中，陶渊明摆脱了“遥遥从羁役，一心处两端”（《杂诗四首》其一）违背本性的世俗生涯，怀着喜悦观照自己与周围的一切，因而的精神达到了一种物我交融的境界。冯友兰说过：“真正风流底人，有情而无我。他的情与万物的情有一种共鸣。”陶渊明不仅与自然万物产生共鸣，如“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一）、“有风自南，翼彼新苗”（《时运》其一）之所述，而且是经融入到自然之中。“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就表达出这种融入的和谐。“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归园田居》五首其三）表明这种和谐得益于陶渊明对躬耕的亲身体验，是其他诗人所没有的。
在这种和谐的前提下，诗人还创造了与自然合一的人伦世界。陶渊明把享受亲情友情作为田园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新葵郁北牖，嘉穟养南畴。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不？命室携童弱，良日登远游。”（《酬刘柴桑》）亲友不仅分享诗人在自然中感受到的乐趣，而且也成为这快乐的来源之一，甚至在某种情况下成为田园生活的一种象征。诗人在羁旅行役之际，首先想到的是母亲和兄弟：“行行循归路，计日望旧居。一欣侍温颜，再喜见友于”（《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其一），从而发出了“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 （《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其二）的感叹。家人所代表的亲情和和谐作为田园生活的一种象征，反衬出行役的辛劳和仕途对人本性的摧折。同样，和朋友们一起欢会、品赏美酒是诗人在田园的主要活动。他在《停云》中写到：“静寄东轩，春醪独抚。良朋悠邈，搔首延伫”；在《归园田居其五》写到：“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都表现着这样的活动和快乐。
陶渊明的田园充满了人际关怀和人伦温暖,实际继承的是“魏晋风流”对情的执著, 又以躬耕实践和人伦关怀超越了名士与隐士的境界。同时代的隐士一般都选择远离人世的生活，像《晋书·隐逸传》中的郭文，史载他入于“穷谷无人之地，倚木于树，苫覆其上而居焉，亦无壁障……”名士温峤当面问他：“先生安独无情乎？”温峤的问题实际上反映了时代的风尚。王戎“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世说新语·伤逝》）正是温峤疑问的最好的注脚。对情感的正视与执著成为名士们的重要特征，郭文所奉行的生活在他们看来失去了自身本性中的“情”，也就完全失去了生的乐趣。陶渊明当然不是无情之人，他认为躬耕和享受人伦之乐都是符合自己本性的。在陶渊明那里，家庭伦理反映了未曾沾染礼法和智巧的纯真朴素的人性。这样的情感才能与自足的变化流转的自然相和谐，也才能融入自然之中。在这个意义上，陶渊明对田园的坚守也是在忠实于自己的“情”。因此，陶渊明的田园不是超脱的仙境而是怡然自乐的人间。
陶渊明的田园诗用自己特定的表达方式，凸现着自己的审美情感。他不像谢灵运一样，对田园风光做模山范水的刻画与描写，而是使用启示性的语言，在平淡与纯美中达到情趣与理趣的统一。他写风的平和是“凯风因时来，回飙开我襟” （《和郭主簿二首》其一）；写雪的轻盈是“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他笔下的自然是平静的，又是运动变化着的。陶渊明不仅是在写眼前的现实景致，而且是在创造一种意境，这种意境被王国维称为“无我之境”，并举《饮酒》诗“其五”中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二句为例。王国维认为“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又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写景如此，方为不隔。”（王国维《人间词话》）“无我之境”和“不隔”是一个意思：陶渊明已经突破了“物”、“我”之间的界限与隔阂，在他的诗中“情”与“自然”已经浑然一。这使得他的诗往往带有咀嚼不尽的理趣，这种理趣融在形象之中，避免了玄言诗的枯槁，如“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五首其一）、“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其五）等等都是佳例。叶嘉莹认为“陶诗虽真淳而不易解。因为渊明虽是以其一分本色与世人相见，然而他的本色却原来并非一色，乃是如日光七彩之融为一白，有七色之含蕴，而又有一白之融贯。这种既丰美复精淳的特色，正是渊明的特色”（叶嘉莹《从比较现代的观点看几首中国旧诗》）。
陶诗又往往采用白描手法用平淡的语言来表达感情，造成的艺术效果使人回味无穷。诗人不强调炼字，用字用词信手拈来而别具神韵。例如“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荫”的“贮”，将无形的荫凉当成有形的可以储藏之物来写，同字讲究而无造作痕迹。陶渊明用字常常给人新鲜的感受，如“有风自南，翼彼新苗”（《时运》）的“翼”字，“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怀古田舍》）的“交”字，及“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见”字，朴素中见华采，不是刻意练字的结果，而是意到语到的天成。在诗人自己，诗歌表达深厚的生活感受，并不追求每个字的突兀，这反而更能使诗篇达到情趣真醇的意境。表现平静的田园风光，诗人的情感仿佛随着自然草木一样，缓缓地而坚定地生长着，他使用的“交”、“翼”、“扶”等词语，也都是蕴含着深沉的力量却没有激烈的、大幅度的外部动作，与自然、与诗人的生命感受十分契合。苏轼说陶诗“质而实绮,似癯实腴”（《与苏辙书》），说出了陶诗将丰富的内涵出之于平淡“田家语”的特色。“不经意语句，正在不待安排，胸中自然流出”，正是陶诗为后世所不可及的地方。
第三节 陶渊明的散文与辞赋
陶渊明现存散文和辞赋不多，但几乎每一篇都很出色。
《桃花源记》是其中最著名的文章。它实际是《桃花源诗》前的一个小记，因为名气太大，后人反而不怎么提到《桃花源诗》了。关于桃花源的现实基础和思想来源，自来聚讼纷纷。综合各家的看法可以这样说：现实中人民为躲避战乱徭役逃入深山或进入坞堡，儒家“大同社会”的理想，老子对“小国寡民”的描述，魏晋以来思想家的无君论思想，都可以作为陶渊明创作或显或隐的来源。
陶渊明理想中的生活模式是委运顺化、合乎自然的，同时他又认为 “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劳动是人生存的前提，是符合人“自然”本性的。在此思想基础上，结合躬耕中对田园的审美感受创造出桃花源，与其说是为当时战乱黑暗的社会提供一种理想的“乌托邦”，不若说是为自己的精神寻找一个家园。
《闲情赋》是陶渊明作品中比较特别的一篇。对陶渊明慧眼独识的萧统视之为“白璧微瑕”，从此引起一系列翻案与反翻案的聚讼。其主要原因如杨慎《升庵诗话》所说：“陶渊明《闲情赋》‘瞬美目以流眄，含言笑而不分’，曲尽丽情，深入冶态。裴硎《传奇》，元氏《会真》又瞠乎其后矣。所谓词人之赋丽以淫”。本来赋体作品“劝百讽一”是很常见的现象，何以对《闲情赋》如此苛求呢。从文学谱系上来讲，《闲情赋》是继承了张衡《静情赋》传统。在《静情赋》之后，蔡邕、王粲、应瑒、陈琳、阮瑀、曹植、阮籍、张华都写过类似题材的赋。这类赋的特点是“始则荡以思虑，而终归闲正”（《闲情赋》），先通过铺陈描写自己的情思，最后约束住自己，归于雅正。但是陶渊明赋的艺术效果太强烈了，以至于人们一提《闲情赋》就想到十愿：
愿在衣而为领，承华首之余芳；悲罗襟之宵离，怨秋夜之未央！愿在裳而为带，束窈窕之纤身；嗟温凉之异气，或脱故而服新！愿在发而为泽，刷玄鬓于颓肩；悲佳人之屡沐，从白水而枯煎！愿在眉而为黛，随瞻视以闲扬；悲脂粉之尚鲜，或取毁于华妆！愿在莞而为席，安弱体于三秋；悲文茵之代御，方经年而见求！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愿在昼而为影，常依形而西东；悲高树之多荫，慨有时而不同！愿在夜而为烛，照玉容于两楹；悲扶桑之舒光，奄灭景而藏明！愿在竹而为扇，含凄飙于柔握；悲白露之晨零，顾襟袖以缅邈！愿在木而为桐，作膝上之鸣琴；悲乐极而哀来，终推我而辍音！
确实写得感情细腻而真挚，旖旎多姿，充分发挥铺陈手法的感情表现力，也把希望——失望的心理矛盾、踌躇不决的态度、忐忑的情绪表达的婉转深切。对此，钱钟书有着精彩的评论：“实事不遂，发无聊之极思，而虚想生焉，然即虚想果遂，仍难长好常圆，世界终归阙陷，十“愿”适成十“悲”；更透一层，禅家所谓“下转语”也”（《管锥编》第四册）“十愿”已经是情感无依时安慰自己的空想，空想不能实现自然是悲哀的，即使实现仍然难以成为情感的保证，悲哀比不能实现更进一层，从中我们可以体会作者的良苦用心和文章的强烈感染力。
欧阳修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篇而已。”（元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卷五引）《归去来兮辞》是陶渊明辞官归乡时所写，文章想象归途中的情景、家人迎接自己的场面、归田后生活的状况。文章充满了对过去“误落尘网中”（《归园田居五首》其一）的悔恨，热烈的向往着自由的新生活，一路写来感情随着节奏跌宕起伏。文章充满诗意，“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写出了自然之美，也写出了诗人归隐后精神生命得到自由生长的快乐；“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更是为诗人的精神写像。这种诗意蕴含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之中，使文章既有着精神的轻盈，又不失感人的亲切，确实是陶渊明风格的很好体现。
《五柳先生传》是陶渊明的自传文字，被誉为“潇潇澹逸，一片神行之文”。（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文章很短不到两百个字，可是却用了九个“不”字句，以否定一些东西来显示“五柳先生”的精神气质。通过这一修辞策略，作者把他认为外在于生命本真的一切，包括社会对个体身份的认定、物质利益的诱惑等等剥离开来，只剩下“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的隐者形象。《五柳先生传》是陶渊明的自我认定，“五柳先生”是他希望成为的形象。如果说《桃花源记》提供了一个文化理想，那么《五柳先生传》就提供了一个精神理想。
陶渊明还有《感士不遇赋》、《祭程氏妹文》、《祭从弟敬远文》、《自祭文》、《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军传》、《与子俨等书》等文章。从总体上来看，陶渊明的文章和当时文坛流行的骈骊繁缛的风格相反，处处以自然平静的语气、朴实无华的语言来反映自己真挚的情感，没有华丽的词藻和刻意的雕饰，却能以平淡中蕴含的真情打动读者。他的文章往往有一种诗意美，善于在叙述中提炼日常生活意象，形成浑融清新的意境，而这一切就像是信手拈来，没有刻意经营的痕迹。和他的人一样，他的文章也是“自然”的，真正做到了“文如其人”。
第四节 陶渊明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朱光潜说：“中国诗人里影响最大的似乎是陶渊明、杜甫、苏轼三家。”（朱光潜 《陶渊明》）可见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这一地位的确立过程同时也是陶渊明意义生成、丰富的过程，从中可以窥见历代对他不同的价值判断，以及这种判断怎样影响着我们对陶渊明的解读。
陶渊明文学史地位的确立大概从他去世一直到宋代为止。陶渊明在世之时是一个隐士而不是诗人，这也是他对自己的身份认定。在他身后人们，也是从隐居的角度赞颂他品德的高洁的。沈约把他列入《宋书·隐逸传》，颜延之的《陶征士诔》对陶渊明的文学成就只是“学非称师，文取指达”一笔带过而已。钟嵘《诗品》称陶渊明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虽然确定了他诗人的身份，但只列入中品，刘勰的《文心雕龙》对他则只字不提。真正认识到陶渊明文学成就的是昭明太子萧统，他把陶渊明的多首诗篇选入《文选》，而且编成《陶渊明集》，并在序中作了高度评价：“其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宕昭章，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与之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南朝的文学审美追求重视词藻的华美、诗韵的和谐，讲究对偶和用典，重视追求形似造成的形式美。陶渊明不事雕琢，重写意的写作方式显得格格不入，萧统超越了当时文学观点的局限，不仅使陶渊明作品的文学价值得到了空前的高扬，而且用道家哲学的观点对其思想进行了开创性的评述，确立了对诗人的基本解读方式之一。萧统指出陶渊明的归隐是“宜乎与大块而枯荣”，用庄子的概念来分析诗人，的确是卓见。萧统对陶渊明人格的敬重和苏轼的评价遥遥呼应：“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叩门而乞食，饱则鸡黍而延客。古以贤之，贵其真也。”（《书李简夫诗后》）对陶渊明思想与人格的重视是超出其他诗人的。
随着唐代对陶渊明更为广泛的接受，陶渊明思想和艺术的意义也更为凸现。钱钟书把陶渊明对唐人的影响分为“每赋重九、归来、县令、隐居诸题，偶用陶公故事”，与明确效法陶诗及不言效陶而得神似几种情况。陶渊明对文坛的影响大大加深。诗人拥有了固定的文化意象，或者说自此之后文学史上的某些主题已经和陶渊明有了不可分割的联系。当人们谈到或写到“归隐”（回归）、“菊”（重阳）、“诗酒”时，无不以陶渊明的诗文为阐释的前提和参照系。唐代的诗人对陶渊明的艺术评价更高，如杜甫以“陶谢”并称：“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江上值水如海势》），将两人作为山水田园诗的代表人物，后代类似说法不胜枚举。陶渊明对唐代山水田园诗也最有影响，清沈德潜《说诗啐语》云：“陶诗胸次浩然，其中有一段渊深朴茂不可到处。唐人祖述者，王右丞（王维）有其清腴，孟山人（孟浩然）有其闲 远，储太祝（储光羲）有其朴实，韦左司（韦应物）有其冲和，柳仪曹（柳宗元）有其峻洁。”
陶渊明思想的复杂性在宋代得到更多的关注，产生了思想上儒家还是道家的争论。早在韩愈就已经指出过渊明思想的内在矛盾：“及读阮籍、陶潜诗，然后知彼虽偃蹇，不欲与世接，然未能平其心，或为事物是非相感发，于是托而逃焉者也。”（见《珊瑚钩诗话》引）宋人继续对此进行讨论。苏轼认为“靖节以无事为得此生”（见《竹庄诗话》），以陶渊明为“悟道”之人，而杨西山的观点针锋相对：“渊明之学正自经术中来”（方岳《深雪偶谈》），认为陶渊明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确实我们能够从陶诗中找到儒家思想的痕迹，支持陶渊明的也不能说没有儒家的“固穷”、“安贫”。儒道之争深化了对陶渊明的理解。
陶渊明作品自然平淡的特色经过宋代诗人们的阐发，成为对诗人的一种共识。陈师道指出陶渊明不是为写诗而写诗，“写其胸中之妙尔”（《后山诗话》），这一观点得到论陶诗者的广泛认同，实际上揭示了陶诗以自然为工，平淡中见性情的特点。陶渊明在平淡中见真淳，仔细涵泳，“久久有味”（陈善《扣虱新话》）。朱熹则从另一方面见出诗人风格的多样性：“陶渊明诗，人皆说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来得不觉耳”（《朱子语类·论诗》）。这和鲁迅讲陶渊明“有“悠然见南山”的一面，也有“金刚怒目式”的一面”一样，把有被单一化概念化倾向的陶渊明，还原为现实的复杂的人。
陶渊明的作品的境界，为后世树立了不可企及的艺术高峰，崇尚自然的中国审美观念在他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或者说这种观念的确立正有赖于对陶渊明艺术精神的发现，陶渊明已经成为自然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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