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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它的根基就立足于先秦时代，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先秦文学是先秦文化的产物，此时虽然还没有明确的文学自觉意识，却有蕴涵丰富、形式精致的文学作品，它体现了这一时期文化的精神特征，并在观念和形式上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的文学传统。
第一节 文明的产生与文化的发展
中国有着非常古老的历史，是世界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对多处史前遗址的发掘考察表明，中华民族的祖先在漫长的史前时代不但在耕猎、器物、建筑等方面有着伟大的成就，也萌生了丰富的美学观念，并且在劳动和祭祀活动中发明了多种艺术形式。
公元前二十一世纪，禹子启建立了夏朝，创立了中国最早的国家形态。中华民族由此走出原始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公元前十六世纪，来自东方部落的汤推翻了夏朝最后一个暴君桀的统治，建立了商朝。我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就始自商朝。在巫术祭祀仪式中产生的甲骨文是我国最早的成熟文字形态。通过对甲骨文的释读，我们对商朝的历史和文化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商朝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都与宗教祭仪紧密联系在一起，如《礼记·表记》所云：“殷人事神，率民以事鬼，先鬼而后礼。”他们有着繁复而周密的祭祀仪式，巫师阶层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陈梦家说：“王者自己虽为政治领袖，同时仍为群巫之长。”（《商代的神话与巫术》）由于崇尚巫鬼，多行祭仪，商朝歌舞之风颇为兴盛，《墨子·非乐上》概括为“恒舞于宫，是谓巫风”。《诗经》中的《商颂》部分也有不少学者认为是反映了商代祭祀文学的风貌。
公元前十一世纪，来自西北部的周部族在武王发的带领下，推翻了商纣的统治，建立了周朝。周朝实行分封制，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由此而构建了中国社会新型的政治结构和经济关系。武王死后，周公居摄七年，开始了“制礼作乐”，不但使各种典章、礼仪制度逐渐完备，而且在天命之外，特别发展了尊祖崇德的观念。礼乐制度来自于前代原始巫祭仪式，比如丧祭之礼、乡饮酒之礼等等，但它的精神实质则是通过对祖先的崇拜而对血缘秩序的自觉地认同，目的却在于维护社会等级制度，它的伦理核心是“德”等伦理观念。所以，周公的“制礼作乐”过程也就是“神道设教”的过程。《礼记·表记》在概括周文化时说：“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由此，政治伦理色彩很强的礼乐文化成了西周文化的主流，中国社会进入到以礼乐为标志的理性文明阶段。王国维《殷周制度论》指出：
……故夏殷间政治与文物之变革，不似殷周间之剧烈矣。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又自其表言之，则古圣人之所以取天下及所以守之者，若无以异于后世之帝王；而自其里言之，则其制度文物与其立制之本意，乃出于万世治安之大计。[1]
也就是说，周公变革，标志了中国传统文化由原始宗教文化向理性文化的更替。从此以后，礼乐从宗教祭仪的氛围中发展而来，并具有明显的政治伦理色彩，成了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象征。这一改变，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封建王朝由此开始了自己漫长的历史进程。
春秋时期，随着各诸侯国力量的壮大，周天子的权威逐渐衰落，由分封制度奠定的政治关系也遭到破坏。诸侯国之间相互攻伐，争夺土地，历史就在争霸和尊王拉锯中向前发展。春秋晚期，宗法分封制度基本已经坍塌，政权从周王、诸侯、卿大夫、陪臣逐层下移。在这种政治环境下，西周时期确立的礼乐制度也逐渐松懈。一些贵族士大夫和史官对这种混乱的社会现实产生了深深的恐惧，他们一方面利用礼乐制度对现实进行批判，另一方面也通过对礼乐文化的深刻反思，而深化了礼乐文化中的理性精神，以求适应时代的发展。史官以及史籍的载录成了此时期重要的文化现象。出现了一批以“贤人君子”著称的思想家，如单穆公、伶州鸠、史伯、观射父、内史过、晏婴、季札、孔子等。他们在礼乐的旗帜下，通过“立言”的方式，更深刻地阐释了钟鼓玉帛背后的民本、德义、忠信、仁等积极的理性精神，认为礼乐是维系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并由此而发展为一整套的儒家文化政治思想体系。
战国时期，周王室沦落为普通的小诸侯国，又被吞灭。建立在宗法封建制度上的礼乐文化也因此而分崩瓦解。各诸侯国在残酷的兼并战争中左冲右突，社会处于极端混乱的状态之中。由春秋末期社会秩序开始崩溃以来，在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士阶层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他们在战国时代发展成为一个自由流动的、十分壮大的社会阶层。士人中一些人凭着自己的见识和口才，奔走于诸侯之间，合纵连横，扶危持倾。这些纵横策士流品颇杂，虽然有洁身自好、却强济弱的鲁连等，但更多的却是朝秦暮楚、追名逐利的势利之徒。策士之外，还有一些有识之士，他们继承了春秋时代“贤人君子”的文化创造精神，自觉承担起拯救社会、发展文化的责任。他们批评时弊，阐述有关社会、人生的观点，并通过传授、论辩等方式，形成各自的理论体系，从而形成了儒、墨、道、阴阳、名、法等诸子学说，产生了一些杰出的哲学家、思想家，造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些学派所探讨的问题，包括了自然、社会、人生、政治、学理等各个方面，所论述的深度也是罕见的，在中国文化史上闪耀着夺目的光彩。随着秦始皇统一中国，百家争鸣的局面也告一段落。
自周朝建立以来，楚国一直处在物产丰茂的长江汉水流域[2]。楚国虽然接受了周庭的分封，但由于地处偏远，受中原礼乐文化的影响不那么直接，而是保留了更多的早期文化因素，并深受当地原住民族文化的影响，信巫鬼，重淫祀，有着很强的非理性的特点，因此一直被中原诸国以蛮夷相视。但在长时间的文化交流中，楚国不但拥有“周之典籍”甚至“周大史”[3]，以《诗》、《书》、《礼》、《易》、《乐》、《春秋》等教育太子[4]，士大夫也能在外交场合征引《诗》、《书》。到战国时期，楚文化形成了多重文化交融的特征。楚文化这种巫风弥漫的现象一方面使得楚国政治靡败不堪，一方面也培养了楚国文学艺术的浪漫精神。楚辞就是这一文化背景的产物。
第二节 作者的流变和文体的衍生
周代以前，中国文化具有浓烈的原始宗教气氛，巫官用占卜等巫术行为组织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各种文艺形式主要是作为宗教仪式的一部分而出现的。因此，巫师是当时最重要的社会角色之一。商王为“群巫之长”，在政治活动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两类官员是“是占卜者和问询者”以及“祭司”[5]，他们也是商朝文化的主要承担者。商代最伟大的文化发明应该是甲骨文字。甲骨文字是基本规范化了的汉字的初期代表，文字的出现是书面文体产生的前提，它在周代直接导致了各种形式的史传文体。从现存的甲骨文来看。它们不但有记事文字，也有韵语，本身就具有文学价值。商周之交出现的《易》卦爻辞，也产生于巫官的占卜活动中。《易》卦爻辞中也有不少韵语。民间的巫术祭祀活动普遍采取歌舞音乐的形式，这其中就诞生和传承了不少的歌谣和神话传说。如《吴越春秋》卷九所载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 。（ ，古肉字）”就是对弓箭施加咒术的一种歌辞；《吕氏春秋·古乐篇》所记载的“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这些都是中国最早的诗歌形态。
直接从事甲骨文字载录工作的人是最早的史官[6]，他们也是巫官中的一员。这些史官由于掌握了文字的知识，而逐渐开始了记录、编纂典册，形成了历史。后人所谓“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尚书·多士》），即缘于史官的载录保存之功。商代史料文献见之于《尚书·商书》的有五篇，《书序》中还提到有《汤征》、《汝鸠》、《汝方》等。这些誓辞类的文章，都应该出现在重大的社会活动之前的祭祀仪式上，由当时的巫史之官载录、保存下来。是珍贵的历史资料，也是重要的散文文献。由于史官掌握着文献，使得他们渐渐成为社会管理的专家，王国维《释史》云：“大小官名及职事之名多由史出，则史之位尊地要可知矣。”西周时期，史官仍然具有巫职，《左传》昭公二十年云：“祝史祭祀，陈信不愧。”很多史官继续从事祭祀、预言等工作，但史官的载录职责得到了更大的发展。朝廷设有太史寮，有严密的史官系统，他们除了继续从事相关的宗教活动外，也越来越多地介入政治事务，如锡命、册命、外交等[7]。各种命辞通常会铭刻在钟鼎之上，外交应对的话有时也会被史书载录。大约从西周时开始，史官由颁朔告时、记录重大的祭祀活动，而逐渐开始记录社会事件。到了春秋时期，大部分诸侯国都有专则记事的史官，甚至一些大夫还有自己的家史。史官创造出基本的载录规范，并在各诸侯国史官之间建立了完整的通报制度，随着载录的发展，编撰而成史传著作也大量出现。《墨子》书中提到了“百国春秋”，现存的《春秋》一书就是在鲁国史官载录的基础上删削编定的。此外，《左传》、《国语》等书的原始材料也出现于春秋时期。这说明史官在春秋时期已发展了多种史录系统，以应对不同的文化需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职官制度的变化，贵族逐渐走上了政治舞台的中心地位。《国语·周语》载：“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 诵。” 公卿、列士这些贵族，也开始以诗书的方式和瞽史等共同参与政治活动。可见，贵族在社会政治和文化中的地位越来越高。早在西周时期，朝廷就建立了学宫制度，贵族子弟开始学习“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周礼·地官》）其中的礼、乐、书、数等本属于巫史的职责。春秋时期，史职进一步萎缩，贵族成为最主要的政治力量，贵族对文化修养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国语·楚语上》楚大夫申叔时谈论教育太子的内容时说：“教之《春秋》，而为着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道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可见，这些原本属于巫史的职业文献，也已经成了士大夫的常规学习内容了。这些巫史文献在士大夫手里，也逐渐改变了它们的宗教性质，带有更多的人文理性色彩。如原先用于祭祀和各种仪式中的“诗”，到春秋时成了贵族士大夫一种外交应对的活动——“赋诗言志”。贵族士大夫在春秋时期已经成了文化的主要承担者和创造者。在这种情况下，史官的载录也越来越理性化，主要以批判社会和“立言”的方式参与到新的理性文化建设之中来。
春秋时代是一个讲求礼仪的时代，但同时也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在不断的争霸战争中，周天子的地位摇摇欲坠，分封制度也随着趋于解体。原来的官制和文化制度也逐渐松懈，巫史的政治地位越来越低，一些贵族也从斗争的旋涡中跌落出来，失去了自己的地位和官职，这些人只能靠传播学识来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或者谋生。而位于贵族和庶人之间的士阶层却从松动的社会秩序中看到了自己的希望，因此迫切需要掌握一定的学识。因此，在官学之外，私学开始发展、兴盛。《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中牟之民弃田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孔子在鲁国传授六艺，“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家》）。士阶层逐渐壮大，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春秋战国之交，墨家聚合学生，组成了一个很有影响力的政治性、军事性集团。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在接连不断的战争中疲于奔命，因而特别重视人才，“礼贤下士”之风大盛。当时最著名的养士活动是齐设稷下学宫。《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载：“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流风所及，一些有权势的大臣也以养士为荣。战国四大公子，养士皆达数千人。士的地位也空前提高，他们中很多人都有着拯救社会的热情，有着独立特行的人格，傲视王侯，以道抗势。一些有学识、有理想人往往招徒设学，切磋讨论，成一家之说。中国文化史进入了诸子时代。很多学派都有经典文献流传于世，如儒家之《孟子》，道家之《庄子》，墨家之《墨子》，纵横家之《战国策》，等等，都对中国文化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还有一些士人聚集在有权势的贵族门下，共同著书立说，如信陵君之门人编《魏公子兵法》，吕不韦之门人编《吕氏春秋》等，他们不以独特的思想见长，却能广收博览，保留了很多的传说、文献、观点等，有着很高的文化和文学价值。一些传统经典文献，如《周易》、三礼、《左传》等，大约都在此时整理编定。一些有着强烈责任感的士人还通过奔走游说，或直接参与政治、外交活动，对社会发生着影响。策士在战国时代也十分活跃，他们凭着自己对当时政治、军事、外交形式的洞见，游说国君大臣趋利避害。在各种险恶诡秘的政治环境中，策士们发展了游说技巧，从而促进了语言的表达能力，并创造出极富文采的《战国策》。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私人著述的发展，士人成了文化创造、传承的主角，这对文化的繁荣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三节 先秦审美精神和文艺观念
早在原始时代，先民就有了对美的认识，并发明了多种表达方式。现代考古发掘中，一些非常古老的造型、色彩、刻画符号、图纹、雕塑、乐器等，越来越多被发现。商代的青铜器的造型和雕刻符号，已经具有成熟的特出的美学风格。殷商文化对原始巫术宗教有着强烈的依赖，在浓郁的宗教气氛下，人们以庄重而夸张的造型，以各种恐怖和怪异的饕餮形象，来表达天神的威严和人间的畏惧，形成了一种凌厉森严的美学风格。随着社会理性的发展，人们的自信心也随之增强，青铜器中的饕餮等图纹也就被一些舒展的夔纹所代替[8]，体现了一种天人和谐的气氛，表现出优雅、和畅的美学特征。
音乐是一种非常古老的艺术，早期主要是作为祭祀仪式的一部分，乐器也是礼器的一部分。《尚书·益稷》记载帝舜时的乐曲《大韶》云：“夔曰： 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虞宾在位，群后德让，下管 鼓，合止 ，笙 以间，鸟兽 。《箫韶》九成，凤凰来仪。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庶尹允谐。”《箫韶》即《九韶》，传说是帝舜时夔所作的乐曲。根据这一段记载，这两首乐曲在表演时，场面甚是浩大，不仅有钟磬琴瑟管笙箫 鼓 等乐器，还有人化装为各种鸟兽和凤凰进行舞蹈表演，当然也少不得人唱歌辞。春秋时期，制作乐器的材料有金、石、土、草、丝、木、匏、竹等，种类非常繁多。演奏技巧和音乐思想也得到较大的发展。一些著名的思想家如单穆公、伶州鸠、伍举等，都有关于音乐的评论，显示了人们对艺术的理解。如伶州鸠说：
夫政像乐，乐从和，和从平。声以和乐，律以平声。金石以动之，丝竹以行之，诗以道之，歌以咏之，匏以宣之，瓦以赞之，草木以节之。物得其常曰乐极，极之所集曰声，声应相保曰和，细大不逾曰平。如是，而铸之金，磨之石，系之丝木，越之匏竹，节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风。于是乎气无滞阴，亦无散阳，阴阳序次，风雨时至，嘉生繁祉，人民和利，物备而乐成，上下不罢，故曰乐正。（《国语·周语下》）
这一段论述的目的虽然在于推崇乐的政治功能，但它的前提是认可音乐在调和人心和宇宙自然关系上的作用，认识到艺术对精神的感发作用。人们在春秋时期通过音乐所认识到的“和”，也就是作为天人关系背景下一种精神境界，对中国美学观念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战国时期，传统礼制遭到了破坏，社会经济较前有很大的提高，贵族普遍追求感官享受，并且影响到社会各阶层。在此情况下，各门类艺术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不但风格多样，而且越来越精致。《战国策·齐策一》云：“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 踘者。”各种造型艺术也以欣赏为主，满足人们的审美需要。如战国青铜器刻纹亦“轻灵而多奇构，纹 刻镂更浅细”，“有镶嵌错金之新奇，有羽人飞兽之跃进，附丽于器体的动物，多用写实形”[9]。而湖北随县出土战国初期曾侯乙墓中，有编钟六十四件，重达二千五百斤，十二律齐备，显示了庄严宏大、声律繁复的特点。楚地艺术以想象奇特、风格瑰丽著称，如王逸所记载的庙堂壁画[10]、楚“凤夔人物帛画”等，在造型上显示了飘逸、艳丽、深邃等美学特点。李泽厚认为战国时期青铜器图纹的轻灵和写实的风格，显示了战国文化“自由生动、不受拘束”的特点[11]。
随着文学艺术的发展，各家学派也开始理性地审视艺术的社会作用和审美作用，并在各自的学术框架内提出了不同的艺术思想和审美观。其中儒家和道家的观点对后世影响最大。
孔子认为文艺首先是作为一种道德实践而存在的。他认为艺术可以疏导和节制人的性情，因此也就可以成就品德，完善人格，因此，他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孔子认为，通过诗歌形象唤起或传达一种社会性的情感，最终达到感化教育的目的，这就是“兴”[12]；诗歌还可以“观风俗之盛衰”，帮助我们认识现实，这就是“观”；诗歌还反映了一个文化共同体的精神，从而使人达到一种社会认同感，这就是“群”[13]；此外，人们还可以利用诗歌对统治者的败德和恶政进行讽刺，这就是“怨”。孔子的“兴观群怨”的文学主张，可以看作是儒家的文学纲领，它虽然也注意到文学在满足社会个体情感等方面的作用，但它显然更加强调文学的感悟功用、认识功用、教育功用和批判功用。
儒家认为，文学的内容和形式应当并重，要求文艺作品做到“尽善尽美”。但相较而言，善的思想倾向在儒家看来似乎更为重要，如孔子在论述《诗经》时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认为《诗经》最有价值的之处在于它符合儒家政治理想的思想情感倾向。在文学风格上，儒家提倡“温柔敦厚”[14]，不赞成过分地放纵自己的情感，而是强调“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因此，儒家推崇温润和谐、端庄朴素的文风，尤其是在讽谏时，常常自觉采用一种委婉俯顺的文学手法，或是借用典故来表达对现实态度。这就是所谓的“中和之美”[15]。
道家学派以自然为人类理想的极至，认为天地自然不但隐含着至上的真理，同时也显现了“大美”。文艺的目的就应该是通过对自然的领悟和回归以达成对“万物之理”的体认和对现实人生的超越。道家推崇人的自然性情，认为只有真性情才有价值。《庄子·渔父》云：“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肯定人的自然性情，反对矫饰、做作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优良传统。
道家将“平淡”看是自然性情的极至。《老子》云：“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庄子·刻意》云：“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因为宇宙自然也就是以其无目的性来成就整个世界的，所以，只有平平淡淡，才能接近“道”的本体——“无”。自然的另一层含义是老子所谓的“大巧若拙”，认为艺术创造的极至是要在外在形式上达到不露人工的痕迹，要显出天然朴素的风格，“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庄子·天道》）。文学形式的平淡实际上是以语言的平易为特征的。庄子认为语言是文学的手段，不是文学的目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庄子·外物》）为了克服语言对传情达意的负面影响，就应该尽量淡化语言在文学创作中的显现程度。用最平淡最自然的语言来进行创作，则能容纳更为丰富的意蕴。
儒家美学思想和道家美学思想，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影响了古代文学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征。一般说来，儒家鼓励文学走向社会人生，强调文学的政治、教化功能，文学成了中国传统文人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重要手段。在形式上推崇端庄雅正、温柔敦厚的风格，讲求规矩法度。道家则主张文学从现实生活中超脱出来，在宇宙自然中寻求个体精神的自由，其内容主要表达由领悟自然而得到的欣喜。在形式上，道家文学既能表为冲淡清幽的意境，又能表现为恣意放达的兴味。正是在儒、道思想的共同影响下，中国文学才显得意蕴丰厚，摇曳多姿。
第四节 先秦文学的成就和地位
文学作为一种自觉的精神生产方式，在先秦阶段尚未出现。那些混合着各种精神活动的先秦文献，都非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文本，它们大多与宗教礼仪有关，但同时也是史学、哲学、文学文献。所以，我们讨论文学也不可能立足于纯粹的文学文本，而必须立足于既有文献，描述这些文献中的文学因素，以及文学发展的可能性。在此后的历史中，虽然出现了文学自觉，但文史哲难以截然分开的意识也一直对中国文学史有着影响，形成了一种较为宽泛的文学观念。
诗歌一种最为古老的文学样式，现在所知的最早的诗歌都与原始社会的巫术宗教有关。《礼记·郊特牲》记载了一首据说是出自于神农时代的《腊辞》，歌云：“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此外如《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载了一首不知时代的《驱旱魃咒》，以及《吕氏春秋·古乐篇》所记载的“昔葛天氏之乐”等，都是原始时代的宗教歌谣。在早期的巫术思维中，人们相信韵语能够传达一种神奇的法力，从而通过神灵达成人们的愿望。夏启时所传的“九歌”[16]，据《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是得之于天的，这应该是一首祭祀天神的歌谣。商代甲骨卜辞中就出现了简单的韵文，如：“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郭沫若《卜辞通纂》）而《周易》卦爻辞中则保存了很多的谣谚[17]，有人甚至认为这些歌谣是《诗经》的先驱[18]。此外，《诗经》中的五篇《商颂》，也有学者认为是商代的作品[19]。这五首诗歌主要是颂祖娱神，在叙事、抒情方面已经具有很高的表现技巧。由于诗歌起源的巫术宗教的性质，它在形式上是诗、乐、舞三位一体的。《礼记·乐记》云：“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即是强调三者在抒情活动中相辅相成的功用。春秋以后，随着宗教意识的淡薄，诗歌逐步从仪式中分化出来，可以独立吟诵。但诗终究和乐舞等艺术有着天然的联系。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主要收录了西周至春秋中叶五百年间的三百多首诗歌。这些作品都是乐歌，其中的《颂》诗之“颂”被解释为舞容，即说明它是用于各种仪式的歌舞曲。《诗经》的内容涉及到自王室、贵族到普通百姓的各方面生活，所产生的地域也十分广阔，表达了自然朴素而又端正和谐的思想感情。《诗经》抒情绵密深沉、隽永展转、婉转多姿，多采用复沓、比兴等艺术手法，语言生动精致、凝练整饬，体现了非常高超的艺术水平。《诗经》是中国诗歌史源头的闪亮的灯塔，它的情感特征、抒情方式对中国文化和中国诗歌史有着巨大的影响。战国时期，具有明显巫术宗教色彩的楚文化中，一方面使得楚国政治十分腐败，另一方面也培养了楚国文学艺术的浪漫精神。楚辞就是这一文化背景的产物。楚宗族重臣屈原身当宗国倾覆之际，又遭小人嫉害，被楚王贬谪，悲愤孤苦，便借鉴了当地民间祭祀歌的形式，抒发了自己的满腔愤懑之情，表达了对故国的眷念，和对楚国黑暗政治的痛恨，创为楚辞。楚辞在情感表达上委婉深致、缠绵悱恻、富有激情，而在诗歌表现方法上却多用神奇的想象和比喻，语言华丽、优美，显示出浪漫诡谲的风格特征。楚辞和《诗经》并为中国诗歌的两个源头，他们共同哺育了源远流长的中国诗歌。
文字的出现和成熟是散文发展的前提。中国散文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商代的甲骨文。甲骨文主要是对祭祀过程和结果的简单记录，出自巫史之手，虽然篇幅短小，但已经有了记言和记事的内容。《尚书》中的《商书》据说也出自商代。其中《盘庚》是较为可靠的殷人作品，它载录了盘庚迁都于殷时对世族发表的训辞，也是由巫史记录保存，文字古奥，意义清晰明了。西周时期，巫史广泛参与册封、锡命、纪功、赏赐等政治活动，文字的使用范围也得到扩大，散文所表达的内容也日渐丰富。一些钟鼎铭文开始讲求文章的体制和韵脚，篇幅见长。最长的《毛公鼎》铭文达497字，可见已成文章的规模。《尚书》中的《周书》反映了西周散文的最高成就。《周书》保留了周建国之初的很多文献资料，尤其是周公或成王对臣下的诏诰、训戒之辞。它们或总结历史教训，提出敬德保民、勤勉戒乐的治国的思想；或就事论事，说理透辟。《周书》议论、抒情、描写、叙事兼备，条理细密、出现了多种修辞方式，显示了文章在技法方面的成熟。
春秋时期，日趋混乱的社会秩序，使得史官和一些贵族士大夫产生了深深的恐惧，文化中的批判和反思精神陡然增强。如单穆公、州鸠、史伯、观射父、内史过、晏婴、季札等，都对礼乐或诗歌制度作出过一定的评论。由以史官载录为原始材料而编撰成的《春秋》，其基本精神是“道名分”（《庄子·天下篇》）。史官和贤人希望通过撰史的形式，本着礼乐精神，对春秋时代的社会现实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伴随《春秋》而起的“三传”：《公羊传》、《谷梁传》、《左传》，都是完整的史传著作。它们不但更直接地阐发了《春秋》的礼乐精神，同时也详细地再现了春秋时期的历史。它们历叙因果，描述场面，塑造人物，文字精确而富有表现力，显示了高超而精妙的文学技巧。《春秋》及其三传、《国语》等，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史传作品，是中国叙事文学的源头。此外，孔子和墨子（前468—前376）等还通过聚徒讲学等方式，传播、实践自己的政治理想，并留下了《论语》、《墨子》等散文著作。《论语》是孔子门人对孔子言行的记录，也集中体现了孔子的礼乐德治思想，是儒家学派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著作。其语录体的形制，能够充分表现出孔子谆谆教诲的声态，语浅意长，余味袅袅。《墨子》也是有感于世道的不义和混乱，他们站在平民立场，倡导一种平等、简朴、和平、宗教型的社会生活方式，其文章也显得十分自信，迂回从容却很有气势。此外，《老子》提出“无为而治”的社会政治理想，是道家学派的源头。这些著作是我国私家著述的先声。
战国时期，史官制度崩颓，士人走上了政治和学术舞台的中心，他们凭着自己对社会和人生的理解，或批评时弊，或阐述观点，并渐渐形成了各有特点的理论系统，从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他们著书立说，探讨了自然、社会、人生、政治、学理等各个方面的问题，所论述的深度也是罕见的。这其中，以道家的《庄子》、儒家的《孟子》和《荀子》、法家的《韩非子》以及纵横家最有影响。《庄子》在批判社会的同时，阐发了一种隐己于物、超然世外的自然旨趣。《庄子》文风飘逸、跌宕，意境精妙而微茫，结构似连若断，语言如诗，文学意蕴十分丰厚，被认为是战国文章的代表作品。《孟子》以关怀现实民生，宣扬王道仁政，并因为其昂扬激烈的人格力量而显示出壮大、刚直的文气，其文字于从容回转之中有着巨大的穿透力。《韩非子》推崇“法”、“术”、“势”，而蔑视传统的礼乐德治思想，创发出一整套为君主集权专制服务，为君臣政治斗争服务的学术。其文章也显得冷峻、劲直，多用比喻、寓言，有着强烈的论辩色彩。战国诸子文章显示了非常高的文学成就，他们立场各异，观点不同，精神气质也各有特点，这些都表现在他们的文章风格上。他们共同将散文艺术推上了一个高峰。诸子之外，一部分士人凭着自己的见识和口才，奔走于诸侯之间，合纵连横，扶危持倾，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而记录了他们言行的《战国策》一书，“务于合纵连衡，以攻伐为贤”（《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以奇计为先，言辞诡谲，不但在客观上记录了当时士人的精神面貌和历史进程，而且给我们留下了很有感染力的说辞，它们纵横议论、意气风发，极具个性，或汪洋恣肆，或精微诡异，也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中国文学自其发生始，在经历了漫长的酝酿、准备阶段，终于在春秋战国时期达到了第一个高潮。无论是《诗经》、楚辞，还是史传著作、诸子散文，都取得了非常高的艺术成就，并在内容、体制、风格等方面形成一种规范，被后人认为是学习的楷模。先秦文学是中国文学的源头活水，也是一杆标尺，它基本奠定了中国古代的文学观念和文学实践模式，因而受到极高的推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引导、校正着后世文学的发展方向，对后世文学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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