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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魏晋文学的社会环境
中国文学发展到了魏晋，它的精神与作家的创作态度，都发生了变化。这期的文学，形成一种自学的运动，重视文学价值和社会地位，探讨文学理论问题。
在这转变的过程中，文学逐渐摆脱经学的束缚，得到比较自由的发展。
△一、政治环境的混乱与恐怖
东汉末叶，政治上发生了激烈的动摇。由於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专横，外戚宦官的争权夺利，兼并土地，压榨人民，水利不修，水旱连年，使得广大人民，陷入饥饿流亡的绝境，终於爆发了以黄巾为首的农民大起义。接着是董卓、曹操的举兵，三国的混乱局面，因以形成。农民起义虽然失败，但在那二十多年间，攻打豪强贵族，捕杀贪官污史，向封建统治阶级展开了持久顽强的斗争，在历史上起了重要的推进作用。三国以后，接下去便是曹丕、司马两家的继续篡夺，贾后之乱，八王之乱，再加以北方外族的侵入，结果是怀帝、愍帝相继被虏，於是西晋便亡了。到了东晋，虽偏安一时，中经王敦、苏峻、桓玄之乱，造成了刘裕称帝的机会，东晋也就在这时告了结束。在这两百年中阶级矛盾与种族矛盾，非常尖锐。内祸外患，接踵而来，战乱饥荒，连续不断。人口锐减与人民流亡迁徒的情形，在古史上还可供给我们不少的材料。在政治派系对立与篡夺继续的专制政治环境下，文人是动辄得咎，命如鸡犬。东汉末年党祸的大屠杀，造成了极其恐怖的局面。再如孔融、祢衡、杨修、丁仪、丁е、何宴、嵇康、张华、石崇、陆机、陆€、潘岳、刘琨、郭璞等人的遇害，都是很悲惨的。难怪郭泰、袁闳、申屠蟠之流，住的住土穴，躲的躲树洞，都做了高士传中的高士。难怪魏、晋文人，故意装聋卖哑、寄情药酒，或文尚曲隐，或诗杂仙心，或挥麈以谈玄理，或隐田园而乐山水。这种环境对於文学的转变是很有影响的。
△二、儒学的衰微与玄学的兴盛
儒学在汉代虽盛极一时，到了魏晋，便呈现着极度衰微无力的状态。其原因：
一面是因其本身的堕落，无法维持人们的信仰；其次是受了时代动乱的影响，已失去封建统治力量的支持，它既不是利禄之门，也不是养生之道，因此无法维系人心。曹操一当权，便采取法治政策，尚刑名。他所需要的人才，是有治国用兵之术的权谋之士，看不起那些讲德行学问、重礼义名节的儒生，接二连三地下着求贤令、求逸才令，举士令，都是这种思想的表现。“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举士令）；又曹丕又与吴质书云：“观古今文人，类不获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进取之士未必有行、文人不获细行，这都不合於儒家的思想。傅玄在举清远疏中说：“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而虚无放诞之论，盈於朝野。”又鱼豢在儒宗传序中说：“从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怀苟且，纲纪既衰，儒道尤甚。......正始中，有诏议圜丘，普延学士，是时郎官及司徒领吏二万馀人，虽复分布，见在京师者尚且万人，而应书与议者，略无几人。又是时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馀人，其能操笔者，未有十人，多皆相从饱食而退。嗟乎！学业沉陨，乃至於此。”（全三国文）在这些言论里，正反映出当代思想界变化的实况。由於儒学的衰颓，儒家的原道、宗经的文学观点，就失去了对於文学的指导作用。曹操的文风，尚清峻、通脱，曹丕、曹植的诗文，渐趋华丽，陆机探讨创作规律及修辞技巧，以及葛洪论文不以德行为主，反对贵古贱今等，都与儒家的文学观念不同。正因如此，文学才能摆脱儒学的束缚，进入自觉的道路。
儒学衰微下去，继之而起的是老、庄思想。当时那些特权阶层的知识分子，面对着篡夺频仍、相互屠杀的政治环境，都想在老、庄的思想中寻求灵魂的寄托，寻求安身立命的理论。老、庄的虚无思想，也表现出对政治压迫、礼教束缚的反抗精神。他们看不惯也受不住那些人为的烦琐法度，和那种虚伪的忠孝仁义的儒家道德。他们梦想着回到原始的无争无欲的自然壮态去，追求逍遥清静的生活。
他们虽也反抗现实，批评现实，但在行动上却是消极地逃避现实，并不向黑暗现实作斗争。所以他们的学说，对於政治社会的改革，民生的救济，实际没有用处。
然而这种思想，却成为晋代一般文人精神上的灵药，在理论上加以解释和发展，成为当代的玄学。当时的名士，无不是在无为、无名、逍遥、齐物几种名理上用功夫。一方面是把经书玄学化，另一方面是把老、庄书加以解释和阐扬。何晏的论语集解，王弼的论语释疑，郭象的论语体略。王弼、韩康伯的注易，锺会的周易尽神论，阮籍的通易论，或是诠释，或是发挥，都是一种经书玄学化的工作。
至如老、庄书的注释和研究，那是晋代读书人的必修科目。据世说新语说，向秀、郭象们注庄子的时候，当时汪庄子的已经有了几十家，到后来，那数目自然是更多了。到了东晋，支道林开始用佛学来解释老庄，一时传诵。我们试看当日史传中称杨某人的学问。总是以“精老庄，通周易”为标准。因此老庄之学，一时披靡天下。当日名士，无不以谈玄成名，及至父兄之劝戒，师友这请求，都以推究老庄为重要事业。玄学的盛行，必然要影响到文学。在那一时期内诗文辞赋里，很多是表现玄风，或是辨析名理。如曹植的玄畅赋、释愁文、髑髅说，已开其端，嵇康的秋胡行、酒会诗答二郭、与阮德如、述志诗诸篇，倾向更为显明。再如张华、陆机、孙楚的诗篇，也时时露出道家的言语来。此后风气日盛，到了孙绰、许询，再加以佛理，诗就更枯淡无味了。诗品说：“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於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文心雕龙时序篇说：“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馀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檀道莺续晋阳秋也说：“正始中，王弼、何晏好庄、老玄胜之谈，而俗遂贵焉。至过江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询及太原孙绰转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辞，而诗骚之体尽矣。”（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这些批评都相当确切。
在这种环境下，当代的名士文人，大都反对儒家的传统道德和礼教，追求任达旷放的生活。不是服药，就是饮酒，以此来麻醉自己的神经，在消极方面，表示向封建统治者的反抗，和毁弃礼法的叛逆精神。
寒食散之方虽出汉代，而用得靡有传焉。魏尚书何晏首获神效，由是大行於世，服者相寻也。（世说新语注引寒食散论）
籍嫂尝归宁，籍相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辈设耶？”邻家少妇有美色，当墟沽酒。籍尝诣饮，醉便卧其侧。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
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识其父兄，径往哭之，尽哀而还。其外坦荡而内淳至，皆此类也。（晋书本传）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衣，诸君何为入我中？”（世说新语任诞篇）
诸阮皆饮酒，咸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杯觞斟酌，以大盆盛酒，围坐相向，大酌更饮。时有群琢，来饮其酒，或直接去其上，便共饮之。（晋书阮咸传）
何晏、王弼、阮籍、嵇康诸人，有自己的学问、见识、有自己的品质、精神，他们在各方面还有自己的成就，但那些徒有其表、华而不实的名士文人，必然流於放荡狂妄，丑态百出，造成不良的社会风气。
初至，属（胡母）辅之与谢鲲、阮放、毕卓、羊曼、桓彝、阮孚，散裸袒，闭室酣饮，已累日。逸将排户入，守者不听，逸便於户外脱衣，露顶於狗窦中，窥之而大叫。辅之惊曰：“他人决不能耳，必我孟祖也。”遽呼入，逐与饮，不舍尽夜，时人谓之八达。（晋书光逸传）
在这里正表现出所谓“八达”的真实面貌。所以干宝在晋纪总论里说：“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辨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士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葛洪也说：“蓬乱鬓，横挟不带，或亵衣以接人，或裸袒而箕裾。朋友之集，类味之游，莫切切进德，りり修业，攻过弼违，讲道精义。其相见也，不复叙离阔，问安否，宝则入门而呼奴，主则望客而放狗。其或不尔，不成亲至，而弃之不与为当党。及好会则狐蹲牛饮，争食竞割，掣拨淼摺，无复廉耻，以同此者为泰，以不两者为劣。
终日无及义之言，彻夜无箴规之益。”（抱朴子疾谬篇）这真是一幅晋代文人日常生活的漫画。文学是生活和思想的反映，在这样的生活思想基础上，文学必然离开现实，故当日作品，很少能反映出人民生活和思想感情。
△三、道教佛学的传布
道家道教这两个名词常有混淆，但意义很有区别。道家代表老庄一派的哲学，道教虽也奉黄老，却是一种宗教。道教的形成，始於汉末。一面因为结合当日阴阳迷信的思想，同时又袭取初欺输入的佛教形式。所以在汉明帝时代，黄、老、浮屠还是一种混淆状态。明帝永平八年答楚王英的诏中说：“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后汉书楚王英传）到了桓帝，在皇宫中正式设立了黄老、浮屠之祠。后汉书桓帝本纪论说：“饰芳林而孝濯龙之宫，设华盖以祠浮屠老子。”应着这种环境，於是译经的事业兴盛起来了。初期翻译经典的如支谶、安清之流，都是桓、灵时代的人。道教也因着社会动摇、人民困苦的环境，在乡村间宣传推动，张陵的五斗米道，张角的太平道，应运而生，形成道教的民间组织。
佛学初来中国，多系口传，国人尚难解其真义，於是与当日流行的道教，彼此混杂，互相推演。当时信教者都未能将佛道二教分辨清楚。因为当日那些名黄、老的方术道士，除讲服食导养丹鼎符之外，也讲神鬼报应祠祀之方，而佛徒最重要的信条为神灵不灭、轮回报应之说，又奉行斋戒祭祀，故双方容易调和，而成为一种佛道不分的综合形式。等到汉代末年，有安清、支谶、竺朔佛、康孟祥、竺大力诸人的译经，有牟子讨论佛义的理惑论，於是佛教本身的意义渐渐显明。同时，道教在民间很快地发展起来，基础也日趋稳固，成为民间信仰的宗教，对於当代的知识分子，也发生了影响。如葛洪我们不必说，就是嵇康、王义之之流，也是感染着道教的。其势力的传播，可知不仅限於民间。在这种变化时期，佛学也与玄学相辅而行，大为清谈之士所爱好，佛学的发展，又进展到一个新阶级。
魏、晋是政治混乱、阶级矛盾尖锐，而人民生活非常痛苦的时代，也正是合於宗教传布、发展的时代。遁世超俗之风日盛，出家为僧道的人也就日多了。
那一时期的佛经翻译，造成极盛的状况。如支谦、竺法护、僧伽跋澄、昙摩难提、竺佛念、鸠摩罗什、昙无谶诸人，都有很好的成绩。再如道安、支道林、慧远之流，也都是当日有名的高僧。他们不仅宣扬佛理，并且精通中国的哲学，所以为时流所敬重。佛徒在汉末三国时代，在读书界并没有地位，西晋时，渐露头角，阮瞻、庾凯与沙门孝龙为友，桓颖与竺法深结交，开了名士僧人结交的风气。到了东晋，此风日盛，僧人加入清谈，士子研究佛理，当日成为美谈。这种情况，不仅助长当日的玄风，在文学精神上也起了一些作用。追慕隐逸，向往山水，神鬼变异之谈，因果轮回之说，对於诗文、小说，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魏晋文学的精神，固然有反映现实、批判现实的积极意义（尤其是建安），但一般说来，特别是在晋代，文学呈现出比较浓厚的玄虚倾向，不少作品还表现着神秘虚无的色彩和种种复杂的情绪。作家们大都浮在上层，不能深入观察社会民生，而又受到政治环境和玄学清谈的种种复杂的感染，执笔为文，大都不敢正视现实，常是采用隐蔽的象征手法，表露出他们的精神苦闷和追求解脱的心情，曲曲折折地表达对封建政治、传统礼法的不满。有不少作家，把老、庄、的无为遁世，道教的神仙，佛教的厌世，各种思想一起揉杂起来，再借着古代许多神话、传说为材料，描出各种各样的玄虚世界。於是昆仑、蓬莱成了他们歌咏的仙境，人面兽身的西王母，变成了观世音，王乔、羡门、赤松子、河上公这些仙人逸士，都成为他们的人生理想。山海经、穆天子传变成了经典，招隐、游仙、饮酒、升天、采药、神女等等，成为当代文学中流行的题材。这种精神在晋代文学中，颇为显著，这是我们应当注意的。
○二 文学理论的建设
魏晋时代是文学的自觉时代。这一时代文学思想的特征，是摆脱儒家的束缚，探讨文学的特点和规律，明确文学观念，提高文学的价值和社会地位。关於文学理论的建设和文学批评的开展，都取得了成就。在这方面首先要注意到的是曹丕。
△典论·论文
典论·论文是我国最早讨论文学的专篇，在这篇论文里，曹丕发表了许多可贵的见解。他首先指出：由於文人相轻，故品评文学，难得持平之论。相轻的原因是：“夫人善於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
要“免於斯累”，必须具有“宪已以度人”的态度，必须克服“贵远贱近，向声背实，ウ於自见，谓已为贤”的不良习气。
其次，他本着文非一体，各有所长的原则，品评了建安七子的优劣得失，提出了文气之说。孟子说过“知言养气”，但还没有把气和文学紧密地联系起来。
以气论文，始自曹丕。“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至於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又说：“徐时有齐气”；“应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他所说的气，是才性和气质兼而有之，已初步接触到文学的风格和文学与天才的关系问题。所论虽还简略，但对后来的文论，有很大的启发和影响。
其三，他提出了文学的本同末异之说，根据文学的体裁和性质的特点，说明了不同的要求。“秦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他分文学作品为四科，与经、史、子的学术性著作分开了。奏议书论是散文，铭诔诗赋是韵文，所谓宜雅、宜理、尚实、欲丽、关於文学的体性和特征，说得相当概括。最后以“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之意作结，把文学的价值提到了很高的地位。
这与荀卿、王充诸人的观点很有不同。另外，他对屈原、贾谊和司马相如的评价，表现了很有眼力。
或问：“屈原、相如之赋孰优？”曰：“优游案延，屈原之尚也。穷侈极妙，相如之长也。然原据譬喻，其意周旋绰有馀度矣。长柳、子€意未能及也。”
（北堂书钞引）
余观贾谊过秦论，发周、秦之得失，通古今之滞义......斯可谓作者矣。（太平御览引）
对於屈原、相如的作品，就其内容和写作精神，指出他们的优劣，对於贾谊的散文，内容与形式兼顾，予以较高的评价，这都是可取的。
△文赋
自曹丕开了论文的风气，继续着这种工作的人就多起来了。曹植的与杨德祖书，应的文质论，都是论文的文章。不过这些没有什么新颖的论点，略而不谈，我们现在要注意的，是西晋陆机的文赋。
文赋是魏晋时代文学理论中的重要著作。它详细地阐述了文学创作过程中的许多问题，论述了文章的利病得失，提出了文学的内容与形式的相互关系，文学的感兴、想像和独创，以及文学的体裁等等，涉及的范围，甚为广泛，其中有许多精制的见解。文赋是魏、晋文学自觉时代的产物，在曹丕的典论、论文的基础上，向前跨进了一大步，对於刘勰的文学理论，有很多的启发和影响。
△一、内容形式的并重
关於文赋，首先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文学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汉儒的文学观念，着重内容，所以强调义理。陆机觉得文章的内容虽是可贵，但其形式也不可忽略。他说：“理扶质以立，文垂条而结繁。”又说：“辞程才以效伎，意司契而为匠。”又说：“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刑。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他主张文学的理意固然重要，修辞也同样重要，就是在声律方面，也要给以音乐的美感。他在赋前说过：“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物是客观现实，意是作者头脑中的思想，文是表达这种思想的语言。要注意形式，其目的是要“逮意”和“称物”。他在这里是把外物、内思和形式结合在一起的。但由於他片面强调感情和重视形式的绮靡，容易使人忽视诗歌的思想内容，而助长浮艳的诗风，实际已起了这样的坏影响。
△二、感受和想像的重要
文学首先要重视内容和形式，但在创作中必须重视感兴和想像。他说：“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游文章之林府，嘉丽藻之彬彬。慨投篇而援笔，聊宣之乎斯文。”四时叹逝，是由於自然界不同的刺激，万物思纷，是社会事物的感受，都能丰富生活，激发文思，再加以古典优秀作品的学习和启发，对於创作就起了感兴作用。到这时候援笔作文，便可达到如他所说的“思风发於胸臆，言泉流於唇齿，文徽徽以溢目，音冷冷而盈耳”的境地。若作者不观览万物，就不能丰富生活；不钻研古籍，就难於提高写作技巧。一为物的感受，一为学的修养，这是文学创作的重要基础。如果没有这种基础，而一定要无病呻吟，其结果必然是他所说的“六情底滞，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的状态了。
感受以外，关於文学的想像，文赋中也作了很好的叙述。文学创作虽贵在取材於现实，但必得想像力的组织与创造，始能提高艺术的成就。“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旁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情瞳龙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观古今於须臾，抚四海於一瞬。......罄澄心以凝思，眇众虑而为言。
笼天地於形内，挫万物於笔端”。在这里，陆机描写了想像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作用和力量。一个作家真能具有这种丰富的想像，作品必然更有感染人心的力量。
正因作者在这方面有这样的体验，所以对於创作中的构思过程特别重视，也写得较为透辟。
△三、贵独创、所模拟
文学作品贵有独创精神。抄袭模拟的东西，无论技巧怎样高明，总是价值不高，不能为人所重视。陆机对於这一点，说得非常清楚：“虽杼轴於予怀，怵他人之我先，苟伤廉而衍义，亦虽爱而必捐。”又说：“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谢朝华於已披，启夕秀於未振。”所谓谢已披之华，启未振之秀，就是要发古人之所未发，言前人之所未言，若一味模拟前人，就是伤廉衍义了。
另外，他和了较多的篇幅，论述了写作技巧和文章的利病，内容形式兼顾，颇多善言。论文体例举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十体，辨明性质，说明特点，较之典论论文的四科，又有了发展。陆机的文赋，内容丰富，文辞工丽，价值在其诗歌之上。
自曹丕、陆机开了论文的风气，当代专门论文的著述和文集编篡的书，也渐渐地多起来了。挚虞的文章流别志论、文章流别集，李充的翰林论等书都是重要的文献，可惜都已失传。现所见者多为零篇短语，乃后人所辑录。大抵挚虞所论，厚古薄今，强调儒道，尊四言而薄辞赋。李充则不分今古，对孔融、嵇康、曹植、陆机之作。颇多推崇。因他们留存的著作不多，不能详论。自陆机以后，在晋代文学理论建设上具有成就的是葛洪。
△葛洪
葛洪（二八三～三六三）字稚川，丹阳句容（今属江苏）人。少以儒家知名，后好神仙导养之术，崇信道教。除诗赋外，有抱朴子。自叙云：“其内篇言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祸之事，属道家。其外篇言人间得失，世事臧否，属儒家。”他虽是一个道教徒，但同时又是一个渊博的学者。他虽以儒家自，他的文学思想，实际和儒家和正统观念不同。他有时很尊重王充、陆机，故其文学思想的某些方面，也感受王、陆的影响。
△一、德行文章并重
儒家的传统观念，把德行看为根本，文章看为枝末。文章再做得好，也只是骋辞耀藻，无补救於得失。葛洪却大胆地推翻了这种理论。他说：“且文章之与德行，犹十尺之与一丈，谓之馀事，未之前闻。......且夫本不必皆珍，末不必悉薄。譬若锦绣之因素地，珠玉之居蚌石，€雨生於卢寸，江海始於咫尺尔。则文章虽为德行之弟，未可呼为馀事也。”（尚博篇）文章与德行，犹如十尺一丈，应当同时并重。天地万物各有其德行实用，也各有其文彩光辉。若只重其一面，而忽视另一面，他认为是错误的。并且他还进一步说：“德行为有事，优劣易见；文章微妙，其体难识。夫易见者粗也，难识者精也。夫唯粗也。故铨衡有定焉；夫唯精心，故品藻难一焉。”（尚博篇）德行见於行为，容易看出，文学出於创造，其术难精。他这种精粗的议论，已经接触到生活与艺术的关系和特点问题，他不但推翻了历来不敢动摇的德本文末的传统观念，而且也提高了文学的价值和地位，发展了曹丕、陆机的理论。
△二、反对贵古贱今
儒家还有一个传统观念，认为什麽东西都是今不如古，养成一种自卑的拜古心理。称帝王必曰尧、舜、称圣人必曰周、孔，称文必讲尚书，称诗必道三百篇。
他们的理由，是“古之著书者，才天思深，故其文隐而难晓；今人意浅力近，故露而易见。以此易见，此彼难晓，犹沟浍之方江河，虮垤之并嵩岱矣。”（钧世篇）葛洪觉得这种意见是大错的。又说：“盖往古之士，匪鬼匪神，其形器虽治铄於畴曩，然其精神布在乎方策。情见乎辞，指归可得。”他首先要破坏那种目崇拜古人的心理。古人并不是鬼，也不是神，他也同我们一样，是一个普通人。
他们作品的精神，我们还可以见其情意。这种积极的解放精神是非常可贵的。至於说古文隐而难晓，今文露而易见，这不是古文优於今文的标准，反是今文优於古文的证据。并且古文的隐而难晓，只是时代、语言变迁的原因，与才大思深并无关系。今文浅显美丽，正是文学进化的结果。故他说：“且古书之多隐，未必昔人故欲难晓。或世易语变，或方言不同，经荒历乱，埋藏积久，简编朽绝，亡失者多。或杂续残缺，或脱去章句，是以难知，似若至深耳。”又说：“且夫古者事事醇素，今则莫不雕饰，时移世改，埋自然也。”他用时代变迁说明文学的发展，用言语不同、章句残缺种种合理的见解，来说明古今文章不同的原因，极富於科学精神，比起儒家那种盲目的拜古主义来，是要高明得多了。
他根据文学发展的原则，断定今文不仅不劣於古文，今文反比古文进步，他说：“且夫尚书者政事之集也，然未若近代之优文诏策军书奏议之清富赡丽也。
毛诗者华彩之辞也，然不及上林、羽猎、二京、三者之汪灭博富也。......其於古人所作为神，今世所著为浅，贵远贱近，有自来矣。故新剑以诈刻加价、弊方以伪题见宝也。是以古书虽质朴，而俗儒谓之堕於天也，今文虽金玉，而常人同之於瓦砾也。”（钧世篇）他这种摆脱儒家传统的精神是好的，但说诗经不如汉赋，说三百篇不如夏侯湛、潘岳的补亡诗，那就专着眼於文华，为形式主义文风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 魏晋小说
魏晋时代的玄风，特别是道、佛二教的迷信色彩，在这一时期的小说里得到了反映，神鬼灵异之谈，几乎成为小说的主要内容。我国小说起於古代的神话传说，由於神话传说的不发达，小说的形式和发展，也较为迟缓。在山海经、穆天子传里，虽包含了一些神话传说的故事，但只能看作是小说的素材，还不能算作是小说。山海经多起异物奇迹，形成简短，后来的神异经、十洲记与比略同。穆天子传记周穆王登昆仑山会见西王母故事，较有系统，对后来的神仙道术之书，颇有渊源。在我国古代，“小说”这个名词的概念，同我们今天所讲的很不相同。
庄子所说的“饰小说以干县令，其於大达亦远矣”（外物），其意是指琐屑之言，并不是一种文学形式。桓谭所说：“若小说家合残丛小语，近取譬喻，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文选杂体诗三十首李善注引新论）我国古代小说，大都是这种样子。到了班固的艺文志，虽特别看小说家不起，但在诸子略的末尾，附存其目。得小说十五家，共一千三百八十篇，这数目不能说少。班固说：“小说家者流，盖出於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他下的小说定义，和桓谭很相像。他后面加上去的那一点批评，也正是我国旧社会正统派文人对於小说一般的意见。
汉代小说的篇目虽有那麽多，可是到梁时只有青史子一卷，到隋时连这一卷也佚子。然据班固所注，则诸书大抵或古人，或记古事。由太平御览所引的鬻子，大戴礼记所引的青史子的零篇看来，或言战争，或言礼制，实在不成为小说。
除此以外，现存的汉代小说，如名东方朔的神异经、十洲记，名班固的汉武帝故事、汉武帝内传，名郭宪的洞冥记，名刘歆的西京杂记诸书，大都是魏、晋人所作。由此看来，论中国的小说，应当从魏、晋开始。
魏、晋的神怪小说，是方士思想和道佛迷信的反映。或出文人，或出教徒，大都把古代的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揉杂组合，予以灵性和美化。鲁迅说：“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讫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其书有出于文人者，有出于教徒者，文人之作，虽非如释道二家，意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为小说，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中国小说史略）在这里正说明了当代神圣小说兴盛起来的社会原因。
古书里如山海经、穆天子传中所记载的各种神灵，都只说其奇怪凶猛，但到了这一时期，经了文人方士的想像组织，都加以聪明的灵性和美丽的面貌了。如西王母在山海经里有一个人面兽身的可怕的怪物：
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处之。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辄然。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此山万物尽有。（大荒西经）
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西山经）
这种人兽合成虎齿豹尾穴居野处的怪物，是很可怕的；但到了汉武帝内传、汉武故事，西王母变成人人喜爱的仙姑美女了。
到夜二更之后，忽见西南如白€起，郁然直来，径趋宫庭，须臾转近。闻€中箫鼓之声，人马之响。半食顷，王母至也。县投殿前，有似鸟巢。或驾龙虎，或乘白麟，或乘白鹤，或乘仙车，群仙数千，光曜庭宇。既至，众官不复知所在，唯见王母乘紫€之辇，驾九色斑龙。......王母唯扶二侍女上殿。侍女年可十六七，服青绫之，容眸流盼，神姿清发，真美人也。王母上殿，东向坐，著黄金褡衤属，文采鲜明，光仪淑穆，带灵飞大绶，腰佩分景之剑，头上太华髻，戴太真晨婴之冠，履玄凤文之鸟，视之可年三十许，修短得中，天姿掩蔼，容颜绝世，真灵人也。（汉赋帝内传）
汉武帝内传描写汉武帝从初生到崩葬时的故事，四库提要说是魏晋人所作，宋晁载之续谈助卷一引张柬之语云：“昔葛洪造汉武内传、西京杂记，虞义造王子年拾遗录，王俭造汉武故事，并操觚凿空，恣情诞，而学者耽阅，以广闻见，亦各有志，庸何伤乎。”（跋洞冥记）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考证汉武内传为晋代葛洪所作，引证详备。“日本人藤原佐世见在书目杂传内，有汉武内传二卷，注云：葛洪撰。佐世书著於中国唐昭宗教，是必唐以前目录书有题葛洪撰者，乃得据以著录，是则张柬之之言，不为单交孤证矣，”（卷十八，子部九）这是一条很有力的证据。葛洪信道教，喜言神仙，文笔清丽，喜造伪书，他写这类作品，极为合。我认为西京杂记、汉武帝内传和汉武故事，可能都出於葛洪之手。张柬之谓汉武故事，为南朝王俭所作，未必可信。
汉武帝内传已经脱离那种残丛小语的形式，能用想像力把故事组织起来，成为一个长篇。其中如叙王母下降一段，文字美丽，描写也细致活泼，开后代小说的先声。但我们要注意的，除了文学描写以外，便是从前那种人兽合一的王母，到了当代人的笔下，穿起了文化的衣冠，戴了珠宝的首饰，成了天姿掩蔼容颜绝世的仙女，在这里正表现了当代文学的玄想精神。汉武帝故事的内容和这一篇大致相同，但文字稍逊。
描写神仙以外，写鬼的也很多。列异传三卷，隋志云魏文帝撰，一作张华撰。
其中都是叙鬼物怪异之事。文中有甘露年间事，在文帝后，或后人有所增益。现此书已亡，法苑珠林、太平御览、太平广记诸书中，俱有引录。
南阳宗定伯，年少时，夜行逢鬼。问曰：“谁？”鬼曰：“鬼也。”鬼曰：
“卿复谁？”定伯欺之，言：“我亦鬼也。”鬼问：“欲至何所？”答曰：“欲至宛市。”鬼言：“我亦欲至宛市。”共行数里，鬼言：“步行大亟，可共迭相担也。”定伯曰：“大善。”鬼便先担定伯数里。鬼言：“卿大量，将非鬼也？”
定伯言：“我新死，故重耳。”定伯因复担鬼，鬼略无重。如其再三。定伯复言：
“我新死，不知鬼悉何所畏忌？”鬼曰：“唯不喜人唾。”於是共道隅水，定伯因命鬼先渡，听之了无声。定伯自渡，漕ㄘ作声。鬼复言：“何以作声？”定伯曰：“新死不习渡水耳。勿怪。”行欲至宛市，定伯便担鬼至头上，急持之。鬼大呼，声咋咋索下，不复听之。径至宛市中，著地化为一羊，便卖之。恐其便化，乃唾之，得钱千五百乃去。於时言：“定伯卖鬼，得钱千五百。”
此文见法苑珠林、太平御览及太平广记笔书，但文字各有不同。上文根据鲁迅辑的古小说钩沉。内容虽为写鬼，而其特点乃是写人与鬼的斗争，写人不怕鬼，而终於胜利。这种精神在当日的鬼怪故事里是很可贵的。
当代的小说，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干宝的搜神记。干宝字令升，新蔡（今属河南）人。家贫好学，先为史官，后官至散骑常侍。著晋纪二十卷，时称良史。
但好阴阳术数，言神仙五行，亦时杂佛说。著有搜神记，今存二十卷。自序中说：
“今之所集，设有承於前载者，则非余之罪也。若使采访近世之事，苟有虚错，愿与先贤前儒，分其讥谤，及其讥谤，及其著述，亦足以发明神道之不诬也。”
可见其作书之意。其中虽多神鬼怪异之谈，但有一些民间传说故事，甚为优秀，故其价值在当代志怪书之上。如韩恁夫妇、干将莫邪、董永、天上玉女、吴王小女、李寄杀蛇等篇，揭露了封建统治者压迫人民的残暴罪行，歌颂了人民的纯洁爱情和他们对压迫者、对迷信思想的反抗精神，通过丰富巧妙的幻想，反映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愿望。这些故事，广泛流传民间，内容富於现实意义，即在形式结构方面，已具小说规模，同那些残从小语的一般形体，大不相同了。
东越闽中，有庸岭，高数十里。其西北隙中，有大蛇，长七八丈，大十馀围，土俗常惧。东治都尉及属城长吏，多有死者。祭以牛羊，故不得福，或与人梦，或下谕巫祝，欲得童女年十二三者。都尉令长，并共患之，然气厉不息。共请求人家生婢子，兼有罪家女养之。至八月朝祭，送蛇穴口，蛇出吞啮之。累年如此，已用九女。两时预复募索，未得其女。将乐县李诞家有六女，无男。其小女名寄，应募欲行，父母不听。寄曰：“父母无相，惟生六女，无有一男，虽有如无。女无缇萦济父母之功，既不能供养，徒费衣食，生无所益，不如早死。卖寄之身，可得少钱，以供父母，岂不善耶？”父母慈怜，终不听去。寄自潜行，不可禁止。寄乃告请好剑及咋蛇犬，至八月朝，便诣庙中坐，怀剑将犬。先将数石米，用蜜灌之，以置穴口，蛇便也，头大如，目如二尺镜，闻香气，先食之。寄便放犬，大就啮咋，寄从听斫得数创，疮痛急，蛇因踊出，至庭而死。
寄入视穴，得其九女髑髅，悉举出，咤言曰：“汝曹怯弱，为蛇所食，甚可哀愍。”
於是寄女缓步而归。越王闻之，聘寄女为后，拜其父为将乐令，母及姊皆有赏赐。
自是东治无复妖邪之物其歌谣至今存焉。（李寄杀蛇）
这是一篇很好的小说，也是一篇优美的散文。语言简朴，叙事生动。结构完整，情节丰富，很能引人入胜。李寄的勇敢、机智、反迷信、为人民除害的精神，写得非常鲜明，在当代的志怪小说中，富有积极的社会意义。
搜神记以外，其他如神异经、十洲记、洞冥记，张华的博物志，陶潜的搜神后记，荀氏的灵鬼志，祖冲之的术异记等书，或为伪，或存或亡，或有增删，其中内容，大都是谈神说鬼，叙述奇异的山川草木而已。价值都在搜神记之下。
唯葛洪的西京杂记，多述大事，文笔焦洁。其中写王昭君、司马相如这些历史人物的故事，略具短篇小说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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